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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些年中国的国际实力与日俱增,中外交往日益频繁,不断高涨的民族自信以及与之伴生的国际摩擦接连将国家民族主义这一话题推向风口。从口语部落到文字印刷时期,从电子媒介社会到现如今更高阶的万物皆媒时代,媒介的更迭不断更新中国民族主义的内涵与研究方向。本文通过简要地梳理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演变历程,落脚于互联网时代网络民族主义的表现分析,以期辩证地认识媒介现代化在中国民族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机制,通过建构情感共同体,提高国民们的政治参与意识与社会责任感,推动国家观念的传播深入与现代社会的进步。
关键詞:民族主义;思想宣传;舆论引导;网络亚文化
引言:
民族主义是一个民族的忠诚和奉献意识的总和。作为一种思想状态,其需要通过一定的渠道表达观点、情绪,并与有同一群体属性,相同情感归属的人们相互分享,建立联系进而产生民族认同,媒介在这一过程中充分发挥了其传达意义的基础作用。同时,根据英尼斯的观点,一种新媒介的产生标志着新的文明的诞生,通过技术的演化形态划分文明的发展阶段,媒介现代化也可以看作是民族主义进化的关键因素。流淌于中华民族血脉之中的民族主义在一次次的国际摩擦与突发事件中爆发显现。近代以来,维新派掀起的国人第一次办报高潮、五四时期纷起的进步学生报刊等事件为民族主义的萌芽与发展提供最坚实的温床。
一、近代报刊东渡点燃民族主义
(一)第一次国人办报高潮:救亡图存,维护民族尊严
清朝晚期,封建政权、小农经济已是穷途末路,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轰炸国界,不平等条约上的墨彩刺痛着国人的神经,国内办报热潮叠起。王韬、郑观应等早期维新派代表人物本着变法自强的目的,利用报纸“民隐得以上达,君惠得以下逮,达内事于外,通外情于内”的功能,以期开启民智。19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发动维新运动,全国掀起了一次国人办报活动的高潮。《时务报》《国闻报》等维新报刊发挥舆论阵地导向作用,大力普及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登上历史舞台[1]。
(二)五四时期进步报刊纷起:引领思潮,汇集爱国势力
“狂澜力挽精英梦,还我河山壮此行”,报刊作为革命阵地,对这场中国近代第一次彻底的反帝反封的爱国运动,起到了传达引导的凝聚作用。《大公报》对巴黎和会的采访;《每周评论》对五四运动进行连续报道,及时评论,为学生工人运动给予支持与引导。报刊将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准确送达国人面前,把握舆论风向标,大量且广泛地宣传新思想,引发爱国思潮,从思想上促进民族主义的发展[2]。民族危亡时期的报刊媒介以其偏向空间的属性为抗战胜利增添助力。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要求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建立以党的机关报为中心的抗日民主报刊系统,以报刊、广播为主的大众传播成为实现党群一体,军民一心的纽带,《新华日报》等对“团结抗战、持久抗战”的战略方针及游击战争理论等的宣传,对日寇侵华阴谋和罪行的揭露,以及对中国军队抗日战绩的及时报道,鼓舞了士气,也增强了民族自信心与凝聚力,为抗战胜利奠定了思想舆论基石[3]。
二、技术座驾之上的网络民族主义
(一)网络民族主义的形成机制与特点
每种媒介都有其自身的优势与劣势,媒介的进化在补偿机制的作用下呈现出更多的人性化特点。互联网碎片化、去中心化、移动化、匿名化的特点使其成为人们发表观点和表达情绪的主要渠道。公民通过互联网显性或隐性地表达民族主义思想,传播相关言论,在万物互联的时代拥有更大的自主性。互联网具备快速集聚社群和设置议题的能力,通过激活国民的民族意识,将更多关乎民族利益的突发性议题迅速放大、传播。微博、抖音等社交媒体利用其属性议程设置的功能将公众视线聚焦于特定事件,扩大影响范围,形成全民议题,并利用副社会关系及微信朋友圈等关系强化人们的感性情绪,通过仪式化的形式激发民族认同感。然而,技术既是一种恩赐,也是一种包袱。在新媒体的影响下,新时期的民族主义呈现出理性与非理性并存,且易极端化的特点。后真相时代的网民在后现代瓦解、解构一切的元素侵蚀下变得盲目且情绪化,情感先行已成为大多数人看待问题的直接意识。不少标题党自媒体通过煽情手法将极端言论植入信息流,并通过影响流形成沉默的螺旋,进而导致群体极化,甚至从线上的盲目转变为线下的极端行径[4]。
