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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作者印象
七八年前，我二十出头，是个不太合格的文学青年。不合格表现在不想再写作，之前确实处心积虑写了几年，都差强人意，只能自我否定。和朋友租住在房间里，不上班，想发财，也做过了些许无用功。事实表明，相较写作，本人更不是发财的料。假设当初一不小心发财了，我还会投入到写作中吗。不太好说。我们习惯用命运使然来粉饰自己，但更多的是形势所迫。夏天的时候，我将自己的梦境写成一篇小说，有点像那么回事。身边缺乏可以在写作上交流的朋友，之前果皮网刊看过张敦的几篇随笔，在他的博客上看到他QQ号，加上他，然后给他看。张敦表示肯定。我们就这么认识了。张敦当时自娱自乐做叫《干》的电子杂志，第二期贴了我这篇小说。对我来说，是个珍贵的鼓励。那时，张敦已经写出名作《杀死房东老太太》（即书中的《带我去戈壁》）。一对情侣杀死了房东老太太，然后逃跑到戈壁滩的故事。现实黑色，有些恶趣味。很对我的胃口。之后的日子里，我们时常在网上谈文学。文学青年又是同性，不谈文学怎么能行呢。也喜欢谈，不像现在，懒得说。后来，也陆续在网上和不少人谈文学，谈来谈去，能持续至今，还有联系的，不多，两三个而已，张敦是其中一个。
2010年南非世界杯期间，我从青岛坐火车去石家庄见张敦。所谓见网友，就是这么个意思。早晨三四点天还黑着到了张敦家，他那时没工作是个手工艺者，自己制作巧克力然后在网上售卖。也刚在石家庄购置了房产，一个单身青年，新房没什么生活气息，很冷清。我的出现也只让房间在冷清中多了一丝尴尬。它需要一个正处婚嫁年龄的姑娘。见面后，我们忍着困意，盘坐在窗台上，努力用言语增进彼此的感情，更多的是消解尴尬。张敦开始零星在期刊发表小说，拿出来给我过目。如果说张敦在写作上已经步入正轨，那么我还在站台上。文学没多谈，大而化之，无非是相互鼓励，多写，能行的。只说人吧，张老师为人正派，声音略带磁性，谈吐自然，慢语有力。文如其人，这话是对的。一如他小说里平稳叙述中隐藏着的狠劲，老张突然冒出一句脏话，也挺令人意外的。听者心中不免嘀咕，老张啊，你这么板正的人，怎么能骂人呢。设想下新闻联播的男主持人说句，操你妈的。不消说，两个初次见面的男网友，大多数时间，只能以尴尬来形容。我也免不了想，这个老张是个黄花大姑娘就好了，可以躺在床上聊文学嘛。夜晚来临，我们看影迷老张刚下的外国电影，记得是澳洲的。挺文艺的，看得只让我犯困。半年后，10月份，我回淄博老家准备结婚的事。张敦打电话说他正在淄博理工大出差，我们见了一面。中午吃饭，老张被鱼刺卡住了，专门去医院取刺。晚上一起住在旅馆里，具体都谈了些什么，也都忘干净了。2011年的时候，老张写了《毽客》，写得好。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想出个这个样子的小说。第三次见面，也是迄今最后一次是2012年冬天，张敦来山东出差，转道来我这里。这时，老张已经结婚，女儿也快出生了。除此之外，自身都没什么变化。老张头发日渐稀少倒也是不争的事实。彼此在应付生活琐事的同时，也并未停止写作。
2、小说分析
老张在三十四岁的年纪，出版第一本短篇集《兽性大发的兔子》，对他来说，有点迟，但值得庆贺。书中收录了十七篇小说，以我个人对它们的观感，将其分为四组。每一组涵盖的篇目，多有共通的地方。
第一组《兔子》、《夜路》、《小丽的幸福花园》是北漂三部曲。以张敦短暂的北漂生活为现实依据，刻画出北京在初出茅庐的张敦眼中的面目可憎。弱小的主人公似乎并未作出反抗，便缴械投降。
