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根据现代社会科学的观点，范式转换的存在与完成，是一门学科成立与发展的标志。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是由马克思本人创立的，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一个形态或原生态，后来被斯大林创立的“教科书哲学”所湮没，20世纪90年代由中国的中青年哲学学者群所恢复与弘扬。目前在范式转换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的学科建设已经取得了重要成就。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的范式转换成就是通过对“教科书哲学”、经济学的范式创新以及经济哲学自身已经形成的范式创新共识三个方面来体现的。
关键词：范式；经济哲学；范式创新
一、库恩的“范式革命”理论及其对经济哲学学科建设的作用
近年来，库恩的范式转换理论已经成为了牵引现代科学(包括社会科学)进步的理论基础，其“范式革命”理论的出现，可以说是人类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性进步。事实上，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就是沿着“范式革命”的路径发展的。所以，客观分析库恩范式转换理论的基本内容及其对经济哲学学科建设的影响，是至为重要的。
其一，科学不是连续性的、积累的进步过程，而是范式的间断性转换的结果。1962年，库恩出版了他的成名作《科学革命的结构》。库恩在书中提出了一个基本的观点：科学不是连续性的、积累的进步过程，而是范式的间断性转换的结果；范式之间有着“不可通约性”。库恩的范式理论摧毁了维也纳学派“统一科学的信仰”的社会科学标准及其“游戏规则”。库恩范式理论的出现可以说是把原有的旨在建立“最高权威”的社会科学思维方式从核心撕开了一个口子，也由此引发了西方学界近20年的人文论战。
其二，“范式”的实质可以看成是一种世界观或方法论。“范式”一词源出希腊语的“范型”、“模特”，在拉丁语中它成了“典型范例”的意思。库恩把它拿来作为与常规科学密切相关的术语，主要有二层意思：一是特殊共同体(如科学家团体)的共有信念；二是常规科学作为规则的解谜基础。他指出：“我所谓的范式通常是指那些公认的科学成就，它们在一段时间里为实际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由于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证明了“范式”是一种有关价值、信念和方法论的共识，那么科学“范式”的实质就可以看成是一种世界观或方法论。
其三，新旧科学范式之间没有共通性，因此科学不可能是一种积累式的进步，也正是因为存在范式的不可通约性，科学革命才有意义。“不可通约性”原本是欧几里德在《几何原理》第10卷中谈到尺度分割时使用的术语，意思是指不具有共同的尺度。库恩关于科学范式不可通约性的证明，使“科学”从几乎等同于真理的神圣偶像地位上轰然倒地，库恩的范式论一出，科学的霸权地位就风光不再，范式也就迅速地被推广到各个领域，成为主张社会多样性及其主张不同学术观点共存的最有力武器。
其四，库恩的范式转换理论旨在推动社会科学创新。1969年，库恩本人在《结构》一书增补的《后记》中针对人们对他的批评和误解说到，“我是科学进步的真正信仰者。”库恩认为科学进步，特别是社会科学理论创新中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在科学争论前提的时期，争论双方都无法借助逻辑工具指出对方的错误，例如牛顿力学的信奉者和爱因斯坦关于相对论的争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和平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的创新形态之间，也遇到了这种难题。好在旨在改变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不需从逻辑上证明“教科书哲学”同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形态之间的优劣得失，与时代实践的关系及其直接切入与解决和平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问题的能力，是它们兴衰存废的基础，同时在本学科学者群(特别是中青年学者群)中的“坚守”队伍扩大或缩小、及其社会与群众的“愿学”或“厌学”是其前景具体的指针。
库恩的“范式转换”理论是牵引我们正确处理经济哲学与“教科书哲学”、经济学关系的理论基础，也是实现经济哲学学科建设的学术规范化的理论基础。根据“范式转换”理论，我们不必象高清海教授那样费九牛二虎之力去对教科书哲学的内容本身进行清理，而从范式创新去超越它，用时代主题与时代精神的变化宣告它的过时、丧失价值就可以了。对于其具体内容，经济哲学完全可用“扬弃”的开放性态度对待之。
根据“范式转换”理论，可以看出经济哲学与经济学都是应解决经济实践问题需要而产生的，它们的区别是各自学科“信念”即理论硬核的构成与学科发展趋向不同，它们对经济实践问题“作为规则的解谜基础”也不同。经济学是围绕财富与价值创造的“实证”进行学科演进的，经济哲学是围绕经济实践的时代问题解决与“主体自主性”提升的逻辑互动进行学科演进的。
二、经济哲学相对“教科书哲学”的研究范式创新
可以认为，“教科书哲学”与经济哲学都是马克思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哲学观在不同时代的具体形态。“教科书哲学”反映了共产党作为革命党时代的实践主题，即以阶级斗争作为主要矛盾和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实践诉求；经济哲学则是反映了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时代的实践主题，即以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作为主要矛盾和国强民富(共同富裕)的实践诉求。哲学形态只能是解决特殊时代实践主题的时代精神、思维方式、基本理念的智慧。
“教科书哲学”与经济哲学之间范式转换，目前仍处于初始阶段。但是，由于实践主题的时代性变化，这种转换早晚都会完成。弄清经济哲学相对于“教科书哲学”的研究范式创新，是促进这种范式转换早日实现的理论准备条件之一。
