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国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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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毫无疑问,海归已经褪去金身了。
  这是个缓慢形成的事实。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人们把出国留学当成一次金身再造的过程,“镀金”几乎是大部分学子的理想。回国后,薪水、职位都令人艳羡,即使不是留学,人们也期望自己像《北京人在纽约》里的王起明一样纵横商场,赚得盆满钵满后衣锦还乡。所以,打工、刷盘子甚至搬运死尸都在所不惜,只为了一个海外生活的梦想。
  


  但事情在起变化。据新东方学校的调查显示,如今中国企业中至少有40%的海归,而这部分人中有80%从事着与普通员工没有差别的工作。他们一样挤地铁或者公交车上班,一样吃工作餐,一样疲于奔命。
  小张是一家公关公司的人事经理,他在接受采访时说:“公司里有10名海归,还有2个是实习生。从工作内容看,他们与国内大学毕业生没有什么区别,从薪酬来看,甚至低于那些有工作经验的跳槽者。”
  可见,海归正在平民化,虽然他们耗费了巨资出国留学或者工作,但回国后并没有如想像般的飞黄腾达。除了“海待”一族还在艰难等待更理想的工作以外,那些投入职场的人也未必过的滋润。
  我们总该清醒一下,算一笔帐了。
  让我们先细数一下海归的投入产出比与机会成本吧。丹丹在高中毕业之后去了英国学习,在语言学校毕业之后攻读哲学,后来考进曼彻斯特大学的金融学研究生院。总共花费学费为60万元人民币,生活费大约为40万人民币,总共费用为100万。回国后,丹丹赶上了金融危机,没能进入投行工作,现在在一家知名汽车企业做金融保险,月薪为6000元人民币。这样算来,她要想收回留学成本需要14年的时间。
  “更可怕的是,在我留学这几年里,国内的同学都断了联系,海外的同学毕业后也是各奔东西。现在我连个能聊天的朋友也没有。还有,你在海外很难找到真正的爱情,即使有个伴侣也不过是为了填补寂寞的生活,一毕业就不再往来了。所以,我到现在还没有男朋友,眼看着自己就成了‘剩女’!”
  当然,事情似乎也没有那么严重。在我们最近做的一次调查显示,对于留学与事业的关系,有63.8%的受访者认为,出国“镀金”并不是事业成功的捷径。但是,所有被调查者都同意“海外经历对在国内发展有很大帮助”,这也是本次调查中惟一一道“一致通过”的议题。
  一位名为Nancy的被访查者表示,“海归”的身份并不重要,关键在是否真正学到了知识,增加了见识和承受能力。
  另一位受访者也提醒说,虽然留学者在海外确实学到了先进的管理知识,但中国在加入WTO之后也在飞速的发展,很多东西甚至超过了外国,所以回国之后不要认为自己是“老大”。
  


  这些回访者的话在传达另外一个信息,那就是,不要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留学上,在年轻的时候,满足志在四方的梦想,开阔一下眼界,就可以了。
  当然,这样的心态是需要大把金钱做支撑的。难怪新东方的老师在课堂上总是不厌其烦地说:“想好了再出去!出国、工作、考研都各有利弊。不要盲目就好。”
  
