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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斯德小传：
杨斯德，1921年11月生于山东省滕州市。1938年3月参加鲁南人民抗日义勇军，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苏鲁支队、团、军分区敌工股长，兼诸、胶、高办事处副主任，胶东军区联络科长、副部长，纵队联络兼民运部长。战争年代，曾秘密作为陈毅将军的代表，做策动国民党军队起义工作，在解放赣榆、莱芜战役和淮海战役中，作出了重要贡献，多次荣立战功。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陆军、空军师副政委、政委；并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后调任总政治部某部任副部长、福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总政治部某部部长，1964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后任中共中央台办主任。中共十三、十四大代表，全国政协第七、八届常委，全国政协台港澳侨联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1998年78岁时离休。现任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高级顾问、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顾问、中国老年书画家协会顾问等职。
老将军的两次美满婚姻
口述 杨斯德
整理 黄进琪
我一生结过两次婚。第一次是在战争年代的1949年，夫人是华东野战军13纵队文工团分队长王澄明。第二次是1994年，夫人是中日合资山王齿科有限公司总经理夏南。我的两次婚姻都非常美满。
（一）
战地相逢一见倾心
1947年初冬，我华东野战军计划在胶东海洋县发动“海洋战役”，围歼国民党47军。那时我任华野山东第13纵队政治部民联部部长，时年27岁。战前，我到39师检查战备工作。该师联络科科长王杰山是我的老战友，他十分关心我的婚姻问题，经常说要给我介绍个对象。一天傍晚，王科长把该师文工团的三位女团员领来，带到我住的村庄，目的是让我看一看，喜欢哪一位姑娘。三位年轻的姑娘，都是青春年华，穿着合体的军装，一色的齐耳短发，朝气蓬勃，飒爽英姿。我当即一眼看中了王澄明。当年她21岁，身高约有1米7，亭亭玉立，皮肤白皙，特别水灵。第一次见面，交谈起来就很有共同语言，真可谓“一见倾心”。此后，王澄明被调到纵队文工团任分队长。由于战事频繁，我们部队南征北战，居无定所，王澄明也经常有演出任务，四处奔波。为此，我俩一年多没有联系。
1948年11月，我作为华野陈毅司令员的代表，被秘密派往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做策反工作。淮海战役初期，我带领起义部队开进我根据地。一天清晨，我踏着晨露在南岭地区的一个村头散步时，迎面巧遇王澄明。当时她惊诧大于喜悦，望着一身国民党少将军装的我，带着疑惑的目光问我：“你是杨部长吗？”我连忙回答说：“是啊！”
我给她说明了正在执行策反工作的特殊使命。澄明告诉我，她因为近来身体不适，作为13纵队的留守人员，恰好也在该村。真是有缘啊！战地相见格外亲，我俩互诉了别后苦苦的相思情。
当时我们商定，待我军打过长江，全国解放后就结婚。我们聊了一会儿，就匆匆分手了。