《兔子》中的“我”刚来北京，去找朋友大男和沈非。大男和沈非养了两只宠物兔子，心血来潮他们要杀掉一只兔子煮了招待朋友。没有过多杀兔子的描写，也正是这样的留白，更加让人不适。文后，三个人坐着公交车，去郊外放生另外的一只兔子。“我们三个人站成一个三角形，护住中间的纸箱子。突然，箱子咚咚响了两声。我们都笑了，看来这只可爱的小兔子已经不耐烦了。”而这三个人，身居北京，何尝不是被饲养的小兔子。虽写的是兔子，更是自身的反照。
《夜路》写的是“我”和两个女人的感情纠葛。小丽担心“我”出轨，从外地跑到北京追查。而短暂的北漂生活，让“我”失去了性能力，即便是和小娜同睡一张床也没发生任何事。夜晚，小丽和小娜友好相处，睡在一张床上。“我”游荡在深夜的北京，走了半夜的路，回到单位。小说的后半段，着重描写了空旷的深夜北京。“我”走在街上，哼着张楚的《蚂蚁》。据我所知，在张敦写这篇小说时，“蚁族”这个新闻热词尚未诞生。
《小丽的幸福花园》是这三篇中，我认为在故事设计上最巧妙的一篇。“我”和小丽这对在北京同居的恋人，和平分手，女友去廊坊投奔前男友。文中着重描写了“我”送小丽去坐车离京。城市的压抑感扑面而来。送走小丽后，“我”回到住处，发现小丽留给自己的一千块钱和墙上的一个地址“幸福花园3-3-503”。故事至此可以结束。但“我”的自尊心受到伤害，暂且如此理解吧。“我”又跑到廊坊找小丽送钱。“我”这时的角色转变也很有趣，一天的时间，从现男友变成前男友，而小丽要投奔的前男友也变成了现男友。文中着重描写了“我”在廊坊坐公交车又打车找地址。终于站在门口，“我”和小丽破口大骂。而小丽口中用来威胁“我”的现男友，却一直没有现身。你说“我”何苦呢，跑那么远的路，单纯是为了送钱了，更多的是为了发泄心中的苦闷而已。北京带给“我”的怨气，在廊坊发泄一空。以小丽在墙上无意中写下的地址作为故事链接的桥梁，这个细节，很巧妙。
第二组《带我去戈壁》、《毽客》、《烂肉》是我认为本书可读性最强的故事三部曲。
《带我去戈壁》原名为《杀死房东老太太》，是我看的张敦第一篇小说。抛去喜爱，还有羡慕之感。这样的小说，是我想写的。故事不复杂，却有着浓郁的邪典味道。房东是漂泊在城市求生存的青年人们无法逃避面对的角色，且多为负面。房东老太太犹如鬼魅，无时无刻不在监视着“我”和女友小丽的生活，在诸如上厕所有没有冲水地有没有打扫干净等琐碎小事上挑毛病。“我”和小丽忍无可忍，将大米洒在楼梯上，老太太摔死了。读到老太太摔死的情节，心中痛快不已。可以笃定，张敦现实中会有几个想杀死的房东角色，正如你我一样。接下来他们考虑如何处理尸体，却迟迟拿不定主意。基于现实的写作，使其避免走入了俗套的剧情。他们买了纸钱，在郊区挖坑，埋掉老太太。焚香烧纸，如同安葬自己的亲人。房东成了真的鬼魅，一次次走进他们的睡梦中。荒诞的是，在睡梦中，房东慈祥善良，和他们达成了久违的共识，有了难得的和谐交流。这样的温情流露，带给你巨大的失落。何苦如此呢。“我觉得，我和小丽太过善良。像我们这么善良的人，根本不适合干杀人越货的事情。那些和我们有着深仇大恨的人，只要装出一副可怜相，我们就会毫不犹豫地原谅对方。已经死去的老太太深知我们这一弱点，她已成功地加以利用。” 《毽客》中某大学举行晚会，一名女生在舞台表演的时候被人用锤子打死。据我所知，这确有其事，而且就发生在石家庄。这是一个充满画面感的凶杀现场。此事毫无疑问刺激了小说手艺人张敦的神经，他认为有必要写一下。凶案只是噱头。踢毽子才是本文的符号。剑客对应毽客。实话实说，踢毽子确实有些娘气，即便擅长者动作敏捷，却令人不得不往姑娘的身上靠。而一个热衷于踢毽子的年轻人，以其来锻炼身体用于复仇。黑色。
《烂肉》对有几年风靡全国的鉴宝节目进行了反讽。这是张敦亲口说的。张敦的朋友大亮跑到祖国的西部推销太阳能热水器。西部阳光很多，不用太阳能热水器实在是太可惜了。而到了西部，大亮却发现根本无法打开市场，因为祖国的西部虽然阳光多，但是水资源匮乏。由于手机话费公司买单，大亮开始频繁给张敦打电话，排解寂寞。大亮讲在西部的所见所闻，偶然一天碰到盗墓的两个姑娘，被胁迫参与其中，收获了不少古董。而张敦一直不相信夸夸其谈的大亮。当大亮将一个古董瓷器寄给张敦后。在房东大姐的称羡之中，张敦将它摔烂了。文中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张敦写到了僵尸。这很奇妙。僵尸，本应存在于玄幻小说中的家伙，居然出现在了张敦的小说中。让我认为僵尸确实存在。当你将一切都写得如此真实，突然来个不那么真实的东西，你都会深信不疑。