  代价之一
  所费不赀
  
  从教育部公布的数字显示,1978~2008的30年里,有139万国人留学海外。到目前为止,已有39万人学成归国。而且,“海归”的人数还在以每年13%的速度递增。
  最近,一个朋友讲起他的求职经历时回忆说:“一起面试的有8个人,4个海归,都是名牌大学毕业,应聘一个行政的职位。结果你猜怎样?4个海归全都落马!”无独有偶,去年北京一家媒体以“留学两年花费人民币20万(大多在领有奖学金情况下),换来月薪人民币2500元”为题报道了这件事,道出了中国大陆许多“海归”派身价大跌的窘境。谁能想得到,花了重金去深造,踌躇满志地回来想大显身手时,却发现“河山”已变。
  我们前边算过一笔账,一个海归出国的花费需要十几年才能赚回来,而且还不能买房买车,面对父母殷切的眼光和已经花去的金钱,海归们怎一个“痛”字了得?
  说到底,这是个心态的问题。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都不能用金钱来衡量,比如经历。如果我们把花费的金钱当作换取一个良好经历的成本,心情会不会好一点呢?
  今年,很多英国、美国著名大学金融学毕业的留学生在就业方面自然困难重重了。笑笑大学毕业后在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做审计,后来去美国深造,毕业之后在一家知名公司做财务工作。但随着金融危机的到来,她被裁员只好回国工作。但因为语言能力优秀、专业知识根基深厚,最终获得了联想集团的青睐,并加盟了这家公司。
  “虽然现在薪水不是很高,但我会努力工作,调整心态。等到经济形势转好了,我也会更好!对我来说,留学就是一个经历,我现在想起来还非常怀念呢。”
  另一个极端的案例是,小新从英国学习传播学,回国后进入一家国营报社工作。刚刚做了半年,就被公司开除。原因是,领导认为,小新眼高手低,操作能力很差,又不愿意从基层干起,所以只好请他走人。
  小新很郁闷,他对我说:“其实我的心情你也应该理解。高中毕业后,家里就送我去英国读书,因为条件不错,所以没有打过工,每天就是上课读书。你知道,那个环境一点都不像国内,我现在连中文都说不好了。国内单位的领导自然不喜欢了。特别是国企,他们有一套很中国的做事方法,是我不能认可的。而且,这里的工资很低,我都不知道多少年才能收回留学的成本,况且我还没有买房子买车,以后还要结婚,你说我该怎么办?”
  我不知道他该怎么办。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出国越来越平常,年轻人也要摆正心态,不要认为出去后就能赚大钱,回国来就能收回成本。最好的心态是,在国外好好学习,积累能量,回来后再努力爆发。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用金钱来衡量。”当我向贾鹏抛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如此回答我。贾鹏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美国南加州大学,现在一家公关公司做企划。“我认为,这个经历是最重要的。好男儿志在四方,年轻的时候,都应该有可驿动的心。虽然我花钱和时间了,我放弃了很多,但我也获得了很多人没有的经历,这样就足够了。”
  
  


  代价之二
  更艰辛的创业路
  
  张锐应该算是互联网界的名人了。我和他约见在现代城附近一家咖啡馆。他见到我时,开门见山地说:“刚刚去见了一家风险投资,没办法,又被拒了。”这个生于1981年的年轻人从北大毕业后顺利进入摩根斯坦利做投资项目经理。有4年的时间,张锐奔波在伦敦和北京之间,每天工作15个小时,年薪也达到百万。
  “算是成功人士吧,但忧虑也很多,不喜欢西方的工作方式和文化,不喜欢给别人打工。所以,前年我离开了摩根回国创业。”在朋友的帮助下,张锐创办了具有圈子性质的网站—魔时网。这个网站建立的目的是汇集有共同兴趣的人,建立一个个圈子,比如魔笛音乐节举办的时候,这家网站就联系主办方团购门票,很多网友踊跃参加。
  打开网页,你会发现,这个地方还真热闹。“人气有了,但我们的盈利模式始终没有搞清楚。这也是风险投资方不满意的地方。”
  当我问他为什么会这样时,张锐有些无奈地说:“时代不一样了啊。当年李彦宏、张朝阳创业的时候,风险投资追着要给你钱,但经历了互联网泡沫,VC们都变得谨慎起来了。何况,我常年在海外工作,内地的人脉、资源都不充足。再加上我不了解内地创业的规则,所以总会碰壁吧。”
  当他走出咖啡馆的时候,回过头对我说:“不过我不会放弃,也不能放弃,我相信自己的选择是对的。”
  或许张锐的选择没有错,但不能否认的是,海归创业的确不是一片通途,困难、艰辛都是常人无法理解的。
  虽然国家一直在鼓励海归回国创业,比如坐落在上地的留学生创业园就吸引了众多海外学子慕名而来。但容易被人们忽略的是,海归也是凡人,他们也有七情六欲,也要面对比国外更加复杂的人际关系、文化冲突与内心的焦虑,所以,国家不仅仅需要在政策上鼓励海归创业,更应该从内心关心他们。
  “我创业成功的关键是有一群老师的鼓励。”慧点科技公司的CEO姜晓丹说。他从清华毕业之后,赴美国留学,之后获得了清华创业园老师的鼓励回国创业。在这个过程里,清华创业园不断为他提供资金和技术上的支持,同时,也为他提供政府关系方面的资助。
  姜晓丹在接受采访时说,“那段时间是十几个人、七八条枪,在狭小的办公室里创造公司历史。公司一度陷入管理危机,甚至连发工资都遇到了困难。那时候常常失眠,一到早上就要四处打电话借钱。2000年,清华创业园为慧点科技提供了20万元的借款。这无疑是一笔‘救命钱’。公司利用这笔钱走上了正轨,很快,慧点科技又获得了100万元的投资,从而摆脱了经营困境。”如今,慧点科技与IBM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公司也在稳步向上发展。
  新东方知名老师徐小平曾经说:“留学生创业也跟找工作一样,一定要想清楚了,想好了,不可盲目,想清楚你为什么创业,你会怎样挣钱养活自己。”
  