南京解放喜结良缘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我被任命为102师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49年4月21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强渡长江，我率部参加了渡江作战。4月25日，南京解放。我任南京警备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不久，提任南京警备区政治部副主任。1949年6月，经13纵队周志坚、廖海光两位首长批准，王澄明被商调至南京警备区文工团任政治指导员。
1949年开国大典前夕，在34军政委兼南京警备区政委赵启民等首长的关怀下，我和在南征北战、枪林弹雨中相识相恋的革命战友王澄明喜结良缘。那时，南京刚解放不久，条件十分艰苦，我们只是在南京机场边借了一间民房，一没有婚礼，二没有请客，三没有互赠信物，将各自的行李搬到一起就把婚结了。我们是一对真正的革命夫妻，婚后虽然生活清苦，但感到十分幸福。
1952年，我奉调上海虹桥空军第21师任政委，王澄明也随我到上海，在空军干部部当干事。在南京时，我们有了长子伯宁、次子仲伟，到上海后又生下了女儿莉莉。澄明既要工作，又要抚养孩子、料理家务，里里外外忙得不亦乐乎。我刚到新单位，情况不熟，工作特忙，家里的事一点也顾不上，心里很内疚。每次我回家，看到她疲倦的样子，总是心疼地抚摩着她的手说：“澄明，真是苦了你了，我欠你太多了。”
1953年，抗美援朝胜利，我奉调总政联络部工作，先后任处长、副部长、部长。王澄明随调来北京。由于长年劳累，积劳成疾，她到北京不久，就发现患了心脏病，住进阜外医院治疗了三个月。王澄明虽然身体欠佳，但上进心很强。她从小读书不多，为了适应工作的需要，主动要求到总政良乡速成中学培训了一年，达到了高中文化程度。
“文革”磨难爱情坚贞
1955年，王澄明转业北京工作，被分配担任774厂组织部副部长兼人事科科长，她倾力研究干部和人事工作，在该厂的《干部工作手册》中有她的《专论干部工作的心得体会》的文章。她忠于职守，严于律己，工作勤奋敬业，曾多次受到厂党委的奖励。
王澄明出身于破落的地主家庭，哥嫂是小工商业者，父亲早年去世，她随继母长大。我们调北京后，就把澄明的母亲接来和我们同住。在“文革”中，我俩都受到冲击和迫害，当时我任总政联络部副部长，被总政的造反派冠以“里通外国”等5顶帽子而打倒，监禁达5年之久。造反派强迫我将岳母送回老家，她老人家独自一人挣扎着回了山东，不到一个月就去世了。后来造反派又逼迫澄明与我离婚，王澄明面对造反派的淫威，义正辞严地责问：“我老公究竟犯了什么罪！我不相信他是反革命，我决不离婚。”遭到澄明严厉拒绝后，造反派小会斗、大会批，进行无休止的人身攻击……王澄明精神完全崩溃，吞服大量安眠药含冤自杀，幸被小女杨冬妮及时发现，送协和医院抢救，才得以脱险。出院后，774厂的造反派仍不放过她，继续批斗，隔离审查有5年之久。这造成她患上精神错乱、脑血栓、心脏病等多种疾病。可怜的王澄明在关押期间，没有一个人去看望、照顾她。直至粉粹“四人帮”，她获得自由，孤身一人回到家中。
澄明最难能可贵的是，她虽然精神失常，但政治上始终立场坚定，始终如一地热爱祖国，拥护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洁身自好，保持革命晚节，正确对待“文革”中所受到的一切磨难和迫害，直至临终，毫无怨言。
1971年“9•13”事件后，我得到彻底平反，回到亲人的身边。回家看到澄明患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心脏病、高血压等，多种疾病折磨着她，心里十分难过。在此后的20多年里，我们老两口患难与共，相扶相依。1994年6月6日，爱妻澄明不幸病故，享年68岁。
（二）
我现在的妻子夏南，是一家中日合资公司总经理。
书香门弟孝心少女