其一，是提供终极意义的、具有“教条”普遍价值的世界观体系，还是提供解决实践问题的理论硬核?“教科书哲学”的最大弊端是以追求建构黑格尔模式的所谓“世界观体系”，一旦进入这个所谓的科学、完整的“世界观体系”内容，就必然僵化、封闭、教条化。“教科书哲学”的最大弱点是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全部的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哲学功能，要求学习哲学的人去“理论联系实际”。可惜“教科书哲学”又不允许或很难实现理论本身的开放、创新、与时俱进。实践证明，一个时代人们世界观的形成与解决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绝非哲学能够承包下来。如果把一个时代人们世界观的形成与解决系于一门学科身上，学科本身不堪重负，实践的负效应也明显。哲学对特定时代人们的世界观影响力是需要具体分析的。经济哲学则以提供解决实践问题的理论硬核为学科建设的中轴或逻辑主线。
其二，“教科书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之核心内容即所谓追寻世界整体性根源、状况，是19世纪以前的“科学哲学”的拔高而已，是对马克思确立的“人化自然”实践唯物主义哲学视域的偏离；历史唯物主义从社会存在的逻辑起点，采用若干“排除法”，引申出社会制度变革及其革命中心论、阶级斗争直接动力论及附加的群众论，这些只是革命时代的精神，是不能被终极化的尊奉所谓永远不能修改的“马克思主义哲 学原理”的。范式转换的理论宗旨是反对把任何具体真理终极、永恒化。目前，各类用行政手段与理论狡辩为维护引进产生于斯大林体制时代的“教科书哲学”退出历史舞台设障的言行，实际上都认为“教科书哲学”的内容是永恒真理，逻辑框架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不能、也没有必要与时俱进的。这种思维方式不仅与范式转换的理论矛盾，也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的哲学精神相矛盾的。经济哲学从来不认为自己的理论硬核是永恒的、不可超越的，反而主张不断创新、丰富理论硬核。理论硬核之间的关系犹如爬坡登上凌绝顶后回头俯视上山经历的一个个比顶峰低，但不可缺少的上山之路所经历的一座座山峰一样。
其三，“教科书哲学”与经济哲学之间的“不可通约性”的内涵。按库恩的观点，“不可通约性”是理论创新的标志，也是新旧理论矛盾的根源。“教科书哲学”与经济哲学之间的“不可通约性”的内涵，是指“教科书哲学”只能解决共产党作为革命党时解决战争与革命时代条件下、只能以阶级斗争理论为核心去变革旧制度的实践问题；经济哲学解决的是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和平发展时代的条件下，应以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理论硬核去解决国内外的实践问题。所以，“教科书哲学”与经济哲学之间的“不可通约性”的矛盾是无法避免的。对“教科书哲学”的否定，不是说它本身的理论内容从抽象的理论论证上讲是否正确，是否有多少“原著”根据，而是说它的理论核心内容相对于实践、时代问题过时了；用今天新的时代主题来看，它的价值也丧失了。有人可能会说，邓小平同志说过，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开放也是解放生产力。能否由此说，教科书哲学没有必要范式转换成经济哲学呢?不能这么讲。因为革命解放生产力是间接的，革命的直接作用是变革旧制度、推翻旧政权，为解放生产力创造社会条件，不等于解放、发展生产力本身。产生于改革开放实践的经济哲学，是直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时代精神的精华，它为市场经济体制和改革开放实践不断提供着直接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理念、思维方式和理论硬核。说“教科书哲学”与经济哲学之间存在“不可通约性”，并不是说“教科书哲学”与经济哲学内容之间的关系是不可以进行“扬弃”的。拆掉祖宗的旧茅屋或瓦房修楼房，旧房子的地基、框架不能用了，某些建筑材料还可以利用。“教科书哲学”相当于过去了的时代、实践留下的旧的时代精神的“瓦房”，对其内容可以作为经济哲学发展的材料加以利用。
其四，由于“教科书哲学”与经济哲学之间的“不可通约性”的内涵，所以，那种认为“经济哲学是‘教科书哲学’在经济中的推广运用”的观点是不对的。“教科书哲学”的时代指向与理论内容因通约性阻隔，是无法推广出经济哲学的，其哲学理念、范式、理论硬核及其外化的内容，都是无法在经济哲学中被普遍推广的。它们是在不同的理论信念、研究规则、理论硬核基础上开出的有时代精神特质的哲学智慧的花朵。中国人民大学刘敬鲁教授等人把经济哲学称之为“教科书哲学”旗帜下的“部门哲学”，这也是对经济哲学的错误的学术定位。“教科书哲学”与经济哲学的学术地位是平等的，它们都是马克思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哲学观在特定时代的形态化。论时间顺序，马克思还先创立经济哲学形态，关于“教科书哲学”形态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称谓及其逻辑框架是斯大林1938年9月才命名的，也就是说，经济哲学的产生比“教科书哲学”早90多年，显然不能把经济哲学称之为“教科书哲学”旗帜下的“部门哲学”。
三、经济哲学相对于经济学理论的范式创新
经济学理论作为近代社会在实践的呼唤下从哲学的襁褓中哺育出的新兴学科，如今早已经“今非昔比”，似已成长为“经济帝国主义”，以至今天哲学振兴之路还不得不借助经济学的强大影响力。经济学理论今天报恩似的“反哺”经济哲学，如同当年哲学家斯密利用哲学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创立古典经济学一样，都是学术发展的逻辑或规律。绝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经济哲学是经济学的哲学”，即把经济哲学看作经济学的附属品即附庸。马克思是经济哲学的学科原创者，《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资本论》都是根据；马克思创立的经济哲学被当时战争与革命时代主题和斯大林用“教科书哲学”范式淹没了若干年后，以罗宾逊为代表的经济学者重提“经济哲学”，这也是事实。经济哲学与经济学的学术地位今天也应该是平等的。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有共同的研究对象，即经济哲学与经济都以经济实践中的问题为研究对象。但是，它们又有不同的理论分工即学术功能。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实践中的“稀缺与效率”主题即问题，其发展趋向是通过数学工具“实证”化，也即“形而下学”；经济哲学是研究经济实践的理性与人性问题，其研究使经济实践问题认识趋向逻辑“形而上学”。经济哲学相对于经济学理论同样实现了范式创新，这是其关系的本质。