  


  国家一直在鼓励海归回国创业,坐落在上地的留学生创业园就吸引了众多海外学子慕名而来。
  
  代价之三
  子女教育大战
  
  郎阿姨最近很郁闷。她早年毕业于协和医科大学,做了几年医生,赶上公派去日本学习。后来在东京结婚,生有一个女儿。先生就职于日本一家知名房地产公司,现在在中国拓展业务。夫妻二人常常奔波在中日之间,少有自己的时间。女儿的教育就成了问题。起初,孩子在日本一家教会学校上学,但因为很难融入当地环境,就改读中国一家私立初中。
  郎阿姨不仅要照顾生意、工作,还要拜托国内的亲戚看护好女儿。更重要的是,女儿在国内被同学当作日本人看,在日本被当作中国人看待,始终生活在主流社会的边缘。
  “没办法啊,女儿越大越对自己的身份产生怀疑。不同的文化冲击着她,她会中文,也会日语,英文也不错。可她自己常常把几种语言弄混,有时候我觉得很无奈。”郎阿姨最近又让女儿回到日本读高中,希望她能在东京完成大学学业。
  无独有偶,在美国IBM工作了5年的叶蓬最近回国创业,生意还算不错。但儿子的教育问题成了一家人最担心的问题。
  “我们当然希望他在美国读书了,毕竟那里的环境好一些,学习起来也没国内那么辛苦。可是,我和妻子都在北京工作,肯定要让他跟我们在一起。这样一来,他就要重新适应中国的教育方式,我看他最近就很郁闷,说是很怀念在美国的日子。”
  


  的确,在我们的调查中,有60%的人担心子女的教育问题,有一半人回答说,会考虑让孩子独立在海外生活,但也担心孩子能否健康成长。
  专家说,儿时的环境会对一个人的一生产生莫大影响,甚至决定这个孩子的性格是内向还是外向、乐观还是悲观。国内一家咨询机构做过的调查显示,在美国生活过的儿童性格比较外向,喜欢表现自己,他们常常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也敢于跟父母长辈辩论一些话题。而大部分在中国成长的孩子更愿意听从父母的安排。
  “其实这就是个文化冲突的问题。”叶蓬说道:“我儿子在美国的时候常常跟老师辩论问题,老师也鼓励他这样做。比如,老师说,地球是圆的,儿子就会问,为什么我看到的不是呢?可是回到国内之后,他开始抱怨老师总是强迫他接受一些知识,完全是填鸭式。”
  但也有反例。张先生在加拿大工作多年,颇有积蓄。很多人劝他移民,可张先生最终选择了带着妻儿回到祖国。他解释说:“我就是要让儿子在中国受教育。虽然很多人不认可中国的教育模式,但我很喜欢。儿子从小就背诵唐诗宋词,虽然他不能理解,但记住了,以后总会顿悟其中的含义。这种中国式教学我觉得很好,比美国更好!”
  总之,海归子女的教育问题已经成为困扰他们生活的主题。甚至很多海归坚定地说,我们不要孩子,教育的成本、精力太大了!
  
