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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摆放幕府将军的木偶，把玩日本忍者的仿真兵器，像是对曾经精神体验的回望。他会对一切精致的东西会心微笑，也会感叹日本的潮流变迁。他把历史挂在墙上，彷佛全球化也无法改变其信仰。
刷过碗，送过报纸；当过家庭教师，也做过装卸工人；曾跑去电视台当记者助理，还会到某些中国料理店里面去当厨师。宫殿巍的8年日本生涯，与同时代海归人一样甚至更为丰富。
生存三阶段
1992年。
这一年对宫殿巍来说，搭上第二波狂热的出国潮，就像中了大奖。
此时，曾任中国驻日本大阪总领事的宫父已经归国，那个特殊的国度燃起了宫殿巍重新体验的冲动，去日本成了必然选择。“高中毕业以后，大学考上没去，当时的想法是脱离父母，走的远远的，再也不用听唠叨了”。
然而，这个想法得到了家人的完全支持，父母拿出了所有的积蓄。60万日元，几乎是宫家的全部家产，寻找保人、交好学费，在92年的这个中国家庭中，正在用几万元人民币酝酿一个梦想。
“我母亲一个月能挣200多块钱，这是什么概念？当时在日本能吃3天早餐吧。”
为了能有足够的时间打工维持生计，在国内学理科出身的宫殿巍不得不选择稍微偏文科的政策学。“因为这样，不用每天被摁在实验室。”
宫殿巍把自己的日本岁月分为三个阶段。
最初，日本的大街上充斥着汉字广告，楼群还没有北京高，这让刚到日本的宫殿巍没有任何去国外的生疏感，好像感觉自己到了深圳。
“白天也谈不上有多繁华，白天大家都在写字楼工作，路上人流不多，在北京生活惯了，日本的大街基本上很不习惯。因为看不懂电视，你很难知道大街上的人在想什么，他们的表情与我们在国内的人没有什么区别。”
但这样的感触会被慢慢融化，过渡到“你了解一些情况，稍微懂一点日文，能够看懂一点电视的时候。”
“那时就已经非常喜欢那个地方了。这个时期会开始注重细节：楼虽然没有中国高，但是会很精致，一片楼房，有三、四十栋楼，但这其中没有哪个楼是一样的。”
开始认读日本的物质文明，这是宫殿巍日本生涯第二阶段的重要成果。
物质文明让那个时代的出国人感到了中外生存状态的巨大差距。归国之时甚至有些不适应急促变化中的国内生活：拥挤、不守规矩、食品没有统一包装……那段中外生活对比之强烈，让宫殿巍记忆强烈。
1994年，首次回国的宫殿巍去北京赛特买30块钱一桶的牛奶喝，因为他实在受不了，在一个大塑料箱子里面，大家去挑选黏黏的牛奶袋，看看哪个没破。
然而，与此同时，那个夏天还有更强烈的记忆：在二环外居住的宫家门口已经变成了三环，四环已经开始动工。
在日4年后，宫殿巍的日本生涯顺利进入了自己归纳的第三阶段。
“从不了解日本到了解，到深刻地了解日本，等你弄懂了这个民族的文化和根脉，你会发现自己的文化在和它的文化时刻对碰，很大程度是一种自己内心的博弈。”
文化冲撞
“崇尚强者而不同情弱者，这就是日本文化的本真。”宫殿巍把这归结为崇尚“武”文化的民族性格。
“日本是一个武士文化的国家，和中国文化有本质的区别。中国是农耕文化，是以和为贵，大家要同时耕耘在一片土地上，所以大家要互相帮忙，和和气气，要共享一个生产资料，但日本不是。本身作为国家的特点，日本一直是武士文化，分等级，很容易理解日本人为什么会发动战争那么残忍，在日本民族的概念里，弱者是一个懦夫，就应该死，不应该活着。”
“日本学生在学校受到欺负第一反应不是去告诉老师、寻求家长的帮助，因为在他们的意识里，遭到欺负就说明自己在某方面是弱者，他们更容易接受这种现实。”
在东京、新宿，宫殿巍学会了逛街，几十家店铺，同样的价格，不同的种类。一边享受丰富的物质生活供应、礼义至上的人文环境，一边感受两种文化最原始的差别。
“你越是对文化差异感兴趣，可能感受的冲突会更大。”在日本最后的日子，宫殿巍开始期盼归国。“明天能回国不能，明天能回我现在就收拾东西，呆不下去了。”
“日本的白天，像死一样沉寂，周末我在家睡一天都不会有人打搅我。而在中国，你早上起来，会听到楼下有鸣笛声，有早市上老头、老太太聊天的声音，有小贩的叫卖声，甚至有骑自行车的铃声、小孩的啼哭声，就会觉得这个世界在活着。中国让我觉得到处有生命力，有人情味。”
丰富的职业阅历让宫殿巍经历了不同阶层不同岗位的日本人，他们身上或浓郁或隐藏的武士性格让宫殿巍难以停止思考，也产生了文化生存的隐忧。
事实证明，在那个年代，远赴海外在大众的眼里是积累财富的手段。
1993年的春节，一个朋友给留驻日本的宫殿巍打电话。
“你准备四、五年挣多少钱回来啊？”
“1000万日元吧（相当于60万人民币左右）”
“啊？吹牛了吧，那就继续在日本好好混吧”
1997年，两个人4年后的对话。
“香港都回归了，你怎么还不回来？赚了多少钱是够啊？”
“差不多800万了（相当于50万人民币）”
“那你还是呆在日本吧，你回北京可能连房子都买不起!”