夏南，浙江嘉善人，1948年8月出生于江南鱼米之乡。祖父夏亭轩，曾是清朝的外交官，后任清华大学教授。父亲夏季翔，南开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回国后任铁道部高级工程师，曾参加修建成渝铁路。父亲正直、爱国；母亲丁效梅，慈爱、善良，不幸早年病故。为抚育独生女夏南这个掌上明珠，其父未再娶。夏南从小就聪慧伶俐，好学上进。父亲的谆谆教诲使夏南得到健康成长。“文革”中，夏季翔受到造反派冲击，被逼着要到北京东城区内务部街挖防空洞，进行“劳动改造”。年逾花甲的夏老哪里干得动挥锹挖土、运送砖坯的繁重活儿？正在高中读书的夏南挺身而出，愿替父“劳改”。她并以父亲耳聋为由，替父亲出席揪斗批判会。夏南就是以这种特殊方式在行孝道。
慎重择偶幸福再婚
澄明病故后，我沉浸于悲痛之中。许多老战友和孩子们，为使我早日从悲痛的阴影中走出来，劝我再找一伴侣。这时，抗美援朝时的老战友林诗中，介绍我认识了夏南。当年夏南45岁，我已72岁，我比夏南年长27岁。孩子们知道后，为了我晚年的幸福，专门召开了家庭会议，拟定了择偶条件。第一，60岁以上、40岁以下的不考虑。第二，首长和部属的遗孀不能找。第三，女方身体一定要健康。夏南的年龄，虽然符合我们拟定的择偶条件，但在商讨时，孩子们仍有诸多顾虑：一是感到年龄相差太大；二是夏南任中日合资公司总经理，工资待遇比我高，她也有车；三是我与夏南的身体条件相差较大，我的身体不如夏南好；四是夏南不仅品貌秀丽、端庄，而且很有气质，很有风度。孩子们说，夏南条件比我优越得多，怕靠不住。他们提出各种疑问后，大主意让我自己拿。但丑话说在前，一旦结了婚，出了问题，他们就是想救我也救不了！
我分析了孩子们的意见后，还是选择了夏南同志。因为经朋友介绍认识后，我就喜欢上了她。当然，在正式确定关系前，我通过组织对她进行了外调、考查。夏南长期在企业担任领导职务，廉洁奉公，生活作风正派，更无经济问题。考查的结果很理想。夏南也通过她的朋友，了解了我的情况。总之，我们双方都是极其严肃认真的。
婚前，我俩工作都很繁忙，只是在电话里互致问候。我很认真地问夏南：“你还有什么要求与愿望，尽管说。”她诚恳而认真地回答我：“其它没什么要求。如果说有要求的话，婚前想到已故的王澄明大姐墓地上去祭奠她。”听着她这样的“要求”，我握着电话，半天说不出话来。从而，我更加深信夏南是一位通情达理、深明大义的好女子。我强忍着激动的心情喃喃地说：“婚前不要去了，结婚后再去吧！”
1994年10月22日，我和夏南结婚时，我在国内的几个儿女都来为我祝福。婚前，我的几个孩子轮流请夏南吃饭。我的大女儿杨莉莉，专程从美国洛杉矶飞回北京，忙碌着打扫卫生，布置新房，安排婚事。莉莉亲生女似的真诚友好相待使得鼓着很大勇气再婚的夏南十分感动，倍感温馨。
婚后不到一周，夏南就陪我到“福田公墓”祭奠澄明。事后，当我问及她婚前何故只有这么一个心愿时，她由衷地回答：“澄明大姐，是位令人尊敬的革命老大姐，大姐在我前面进入这个家，对咱们这个家有重大贡献。我永远敬重她。”
互敬互爱相依相伴
艰苦的战争年代和“文革”的磨难，使我患了严重的过敏性支气管哮喘病，在冬季严寒天气经常发病，严重发作时，曾窒息昏厥过5次。而在我和夏南结婚后的10多年中，我的哮喘病一次也没发作过，因为夏南给我制定了一套穴位按摩法，坚持每天全身特别是足底穴位的按摩，奇迹般地控制了我的哮喘病的发作。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999年盛夏，一天凌晨，夏南突然胆结石急性发作，胆囊部位疼痛难忍，高烧40度不退，经医院确诊为胆结石急性胰腺炎，病情十分危急。医生与我商量，说要用一种德国进口药，4000多元一支，得连用几天。我当时坚定地说：“再贵也要用，人一定要抢救。”因为用药及时，抢救得力，病情很快得到控制，并及时施行了胆囊全切手术，住院两个月就完全恢复了健康。
我的孩子们对待夏南也胜如亲人。为了让我们过上舒心的晚年生活，他们想得很周到。2000年，几个孩子悄悄地集资，在京郊昌平买了一套带有小花园的房子，那里远离都市，空气清新，环境幽雅，让我闲时可去小住几天。孩子们说：“老爸能有今天的好身体，都归功于夏南同志；老爸今天过得这么好，都是夏南同志照顾得好，甚至原来母亲没有给予老爸的，现在夏南同志都给了他。”夏南听后感动地说：“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同样的，原来澄明大姐没能享到的福，我却都享受到了。我感到今生真幸福！”