(二)网络媒介属性赋予民族主义新表现
技术赋权的网络亚文化是网络民族主义得以呈现的主要方式。前不久,饭圈女孩出征Instagram、Facebook,发起表情包大战守护“阿中哥哥”,以娱乐化的方式,通过视觉语言,表达对国家主权的维护之情。网络民族主义和文化尤其是网络亚文化紧密联系在了一起,短视频、社交媒体平台为表情包、流行语等多媒体表达提供丰富的渠道,也使得民族主义的表达更加多维、深刻。表情包等形式的无限衍义也是网民通过共同参与,共同建构,共同体验,在共同的情绪或情感分享中完成情感的仪式互动,集体发声,增强民族认同感与自信心的过程。互联网使得更多的人参与到政治中去,消解不同阶级、职业、文化、地域的差异,降低语言维度,突破民族主义早期阶段精英阶层办报读报的局限性,增强中国民族主义的力量,进一步实现国家观念深入人心。
三、结束语
以媒介现代化进程分野中国民族主义的演变是合理且合适的。技术在革新经济、生活方式等的同时也参与了我们的思考与情感表达。中国民族主义从报刊时代的萌芽到互联网时代的发展是国家实力、技术发展、国民素养、社会文化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共同影响的结果。把握媒介发展动向,掌握媒介应用特性,以技术为起点发散其对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维的影响,借助新媒体打造新型主流媒体,提高政府公信力,正确引导民族主义议题舆论,提高公民媒介素养,还网络生态一片风清正气。
参考文献:
[1]骆文浩.新时期中国民族主义的媒介表达研究[D].暨南大学,2010.
[2]曹磊.媒介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民族主义思想研究[D].河北大学,2018.
[3]彭兰.表情包:密码、标签与面具[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2019,(1):104-110.
[4]刘涛.图像社交的兴起及其“视频转向”[J].教育传媒研究,2019,(2):8-11.
作者简介:
潘其校(1997-),男,汉族,,籍贯:江西宜春,学历:本科在读,职称:学生,单位:武警警官学院哲学系,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
郭青(1998-),男,汉族,,籍贯:湖北武穴,学历:本科在读,职称:学生,单位:武警警官学院哲学系,研究方向:哲学。
麦峰铣(1998-),男,汉族,,籍贯:广东雷州,学历:本科在读,职称:学生,单位:武警警官学院哲学系,研究方向:哲学。
关键詞:民族主义;思想宣传;舆论引导;网络亚文化
引言:
民族主义是一个民族的忠诚和奉献意识的总和。作为一种思想状态,其需要通过一定的渠道表达观点、情绪,并与有同一群体属性,相同情感归属的人们相互分享,建立联系进而产生民族认同,媒介在这一过程中充分发挥了其传达意义的基础作用。同时,根据英尼斯的观点,一种新媒介的产生标志着新的文明的诞生,通过技术的演化形态划分文明的发展阶段,媒介现代化也可以看作是民族主义进化的关键因素。流淌于中华民族血脉之中的民族主义在一次次的国际摩擦与突发事件中爆发显现。近代以来,维新派掀起的国人第一次办报高潮、五四时期纷起的进步学生报刊等事件为民族主义的萌芽与发展提供最坚实的温床。
一、近代报刊东渡点燃民族主义
(一)第一次国人办报高潮:救亡图存,维护民族尊严
清朝晚期,封建政权、小农经济已是穷途末路,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轰炸国界,不平等条约上的墨彩刺痛着国人的神经,国内办报热潮叠起。王韬、郑观应等早期维新派代表人物本着变法自强的目的,利用报纸“民隐得以上达,君惠得以下逮,达内事于外,通外情于内”的功能,以期开启民智。19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发动维新运动,全国掀起了一次国人办报活动的高潮。《时务报》《国闻报》等维新报刊发挥舆论阵地导向作用,大力普及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登上历史舞台[1]。
(二)五四时期进步报刊纷起:引领思潮,汇集爱国势力