  海归子女的教育问题已经成为困扰他们生活的主题。
  
  代价之四
  爱的代价
  
  小燕说出这句话的时候,脸上满是苦涩。她从北大毕业之后就进入新华社工作,很快被派到以色列担任常驻记者,3年之后才回到祖国。
  “前几天同学聚会,我特别失落。很多同学都已经结婚生子,可我还是孤身一人。”小燕回顾自己在海外生活的时光,说道:“其实,在海外你很容易和异性在一起,但那不是爱,而是寂寞。孤身一人,没人照顾,人总是需要找一个伴侣的。不过,我还是把持住了,虽然也有人要我跟他在一起,但我都拒绝了,我知道,那没有什么结果。可回国之后发现,找到自己爱的人也很困难啊。”
  的确,海归们常常面临着人际关系的缺失,朋友圈子本来就小,回国后,同龄人基本上都已经有家室,就更难找到伴侣。
  小星的故事就更加传奇了。大学毕业之后,她跟自己的同学登记结婚,然后进入一家知名报社工作,每天两个人忙忙碌碌,日子过得很有滋味。后来,小星为了让自己更加稳定,考进了某国家机关。可是,进去才半年,单位让她常驻外国3年。
  夫妻二人难分难舍之后,小星就踏上了异国之路。
  丈夫每天等待着妻子的电话和邮件,三年如一日的等待。直到老婆快回来的前夕,他收到了小星最后一封邮件,信上说,她已经在外国和别人在一起了,回来后就办离婚。当我收到小星二婚婚礼请柬的时候,心情很复杂。
  有谁做错了吗?没有!小星的心情和经历我可以理解,两地分居的爱情以劳燕分飞收场是再正常不过的。这可能就是海归要支付的爱的代价吧。
  
  代价之五
  文化属性
  
  海归们常常觉得自己人格分裂了。
  我是谁?我是西方人还是东方人?我应该如何微笑?如何打招呼?如何说是或者不?这是很多海归的郁闷所在。
  韩魏是一个标准的北方男子,说话、喝酒都很豪爽。两年前,他参加一个留学项目到日本学习两年研究生课程。“刚去的时候,我真的不适应。主要是文化不一样啊。比如,日本人靠左边走路,而中国靠右。日本的餐馆都很安静,而北京的饭店都很喧闹,很痛快。日本人说话很婉转,需要你去揣摩,而中国人则很直率。”
  最让韩魏郁闷的是,去年,他的导师请韩魏到家里去玩。小韩起了大早,带着礼物就出发了。结果,他比约定的时间提前半小时到了老师家门外。韩魏给老师打了电话,说自己已经到了。这位日本老师在电话里客气地说:“还有半小时你就可以进来了!”韩魏很是窘迫,后来他才知道,日本人不喜欢迟到,也不喜欢提前到,他们喜欢井井有条、按部就班的生活。
  但回到国内之后,韩魏发现,自己已经沾染了日本人的文化,又常常被中国人当作异类。
  “你说吧,我到底是谁?”我也没有答案。
  冲突更大的是西方与东方的对决。刘军在美国工作了10年,最近回到国内一家国企上班。他深刻感觉到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我们很少对领导说不,从前在美国不是这样。美国公司的领导非常愿意倾听下属的意见,并且像朋友一样跟你辩论。这是待人接物的不同,这就是文化的差异。西方更强调个人的作用,而东方强调集团主义文化。”
  
  代价之六
  圈子再造
  
  一个人到海外生活,艰难的寻找朋友、伙伴,而回到祖国之后,海外的朋友或许断了联系,而小时的玩伴也早已四散。再次构建圈子是多么不易?
  海归在做出决定的时候会有一番痛苦的抉择,一旦做出决定就如同发出的箭,只有前进之途,决无后退之理。如果箭已出,却又改变主意,那也没关系,杀个回马枪也未尝不可。总之,选择是艰难的,行动则必须果敢坚定。最忌讳那种前怕狼后怕虎,出来总念叨往昔的好日子,回去又放不下今天的新诱惑。
  任何人放弃从小生活的环境和圈子,去到国外都要面临人际关系的再造过程。举目无亲是最确切的形容词。可以说,能出国的人不是精英也是人材,不是英雄也是好汉。譬如一个国家是一口井,出国起码可以看到另一重天地,哪怕落到另一个井里也是过别样的生活,人生多了一重经历必将多些感受也能更全面地体验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在另一个国度生活,语言文化不同,风俗习惯不同,举目无亲,没有根基,想要扎根,寻求发展,确实困难重重,不仅要经受肉体上的磨难,还要经历思想上的洗礼,最终,也许国内外两个地方都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圈子,那将会是一种怎样的感受。
  一个定居法国,经常往返于北京、巴黎之间的朋友讲到,“我是中国人,我先生是法国人,目前我和他居住在巴黎。我们的孩子也理所应当的是法国人。我先生比我大近20岁,总有一天他可能会先我而去,而我的孩子们也会在巴黎成家立业。到那时我肯定会回到中国,回到小时候生活过的地方。但是,那个时候,我可能在两地都没有属于自己的圈子,没有闺中密友。我很难想像那样的生活……”
  的确,这是很多海归都面临的问题。他们在选择出去深造的过程中,放弃了中国的朋友,在选择回来报效祖国的时候,又一次失去了在国外建立的圈子。但是,这恰恰是海归们不同于我们所经历的历练。也正是这种历练,海归们在游走于各个圈子间的能力更强,心态更加平和。
  