杨斯德，1921年11月生于山东省滕州市。1938年3月参加鲁南人民抗日义勇军，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苏鲁支队、团、军分区敌工股长，兼诸、胶、高办事处副主任，胶东军区联络科长、副部长，纵队联络兼民运部长。战争年代，曾秘密作为陈毅将军的代表，做策动国民党军队起义工作，在解放赣榆、莱芜战役和淮海战役中，作出了重要贡献，多次荣立战功。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陆军、空军师副政委、政委；并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后调任总政治部某部任副部长、福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总政治部某部部长，1964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后任中共中央台办主任。中共十三、十四大代表，全国政协第七、八届常委，全国政协台港澳侨联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1998年78岁时离休。现任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高级顾问、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顾问、中国老年书画家协会顾问等职。
老将军的两次美满婚姻
口述 杨斯德
整理 黄进琪
我一生结过两次婚。第一次是在战争年代的1949年，夫人是华东野战军13纵队文工团分队长王澄明。第二次是1994年，夫人是中日合资山王齿科有限公司总经理夏南。我的两次婚姻都非常美满。
（一）
战地相逢一见倾心
1947年初冬，我华东野战军计划在胶东海洋县发动“海洋战役”，围歼国民党47军。那时我任华野山东第13纵队政治部民联部部长，时年27岁。战前，我到39师检查战备工作。该师联络科科长王杰山是我的老战友，他十分关心我的婚姻问题，经常说要给我介绍个对象。一天傍晚，王科长把该师文工团的三位女团员领来，带到我住的村庄，目的是让我看一看，喜欢哪一位姑娘。三位年轻的姑娘，都是青春年华，穿着合体的军装，一色的齐耳短发，朝气蓬勃，飒爽英姿。我当即一眼看中了王澄明。当年她21岁，身高约有1米7，亭亭玉立，皮肤白皙，特别水灵。第一次见面，交谈起来就很有共同语言，真可谓“一见倾心”。此后，王澄明被调到纵队文工团任分队长。由于战事频繁，我们部队南征北战，居无定所，王澄明也经常有演出任务，四处奔波。为此，我俩一年多没有联系。
1948年11月，我作为华野陈毅司令员的代表，被秘密派往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做策反工作。淮海战役初期，我带领起义部队开进我根据地。一天清晨，我踏着晨露在南岭地区的一个村头散步时，迎面巧遇王澄明。当时她惊诧大于喜悦，望着一身国民党少将军装的我，带着疑惑的目光问我：“你是杨部长吗？”我连忙回答说：“是啊！”
我给她说明了正在执行策反工作的特殊使命。澄明告诉我，她因为近来身体不适，作为13纵队的留守人员，恰好也在该村。真是有缘啊！战地相见格外亲，我俩互诉了别后苦苦的相思情。
当时我们商定，待我军打过长江，全国解放后就结婚。我们聊了一会儿，就匆匆分手了。
南京解放喜结良缘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我被任命为102师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49年4月21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强渡长江，我率部参加了渡江作战。4月25日，南京解放。我任南京警备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不久，提任南京警备区政治部副主任。1949年6月，经13纵队周志坚、廖海光两位首长批准，王澄明被商调至南京警备区文工团任政治指导员。