其一，经济实践问题的哲学解决路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资本论》中都是采取的这种研究范式。马克思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悖论I生矛盾的实践问题，即资本主义的财富创造方式能够创造比以往一切时代的总和还多的财富及其价值，但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创造的“两极分化”也是历史上没有的。马克思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悖论性矛盾产生的实践根源在于“异化”，后来马克思将这种异化现实理论概括为“生产关系容纳力”的矛盾。怎么解决这种矛盾呢?马克思从现实问题的研究中得出了实践唯物主义的哲学革命性结论，即“全部的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提出了将革命的哲学的精神武器与物质武器(阶级主体)的社会实践结合的逻辑。而经济学解决经济实践问题的路径则是“实证”，即通过“实证”去解决各类经济实践中的问题。经济学是通过对经济条件系统的假设，然后用数学工具设计出若干解决问题的理论模型，供人们在经济实践中选择。
其二，经济实践的理性与人性追问及其人文提升。亚当·斯密创造的古典经济学即提倡经济实践要符合人性(利己心)和理性(即利益的合法性)。亚当·斯密指的人性与理性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富论》中主张通过发展分工和劳动价值交换即依托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经济利益，二是他在《道德情操论》提倡的“利他”的经济人文主义。但是，“边际革命”后的现代西方经济学从原来的人性、理性、人文三位一体的逻辑架构单向度为借助数学工具“效率最大化”的结构，效率成了排斥理性、湮没人性“底线”和扼杀人文的利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悖论性矛盾的实践问题更加突出，除了恶化国内两极分化外，还酿成人类世界大战惨剧、殖民地黑暗、各类生态灾难等问题。尽管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几百年财富积累和科技进步的“丰裕社会”实力，国内悖论性矛盾比马克思与恩格斯在世的一百多年前有了很大改善，但是，因为 经济实践在片面性理论导向下呈现人性、理性、人文割裂的过程，“告别理性”与人性向兽性倒退的各种现象仍然如乌云般不时出现在“丰裕社会”的上空。可以这样说，今天的世界经济实践，无论从哪个层面与时空看，呼唤经济理性的回归、要求狙击兽性对人性“底线”的侵蚀、提升经济实践的人文水平，都是共同的需要。这些“需求”今天已经不能由经济学理论自身来提供了，需要经济哲学的“学科支援”。值得指出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资本主义社会在理性缺失、人性倒退的理论价值导向下，市场经济逐利机制如脱缰野马的环境中，非理性泛滥与兽性沉渣泛起突出地表现在个人身上为多，莎士比亚和巴尔扎克笔下的各种“守财奴”形象就比较明显地说明了这个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社会个人的理性与人性水平因社会整体文化水平的提高有了进步。但是，由于社会权力结构仍主要被利益强势集团所左右，所以，西方社会的以国家名义存在的“集体理性”水平有倒退的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不时发生的局部战争、持续的民族文化对抗、防不胜防的恐怖主义活动，似乎是各不相干的现实存在，追根溯源其深层动因是与“国家非理性”问题相联系的。
其三，经济视域的社会性拓展。“政治经济学”、“社会经济学”、“人文或人本经济学”，可以看作经济视域的社会性拓展的发展阶段，实现这些拓展的基本经济理念都是由哲学提供的。这些经济实践视域的拓展从不同侧面纠正了把经济实践仅仅看成创造财富、或者是“搞钱”的金钱拜物教的片面性。政治经济学视域出现于古希腊的城邦经济时代，其固然带有奴隶制时代的印记，但也说明了经济实践存在与政治的不可分割关系，说明经济视域应拓展到政治方面。近代古典经济学讲的“政治经济学”是指有国家政策干预条件下生成的“国民财富”。“社会经济学”是地道的经济哲学视域范畴，由哲学家休谟提出，其对经济视域的拓展是不言而喻的。“人文或人本经济学”是党的科学发展观提出后正在逐步形成共识的经济实践观点。这种新的经济基本理念使经济实践被置于了更宽广的视域，它将历来被认为“身外之物”的财富实践内在主体化了，引发了经济视域向“人化自然”的一切构成要素，即实现又快又好的协调发展的相关因素进行前所未有的拓展。
其四，经济理念创新与经济方法论创新的推进。“自由”、“效率”、“人本”都曾经是或将是支配整个经济实践的基本理念。实践证明，不同的经济理念将产生不同的经济实践的方法论系统，从经济指导思路、价值标准到政策和措施，无不如千里江河源于涓涓细流一样，它们都源于或受制于基本经济理念。“市场自由竞争”理念支配下的经济实践的指向是旨在建立“世界历史”时代的国内与国际现代社会关系系统；“效率最大化”理念是依托数学工具的宏观调控政策和微观管理制度的无数量化努力；从人力资本到“以人为本”理念支配下的经济实践的创新目前总体上仍处于探索阶段。
其五，经济学理论向经济哲学方法论的嬗变。经济哲学相对于经济学的“实证”、“量化”趋向，它具有“形而上学”的特点；经济哲学相对于“教科书哲学”的几百个概念、原理、规律、观点堆成的所谓“体系”，它又具有通俗和实用的特点。经济哲学深刻改变了哲学抽象、空洞的形象。一靠研究对象是实践问题本身具有的通俗和实用的特点，二靠把经济学已有的理论成果作为阐述经济哲学理论硬核的方法。比如，阐述经济理性，如果用经济学的边际收益递减、货币选票、有效购买力等理论来阐述，经济理性就不是深奥的玄学，而是生活实践的本身；又比如，阐述经济哲学的资本动力学，如果结合经济学的货币经济学、资本市场运作理论、区域经济学理论，资本动力学就不再是哲学命题而是发展的思维方式与思路。显然，经济哲学的理解、运用、学科建设须臾不能离开经济学的已有成果与对其前沿学术问题的关注。所以，经济哲学学者必须有较好的经济学理论知识。同样，近年来经济诺贝尔奖获得者多是经济学研究中自觉运用哲学成果的结果，如阿马亚蒂·森。总之，经济哲学开创了经济学与哲学分离百年后再度“联姻”的学术新纪元。
