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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P模式的推广采用，和以往西方国家行政改革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尽管存在形式上的不统一，但均强调市场作用、用户取向、契约精神和绩效测量的重要性。在经过逐步的规范、创新发展，我国PPP模式的推进将更有利于中国政府转变职能，化解财政压力，提高公共服务质量，以发挥PPP模式的最大优势。
一、健全市场竞争机制
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时也可能存在一定问题，如高耗低效、官僚主义作风等。政府提供服务一般成本高而效率低、质量差，根本原因不在于公营或私营，而是在于垄断还是竞争。由于政府活动时常采用垄断的方式，使其缺乏有效的公共服务竞争，正如斯蒂格利茨的所说的“真正的自然垄断”。
这种“真正的自然垄断”，不仅使公众判断力受到不利影响，而且使政府自身缺乏进一步提升公共服务质量的热情和动力，并滋生疏懒的习性，以致于在创新、控制成本或者有效地提供公共服务方面难有建树。除此之外，政府公共服务的垄断会形成垄断价格，这种垄断价格时常会影响到社会的公平正义，致使公共利益受到一定程度上的损害，从而陷入公共悖论的泥沼。譬如部分地方政府在实践活动中盲目地扩大组织规模和预算投入，进而导致大量的资源浪费、资金利用率低、部门腐败等问题的出现。
近年来，我国也逐步应用政府与社會资本方合作的PPP模式。从新公共管理理论角度应用PPP模式，需要对传统模式进行一定的创新，将市场竞争机制充分应用于公共服务供给领域能够有效改变传统模式中主体单一的问题，进而打破资源集中配置的不利局面，建构多元化供给主体格局，促使各供给主体的良性竞争。[4]通过充分有效的竞争对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机构施加压力，从而使其由内而外产生提高活动的效率和效能的动力，进而提升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和质量。
二、强调关注用户取向
世界各国在提供公共服务供给时具有垄断性的特点，且批量化、“规格一致”的公共服务较为突出。公众作为受众群体，大多在被动接受公共服务，缺少对其来源、质量等相关问题的质询和查验，进而丧失了对公共服务应有的知情权、选择权、表达权。
公众作为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顾客”，政府应予以充分重视，要坚持以顾客需求为导向的服务理念，平等地为社会大众提供相应的公共产品服务。
将满足顾客需求的服务理念应用于公共领域，能够促使公民摆脱传统的作为被动公共服务消费者或接受者的角色，保障了公民对公共服务应有的知情权与选择权。此外，这一理念也打破了公共部门占主导的传统，促使政府与公民间的地位平等，表明了提供公共服务的部门有责任且有义务向公民公开公共服务的来源、类别、内容、质量、数量、效率等相关信息。
将新公共管理理论的顾客导向理念应用到PPP模式中，要求政府部门鼓励公民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公共服务过程中来，为公民创建一种平等的、没有强制性影响力的对话平台，以便让公民尽情表达心理诉求，在倾听公民对公共服务心声的基础上，迅速地对公民的服务需求作出回应，以提升公众在享受公共服务的获得感，激发公众参与的积极性。除此之外，政府要将公共服务合理分配，坚持公平正义的原则，切实保障人民利益，为最广大人民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实现服务总量和质量的跨越式发展。
三、建立契约信用体系
契约体系的建立与健全意味着政府治理理念逐步向自由、平等、合作、互惠转变，其形成过程也是实现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相互依赖和包容的过程。[5]我国面临着经济全球化的冲击，构建公平合法、互助合作的政企关系，促进政府部门之间以及政府与社会之间的良性合作，建立稳定健康可持续的契约体系，是新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手段。
PPP模式的良性发展需要经济敏锐度、政治可接受性和社会文化因素三重保证，而契约是维系社会关系的纽带，更是构建新型政企关系的保障，是政企平等合作的必然选择。我国经历了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的演变，原有计划经济中的“政府指挥企业”，实质上并无企业可言，企业在很大程度上服从国家的需要，没有市场自主性。经过市场经济的调整，我国逐渐实现了“政企分开”，市场主体边界也趋向明晰，形成了“政企各行其道”的现状。这是在基本认识上的重要进步。
