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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经过30余年平均9.8%的增长，正在进入“增速递减期”。这不是周期性的，更非政策性的，根源于生产要素和产业结构的变化。
基于此判断，未来5年到10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目标，宜从“平稳较快”转变到“稳速增效”上。不必刻意追求超越潜在增长率，并将提升效率、降低成本、可持续发展置于更为重要的位置。
结构性的减速
首先看劳动力要素。这次发布的人口数据中，15-59岁的劳动年龄总量减少了345万，占总人口的比重下降了0.6个百分点。35岁以下年轻劳动力下降的趋势，早前就已经出现，而这部分其实是市场真正认可的劳动力。劳动力要素对增长的作用走向相反，是结构性减速的第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是资本投入增速放缓。2012年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了20%左右，但是比过去有所下降。此前的观察是中国经济增长，国内靠投资，国际靠外需，这样一个状态也到了转折时期。投资增长速度在下降，背后的重要原因是中国的储蓄率也开始下降。中国储蓄率从1994年开始上升，而且持续超过国内投资。但人口红利减少或者消失的时候，所能支撑的无通胀的投资率也会下降。
第三个因素是科技进步。我们希望科技进步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是从科学到技术，然后再到产业，再到能够形成产出，中间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此前多年来科技进步对中国成长的贡献一直比较低，中国可能每个方面都存在着努力的潜力。
其实2012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中，就明确提出了“尊重经济规律、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增长”。对速度的这四个“定语”，跟过去的要求有很大不同。以前讲“平稳较快”、“又好又快”，但实际工作中落实的往往都是“快”。现在的提法落在了质量、效益上，重申了尊重经济规律和可持续性，这些都是支撑经济发展的根本因素。
挤水分的良机
进入结构性减速时期，虽然听起来感觉不那么令人振奋，但名义增速稍缓但质量和效益若有所提高，将让我们享受到更多实实在在的福祉。因为过高的成本、产能浪费和环境损失，令“实在”的增长远没有表面上看到的那样精彩。
摒弃唯速度的发展模式，重要内容之一是把发展中的水分挤出来。而这个水分主要不是指统计数据的水分。因为从专业角度看，随着统计制度的规范化，表现为数据失真的“人造水分”已经大规模减少。但是由于外延水分、内涵水分等的存在，对名义增长率要打上折扣，这方面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所谓外延水分，即超额供给。我们增长靠投资，投资带动需求，或者是久久不能形成生产能力，或者形成生产能力之后变成过剩产能，这样与此对应的经济增长应当说是有水分的。如果增长速度下降使我们的增长不致造成越来越大的产能过剩，结果我们实实在在得到的产出并没有减少，这是第一个要压的水分。
所谓内涵水分，即微观效率。这里的效率就是投入产出比率，经济学基本意义上的“值不值”。中国现在产出很高，但是投入相当之高，浪费非常之大。此前各个部门谈发展的时候，比较多地强调投入，甚至不计成本地投入，强调增加贷款、减免税收、“给政策”等等，但很少考量投入和产出的关系。这种无效率或低效率的损失，应当被视为增长的内涵水分。
其实在增速放缓的背景下，平衡国内经济的努力开始在数据上显现积极效果。2012年对于经济增速的贡献中，消费比投资的贡献高出了1.4个百分点；城镇化率继续提高1.3个百分点；产业结构调整上，服务业比重提高1.2个百分点，新能源比重提高1.5个百分点。如果名义速度在下降，浪费在减少，效益在提高，水分在减少，说到底实实在在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现实之路。
财政货币政策
财政的基本结构是收和支。预计2013年的财政收入增长下降，最近十几年来首次落到一位数。对比2009、2010年财政收入百分之二十几的高速增长，一下子回落一位数水平上，说明中国的财政收入形势有了很大变化。
但支出更多是刚性的，由于保民生的考虑，可以预计今年需要财政支出不会下降，还会略有增长。相应的赤字增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做出部署。
由于这两方面造成的赤字增长，需要密切跟踪关注。因为财政收入增长率下降，财政支出刚性所带来的缺口如果持续多年，可能会改变通胀的性质。此前中国面临的通胀问题相对好解决。真正有问题的通货膨胀，往往跟以下两个因素连在一起，一是持续财政赤字，二是工资成本轮番上涨。
针对这一态势延伸出来的问题，建设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协调的机制，必须尽快提上议事日程。比如社会保障，其资金的筹措、管理和使用需要愈发精细化。各国经验显示，财政全包和完全依赖金融机制，都不可持续；多数国家都建立了由政府、社会和个人广泛参与的几大支柱。其间两大政策的配合可谓“犬牙交错”。
而作为弥补赤字的筹资手段，国债主要是财政政策。但一进入市场，便广泛地进入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形成各类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的资产。这也对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协调提出了新的要求。