1949年开国大典前夕，在34军政委兼南京警备区政委赵启民等首长的关怀下，我和在南征北战、枪林弹雨中相识相恋的革命战友王澄明喜结良缘。那时，南京刚解放不久，条件十分艰苦，我们只是在南京机场边借了一间民房，一没有婚礼，二没有请客，三没有互赠信物，将各自的行李搬到一起就把婚结了。我们是一对真正的革命夫妻，婚后虽然生活清苦，但感到十分幸福。
1952年，我奉调上海虹桥空军第21师任政委，王澄明也随我到上海，在空军干部部当干事。在南京时，我们有了长子伯宁、次子仲伟，到上海后又生下了女儿莉莉。澄明既要工作，又要抚养孩子、料理家务，里里外外忙得不亦乐乎。我刚到新单位，情况不熟，工作特忙，家里的事一点也顾不上，心里很内疚。每次我回家，看到她疲倦的样子，总是心疼地抚摩着她的手说：“澄明，真是苦了你了，我欠你太多了。”
1953年，抗美援朝胜利，我奉调总政联络部工作，先后任处长、副部长、部长。王澄明随调来北京。由于长年劳累，积劳成疾，她到北京不久，就发现患了心脏病，住进阜外医院治疗了三个月。王澄明虽然身体欠佳，但上进心很强。她从小读书不多，为了适应工作的需要，主动要求到总政良乡速成中学培训了一年，达到了高中文化程度。
“文革”磨难爱情坚贞
1955年，王澄明转业北京工作，被分配担任774厂组织部副部长兼人事科科长，她倾力研究干部和人事工作，在该厂的《干部工作手册》中有她的《专论干部工作的心得体会》的文章。她忠于职守，严于律己，工作勤奋敬业，曾多次受到厂党委的奖励。
王澄明出身于破落的地主家庭，哥嫂是小工商业者，父亲早年去世，她随继母长大。我们调北京后，就把澄明的母亲接来和我们同住。在“文革”中，我俩都受到冲击和迫害，当时我任总政联络部副部长，被总政的造反派冠以“里通外国”等5顶帽子而打倒，监禁达5年之久。造反派强迫我将岳母送回老家，她老人家独自一人挣扎着回了山东，不到一个月就去世了。后来造反派又逼迫澄明与我离婚，王澄明面对造反派的淫威，义正辞严地责问：“我老公究竟犯了什么罪！我不相信他是反革命，我决不离婚。”遭到澄明严厉拒绝后，造反派小会斗、大会批，进行无休止的人身攻击……王澄明精神完全崩溃，吞服大量安眠药含冤自杀，幸被小女杨冬妮及时发现，送协和医院抢救，才得以脱险。出院后，774厂的造反派仍不放过她，继续批斗，隔离审查有5年之久。这造成她患上精神错乱、脑血栓、心脏病等多种疾病。可怜的王澄明在关押期间，没有一个人去看望、照顾她。直至粉粹“四人帮”，她获得自由，孤身一人回到家中。
澄明最难能可贵的是，她虽然精神失常，但政治上始终立场坚定，始终如一地热爱祖国，拥护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洁身自好，保持革命晚节，正确对待“文革”中所受到的一切磨难和迫害，直至临终，毫无怨言。
1971年“9•13”事件后，我得到彻底平反，回到亲人的身边。回家看到澄明患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心脏病、高血压等，多种疾病折磨着她，心里十分难过。在此后的20多年里，我们老两口患难与共，相扶相依。1994年6月6日，爱妻澄明不幸病故，享年68岁。
（二）
我现在的妻子夏南，是一家中日合资公司总经理。
书香门弟孝心少女
夏南，浙江嘉善人，1948年8月出生于江南鱼米之乡。祖父夏亭轩，曾是清朝的外交官，后任清华大学教授。父亲夏季翔，南开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回国后任铁道部高级工程师，曾参加修建成渝铁路。父亲正直、爱国；母亲丁效梅，慈爱、善良，不幸早年病故。为抚育独生女夏南这个掌上明珠，其父未再娶。夏南从小就聪慧伶俐，好学上进。父亲的谆谆教诲使夏南得到健康成长。“文革”中，夏季翔受到造反派冲击，被逼着要到北京东城区内务部街挖防空洞，进行“劳动改造”。年逾花甲的夏老哪里干得动挥锹挖土、运送砖坯的繁重活儿？正在高中读书的夏南挺身而出，愿替父“劳改”。她并以父亲耳聋为由，替父亲出席揪斗批判会。夏南就是以这种特殊方式在行孝道。