四、执行全面绩效测量
绩效评估作为新公共管理理论的重要因子，主张改善传统的行政规制，强调绩效考评与绩效审计的关键作用。从PPP模式的运作实践来看，评估绩效中的指标与数据结果要比财务审计更为直观，能够直接反映前后端深层次、实质性的问题。同时，通过与绩效的考评测量结果充分结合，也是作为评估付费依据的最佳方式。
因此，为了减少绩效管理过程中的偏离和冲突，必须将全面绩效考评引入到项目管理的全过程中去，包括绩效规划、绩效评价、绩效反馈、绩效改进和绩效激励等部分。从现阶段PPP模式的绩效应用来看，不仅要关注输出内容的数量与品质，还应从整体出发，重视资金使用效率、社会效益产出及综合绩效的检验和评价。在建立考评机制时，既要注重绩效考评机制的标准化管理，还要结合不同类别、不同领域的独特属性，设计可实施、可量化的绩效考评方案，实现绩效监督与考核应用的创新与发展。
PPP项目绩效的评价是对项目全生命周期中制度、行为与结果的总体评估，而不仅仅是政府对项目公司绩效的评估，这一范围相比于现有的考评制度要更加广泛和深入，于提高利益相关方执行积极性、增强建设运营的科学性、避免资产闲置和损失浪费、提升受众群体满意度等方面均有突出作用。
PPP模式改变了公益性项目的供给模式，在理论和制度层面的创新使其具备蓬勃的发展潜力。对应我国发展阶段新型城镇化的供给侧需求、人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向往、对冲经济下行压力、“三大攻坚战”的现实任务要求下，都需要在不新增政府负债、不增加企业、纳税人税负的前提下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供给，PPP模式在其中仍然有重大的规范发展潜力和研究价值。
参考文献：
[1]贾康.为什么说PPP模式是必然选择？[J].中国生态文明，2018（03）：95.
[2]贾康.PPP模式推动特色小镇建设的可行性[J].中国国情国力，2018（06）：6-7+5.
[3]贾康.PPP模式的国际经验与启示（二）[J].经济，2015（19）：9.
[4]贾康.PPP模式的国际经验与启示（一）[J].经济，2015（16）：9.
[5]贾康，陈通.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效应[J].中国金融，2015（15）：20-22.
[6]贾康.PPP机制创新的三大正面效应[J].先锋，2015（03）：39-42.
一、健全市场竞争机制
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时也可能存在一定问题，如高耗低效、官僚主义作风等。政府提供服务一般成本高而效率低、质量差，根本原因不在于公营或私营，而是在于垄断还是竞争。由于政府活动时常采用垄断的方式，使其缺乏有效的公共服务竞争，正如斯蒂格利茨的所说的“真正的自然垄断”。
这种“真正的自然垄断”，不仅使公众判断力受到不利影响，而且使政府自身缺乏进一步提升公共服务质量的热情和动力，并滋生疏懒的习性，以致于在创新、控制成本或者有效地提供公共服务方面难有建树。除此之外，政府公共服务的垄断会形成垄断价格，这种垄断价格时常会影响到社会的公平正义，致使公共利益受到一定程度上的损害，从而陷入公共悖论的泥沼。譬如部分地方政府在实践活动中盲目地扩大组织规模和预算投入，进而导致大量的资源浪费、资金利用率低、部门腐败等问题的出现。
近年来，我国也逐步应用政府与社會资本方合作的PPP模式。从新公共管理理论角度应用PPP模式，需要对传统模式进行一定的创新，将市场竞争机制充分应用于公共服务供给领域能够有效改变传统模式中主体单一的问题，进而打破资源集中配置的不利局面，建构多元化供给主体格局，促使各供给主体的良性竞争。[4]通过充分有效的竞争对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机构施加压力，从而使其由内而外产生提高活动的效率和效能的动力，进而提升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和质量。
二、强调关注用户取向
世界各国在提供公共服务供给时具有垄断性的特点，且批量化、“规格一致”的公共服务较为突出。公众作为受众群体，大多在被动接受公共服务，缺少对其来源、质量等相关问题的质询和查验，进而丧失了对公共服务应有的知情权、选择权、表达权。
公众作为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顾客”，政府应予以充分重视，要坚持以顾客需求为导向的服务理念，平等地为社会大众提供相应的公共产品服务。