“狂澜力挽精英梦,还我河山壮此行”,报刊作为革命阵地,对这场中国近代第一次彻底的反帝反封的爱国运动,起到了传达引导的凝聚作用。《大公报》对巴黎和会的采访;《每周评论》对五四运动进行连续报道,及时评论,为学生工人运动给予支持与引导。报刊将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准确送达国人面前,把握舆论风向标,大量且广泛地宣传新思想,引发爱国思潮,从思想上促进民族主义的发展[2]。民族危亡时期的报刊媒介以其偏向空间的属性为抗战胜利增添助力。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要求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建立以党的机关报为中心的抗日民主报刊系统,以报刊、广播为主的大众传播成为实现党群一体,军民一心的纽带,《新华日报》等对“团结抗战、持久抗战”的战略方针及游击战争理论等的宣传,对日寇侵华阴谋和罪行的揭露,以及对中国军队抗日战绩的及时报道,鼓舞了士气,也增强了民族自信心与凝聚力,为抗战胜利奠定了思想舆论基石[3]。
二、技术座驾之上的网络民族主义
(一)网络民族主义的形成机制与特点
每种媒介都有其自身的优势与劣势,媒介的进化在补偿机制的作用下呈现出更多的人性化特点。互联网碎片化、去中心化、移动化、匿名化的特点使其成为人们发表观点和表达情绪的主要渠道。公民通过互联网显性或隐性地表达民族主义思想,传播相关言论,在万物互联的时代拥有更大的自主性。互联网具备快速集聚社群和设置议题的能力,通过激活国民的民族意识,将更多关乎民族利益的突发性议题迅速放大、传播。微博、抖音等社交媒体利用其属性议程设置的功能将公众视线聚焦于特定事件,扩大影响范围,形成全民议题,并利用副社会关系及微信朋友圈等关系强化人们的感性情绪,通过仪式化的形式激发民族认同感。然而,技术既是一种恩赐,也是一种包袱。在新媒体的影响下,新时期的民族主义呈现出理性与非理性并存,且易极端化的特点。后真相时代的网民在后现代瓦解、解构一切的元素侵蚀下变得盲目且情绪化,情感先行已成为大多数人看待问题的直接意识。不少标题党自媒体通过煽情手法将极端言论植入信息流,并通过影响流形成沉默的螺旋,进而导致群体极化,甚至从线上的盲目转变为线下的极端行径[4]。
(二)网络媒介属性赋予民族主义新表现
技术赋权的网络亚文化是网络民族主义得以呈现的主要方式。前不久,饭圈女孩出征Instagram、Facebook,发起表情包大战守护“阿中哥哥”,以娱乐化的方式,通过视觉语言,表达对国家主权的维护之情。网络民族主义和文化尤其是网络亚文化紧密联系在了一起,短视频、社交媒体平台为表情包、流行语等多媒体表达提供丰富的渠道,也使得民族主义的表达更加多维、深刻。表情包等形式的无限衍义也是网民通过共同参与,共同建构,共同体验,在共同的情绪或情感分享中完成情感的仪式互动,集体发声,增强民族认同感与自信心的过程。互联网使得更多的人参与到政治中去,消解不同阶级、职业、文化、地域的差异,降低语言维度,突破民族主义早期阶段精英阶层办报读报的局限性,增强中国民族主义的力量,进一步实现国家观念深入人心。
三、结束语
以媒介现代化进程分野中国民族主义的演变是合理且合适的。技术在革新经济、生活方式等的同时也参与了我们的思考与情感表达。中国民族主义从报刊时代的萌芽到互联网时代的发展是国家实力、技术发展、国民素养、社会文化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共同影响的结果。把握媒介发展动向,掌握媒介应用特性,以技术为起点发散其对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维的影响,借助新媒体打造新型主流媒体,提高政府公信力,正确引导民族主义议题舆论,提高公民媒介素养,还网络生态一片风清正气。
参考文献:
[1]骆文浩.新时期中国民族主义的媒介表达研究[D].暨南大学,2010.
[2]曹磊.媒介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民族主义思想研究[D].河北大学,2018.
[3]彭兰.表情包:密码、标签与面具[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2019,(1):104-110.
[4]刘涛.图像社交的兴起及其“视频转向”[J].教育传媒研究,2019,(2):8-11.
作者简介:
潘其校(1997-),男,汉族,,籍贯:江西宜春,学历:本科在读,职称:学生,单位:武警警官学院哲学系,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
郭青(1998-),男,汉族,,籍贯:湖北武穴,学历:本科在读,职称:学生,单位:武警警官学院哲学系,研究方向:哲学。
麦峰铣(1998-),男,汉族,,籍贯:广东雷州,学历:本科在读,职称:学生,单位:武警警官学院哲学系,研究方向: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