四、经济哲学已经形成的范式创新共识
根据库恩的“范式转换”理论，一门学科建设主要应该围绕两个方面进行：一是不断扩大作为学科特殊共同体(即学者群)的共有信念，二是建构作为学科规则的解谜基础。马克思创立的经济哲学，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由西方经济学者重新提起、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中国哲学界强力推进、在21世纪开始飞速发展的经济哲学目前在学科的“共有信念”和“作为学科规则的解谜基础”建设方面主要取得了以下成就。
其一，经济实践中的问题是经济哲学的研究对象。马克思在阐述他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观时强调，他的哲学是解决通过实践问题达到改变世界目标的哲学，解决问题的前提是研究问题。所以，经济哲学把经济实践中的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复旦大学余源培教授较早提出了经济哲学要以现代化建设中的实际问题为研究对象，并提出了重点需要研究的5类问题。在2004年10月召开的关于“21世纪经济哲学的发展”研讨会上，中国社科院刘奔教授说，现代化建设中的实际问题，应该成为经济哲学的研究对象，并希望尽快作出有社会影响力的成绩。中国经济哲学界的重要领军人物张雄教授在为中共重庆市委党校何关银、罗晓梅教授主编的《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的经济哲学研究》一书的序中也指出，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实践问题的研究，是推进经济哲学发展的重要动力。经济哲学将致力于改变传统哲学空洞、抽象、与实际关系至多号称可以“理论联系实际”的关系，将直接对实践问题进行研究，并在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中推进哲学学科建设。这是马克思创立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的“本真精髓”的体现。目前，中国经济哲学界抓住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货币哲学、资本哲学两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举中国经济哲学界之力并与一些经济学者联合攻关，举办高级研讨会，取得了重要的经济哲学成果，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与社会影响，为至今仍在“贫困”中自我麻醉的“教科书哲学”注入了一剂清醒剂。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货币和资本都是绕不过的理论与实践的“坎”。货币和资本都是市场经济实践中悖论性的存在或实践平台。货币的链接下，人的主体性觉醒、人的自由与解放进程是其它任何实践平台无法比拟的。但是，因为货币的发明而产生的人性泯灭、人格扭曲的道德沦丧悲剧从古至今都在生活中上演着。有这样的事实，从文明社会开始以来，人们都无法拒绝货币，今天的金融稳定更是发展基础，但是，人们在心灵上总是鄙视货币乃至诅咒它，从鲁褒的《钱神论》到莎士比亚称货币为“人间娼妇”，都反映了这种心理。引导人们在现代化建设中理性地认识货币，使其扬长避短，是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呼唤。中国经济哲学界开展的“货币哲学”研讨活动，引起普遍关注，就是在情理 之中的事情了。研讨“资本哲学”是更具学术挑战性的创新，“资本”这个被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称之为人类劳动积累和可以归之于社会的东西，同时又是被意识形态化最厉害的东西，更是现代化建设中不能缺少的“内生动力”之源。中国经济哲学界以敢于碰学术“硬骨头”的精神和科学态度相结合，于2006年5月成功地举办了“中国资本哲学高级研讨会”，取得了重要的经济哲学学术成果与社会影响。有人可能会问道：“经济学凭借数学模型及其现代IT技术对经济实践问题的量化已经达到了正在追求“社会物理学”那样的“硬科学”水平，经济哲学有什么‘金钢钻’敢来揽如此复杂且难以解决的各种国内外的经济实践问题?”我们认为，经济现象从哲学视野看始终是社会实践的范畴，就始终同人自身与社会有机体存在血肉相联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研究人的实践及“人化自然”过程与结果的学问。所以，无论经济学把经济实践的“形而下学”量化到了何种程度，经济实践都始终有经济哲学存在的广阔空间。
其二，经济哲学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解谜基础”或学科建设成果将凝结成为“理论硬核”。众所周知，“教科书哲学”是以所谓“体系化的世界观”模式存在的，凡是荣登所谓“体系化的世界观”的内容，就成了绝对真理被权威化、封闭与凝固起来，不允许发展与批评。经济哲学的学科建设不追求维护绝对权威的体系化，而是把共识成果转换为理论硬核，作为对实践问题的解谜规则或理论平台。理论硬核之间的关系如同一条通往顶峰的路上所经历的一座座山、低峰是通往新高峰的路径的关系，每一座山峰自身也是开放的与“和而不同”的。目前，经济哲学界已经形成了哲学智慧(即确立、改变‘游戏规则’的学问”)、资本动力学、人文关怀三个理论硬核。目前已有的理论硬核可以为和平发展时代与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的重大问题的解决提供哲学思维方式的理论平台和基本理念确立的哲学基础。
其三，经济哲学应该在同经济学的“联姻”中发展。1998年7月6日，张雄教授在接受《人民日报》记者的访谈中，提出了“市场经济的深度推进，呼唤着经济学与哲学‘联姻”’的观点。张雄教授认为，经济哲学只有在同经济学的“联姻”中走向实际寻找到哲学新的增长点，才能克服实际上被黑格尔哲学思辩化了的“教科书哲学”的“囚徒困境”。所以，同经济学的“联姻”首先是哲学实现在范式创新中发展的需要。当然，哲学同经济学的“联姻”，也是经济学自身发展的需要。张雄教授指出，经济实践中越来越多的现实问题的涌现，说明经济学理论本身在“繁荣”的表象中潜藏着“危机”。经济学要应对这些危机，不能没有经济哲学的“学科支援”。今天回过头看，中国经济哲学界对经济学理论在“繁荣”的表象中潜藏着“危机”的预言，不幸被言中了。国际社会在“9·1l”爆炸的巨响中，不得不面对根源于世界经济格局与秩序的危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在近30年高速发展中积累的问题也把我们推入了“矛盾的凸现期”，“主流”经济学那些只擅长于增长GDP的理论弊端已经明显，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成为了新的发展的基本理念。