  在两地都没有属于自己的圈子,没有闺中密友。我很难相像那样的生活……
  
  代价之七
  社会再适应
  
  海归们回国后,还要经历内心冲突,常识再造的过程。
  所谓内心冲突是两个地区文化的差异。受了很多年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后,再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回国后,内心的冲突是很明显的。
  一位老海归告诉我,“我出国的时候正值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那时候中国混乱极了,我只一心想着出去接受更好的教育。”他说,“出去以后,我发现,国外和国内的情景有着天壤之别,必须从头开始认识了解自己新的生活环境。在国外几年后,回国的念头越发强烈。于是,我回来了。回来后,我发现中国存在很多问题,这些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是我们无法改变的。我的内心一直在冲突中度过,惟独爱国的心一直支撑着我。”
  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海归们说话的时候大都会夹杂几个英文单词,这并不是因为时尚,而是出国几年后,国语不再那么纯熟,经常在情急之间找不到合适的汉语词汇来表达。
  国内外的生活就有更加多的差异,习惯也是大问题。如何迅速的摆脱这些困扰,适应国内的生活是海归们的首要问题。
  4年前,满怀一腔报国热情,在外留学、工作了8年的柳志回到了中国,并在某地方大学安营扎寨。“学校给的待遇也不错,从科研经费到办公场地都有保障,买房也有优惠,从这些方面来说还是可以的。”但是,也许是和国外的经历相比,柳志还是感到了诸多有待改善的地方。
  柳志介绍,在日本留学时,很多事务性的工作都有每个教研室专门的行政秘书去做,作为研究者,主要精力都放在课题上。但是,回到国内后,他发现要面对大量的表格,申请课题、教学检查、课题结题等,总感觉没完没了。“我不善于填表格,有些填表要用的套话、空话也不会,有时候真是很头疼。”
  让柳志感到困惑的是,他想聘一个专职的行政秘书也不行。后来他才打听明白,在国内,一般的教授是没有这个特权的,除非是一些引进的“大牌”教授、达到院士级别或类似高层次的人才,要不就是实验室达到一定的规模后才能配备行政秘书。“要牵涉到学校的教师和行政岗位编制等问题,后来也就不再想这事儿了。”
  然而,除了这样的事务性工作让柳志闹心外,在科研经费上也让他感到颇多束缚。目前柳志的科研经费并不是很高,基本上处于一种够用的状态,但是,“实现自己的想法或者预期目标比较困难,因为有些实验条件和大型的实验设备达不到要求,想买又没有足够的经费”。柳志现在手头上的经费虽然不是很多,但花起来也不容易,“有很多限制,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4年来,也不断有高校想把柳志挖走,开出的条件都很优厚。但是,由于和所在学校签订合同的期限较长,柳志也不太想“背信弃义”,加上学校领导和周围同事对他确实也很照顾,所以,他只好尽量在工作上寻找外校的合作伙伴,以期有力可借。现在他和某著名高校的一个国家级的实验室合作,尽量用他们的设备来搞研究,也把带的一些研究生派过去学习。“这个实验室的负责人挺好,虽然他也邀请我加盟,我不能过去,但他说实验室的大门向我敞开的时候,我心里真的很感动。”
  除了这些,柳志感慨:“在国外,生活环境不错,生活有规矩可循。回到国内后感觉风格易变,要适应这种环境很难。但要有所作为似乎又不得不适应这种环境。”
  在高校,对于“海归”回国后的“水土不服”,有柳志同样感受的“海归”们并不少。东北某高校的顾城教授表示,在国外留学和工作时,感受到的学术氛围好一些,很多事情都是能简化尽量简化,但是在国内就有所不同,有些事情明明很简单,但一办起来就会遇到很多麻烦。“圈子,主要是各种各样的圈子,对于我们来说实在是难以理解。”
