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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独生子女家庭的增多以及就业压力越来越大，子女“啃老”现象越来越普遍，越来越严重。为切实维护老年人的权益，一些地方相继制定了禁止“啃老”的法规。
2015年3月31日，湖南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对《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办法（修订草案）（以下简称〈草案〉》进行了审议。该草案规定，老年人有权拒绝成年子女“啃老”。这一地方法规条款，一如新修订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常回家看看”那样，立刻引发了社会的普遍关注与争议。此前，江苏省和山东省以及杭州市出台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修订草案）》也列出了类似禁“啃老”的条款，同样引发了社会的关注与争议。
一条看似很不起眼的法规条文为何在社会上产生如此大的反应？“禁啃老”入法有着怎样深刻的社会背景？
笔者了解到，随着老年人经济收入不断提高以及独生子女家庭的增多，一些有劳动能力的子女恶意“啃老”的案例也层出不穷，且一个比一个狠。
“父母有能力，为何不养我？”
2014年 8月29日，长沙一29岁男子因啃老被父母赶出家门，竟欲请求法律援助，想状告父母“不养之罪”。他的理由是：我没有能力，父母有能力，他们为什么不能养我？
这名男子叫匡正轩，2003年随父母从老家湖北监利县来到长沙。此前，他经历了小学辍学、学木工、在家无所事事。来到长沙后，他跟着父母卖苦力，因为干不了重活作罢，去学理发也只干了半个月。
2014年6月，匡正轩被父亲赶出家门后流浪街头，捡废品卖钱、打零工，之后又在一些美术培训班做人像模特。
被赶出家门的背后，是匡正轩对父亲深深的“恨”。在匡正轩的记忆里，父子之间全是争吵，两人矛盾最激烈的一次还动了菜刀。他欲起诉父母有能力不养他。
匡正轩52岁的父亲如今仍在长沙市岳麓区的一处工地上做着苦力活，他住着15平米的出租屋，每月租金200元。“内向，不讨老板喜欢，不讲卫生，不节约，出工不出力，等他养老靠不住。”这是老匡对儿子评价的几个关键词。
刘永助与老匡是老乡，两家在长沙租住的房子相隔仅百米。刘永助对老匡家的经济情况比较了解：两公婆来长沙10多年，老伴有糖尿病，他自己没什么技术，单纯卖苦力，每个月3000元左右的收入，儿子还要他养。老匡说：“我不可能再养他了，他一打电话就是问我要钱，这么下去我以后老了怎么办？”
邻居认为，匡正轩太不懂事了：“夏天父母出去做事，他一个人坐在床上玩手机、看书、睡觉，饭都不做。”但对于自己“啃老”一事，匡正轩一再否认：“我不是‘啃老’，我是没有能力。”
“不养我，让你们断子绝孙”
29岁的徐青（化名）大学毕业后一直闲在家里等吃喝，还将一名女网友带回家长期同居。面对父母劝说，他称父母有义务养自己。最近，被“啃”长达七年的徐先生和朱女士夫妇忍无可忍，将儿子徐青诉至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并申请强制执行赶独生子出门。
据了解，徐先生和朱女士于1980年经人介绍相识，后喜结连理。婚后多年无子女，直到五年后才终于迎来儿子徐青的降生。夫妇二人对儿子百般疼爱，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从不让儿子做一点家务。只要学习成绩好，儿子想要什么就给买什么。
上小学时，徐青还当过几年班长，但后来怕班务繁重影响学习，朱女士专程到学校找班主任老师，要求不再让儿子担任班长职务。徐青高考考上了一所大学，但是住校还不到一个月，就一直在家里过夜，有母亲照顾生活起居。
大学毕业后，徐青没找到合适的工作，父亲便把他安排到同学的公司。徐青在该公司工作三个月后，说同事不好相处，辞职不干了。此后徐先生夫妇又帮忙联系过几个工作机会，徐青均说“没意思，不想干”，此后一直闲在家里，每天睡觉、上网，向家里索要生活费。
去年，徐青在网上认识了女孩小静，此后经常带小静回家过夜。徐先生夫妇对此不能接受，从谆谆教导到严厉斥责，最后升级到大打出手。儿子振振有词地说：“没工作也有权利恋爱。作为父母，你们有义务养我。”
无奈之下，徐先生和朱女士将儿子徐青告上法庭，请求判令徐青搬出去，并限期腾房。经过审理，法院最后判令徐青于判决生效后60日内搬出。但判决生效后，徐青拒不履行，仍然继续居住在父母家中。于是，徐先生夫妇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执行过程中，徐青百般阻挠，对年迈的父母声嘶力竭地嘶吼着：“你们就是想逼死我！”“我让你们断子绝孙！”面对多年来被溺爱的儿子如此歇斯底里，徐先生夫妇不禁老泪纵横。