4年，是宫殿巍日本生涯的一半历程，却让他体尝了中日经济和精神生活此起彼伏的发展状态。
如今，宫殿巍是个中日生活方式的“混搭产品”：
每天早上洗澡，时刻注重自己的头发；
往返中日再也不用带家里的咸菜,口味变得吃不了辣椒；
家里的东西坏了，第一个想到的不是自己动手修，而是打电话给物业。
即便如此，也只有在北京，宫殿巍才觉得自己是这里真正的主人。
“在大阪我住的那个区，一直到2004年又一次回去，就只多了一栋楼。而在北京，我92年出国前住的那个地方，到我94年第一次回家，已经完全不认识了。在海外呆过的人，都觉得中国没有理由不会更好!”
被异域文化放逐的一代留日人群做事谨慎、内心丰富，游走在“仁”与“武”的文化精神中。在北京亦庄，宫殿巍充满设计感的家里，他游刃有余地在两种文化中寻找对比或者归宿感，他不间断地讨论趋势、探索未来，又好像努力在寻找回来的世界，寻找幸福的起点。
宫殿巍
日产中国公关品牌部经理
1992年——2000年留居日本
“崇尚强者而不同情弱者，这就是日本文化的本真。”宫殿巍把这归结为崇尚“武”文化的民族性格。
刷过碗，送过报纸；当过家庭教师，也做过装卸工人；曾跑去电视台当记者助理，还会到某些中国料理店里面去当厨师。宫殿巍的8年日本生涯，与同时代海归人一样甚至更为丰富。
生存三阶段
1992年。
这一年对宫殿巍来说，搭上第二波狂热的出国潮，就像中了大奖。
此时，曾任中国驻日本大阪总领事的宫父已经归国，那个特殊的国度燃起了宫殿巍重新体验的冲动，去日本成了必然选择。“高中毕业以后，大学考上没去，当时的想法是脱离父母，走的远远的，再也不用听唠叨了”。
然而，这个想法得到了家人的完全支持，父母拿出了所有的积蓄。60万日元，几乎是宫家的全部家产，寻找保人、交好学费，在92年的这个中国家庭中，正在用几万元人民币酝酿一个梦想。
“我母亲一个月能挣200多块钱，这是什么概念？当时在日本能吃3天早餐吧。”
为了能有足够的时间打工维持生计，在国内学理科出身的宫殿巍不得不选择稍微偏文科的政策学。“因为这样，不用每天被摁在实验室。”
宫殿巍把自己的日本岁月分为三个阶段。
最初，日本的大街上充斥着汉字广告，楼群还没有北京高，这让刚到日本的宫殿巍没有任何去国外的生疏感，好像感觉自己到了深圳。
“白天也谈不上有多繁华，白天大家都在写字楼工作，路上人流不多，在北京生活惯了，日本的大街基本上很不习惯。因为看不懂电视，你很难知道大街上的人在想什么，他们的表情与我们在国内的人没有什么区别。”
但这样的感触会被慢慢融化，过渡到“你了解一些情况，稍微懂一点日文，能够看懂一点电视的时候。”
“那时就已经非常喜欢那个地方了。这个时期会开始注重细节：楼虽然没有中国高，但是会很精致，一片楼房，有三、四十栋楼，但这其中没有哪个楼是一样的。”
开始认读日本的物质文明，这是宫殿巍日本生涯第二阶段的重要成果。
物质文明让那个时代的出国人感到了中外生存状态的巨大差距。归国之时甚至有些不适应急促变化中的国内生活：拥挤、不守规矩、食品没有统一包装……那段中外生活对比之强烈，让宫殿巍记忆强烈。
1994年，首次回国的宫殿巍去北京赛特买30块钱一桶的牛奶喝，因为他实在受不了，在一个大塑料箱子里面，大家去挑选黏黏的牛奶袋，看看哪个没破。
然而，与此同时，那个夏天还有更强烈的记忆：在二环外居住的宫家门口已经变成了三环，四环已经开始动工。
在日4年后，宫殿巍的日本生涯顺利进入了自己归纳的第三阶段。