关键词：范式；经济哲学；范式创新
一、库恩的“范式革命”理论及其对经济哲学学科建设的作用
近年来，库恩的范式转换理论已经成为了牵引现代科学(包括社会科学)进步的理论基础，其“范式革命”理论的出现，可以说是人类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性进步。事实上，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就是沿着“范式革命”的路径发展的。所以，客观分析库恩范式转换理论的基本内容及其对经济哲学学科建设的影响，是至为重要的。
其一，科学不是连续性的、积累的进步过程，而是范式的间断性转换的结果。1962年，库恩出版了他的成名作《科学革命的结构》。库恩在书中提出了一个基本的观点：科学不是连续性的、积累的进步过程，而是范式的间断性转换的结果；范式之间有着“不可通约性”。库恩的范式理论摧毁了维也纳学派“统一科学的信仰”的社会科学标准及其“游戏规则”。库恩范式理论的出现可以说是把原有的旨在建立“最高权威”的社会科学思维方式从核心撕开了一个口子，也由此引发了西方学界近20年的人文论战。
其二，“范式”的实质可以看成是一种世界观或方法论。“范式”一词源出希腊语的“范型”、“模特”，在拉丁语中它成了“典型范例”的意思。库恩把它拿来作为与常规科学密切相关的术语，主要有二层意思：一是特殊共同体(如科学家团体)的共有信念；二是常规科学作为规则的解谜基础。他指出：“我所谓的范式通常是指那些公认的科学成就，它们在一段时间里为实际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由于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证明了“范式”是一种有关价值、信念和方法论的共识，那么科学“范式”的实质就可以看成是一种世界观或方法论。
其三，新旧科学范式之间没有共通性，因此科学不可能是一种积累式的进步，也正是因为存在范式的不可通约性，科学革命才有意义。“不可通约性”原本是欧几里德在《几何原理》第10卷中谈到尺度分割时使用的术语，意思是指不具有共同的尺度。库恩关于科学范式不可通约性的证明，使“科学”从几乎等同于真理的神圣偶像地位上轰然倒地，库恩的范式论一出，科学的霸权地位就风光不再，范式也就迅速地被推广到各个领域，成为主张社会多样性及其主张不同学术观点共存的最有力武器。
其四，库恩的范式转换理论旨在推动社会科学创新。1969年，库恩本人在《结构》一书增补的《后记》中针对人们对他的批评和误解说到，“我是科学进步的真正信仰者。”库恩认为科学进步，特别是社会科学理论创新中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在科学争论前提的时期，争论双方都无法借助逻辑工具指出对方的错误，例如牛顿力学的信奉者和爱因斯坦关于相对论的争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和平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的创新形态之间，也遇到了这种难题。好在旨在改变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不需从逻辑上证明“教科书哲学”同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形态之间的优劣得失，与时代实践的关系及其直接切入与解决和平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问题的能力，是它们兴衰存废的基础，同时在本学科学者群(特别是中青年学者群)中的“坚守”队伍扩大或缩小、及其社会与群众的“愿学”或“厌学”是其前景具体的指针。
库恩的“范式转换”理论是牵引我们正确处理经济哲学与“教科书哲学”、经济学关系的理论基础，也是实现经济哲学学科建设的学术规范化的理论基础。根据“范式转换”理论，我们不必象高清海教授那样费九牛二虎之力去对教科书哲学的内容本身进行清理，而从范式创新去超越它，用时代主题与时代精神的变化宣告它的过时、丧失价值就可以了。对于其具体内容，经济哲学完全可用“扬弃”的开放性态度对待之。
根据“范式转换”理论，可以看出经济哲学与经济学都是应解决经济实践问题需要而产生的，它们的区别是各自学科“信念”即理论硬核的构成与学科发展趋向不同，它们对经济实践问题“作为规则的解谜基础”也不同。经济学是围绕财富与价值创造的“实证”进行学科演进的，经济哲学是围绕经济实践的时代问题解决与“主体自主性”提升的逻辑互动进行学科演进的。
二、经济哲学相对“教科书哲学”的研究范式创新
可以认为，“教科书哲学”与经济哲学都是马克思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哲学观在不同时代的具体形态。“教科书哲学”反映了共产党作为革命党时代的实践主题，即以阶级斗争作为主要矛盾和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实践诉求；经济哲学则是反映了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时代的实践主题，即以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作为主要矛盾和国强民富(共同富裕)的实践诉求。哲学形态只能是解决特殊时代实践主题的时代精神、思维方式、基本理念的智慧。
“教科书哲学”与经济哲学之间范式转换，目前仍处于初始阶段。但是，由于实践主题的时代性变化，这种转换早晚都会完成。弄清经济哲学相对于“教科书哲学”的研究范式创新，是促进这种范式转换早日实现的理论准备条件之一。
其一，是提供终极意义的、具有“教条”普遍价值的世界观体系，还是提供解决实践问题的理论硬核?“教科书哲学”的最大弊端是以追求建构黑格尔模式的所谓“世界观体系”，一旦进入这个所谓的科学、完整的“世界观体系”内容，就必然僵化、封闭、教条化。“教科书哲学”的最大弱点是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全部的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哲学功能，要求学习哲学的人去“理论联系实际”。可惜“教科书哲学”又不允许或很难实现理论本身的开放、创新、与时俱进。实践证明，一个时代人们世界观的形成与解决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绝非哲学能够承包下来。如果把一个时代人们世界观的形成与解决系于一门学科身上，学科本身不堪重负，实践的负效应也明显。哲学对特定时代人们的世界观影响力是需要具体分析的。经济哲学则以提供解决实践问题的理论硬核为学科建设的中轴或逻辑主线。