母亲不给买房买车狠下杀手
2014年6月9日，吉林省吉林市公安局龙潭分局接到江密峰镇村民郑某报案，自己64岁的老伴朱某被杀死在自家厨房中。接到报案后，警方立即赶到现场，经现场勘查，死者朱某后脑有钝器伤，前额和颈部均有锐器割裂伤。同时，警方在案发现场发现，房门和院大门已上锁。
警方走访周围邻居和死者丈夫，得知案发前后无人进入案发现场。死者儿子郑某，事前曾扬言要杀掉自己父母。案发后，郑某突然去向不明。于是，警方初步确定郑某有重大作案嫌疑，并对其实施抓捕。
经审讯，时年40岁的郑某，在大学毕业后，因先天肺功能不全，一直没有找到工作，也没结婚。郑某的父母靠在外地打工维持全家人生活，每月都会给郑某邮寄生活费。案发前，郑某向回到家中的父母提出要买楼房、笔记本电脑及摩托车。最初父母同意购买，但是后来其母亲未将此事兑现。案发当天，郑某再次和母亲提起此事，遭遇拒绝后，郑某恼羞成怒，持斧子将老母亲打倒后，又拖至厨房用菜刀将其杀死。8月7日，吉林市公安局龙潭分局向媒体通报了此案。目前，此案仍在進一步调查中。
解决“啃老”问题的深度思考
伴随我国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与“养老”相伴的“啃老”成了新热词。“啃老族”从最初的“啃吃啃穿”升级为“啃房啃车”，辛苦了一辈子的父母不仅要分担成年子女的生活成本，透支养老金帮助孩子们买房、购车，有的甚至连孙辈的奶粉钱、教育费都要管。有人戏言，以前是“养儿防老”，现在是“养儿啃老”。 客观看，除了极少数家境优越或好逸恶劳、不思上进的“啃老族”外，大多数人的“啃老”都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城乡居民生活成本急剧攀升，逐年上涨的房价、物价给不少年轻人造成不小的生活压力，只能无奈地向父母求援。另一方面，不断增大的就业压力亦是导致“啃老”的重要原因。我国劳动力资源已经呈相对饱和趋势，总量供大于求，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由于目前高校的学科专业设置不合理，造成人才供给和需求的比例失衡，导致许多大学生毕业后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只能先在家“啃”父母。
此外，“啃老”也与我国的传统文化以及养老模式有关。我国长期以来以家庭养老为主，沿袭着“反哺”式养老传统，父母与子女很难像西方国家那样分得清清楚楚。尤其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之后，许多家庭只有一个孩子，这些都让“被啃”的父母和“啃老”的子女觉得“啃老”理所当然。而且，随着社会老龄化的加剧，“421”的家庭结构使子女无暇顾及对老人的照顾，一些老人反而希望“被啃”，愿意和子女住在一起，与子女共同承担生活压力。
可以说，“啃老”是现阶段我国转型时期各种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解决“啃老”难题是一项系统工程，除了具有现实意义的立法禁“啃老”外，还需要社会、政府、学校、家庭、个人等多方面的协作，统筹规划，整合资源，建立公共政策、社会政策的联动机制。
首先，各级政府应借当前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东风改善就业环境，为年轻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同时，应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大幅度提高居民收入；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规范房屋租赁市场，让在城市生活的年轻人减轻住房压力。社会各界应关心引导“啃老族”，帮助他们勇敢面对困难，增强生活信心。比如，成立相关机构对“啃老族”进行职业教育、就业心理辅导等，让“啃老”群体以健康心态找准定位，掌握一技之长，尽快融入到社会中去。
其次，教育部门要更加重视教育和职业培训，改革高校专业设置，使年轻人的知识结构与市场需求相匹配，还应在初、高中乃至大学阶段增加职业生涯设计课程，增加对就业的认识，鼓励年轻人自强自立。教育部门同时要与家庭教育相结合，帮助青少年树立尊老爱老敬老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增强法治观念，摒弃“啃老”意识。
再次，父母、长辈应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在越来越多的“421”家庭结构的现实情况下，切实改变传统的养老观念，用退休养老金、房产、银行存款等作为资本，积极主动地投身入住养老院、托老所等社会化養老的大潮之中去，不许诺给子女留下自己的财产，不给他们“啃老”的机会，以增强其独立生活的能力。
