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当一场规模宏大的变革越来越强烈地冲击中国社会各领域的时候，人们愈益感受到，理论的说明落后于变革的现实。由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撰写的《农村经济变革的系统考察》一书，使我们听到了理论工作者追赶沸腾生活的脚步声。
　　作者认为，我国理论经济学的一个主要不足之处，在于忽视对经济运行问题的研究。但是，当实践已不再仅仅满足于解释“是什么”和“为什么是”，而转换为“它怎样”和“它将怎样”的时候，传统理论思维的局限性就显现出来了。弥补这一缺陷，将对理论研究提出一系列新的要求：首先，这种研究注重发生过程，要求搞清楚对象形态的存在条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及特征、进一步演化的可能性空间。它无法把握没有时间过程的对象，不能缺乏最起码的历史感。其次，这种研究以对经济运动的现实感和整体感为前提。离开同现实经济活动密切对照而建立起来的概念体系，只能成为纯思辨的产物，而无助于对经济运行的把握。再次，这种研究高度重视经济机制。经济机制是比经济规律更具体的范畴，对它的阐述也许形不成象经济规律那样单纯和条件严格的表达，但对运行问题的解决却更为重要。最后，这种研究不仅必然联系生产力的运动，而且还将引入对经济活动有重大影响的非经济因素，“纯生产关系分析”在这里是毫无裨益的。作者指出，应该消除一切形而上学的玄想，在求实精神的火焰中完成理论经济学本身的变革。没有变革了的理论，就不能把握现实的变革。
　　通观全书，作者着力于对经济运行的研究，确实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新的认识和结论。就笔者最感兴趣的，是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理论的讨论。事实上，作者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构成了本书的一条主线。
　　书中谈到，人们的生产关系无非是生产活动的主体在同各种生产要素结合的过程中结成的关系。在这里，决定某种所有制形式的，并不单纯是这些要素归谁所有，即人与物的问题，而且还有被占有对象的技术经济特性要求活动主体究竟采用何种方式与之结合，即物与人的问题。比如说，我国农村的集体所有制是在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条件下，对应着以土地为中心的生产结构建立起来的。那时，土地要素在生产活动中的作用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随着化肥、农药、农机、电力、良种等现代要素日益广泛地加入农村的生产过程，随着土地的自然属性在生产活动中的作用逐渐下降，过去那种狭隘的、地缘的、行政的、以土地关系为中心的生产关系结构，就无可挽回地要被突破；那种适应土地同诸多现代要素相结合的、具有丰富社会化内容的更高级的关系结构，也不可阻挡地要生长起来。因此，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确立是一个动态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实际的经营过程要比财产的占有关系更为根本。脱离现实的经济运行去讨论所有制问题，不仅很难避免发生无端的形而上学的幻想，而且将使讨论本身失去任何可靠的依据。
　　作者认为，联产承包制的实行，体现了我国农村公有制内涵的丰富和升华。第一，它创造了一种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机制。在这种机制下，任何承包关系的发生，都以承认原所有制关系为前提。它所改变的只是原有的经营活动方式。在承包制的范围内，每个承包者都以双重的身分从事活动：独立地使用、支配或占用一部分生产条件，却又和所有别个承包者一起，是这些生产条件的所有者。第二，随着现代要素对农村的广泛投入，工农业之间、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的商品交换将以更大的规模展开，这就必然引起生产要素的全面流动。但是，在实际经济运行中，依据社会需求变动和市场价格信号牵导的要素流动往往带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这同所有制关系的相对稳定性形成了矛盾。正是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使我们找到了公有制条件下的一种恰当的社会经济形式，以同时满足要素流动的不确定性和所有制关系相对稳定性这两方面的要求。第三，“承包式分离”机制的创造和生产要素的流动，为社会生产力更有效、更合理的组合提供了条件，为公有制向更高阶段的演进提供了动力。在生产要素的不断重新组合中，一种深植于人们经济利益之上的、能够同具体的生产力要求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结构将被筛选和锤炼出来。
　　尽管作者在探讨这些新问题时还没有提炼出必要的规范语言，在使用新的思维工具和理论方法时还显得不够纯熟，但是掩卷而思，仍然不能不使人为贯注于全书中的勃勃生气而激动。它昭示我们，当前中国的伟大变革为理论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会，只要持续不懈地坚持探索，绿色的生活之树就必定会结出丰硕的理论之果。
　　
　　(《农村经济变革的系统考察》，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十二月第一版，1.4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