其二，“教科书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之核心内容即所谓追寻世界整体性根源、状况，是19世纪以前的“科学哲学”的拔高而已，是对马克思确立的“人化自然”实践唯物主义哲学视域的偏离；历史唯物主义从社会存在的逻辑起点，采用若干“排除法”，引申出社会制度变革及其革命中心论、阶级斗争直接动力论及附加的群众论，这些只是革命时代的精神，是不能被终极化的尊奉所谓永远不能修改的“马克思主义哲 学原理”的。范式转换的理论宗旨是反对把任何具体真理终极、永恒化。目前，各类用行政手段与理论狡辩为维护引进产生于斯大林体制时代的“教科书哲学”退出历史舞台设障的言行，实际上都认为“教科书哲学”的内容是永恒真理，逻辑框架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不能、也没有必要与时俱进的。这种思维方式不仅与范式转换的理论矛盾，也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的哲学精神相矛盾的。经济哲学从来不认为自己的理论硬核是永恒的、不可超越的，反而主张不断创新、丰富理论硬核。理论硬核之间的关系犹如爬坡登上凌绝顶后回头俯视上山经历的一个个比顶峰低，但不可缺少的上山之路所经历的一座座山峰一样。
其三，“教科书哲学”与经济哲学之间的“不可通约性”的内涵。按库恩的观点，“不可通约性”是理论创新的标志，也是新旧理论矛盾的根源。“教科书哲学”与经济哲学之间的“不可通约性”的内涵，是指“教科书哲学”只能解决共产党作为革命党时解决战争与革命时代条件下、只能以阶级斗争理论为核心去变革旧制度的实践问题；经济哲学解决的是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和平发展时代的条件下，应以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理论硬核去解决国内外的实践问题。所以，“教科书哲学”与经济哲学之间的“不可通约性”的矛盾是无法避免的。对“教科书哲学”的否定，不是说它本身的理论内容从抽象的理论论证上讲是否正确，是否有多少“原著”根据，而是说它的理论核心内容相对于实践、时代问题过时了；用今天新的时代主题来看，它的价值也丧失了。有人可能会说，邓小平同志说过，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开放也是解放生产力。能否由此说，教科书哲学没有必要范式转换成经济哲学呢?不能这么讲。因为革命解放生产力是间接的，革命的直接作用是变革旧制度、推翻旧政权，为解放生产力创造社会条件，不等于解放、发展生产力本身。产生于改革开放实践的经济哲学，是直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时代精神的精华，它为市场经济体制和改革开放实践不断提供着直接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理念、思维方式和理论硬核。说“教科书哲学”与经济哲学之间存在“不可通约性”，并不是说“教科书哲学”与经济哲学内容之间的关系是不可以进行“扬弃”的。拆掉祖宗的旧茅屋或瓦房修楼房，旧房子的地基、框架不能用了，某些建筑材料还可以利用。“教科书哲学”相当于过去了的时代、实践留下的旧的时代精神的“瓦房”，对其内容可以作为经济哲学发展的材料加以利用。
其四，由于“教科书哲学”与经济哲学之间的“不可通约性”的内涵，所以，那种认为“经济哲学是‘教科书哲学’在经济中的推广运用”的观点是不对的。“教科书哲学”的时代指向与理论内容因通约性阻隔，是无法推广出经济哲学的，其哲学理念、范式、理论硬核及其外化的内容，都是无法在经济哲学中被普遍推广的。它们是在不同的理论信念、研究规则、理论硬核基础上开出的有时代精神特质的哲学智慧的花朵。中国人民大学刘敬鲁教授等人把经济哲学称之为“教科书哲学”旗帜下的“部门哲学”，这也是对经济哲学的错误的学术定位。“教科书哲学”与经济哲学的学术地位是平等的，它们都是马克思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哲学观在特定时代的形态化。论时间顺序，马克思还先创立经济哲学形态，关于“教科书哲学”形态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称谓及其逻辑框架是斯大林1938年9月才命名的，也就是说，经济哲学的产生比“教科书哲学”早90多年，显然不能把经济哲学称之为“教科书哲学”旗帜下的“部门哲学”。
三、经济哲学相对于经济学理论的范式创新
经济学理论作为近代社会在实践的呼唤下从哲学的襁褓中哺育出的新兴学科，如今早已经“今非昔比”，似已成长为“经济帝国主义”，以至今天哲学振兴之路还不得不借助经济学的强大影响力。经济学理论今天报恩似的“反哺”经济哲学，如同当年哲学家斯密利用哲学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创立古典经济学一样，都是学术发展的逻辑或规律。绝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经济哲学是经济学的哲学”，即把经济哲学看作经济学的附属品即附庸。马克思是经济哲学的学科原创者，《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资本论》都是根据；马克思创立的经济哲学被当时战争与革命时代主题和斯大林用“教科书哲学”范式淹没了若干年后，以罗宾逊为代表的经济学者重提“经济哲学”，这也是事实。经济哲学与经济学的学术地位今天也应该是平等的。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有共同的研究对象，即经济哲学与经济都以经济实践中的问题为研究对象。但是，它们又有不同的理论分工即学术功能。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实践中的“稀缺与效率”主题即问题，其发展趋向是通过数学工具“实证”化，也即“形而下学”；经济哲学是研究经济实践的理性与人性问题，其研究使经济实践问题认识趋向逻辑“形而上学”。经济哲学相对于经济学理论同样实现了范式创新，这是其关系的本质。