“从不了解日本到了解，到深刻地了解日本，等你弄懂了这个民族的文化和根脉，你会发现自己的文化在和它的文化时刻对碰，很大程度是一种自己内心的博弈。”
文化冲撞
“崇尚强者而不同情弱者，这就是日本文化的本真。”宫殿巍把这归结为崇尚“武”文化的民族性格。
“日本是一个武士文化的国家，和中国文化有本质的区别。中国是农耕文化，是以和为贵，大家要同时耕耘在一片土地上，所以大家要互相帮忙，和和气气，要共享一个生产资料，但日本不是。本身作为国家的特点，日本一直是武士文化，分等级，很容易理解日本人为什么会发动战争那么残忍，在日本民族的概念里，弱者是一个懦夫，就应该死，不应该活着。”
“日本学生在学校受到欺负第一反应不是去告诉老师、寻求家长的帮助，因为在他们的意识里，遭到欺负就说明自己在某方面是弱者，他们更容易接受这种现实。”
在东京、新宿，宫殿巍学会了逛街，几十家店铺，同样的价格，不同的种类。一边享受丰富的物质生活供应、礼义至上的人文环境，一边感受两种文化最原始的差别。
“你越是对文化差异感兴趣，可能感受的冲突会更大。”在日本最后的日子，宫殿巍开始期盼归国。“明天能回国不能，明天能回我现在就收拾东西，呆不下去了。”
“日本的白天，像死一样沉寂，周末我在家睡一天都不会有人打搅我。而在中国，你早上起来，会听到楼下有鸣笛声，有早市上老头、老太太聊天的声音，有小贩的叫卖声，甚至有骑自行车的铃声、小孩的啼哭声，就会觉得这个世界在活着。中国让我觉得到处有生命力，有人情味。”
丰富的职业阅历让宫殿巍经历了不同阶层不同岗位的日本人，他们身上或浓郁或隐藏的武士性格让宫殿巍难以停止思考，也产生了文化生存的隐忧。
事实证明，在那个年代，远赴海外在大众的眼里是积累财富的手段。
1993年的春节，一个朋友给留驻日本的宫殿巍打电话。
“你准备四、五年挣多少钱回来啊？”
“1000万日元吧（相当于60万人民币左右）”
“啊？吹牛了吧，那就继续在日本好好混吧”
1997年，两个人4年后的对话。
“香港都回归了，你怎么还不回来？赚了多少钱是够啊？”
“差不多800万了（相当于50万人民币）”
“那你还是呆在日本吧，你回北京可能连房子都买不起!”
4年，是宫殿巍日本生涯的一半历程，却让他体尝了中日经济和精神生活此起彼伏的发展状态。
如今，宫殿巍是个中日生活方式的“混搭产品”：
每天早上洗澡，时刻注重自己的头发；
往返中日再也不用带家里的咸菜,口味变得吃不了辣椒；
家里的东西坏了，第一个想到的不是自己动手修，而是打电话给物业。
即便如此，也只有在北京，宫殿巍才觉得自己是这里真正的主人。
“在大阪我住的那个区，一直到2004年又一次回去，就只多了一栋楼。而在北京，我92年出国前住的那个地方，到我94年第一次回家，已经完全不认识了。在海外呆过的人，都觉得中国没有理由不会更好!”
被异域文化放逐的一代留日人群做事谨慎、内心丰富，游走在“仁”与“武”的文化精神中。在北京亦庄，宫殿巍充满设计感的家里，他游刃有余地在两种文化中寻找对比或者归宿感，他不间断地讨论趋势、探索未来，又好像努力在寻找回来的世界，寻找幸福的起点。
宫殿巍
日产中国公关品牌部经理
1992年——2000年留居日本
“崇尚强者而不同情弱者，这就是日本文化的本真。”宫殿巍把这归结为崇尚“武”文化的民族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