第三组《美丽都》、《去街上抢点钱》、《知足常乐小姐》、《童子》中因有单个年轻女性角色出现，且和主人公保持着暧昧的关系，可以归类在一起。
《美丽都》原名《去找小姐的人还没有回来》，后一个名字更具吸引力，也文如其名。小说写的是，和“我”合租的搅拌车推销员方亮与友人外出找小姐却迟迟未归。方亮的女友方方找人未果，被“我”奸淫。一个腼腆到不敢和小姐对话的年轻人，在与方方一起寻找方亮的过程中，终于可以熟练地和小姐们对话。全篇散发着荷尔蒙的气味，充斥其中的女优名字，每个男青年都再熟悉不过。正如文中所言，哪个男青年的电脑中没有这些美好女性的视频资料呢。
《去街上抢点钱》有点雌雄大盗的意思，当然文中的男女称不上大盗，甚至只冒出了抢劫的念头，却始终没付诸实践。吸引我的是，男女相识的过程。他俩同时在街上看到一百块，女的先下手捡到一百块。男的心有不甘，抢了女的包。女的跟着男的来到他的楼下，让他还包，不然就威胁要报警。也因此，这对男女相识，开始了深入交往。不复杂，但相识的过程却很有意思。这像是，你走在大街上，看到一个美好的姑娘，然后心里开始构思如何能和她相识。
《知足常乐小姐》中男女相识的方式，是我曾经设想过的。你曾租住过的地方，搬走后，会有什么样的人住进去呢。主角“我”一天心血来潮，想去曾租住过的地方故地重游。知足常乐小姐就住在他曾住过的房间里。小说中，有对抗城管的描写。写实，且暴力。但吸引我的更多的是，“我”和知足常乐小姐认识的过程。让我有一丝悔恨，本该我也能这样写的。
《童子》中张东和周兰是这样认识的，“张东无所事事，去公园散步。公园中央有个池塘，周兰在边上走，突然掉下去。水不深，只能没过她的腰部。但她的叫喊声势浩大。张东刚好站在附近，飞身跳入池塘。俩人站在水里，面面相觑。周兰说，谁让你下来的？张东说，你叫什么？周兰说，我的叫声并不代表呼救。张东说，这是什么逻辑？周兰说，这是我的逻辑。”“这是我的逻辑”在文中出现过三次。这么一句话，将所有的不合常理归为正常。
第四组《我的文武老师》、《初见》、《暗园》分别写的小学初中高中，是学校三部曲。一直以来大家对想象力有一个误区，总认为天马行空才可称为想象力，殊不知对久远事物细节上的刻画，更能展现一个写作者的想象力。
《我的文武老师》对一个七八岁少年生活细枝末节的刻画，已经不能用逼真来形容，还原真相已无可能，张敦用武侠小说的笔法，写出了真实生活中的浪漫色彩。
《初见》写的是初中开学的第一天。这是每个学生都经历过的，阅读中也将我被遗忘的记忆重新打捞。此文行笔幽默，比如形容女生的胸部：“这个女生已经发育成熟，胸部很大，威风凛凛地蹭着桌子”、“李洁长得不难看，只是不像我们的同龄人。她的发育一马当先，让周霞这样的女生望尘莫及。我偷眼看着周霞的胸部，仅仅谨慎地鼓了点包”。张敦的小说惯用成语，在小人物身上添用正经成语，形成一种假正经的荒诞。里面还有几处描写，让我笑惨了。“王进哈哈大笑。我这一摔让他感觉十分平衡。他虽然没有翻过去，但下来的时候没有摔。我摔得够狠，把翻过去的荣誉摔没了。”
《暗园》写的是高中闭塞的寄居生活。“我”养成了在操场边角落里，对着同一根铁栏杆底部撒尿的习惯。企图用尿的腐蚀性，让栏杆断掉。但大亮用钢锯把栏杆锯断，两个人跑到路对面的公园短暂停留一下，如同犯人定时外出放风。两个人站在路边，汽车驶过。张敦写道，“一辆车驶过，把我们像火柴那样擦亮。”这个比喻太令人难忘了。小说最后，势利眼的班主任和副县长的儿子刘智掉进公园的坑里，“我”发动同学，一起将他们埋葬了。当真是为应试教育书写的浪漫色彩挽歌了。