其一，经济实践问题的哲学解决路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资本论》中都是采取的这种研究范式。马克思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悖论I生矛盾的实践问题，即资本主义的财富创造方式能够创造比以往一切时代的总和还多的财富及其价值，但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创造的“两极分化”也是历史上没有的。马克思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悖论性矛盾产生的实践根源在于“异化”，后来马克思将这种异化现实理论概括为“生产关系容纳力”的矛盾。怎么解决这种矛盾呢?马克思从现实问题的研究中得出了实践唯物主义的哲学革命性结论，即“全部的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提出了将革命的哲学的精神武器与物质武器(阶级主体)的社会实践结合的逻辑。而经济学解决经济实践问题的路径则是“实证”，即通过“实证”去解决各类经济实践中的问题。经济学是通过对经济条件系统的假设，然后用数学工具设计出若干解决问题的理论模型，供人们在经济实践中选择。
其二，经济实践的理性与人性追问及其人文提升。亚当·斯密创造的古典经济学即提倡经济实践要符合人性(利己心)和理性(即利益的合法性)。亚当·斯密指的人性与理性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富论》中主张通过发展分工和劳动价值交换即依托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经济利益，二是他在《道德情操论》提倡的“利他”的经济人文主义。但是，“边际革命”后的现代西方经济学从原来的人性、理性、人文三位一体的逻辑架构单向度为借助数学工具“效率最大化”的结构，效率成了排斥理性、湮没人性“底线”和扼杀人文的利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悖论性矛盾的实践问题更加突出，除了恶化国内两极分化外，还酿成人类世界大战惨剧、殖民地黑暗、各类生态灾难等问题。尽管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几百年财富积累和科技进步的“丰裕社会”实力，国内悖论性矛盾比马克思与恩格斯在世的一百多年前有了很大改善，但是，因为 经济实践在片面性理论导向下呈现人性、理性、人文割裂的过程，“告别理性”与人性向兽性倒退的各种现象仍然如乌云般不时出现在“丰裕社会”的上空。可以这样说，今天的世界经济实践，无论从哪个层面与时空看，呼唤经济理性的回归、要求狙击兽性对人性“底线”的侵蚀、提升经济实践的人文水平，都是共同的需要。这些“需求”今天已经不能由经济学理论自身来提供了，需要经济哲学的“学科支援”。值得指出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资本主义社会在理性缺失、人性倒退的理论价值导向下，市场经济逐利机制如脱缰野马的环境中，非理性泛滥与兽性沉渣泛起突出地表现在个人身上为多，莎士比亚和巴尔扎克笔下的各种“守财奴”形象就比较明显地说明了这个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社会个人的理性与人性水平因社会整体文化水平的提高有了进步。但是，由于社会权力结构仍主要被利益强势集团所左右，所以，西方社会的以国家名义存在的“集体理性”水平有倒退的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不时发生的局部战争、持续的民族文化对抗、防不胜防的恐怖主义活动，似乎是各不相干的现实存在，追根溯源其深层动因是与“国家非理性”问题相联系的。
其三，经济视域的社会性拓展。“政治经济学”、“社会经济学”、“人文或人本经济学”，可以看作经济视域的社会性拓展的发展阶段，实现这些拓展的基本经济理念都是由哲学提供的。这些经济实践视域的拓展从不同侧面纠正了把经济实践仅仅看成创造财富、或者是“搞钱”的金钱拜物教的片面性。政治经济学视域出现于古希腊的城邦经济时代，其固然带有奴隶制时代的印记，但也说明了经济实践存在与政治的不可分割关系，说明经济视域应拓展到政治方面。近代古典经济学讲的“政治经济学”是指有国家政策干预条件下生成的“国民财富”。“社会经济学”是地道的经济哲学视域范畴，由哲学家休谟提出，其对经济视域的拓展是不言而喻的。“人文或人本经济学”是党的科学发展观提出后正在逐步形成共识的经济实践观点。这种新的经济基本理念使经济实践被置于了更宽广的视域，它将历来被认为“身外之物”的财富实践内在主体化了，引发了经济视域向“人化自然”的一切构成要素，即实现又快又好的协调发展的相关因素进行前所未有的拓展。
其四，经济理念创新与经济方法论创新的推进。“自由”、“效率”、“人本”都曾经是或将是支配整个经济实践的基本理念。实践证明，不同的经济理念将产生不同的经济实践的方法论系统，从经济指导思路、价值标准到政策和措施，无不如千里江河源于涓涓细流一样，它们都源于或受制于基本经济理念。“市场自由竞争”理念支配下的经济实践的指向是旨在建立“世界历史”时代的国内与国际现代社会关系系统；“效率最大化”理念是依托数学工具的宏观调控政策和微观管理制度的无数量化努力；从人力资本到“以人为本”理念支配下的经济实践的创新目前总体上仍处于探索阶段。
其五，经济学理论向经济哲学方法论的嬗变。经济哲学相对于经济学的“实证”、“量化”趋向，它具有“形而上学”的特点；经济哲学相对于“教科书哲学”的几百个概念、原理、规律、观点堆成的所谓“体系”，它又具有通俗和实用的特点。经济哲学深刻改变了哲学抽象、空洞的形象。一靠研究对象是实践问题本身具有的通俗和实用的特点，二靠把经济学已有的理论成果作为阐述经济哲学理论硬核的方法。比如，阐述经济理性，如果用经济学的边际收益递减、货币选票、有效购买力等理论来阐述，经济理性就不是深奥的玄学，而是生活实践的本身；又比如，阐述经济哲学的资本动力学，如果结合经济学的货币经济学、资本市场运作理论、区域经济学理论，资本动力学就不再是哲学命题而是发展的思维方式与思路。显然，经济哲学的理解、运用、学科建设须臾不能离开经济学的已有成果与对其前沿学术问题的关注。所以，经济哲学学者必须有较好的经济学理论知识。同样，近年来经济诺贝尔奖获得者多是经济学研究中自觉运用哲学成果的结果，如阿马亚蒂·森。总之，经济哲学开创了经济学与哲学分离百年后再度“联姻”的学术新纪元。
四、经济哲学已经形成的范式创新共识
根据库恩的“范式转换”理论，一门学科建设主要应该围绕两个方面进行：一是不断扩大作为学科特殊共同体(即学者群)的共有信念，二是建构作为学科规则的解谜基础。马克思创立的经济哲学，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由西方经济学者重新提起、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中国哲学界强力推进、在21世纪开始飞速发展的经济哲学目前在学科的“共有信念”和“作为学科规则的解谜基础”建设方面主要取得了以下成就。