慎重择偶幸福再婚
澄明病故后，我沉浸于悲痛之中。许多老战友和孩子们，为使我早日从悲痛的阴影中走出来，劝我再找一伴侣。这时，抗美援朝时的老战友林诗中，介绍我认识了夏南。当年夏南45岁，我已72岁，我比夏南年长27岁。孩子们知道后，为了我晚年的幸福，专门召开了家庭会议，拟定了择偶条件。第一，60岁以上、40岁以下的不考虑。第二，首长和部属的遗孀不能找。第三，女方身体一定要健康。夏南的年龄，虽然符合我们拟定的择偶条件，但在商讨时，孩子们仍有诸多顾虑：一是感到年龄相差太大；二是夏南任中日合资公司总经理，工资待遇比我高，她也有车；三是我与夏南的身体条件相差较大，我的身体不如夏南好；四是夏南不仅品貌秀丽、端庄，而且很有气质，很有风度。孩子们说，夏南条件比我优越得多，怕靠不住。他们提出各种疑问后，大主意让我自己拿。但丑话说在前，一旦结了婚，出了问题，他们就是想救我也救不了！
我分析了孩子们的意见后，还是选择了夏南同志。因为经朋友介绍认识后，我就喜欢上了她。当然，在正式确定关系前，我通过组织对她进行了外调、考查。夏南长期在企业担任领导职务，廉洁奉公，生活作风正派，更无经济问题。考查的结果很理想。夏南也通过她的朋友，了解了我的情况。总之，我们双方都是极其严肃认真的。
婚前，我俩工作都很繁忙，只是在电话里互致问候。我很认真地问夏南：“你还有什么要求与愿望，尽管说。”她诚恳而认真地回答我：“其它没什么要求。如果说有要求的话，婚前想到已故的王澄明大姐墓地上去祭奠她。”听着她这样的“要求”，我握着电话，半天说不出话来。从而，我更加深信夏南是一位通情达理、深明大义的好女子。我强忍着激动的心情喃喃地说：“婚前不要去了，结婚后再去吧！”
1994年10月22日，我和夏南结婚时，我在国内的几个儿女都来为我祝福。婚前，我的几个孩子轮流请夏南吃饭。我的大女儿杨莉莉，专程从美国洛杉矶飞回北京，忙碌着打扫卫生，布置新房，安排婚事。莉莉亲生女似的真诚友好相待使得鼓着很大勇气再婚的夏南十分感动，倍感温馨。
婚后不到一周，夏南就陪我到“福田公墓”祭奠澄明。事后，当我问及她婚前何故只有这么一个心愿时，她由衷地回答：“澄明大姐，是位令人尊敬的革命老大姐，大姐在我前面进入这个家，对咱们这个家有重大贡献。我永远敬重她。”
互敬互爱相依相伴
艰苦的战争年代和“文革”的磨难，使我患了严重的过敏性支气管哮喘病，在冬季严寒天气经常发病，严重发作时，曾窒息昏厥过5次。而在我和夏南结婚后的10多年中，我的哮喘病一次也没发作过，因为夏南给我制定了一套穴位按摩法，坚持每天全身特别是足底穴位的按摩，奇迹般地控制了我的哮喘病的发作。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999年盛夏，一天凌晨，夏南突然胆结石急性发作，胆囊部位疼痛难忍，高烧40度不退，经医院确诊为胆结石急性胰腺炎，病情十分危急。医生与我商量，说要用一种德国进口药，4000多元一支，得连用几天。我当时坚定地说：“再贵也要用，人一定要抢救。”因为用药及时，抢救得力，病情很快得到控制，并及时施行了胆囊全切手术，住院两个月就完全恢复了健康。
我的孩子们对待夏南也胜如亲人。为了让我们过上舒心的晚年生活，他们想得很周到。2000年，几个孩子悄悄地集资，在京郊昌平买了一套带有小花园的房子，那里远离都市，空气清新，环境幽雅，让我闲时可去小住几天。孩子们说：“老爸能有今天的好身体，都归功于夏南同志；老爸今天过得这么好，都是夏南同志照顾得好，甚至原来母亲没有给予老爸的，现在夏南同志都给了他。”夏南听后感动地说：“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同样的，原来澄明大姐没能享到的福，我却都享受到了。我感到今生真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