前几天，张敦在一篇访谈中写道，“我们这个时代，农村青年几乎都要汇集到城市，尤其毕业于普通大学的那部分青年，高不成低不就，难以在城市找到合适的位置，他们又都有知识，有思想，不是行尸走肉，内心的苦闷可谓无边无际。那么，为什么作家们很少写他们呢？尤其是八〇后中成名已久的那批作家，他们笔下的人物好像都衣食无忧，压根不存在生计问题。也许，生计问题，根本不入他们的法眼。一个人一旦在生存上出现问题，难免与都市生活拉开距离，沦为不入流的边缘人物。没有人会关心边缘人物，即便是身处边缘的作家。”
虽然我不合适评论。以上说的也更多基于我们的友谊。拿我来对比老张的小说，明显的一点是，他的小说更加沉稳，字词安放更加妥当。这和个人的性格有关，老张擅长打磨，不急功近利。所以产量不高，每篇质量都有保障。可以说从一开始，老张的写作就不是青春期的写作，而是奔着写作工匠的路数去的。完全不必担心有天老张不写了。他只会以自己的节奏，越写越德高望重了。
（责任编辑：李璐）
七八年前，我二十出头，是个不太合格的文学青年。不合格表现在不想再写作，之前确实处心积虑写了几年，都差强人意，只能自我否定。和朋友租住在房间里，不上班，想发财，也做过了些许无用功。事实表明，相较写作，本人更不是发财的料。假设当初一不小心发财了，我还会投入到写作中吗。不太好说。我们习惯用命运使然来粉饰自己，但更多的是形势所迫。夏天的时候，我将自己的梦境写成一篇小说，有点像那么回事。身边缺乏可以在写作上交流的朋友，之前果皮网刊看过张敦的几篇随笔，在他的博客上看到他QQ号，加上他，然后给他看。张敦表示肯定。我们就这么认识了。张敦当时自娱自乐做叫《干》的电子杂志，第二期贴了我这篇小说。对我来说，是个珍贵的鼓励。那时，张敦已经写出名作《杀死房东老太太》（即书中的《带我去戈壁》）。一对情侣杀死了房东老太太，然后逃跑到戈壁滩的故事。现实黑色，有些恶趣味。很对我的胃口。之后的日子里，我们时常在网上谈文学。文学青年又是同性，不谈文学怎么能行呢。也喜欢谈，不像现在，懒得说。后来，也陆续在网上和不少人谈文学，谈来谈去，能持续至今，还有联系的，不多，两三个而已，张敦是其中一个。
2010年南非世界杯期间，我从青岛坐火车去石家庄见张敦。所谓见网友，就是这么个意思。早晨三四点天还黑着到了张敦家，他那时没工作是个手工艺者，自己制作巧克力然后在网上售卖。也刚在石家庄购置了房产，一个单身青年，新房没什么生活气息，很冷清。我的出现也只让房间在冷清中多了一丝尴尬。它需要一个正处婚嫁年龄的姑娘。见面后，我们忍着困意，盘坐在窗台上，努力用言语增进彼此的感情，更多的是消解尴尬。张敦开始零星在期刊发表小说，拿出来给我过目。如果说张敦在写作上已经步入正轨，那么我还在站台上。文学没多谈，大而化之，无非是相互鼓励，多写，能行的。只说人吧，张老师为人正派，声音略带磁性，谈吐自然，慢语有力。文如其人，这话是对的。一如他小说里平稳叙述中隐藏着的狠劲，老张突然冒出一句脏话，也挺令人意外的。听者心中不免嘀咕，老张啊，你这么板正的人，怎么能骂人呢。设想下新闻联播的男主持人说句，操你妈的。不消说，两个初次见面的男网友，大多数时间，只能以尴尬来形容。我也免不了想，这个老张是个黄花大姑娘就好了，可以躺在床上聊文学嘛。夜晚来临，我们看影迷老张刚下的外国电影，记得是澳洲的。挺文艺的，看得只让我犯困。半年后，10月份，我回淄博老家准备结婚的事。张敦打电话说他正在淄博理工大出差，我们见了一面。中午吃饭，老张被鱼刺卡住了，专门去医院取刺。晚上一起住在旅馆里，具体都谈了些什么，也都忘干净了。2011年的时候，老张写了《毽客》，写得好。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想出个这个样子的小说。第三次见面，也是迄今最后一次是2012年冬天，张敦来山东出差，转道来我这里。这时，老张已经结婚，女儿也快出生了。除此之外，自身都没什么变化。老张头发日渐稀少倒也是不争的事实。彼此在应付生活琐事的同时，也并未停止写作。