其一，经济实践中的问题是经济哲学的研究对象。马克思在阐述他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观时强调，他的哲学是解决通过实践问题达到改变世界目标的哲学，解决问题的前提是研究问题。所以，经济哲学把经济实践中的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复旦大学余源培教授较早提出了经济哲学要以现代化建设中的实际问题为研究对象，并提出了重点需要研究的5类问题。在2004年10月召开的关于“21世纪经济哲学的发展”研讨会上，中国社科院刘奔教授说，现代化建设中的实际问题，应该成为经济哲学的研究对象，并希望尽快作出有社会影响力的成绩。中国经济哲学界的重要领军人物张雄教授在为中共重庆市委党校何关银、罗晓梅教授主编的《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的经济哲学研究》一书的序中也指出，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实践问题的研究，是推进经济哲学发展的重要动力。经济哲学将致力于改变传统哲学空洞、抽象、与实际关系至多号称可以“理论联系实际”的关系，将直接对实践问题进行研究，并在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中推进哲学学科建设。这是马克思创立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的“本真精髓”的体现。目前，中国经济哲学界抓住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货币哲学、资本哲学两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举中国经济哲学界之力并与一些经济学者联合攻关，举办高级研讨会，取得了重要的经济哲学成果，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与社会影响，为至今仍在“贫困”中自我麻醉的“教科书哲学”注入了一剂清醒剂。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货币和资本都是绕不过的理论与实践的“坎”。货币和资本都是市场经济实践中悖论性的存在或实践平台。货币的链接下，人的主体性觉醒、人的自由与解放进程是其它任何实践平台无法比拟的。但是，因为货币的发明而产生的人性泯灭、人格扭曲的道德沦丧悲剧从古至今都在生活中上演着。有这样的事实，从文明社会开始以来，人们都无法拒绝货币，今天的金融稳定更是发展基础，但是，人们在心灵上总是鄙视货币乃至诅咒它，从鲁褒的《钱神论》到莎士比亚称货币为“人间娼妇”，都反映了这种心理。引导人们在现代化建设中理性地认识货币，使其扬长避短，是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呼唤。中国经济哲学界开展的“货币哲学”研讨活动，引起普遍关注，就是在情理 之中的事情了。研讨“资本哲学”是更具学术挑战性的创新，“资本”这个被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称之为人类劳动积累和可以归之于社会的东西，同时又是被意识形态化最厉害的东西，更是现代化建设中不能缺少的“内生动力”之源。中国经济哲学界以敢于碰学术“硬骨头”的精神和科学态度相结合，于2006年5月成功地举办了“中国资本哲学高级研讨会”，取得了重要的经济哲学学术成果与社会影响。有人可能会问道：“经济学凭借数学模型及其现代IT技术对经济实践问题的量化已经达到了正在追求“社会物理学”那样的“硬科学”水平，经济哲学有什么‘金钢钻’敢来揽如此复杂且难以解决的各种国内外的经济实践问题?”我们认为，经济现象从哲学视野看始终是社会实践的范畴，就始终同人自身与社会有机体存在血肉相联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研究人的实践及“人化自然”过程与结果的学问。所以，无论经济学把经济实践的“形而下学”量化到了何种程度，经济实践都始终有经济哲学存在的广阔空间。
其二，经济哲学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解谜基础”或学科建设成果将凝结成为“理论硬核”。众所周知，“教科书哲学”是以所谓“体系化的世界观”模式存在的，凡是荣登所谓“体系化的世界观”的内容，就成了绝对真理被权威化、封闭与凝固起来，不允许发展与批评。经济哲学的学科建设不追求维护绝对权威的体系化，而是把共识成果转换为理论硬核，作为对实践问题的解谜规则或理论平台。理论硬核之间的关系如同一条通往顶峰的路上所经历的一座座山、低峰是通往新高峰的路径的关系，每一座山峰自身也是开放的与“和而不同”的。目前，经济哲学界已经形成了哲学智慧(即确立、改变‘游戏规则’的学问”)、资本动力学、人文关怀三个理论硬核。目前已有的理论硬核可以为和平发展时代与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的重大问题的解决提供哲学思维方式的理论平台和基本理念确立的哲学基础。
其三，经济哲学应该在同经济学的“联姻”中发展。1998年7月6日，张雄教授在接受《人民日报》记者的访谈中，提出了“市场经济的深度推进，呼唤着经济学与哲学‘联姻”’的观点。张雄教授认为，经济哲学只有在同经济学的“联姻”中走向实际寻找到哲学新的增长点，才能克服实际上被黑格尔哲学思辩化了的“教科书哲学”的“囚徒困境”。所以，同经济学的“联姻”首先是哲学实现在范式创新中发展的需要。当然，哲学同经济学的“联姻”，也是经济学自身发展的需要。张雄教授指出，经济实践中越来越多的现实问题的涌现，说明经济学理论本身在“繁荣”的表象中潜藏着“危机”。经济学要应对这些危机，不能没有经济哲学的“学科支援”。今天回过头看，中国经济哲学界对经济学理论在“繁荣”的表象中潜藏着“危机”的预言，不幸被言中了。国际社会在“9·1l”爆炸的巨响中，不得不面对根源于世界经济格局与秩序的危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在近30年高速发展中积累的问题也把我们推入了“矛盾的凸现期”，“主流”经济学那些只擅长于增长GDP的理论弊端已经明显，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成为了新的发展的基本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