编辑：程新友 [email protected]
2015年3月31日，湖南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对《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办法（修订草案）（以下简称〈草案〉》进行了审议。该草案规定，老年人有权拒绝成年子女“啃老”。这一地方法规条款，一如新修订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常回家看看”那样，立刻引发了社会的普遍关注与争议。此前，江苏省和山东省以及杭州市出台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修订草案）》也列出了类似禁“啃老”的条款，同样引发了社会的关注与争议。
一条看似很不起眼的法规条文为何在社会上产生如此大的反应？“禁啃老”入法有着怎样深刻的社会背景？
笔者了解到，随着老年人经济收入不断提高以及独生子女家庭的增多，一些有劳动能力的子女恶意“啃老”的案例也层出不穷，且一个比一个狠。
“父母有能力，为何不养我？”
2014年 8月29日，长沙一29岁男子因啃老被父母赶出家门，竟欲请求法律援助，想状告父母“不养之罪”。他的理由是：我没有能力，父母有能力，他们为什么不能养我？
这名男子叫匡正轩，2003年随父母从老家湖北监利县来到长沙。此前，他经历了小学辍学、学木工、在家无所事事。来到长沙后，他跟着父母卖苦力，因为干不了重活作罢，去学理发也只干了半个月。
2014年6月，匡正轩被父亲赶出家门后流浪街头，捡废品卖钱、打零工，之后又在一些美术培训班做人像模特。
被赶出家门的背后，是匡正轩对父亲深深的“恨”。在匡正轩的记忆里，父子之间全是争吵，两人矛盾最激烈的一次还动了菜刀。他欲起诉父母有能力不养他。
匡正轩52岁的父亲如今仍在长沙市岳麓区的一处工地上做着苦力活，他住着15平米的出租屋，每月租金200元。“内向，不讨老板喜欢，不讲卫生，不节约，出工不出力，等他养老靠不住。”这是老匡对儿子评价的几个关键词。
刘永助与老匡是老乡，两家在长沙租住的房子相隔仅百米。刘永助对老匡家的经济情况比较了解：两公婆来长沙10多年，老伴有糖尿病，他自己没什么技术，单纯卖苦力，每个月3000元左右的收入，儿子还要他养。老匡说：“我不可能再养他了，他一打电话就是问我要钱，这么下去我以后老了怎么办？”
邻居认为，匡正轩太不懂事了：“夏天父母出去做事，他一个人坐在床上玩手机、看书、睡觉，饭都不做。”但对于自己“啃老”一事，匡正轩一再否认：“我不是‘啃老’，我是没有能力。”
“不养我，让你们断子绝孙”
29岁的徐青（化名）大学毕业后一直闲在家里等吃喝，还将一名女网友带回家长期同居。面对父母劝说，他称父母有义务养自己。最近，被“啃”长达七年的徐先生和朱女士夫妇忍无可忍，将儿子徐青诉至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并申请强制执行赶独生子出门。
据了解，徐先生和朱女士于1980年经人介绍相识，后喜结连理。婚后多年无子女，直到五年后才终于迎来儿子徐青的降生。夫妇二人对儿子百般疼爱，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从不让儿子做一点家务。只要学习成绩好，儿子想要什么就给买什么。
上小学时，徐青还当过几年班长，但后来怕班务繁重影响学习，朱女士专程到学校找班主任老师，要求不再让儿子担任班长职务。徐青高考考上了一所大学，但是住校还不到一个月，就一直在家里过夜，有母亲照顾生活起居。
大学毕业后，徐青没找到合适的工作，父亲便把他安排到同学的公司。徐青在该公司工作三个月后，说同事不好相处，辞职不干了。此后徐先生夫妇又帮忙联系过几个工作机会，徐青均说“没意思，不想干”，此后一直闲在家里，每天睡觉、上网，向家里索要生活费。
去年，徐青在网上认识了女孩小静，此后经常带小静回家过夜。徐先生夫妇对此不能接受，从谆谆教导到严厉斥责，最后升级到大打出手。儿子振振有词地说：“没工作也有权利恋爱。作为父母，你们有义务养我。”
无奈之下，徐先生和朱女士将儿子徐青告上法庭，请求判令徐青搬出去，并限期腾房。经过审理，法院最后判令徐青于判决生效后60日内搬出。但判决生效后，徐青拒不履行，仍然继续居住在父母家中。于是，徐先生夫妇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执行过程中，徐青百般阻挠，对年迈的父母声嘶力竭地嘶吼着：“你们就是想逼死我！”“我让你们断子绝孙！”面对多年来被溺爱的儿子如此歇斯底里，徐先生夫妇不禁老泪纵横。
母亲不给买房买车狠下杀手
2014年6月9日，吉林省吉林市公安局龙潭分局接到江密峰镇村民郑某报案，自己64岁的老伴朱某被杀死在自家厨房中。接到报案后，警方立即赶到现场，经现场勘查，死者朱某后脑有钝器伤，前额和颈部均有锐器割裂伤。同时，警方在案发现场发现，房门和院大门已上锁。