透视金融结构
货币供应数据上，两项数据对比，可以揭示出当前金融市场一个重要的结构性问题。截至12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有两位数的增长（13.8%），且增速比上年末加快0.2个百分点；但狭义货币（M1）以及流通中现金（M0）余额仅有一位数的增长，且增速在回落（分别回落1.4和6.1个百分点）。
这种走势是最复杂的情况之一：虽然中国的货币量很大，但是流动性比较差，能够真正支撑的国民活动比以前小。因为M1和M0反映了企业实际资金周转速度与经济的活动度。说明此时中国和许多发达经济体一样，从供给货币到开展信贷活动的中间发生了障碍。当前银行出于担心转贷、三角债等原因，导致有货币供应，但是信贷活动并没有相应活跃起来。
其间暴露出来的问题，很难通过单一政策解决。如果说因为货币紧，就增加货币供应，但是增加了之后流动性可能会进一步变差。今后单纯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在下降，应该向金融市场的结构性改革过渡。
社会融资总量的数据支持这一判断。2012年这一反应社会总融资规模的数据增加18.6%，而其中（正规）信贷的比重进一步下降：从2008年的72%，下降到去年的52.1%，五年降了20个百分点。这说明在社会融资总量的意义上，货币供应其实是宽松的，这一部分即来自“影子银行”等正规体系之外。国家控制的信贷，和国家不能控制的信贷之间此消彼涨。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关注了要守住两个底线，防范金融的系统风险和区域风险问题。针对明暗两个货币市场的问题出现，有一些对策提出，要将表外业务压回表内，场外交易压回场内，我不同意这种简单的看法。
根本的出路在于加快金融改革，允许民间金融在合规情况下展开经营，从而化解系统性风险。目前宏观经济管理的复杂局面，更多地是由于体制不顺造成的。应该先理顺体制，再求政策，否则可能宽严皆误。
走向供给管理
在财政和货币政策上，我的建议是2013年不要有特别的倾向性，不要特别紧，也不要特别松。原因不仅在于政策的效应递减。从来货币供应不只是货币当局一家供应的事，还有很多企业、居民都参与了货币供应的过程。不妨被动一些，可做可不做的话，可以晚做或者不做，让市场本身发挥一些作用。
更进一步地，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应当从行之多年的需求管理，全面转变到以完善市场机制为主要内容的供给管理上。这里说的供给管理，不是传统投资目录和产业政策意义上的管理；挤压哪些、刺激哪些，这些干预本质上仍是需求的调控。
真正的供给管理，本质上是通过改革，建立成熟市场经济，让市场机制去协调供需，而不是直接压制干预需求。比如通过户籍制度改革，释放潜在劳动供给，延续人口红利；通过收入分配改革释放消费，平衡经济；通过结构性减税焕发企业积极性，增进产出和效率等等。下一阶段中国的红利，只有通过不断改革才能释放出来。
基于此判断，未来5年到10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目标，宜从“平稳较快”转变到“稳速增效”上。不必刻意追求超越潜在增长率，并将提升效率、降低成本、可持续发展置于更为重要的位置。
结构性的减速
首先看劳动力要素。这次发布的人口数据中，15-59岁的劳动年龄总量减少了345万，占总人口的比重下降了0.6个百分点。35岁以下年轻劳动力下降的趋势，早前就已经出现，而这部分其实是市场真正认可的劳动力。劳动力要素对增长的作用走向相反，是结构性减速的第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是资本投入增速放缓。2012年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了20%左右，但是比过去有所下降。此前的观察是中国经济增长，国内靠投资，国际靠外需，这样一个状态也到了转折时期。投资增长速度在下降，背后的重要原因是中国的储蓄率也开始下降。中国储蓄率从1994年开始上升，而且持续超过国内投资。但人口红利减少或者消失的时候，所能支撑的无通胀的投资率也会下降。
第三个因素是科技进步。我们希望科技进步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是从科学到技术，然后再到产业，再到能够形成产出，中间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此前多年来科技进步对中国成长的贡献一直比较低，中国可能每个方面都存在着努力的潜力。
其实2012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中，就明确提出了“尊重经济规律、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增长”。对速度的这四个“定语”，跟过去的要求有很大不同。以前讲“平稳较快”、“又好又快”，但实际工作中落实的往往都是“快”。现在的提法落在了质量、效益上，重申了尊重经济规律和可持续性，这些都是支撑经济发展的根本因素。
挤水分的良机
进入结构性减速时期，虽然听起来感觉不那么令人振奋，但名义增速稍缓但质量和效益若有所提高，将让我们享受到更多实实在在的福祉。因为过高的成本、产能浪费和环境损失，令“实在”的增长远没有表面上看到的那样精彩。
摒弃唯速度的发展模式，重要内容之一是把发展中的水分挤出来。而这个水分主要不是指统计数据的水分。因为从专业角度看，随着统计制度的规范化，表现为数据失真的“人造水分”已经大规模减少。但是由于外延水分、内涵水分等的存在，对名义增长率要打上折扣，这方面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所谓外延水分，即超额供给。我们增长靠投资，投资带动需求，或者是久久不能形成生产能力，或者形成生产能力之后变成过剩产能，这样与此对应的经济增长应当说是有水分的。如果增长速度下降使我们的增长不致造成越来越大的产能过剩，结果我们实实在在得到的产出并没有减少，这是第一个要压的水分。