  顾城表示,在国外,圈子似乎只是在专业上形成的,比如某个专业会有一批该领域的专家形成一个学术圈子。可在国内就有所不同,不但有学术圈子,还有行政圈子,甚至学术圈和行政圈结合起来形成更复杂的圈子。“在这些圈子中,各有各的利益代表,相互之间总会有矛盾。”他表示,如申请课题,圈子内的人自然享有优先权,因为这个圈子的利益代表会优先照顾内部人士,而且,还会对其进行所谓的包装、攻关等,尽量让内部人士达到目标。
  柳志所在的学校引进他的时候,并没有相应的科研团队人员配备的计划,加上他所从事的专业是学校此前所没有的,所以,至今他基本上还是“单枪匹马奋战沙场”。柳志表示,出国时间较长,使得他对国内学术界缺乏深入的了解,要想申请高级别的大课题,除了和别的高校科研人员联手外,他几乎没有办法。“但是,真正进入别人的团队并不容易,目前对于我来说,能和别人一起合作,做些课题就满足了。”
  顾城教授表示,最不适应的是国内人际关系比较复杂,而学术圈子只不过是这种感受中的一种。事实上,在科研和教学中,乃至在日常的生活中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摩擦存在。“有些东西真的不想去面对,耗时费力不说,得罪人更加对自己的科研没有好处,毕竟有些事情是需要相互之间共同努力的,所以,有时候干脆惹不起就躲。”
  对于圈子,西北某高校的谭凯教授表示,要不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进入到自己专业的学术圈子(那是他回国人生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申请到基金课题,或许在他回国两年后又出国。谭凯认为,所谓圈子,对“海归”来说应该有两层含义,一是以自身的学术科研能力进入,搏一席之地,但这条路往往不易;二是善于处理人际关系,能够左右逢源,加上科研产出,自然会在圈子中受宠。“在圈子外游离,确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科研没有课题,意味着没有产出啊。”
  实际上,对于一些“海归”提到的不服水土的情况,一些高校的领导者也采取了相应的优惠措施。纷纷改善吸引留学人员的大环境和小环境,除了解决留学人员子女入学、配偶工作等生活问题外,还在工作上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重点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工作。如广州大学就承诺,在海外留学人员回国初期的两年内,不仅帮他们承担申报课题等工作,并且“海归”申请到的课题经费,学校还按1∶1的比例给予额外配套。
  顾城则表示,自身的调节固然重要,但学校乃至学术界大环境的改善也不可忽视,两者都需要共同改进。作为“海归”,要把事业放在第一位,尽量适应国内的科研学术环境。同时,也需要学校和相关部门对于一些规则、政策等的制定尽量简化,避免重重关卡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受了很多年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后,再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回国后,内心的冲突时很明显的。
  
  圈子内的人自然享有优先权,因为这个圈子的利益代表会优先照顾内部人士。
  
  结束语
  
  我们承认,海归们的理论知识比较广泛;他们的个人能力和办事效率比较高;他们的个性比较独立,待人接物较为诚恳和坦率;他们更善于表达个人的情感和看法;除此之外,他们身上还有许多闪光点……
  但在这些闪光点的背后,他们的内心深处其实有许多“苦衷”不为人知。他们所要面对的挑战和困境是许多没有出过国的人们所不能理解的,为了出国,为了留学,为了回国工作、创业、生活,他们付出了更多的额外代价。
  所以,为了让出国和归国更加理性,《新海归》杂志在采访了众多海归之后,来列举一下出国留学的代价与收获,完全的得与失是不能计算的,你心里自然也有一笔清晰的帐,只是希望能给你一些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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