警方走访周围邻居和死者丈夫，得知案发前后无人进入案发现场。死者儿子郑某，事前曾扬言要杀掉自己父母。案发后，郑某突然去向不明。于是，警方初步确定郑某有重大作案嫌疑，并对其实施抓捕。
经审讯，时年40岁的郑某，在大学毕业后，因先天肺功能不全，一直没有找到工作，也没结婚。郑某的父母靠在外地打工维持全家人生活，每月都会给郑某邮寄生活费。案发前，郑某向回到家中的父母提出要买楼房、笔记本电脑及摩托车。最初父母同意购买，但是后来其母亲未将此事兑现。案发当天，郑某再次和母亲提起此事，遭遇拒绝后，郑某恼羞成怒，持斧子将老母亲打倒后，又拖至厨房用菜刀将其杀死。8月7日，吉林市公安局龙潭分局向媒体通报了此案。目前，此案仍在進一步调查中。
解决“啃老”问题的深度思考
伴随我国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与“养老”相伴的“啃老”成了新热词。“啃老族”从最初的“啃吃啃穿”升级为“啃房啃车”，辛苦了一辈子的父母不仅要分担成年子女的生活成本，透支养老金帮助孩子们买房、购车，有的甚至连孙辈的奶粉钱、教育费都要管。有人戏言，以前是“养儿防老”，现在是“养儿啃老”。 客观看，除了极少数家境优越或好逸恶劳、不思上进的“啃老族”外，大多数人的“啃老”都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城乡居民生活成本急剧攀升，逐年上涨的房价、物价给不少年轻人造成不小的生活压力，只能无奈地向父母求援。另一方面，不断增大的就业压力亦是导致“啃老”的重要原因。我国劳动力资源已经呈相对饱和趋势，总量供大于求，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由于目前高校的学科专业设置不合理，造成人才供给和需求的比例失衡，导致许多大学生毕业后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只能先在家“啃”父母。
此外，“啃老”也与我国的传统文化以及养老模式有关。我国长期以来以家庭养老为主，沿袭着“反哺”式养老传统，父母与子女很难像西方国家那样分得清清楚楚。尤其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之后，许多家庭只有一个孩子，这些都让“被啃”的父母和“啃老”的子女觉得“啃老”理所当然。而且，随着社会老龄化的加剧，“421”的家庭结构使子女无暇顾及对老人的照顾，一些老人反而希望“被啃”，愿意和子女住在一起，与子女共同承担生活压力。
可以说，“啃老”是现阶段我国转型时期各种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解决“啃老”难题是一项系统工程，除了具有现实意义的立法禁“啃老”外，还需要社会、政府、学校、家庭、个人等多方面的协作，统筹规划，整合资源，建立公共政策、社会政策的联动机制。
首先，各级政府应借当前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东风改善就业环境，为年轻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同时，应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大幅度提高居民收入；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规范房屋租赁市场，让在城市生活的年轻人减轻住房压力。社会各界应关心引导“啃老族”，帮助他们勇敢面对困难，增强生活信心。比如，成立相关机构对“啃老族”进行职业教育、就业心理辅导等，让“啃老”群体以健康心态找准定位，掌握一技之长，尽快融入到社会中去。
其次，教育部门要更加重视教育和职业培训，改革高校专业设置，使年轻人的知识结构与市场需求相匹配，还应在初、高中乃至大学阶段增加职业生涯设计课程，增加对就业的认识，鼓励年轻人自强自立。教育部门同时要与家庭教育相结合，帮助青少年树立尊老爱老敬老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增强法治观念，摒弃“啃老”意识。
再次，父母、长辈应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在越来越多的“421”家庭结构的现实情况下，切实改变传统的养老观念，用退休养老金、房产、银行存款等作为资本，积极主动地投身入住养老院、托老所等社会化養老的大潮之中去，不许诺给子女留下自己的财产，不给他们“啃老”的机会，以增强其独立生活的能力。
编辑：程新友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