将满足顾客需求的服务理念应用于公共领域，能够促使公民摆脱传统的作为被动公共服务消费者或接受者的角色，保障了公民对公共服务应有的知情权与选择权。此外，这一理念也打破了公共部门占主导的传统，促使政府与公民间的地位平等，表明了提供公共服务的部门有责任且有义务向公民公开公共服务的来源、类别、内容、质量、数量、效率等相关信息。
将新公共管理理论的顾客导向理念应用到PPP模式中，要求政府部门鼓励公民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公共服务过程中来，为公民创建一种平等的、没有强制性影响力的对话平台，以便让公民尽情表达心理诉求，在倾听公民对公共服务心声的基础上，迅速地对公民的服务需求作出回应，以提升公众在享受公共服务的获得感，激发公众参与的积极性。除此之外，政府要将公共服务合理分配，坚持公平正义的原则，切实保障人民利益，为最广大人民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实现服务总量和质量的跨越式发展。
三、建立契约信用体系
契约体系的建立与健全意味着政府治理理念逐步向自由、平等、合作、互惠转变，其形成过程也是实现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相互依赖和包容的过程。[5]我国面临着经济全球化的冲击，构建公平合法、互助合作的政企关系，促进政府部门之间以及政府与社会之间的良性合作，建立稳定健康可持续的契约体系，是新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手段。
PPP模式的良性发展需要经济敏锐度、政治可接受性和社会文化因素三重保证，而契约是维系社会关系的纽带，更是构建新型政企关系的保障，是政企平等合作的必然选择。我国经历了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的演变，原有计划经济中的“政府指挥企业”，实质上并无企业可言，企业在很大程度上服从国家的需要，没有市场自主性。经过市场经济的调整，我国逐渐实现了“政企分开”，市场主体边界也趋向明晰，形成了“政企各行其道”的现状。这是在基本认识上的重要进步。
四、执行全面绩效测量
绩效评估作为新公共管理理论的重要因子，主张改善传统的行政规制，强调绩效考评与绩效审计的关键作用。从PPP模式的运作实践来看，评估绩效中的指标与数据结果要比财务审计更为直观，能够直接反映前后端深层次、实质性的问题。同时，通过与绩效的考评测量结果充分结合，也是作为评估付费依据的最佳方式。
因此，为了减少绩效管理过程中的偏离和冲突，必须将全面绩效考评引入到项目管理的全过程中去，包括绩效规划、绩效评价、绩效反馈、绩效改进和绩效激励等部分。从现阶段PPP模式的绩效应用来看，不仅要关注输出内容的数量与品质，还应从整体出发，重视资金使用效率、社会效益产出及综合绩效的检验和评价。在建立考评机制时，既要注重绩效考评机制的标准化管理，还要结合不同类别、不同领域的独特属性，设计可实施、可量化的绩效考评方案，实现绩效监督与考核应用的创新与发展。
PPP项目绩效的评价是对项目全生命周期中制度、行为与结果的总体评估，而不仅仅是政府对项目公司绩效的评估，这一范围相比于现有的考评制度要更加广泛和深入，于提高利益相关方执行积极性、增强建设运营的科学性、避免资产闲置和损失浪费、提升受众群体满意度等方面均有突出作用。
PPP模式改变了公益性项目的供给模式，在理论和制度层面的创新使其具备蓬勃的发展潜力。对应我国发展阶段新型城镇化的供给侧需求、人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向往、对冲经济下行压力、“三大攻坚战”的现实任务要求下，都需要在不新增政府负债、不增加企业、纳税人税负的前提下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供给，PPP模式在其中仍然有重大的规范发展潜力和研究价值。
参考文献：
[1]贾康.为什么说PPP模式是必然选择？[J].中国生态文明，2018（03）：95.
[2]贾康.PPP模式推动特色小镇建设的可行性[J].中国国情国力，2018（06）：6-7+5.
[3]贾康.PPP模式的国际经验与启示（二）[J].经济，2015（19）：9.
[4]贾康.PPP模式的国际经验与启示（一）[J].经济，2015（16）：9.
[5]贾康，陈通.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效应[J].中国金融，2015（15）：20-22.
[6]贾康.PPP机制创新的三大正面效应[J].先锋，2015（03）：39-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