所谓内涵水分，即微观效率。这里的效率就是投入产出比率，经济学基本意义上的“值不值”。中国现在产出很高，但是投入相当之高，浪费非常之大。此前各个部门谈发展的时候，比较多地强调投入，甚至不计成本地投入，强调增加贷款、减免税收、“给政策”等等，但很少考量投入和产出的关系。这种无效率或低效率的损失，应当被视为增长的内涵水分。
其实在增速放缓的背景下，平衡国内经济的努力开始在数据上显现积极效果。2012年对于经济增速的贡献中，消费比投资的贡献高出了1.4个百分点；城镇化率继续提高1.3个百分点；产业结构调整上，服务业比重提高1.2个百分点，新能源比重提高1.5个百分点。如果名义速度在下降，浪费在减少，效益在提高，水分在减少，说到底实实在在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现实之路。
财政货币政策
财政的基本结构是收和支。预计2013年的财政收入增长下降，最近十几年来首次落到一位数。对比2009、2010年财政收入百分之二十几的高速增长，一下子回落一位数水平上，说明中国的财政收入形势有了很大变化。
但支出更多是刚性的，由于保民生的考虑，可以预计今年需要财政支出不会下降，还会略有增长。相应的赤字增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做出部署。
由于这两方面造成的赤字增长，需要密切跟踪关注。因为财政收入增长率下降，财政支出刚性所带来的缺口如果持续多年，可能会改变通胀的性质。此前中国面临的通胀问题相对好解决。真正有问题的通货膨胀，往往跟以下两个因素连在一起，一是持续财政赤字，二是工资成本轮番上涨。
针对这一态势延伸出来的问题，建设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协调的机制，必须尽快提上议事日程。比如社会保障，其资金的筹措、管理和使用需要愈发精细化。各国经验显示，财政全包和完全依赖金融机制，都不可持续；多数国家都建立了由政府、社会和个人广泛参与的几大支柱。其间两大政策的配合可谓“犬牙交错”。
而作为弥补赤字的筹资手段，国债主要是财政政策。但一进入市场，便广泛地进入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形成各类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的资产。这也对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协调提出了新的要求。
透视金融结构
货币供应数据上，两项数据对比，可以揭示出当前金融市场一个重要的结构性问题。截至12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有两位数的增长（13.8%），且增速比上年末加快0.2个百分点；但狭义货币（M1）以及流通中现金（M0）余额仅有一位数的增长，且增速在回落（分别回落1.4和6.1个百分点）。
这种走势是最复杂的情况之一：虽然中国的货币量很大，但是流动性比较差，能够真正支撑的国民活动比以前小。因为M1和M0反映了企业实际资金周转速度与经济的活动度。说明此时中国和许多发达经济体一样，从供给货币到开展信贷活动的中间发生了障碍。当前银行出于担心转贷、三角债等原因，导致有货币供应，但是信贷活动并没有相应活跃起来。
其间暴露出来的问题，很难通过单一政策解决。如果说因为货币紧，就增加货币供应，但是增加了之后流动性可能会进一步变差。今后单纯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在下降，应该向金融市场的结构性改革过渡。
社会融资总量的数据支持这一判断。2012年这一反应社会总融资规模的数据增加18.6%，而其中（正规）信贷的比重进一步下降：从2008年的72%，下降到去年的52.1%，五年降了20个百分点。这说明在社会融资总量的意义上，货币供应其实是宽松的，这一部分即来自“影子银行”等正规体系之外。国家控制的信贷，和国家不能控制的信贷之间此消彼涨。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关注了要守住两个底线，防范金融的系统风险和区域风险问题。针对明暗两个货币市场的问题出现，有一些对策提出，要将表外业务压回表内，场外交易压回场内，我不同意这种简单的看法。
根本的出路在于加快金融改革，允许民间金融在合规情况下展开经营，从而化解系统性风险。目前宏观经济管理的复杂局面，更多地是由于体制不顺造成的。应该先理顺体制，再求政策，否则可能宽严皆误。
走向供给管理
在财政和货币政策上，我的建议是2013年不要有特别的倾向性，不要特别紧，也不要特别松。原因不仅在于政策的效应递减。从来货币供应不只是货币当局一家供应的事，还有很多企业、居民都参与了货币供应的过程。不妨被动一些，可做可不做的话，可以晚做或者不做，让市场本身发挥一些作用。
更进一步地，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应当从行之多年的需求管理，全面转变到以完善市场机制为主要内容的供给管理上。这里说的供给管理，不是传统投资目录和产业政策意义上的管理；挤压哪些、刺激哪些，这些干预本质上仍是需求的调控。
真正的供给管理，本质上是通过改革，建立成熟市场经济，让市场机制去协调供需，而不是直接压制干预需求。比如通过户籍制度改革，释放潜在劳动供给，延续人口红利；通过收入分配改革释放消费，平衡经济；通过结构性减税焕发企业积极性，增进产出和效率等等。下一阶段中国的红利，只有通过不断改革才能释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