2、小说分析
老张在三十四岁的年纪，出版第一本短篇集《兽性大发的兔子》，对他来说，有点迟，但值得庆贺。书中收录了十七篇小说，以我个人对它们的观感，将其分为四组。每一组涵盖的篇目，多有共通的地方。
第一组《兔子》、《夜路》、《小丽的幸福花园》是北漂三部曲。以张敦短暂的北漂生活为现实依据，刻画出北京在初出茅庐的张敦眼中的面目可憎。弱小的主人公似乎并未作出反抗，便缴械投降。
《兔子》中的“我”刚来北京，去找朋友大男和沈非。大男和沈非养了两只宠物兔子，心血来潮他们要杀掉一只兔子煮了招待朋友。没有过多杀兔子的描写，也正是这样的留白，更加让人不适。文后，三个人坐着公交车，去郊外放生另外的一只兔子。“我们三个人站成一个三角形，护住中间的纸箱子。突然，箱子咚咚响了两声。我们都笑了，看来这只可爱的小兔子已经不耐烦了。”而这三个人，身居北京，何尝不是被饲养的小兔子。虽写的是兔子，更是自身的反照。
《夜路》写的是“我”和两个女人的感情纠葛。小丽担心“我”出轨，从外地跑到北京追查。而短暂的北漂生活，让“我”失去了性能力，即便是和小娜同睡一张床也没发生任何事。夜晚，小丽和小娜友好相处，睡在一张床上。“我”游荡在深夜的北京，走了半夜的路，回到单位。小说的后半段，着重描写了空旷的深夜北京。“我”走在街上，哼着张楚的《蚂蚁》。据我所知，在张敦写这篇小说时，“蚁族”这个新闻热词尚未诞生。
《小丽的幸福花园》是这三篇中，我认为在故事设计上最巧妙的一篇。“我”和小丽这对在北京同居的恋人，和平分手，女友去廊坊投奔前男友。文中着重描写了“我”送小丽去坐车离京。城市的压抑感扑面而来。送走小丽后，“我”回到住处，发现小丽留给自己的一千块钱和墙上的一个地址“幸福花园3-3-503”。故事至此可以结束。但“我”的自尊心受到伤害，暂且如此理解吧。“我”又跑到廊坊找小丽送钱。“我”这时的角色转变也很有趣，一天的时间，从现男友变成前男友，而小丽要投奔的前男友也变成了现男友。文中着重描写了“我”在廊坊坐公交车又打车找地址。终于站在门口，“我”和小丽破口大骂。而小丽口中用来威胁“我”的现男友，却一直没有现身。你说“我”何苦呢，跑那么远的路，单纯是为了送钱了，更多的是为了发泄心中的苦闷而已。北京带给“我”的怨气，在廊坊发泄一空。以小丽在墙上无意中写下的地址作为故事链接的桥梁，这个细节，很巧妙。
第二组《带我去戈壁》、《毽客》、《烂肉》是我认为本书可读性最强的故事三部曲。
《带我去戈壁》原名为《杀死房东老太太》，是我看的张敦第一篇小说。抛去喜爱，还有羡慕之感。这样的小说，是我想写的。故事不复杂，却有着浓郁的邪典味道。房东是漂泊在城市求生存的青年人们无法逃避面对的角色，且多为负面。房东老太太犹如鬼魅，无时无刻不在监视着“我”和女友小丽的生活，在诸如上厕所有没有冲水地有没有打扫干净等琐碎小事上挑毛病。“我”和小丽忍无可忍，将大米洒在楼梯上，老太太摔死了。读到老太太摔死的情节，心中痛快不已。可以笃定，张敦现实中会有几个想杀死的房东角色，正如你我一样。接下来他们考虑如何处理尸体，却迟迟拿不定主意。基于现实的写作，使其避免走入了俗套的剧情。他们买了纸钱，在郊区挖坑，埋掉老太太。焚香烧纸，如同安葬自己的亲人。房东成了真的鬼魅，一次次走进他们的睡梦中。荒诞的是，在睡梦中，房东慈祥善良，和他们达成了久违的共识，有了难得的和谐交流。这样的温情流露，带给你巨大的失落。何苦如此呢。“我觉得，我和小丽太过善良。像我们这么善良的人，根本不适合干杀人越货的事情。那些和我们有着深仇大恨的人，只要装出一副可怜相，我们就会毫不犹豫地原谅对方。已经死去的老太太深知我们这一弱点，她已成功地加以利用。” 《毽客》中某大学举行晚会，一名女生在舞台表演的时候被人用锤子打死。据我所知，这确有其事，而且就发生在石家庄。这是一个充满画面感的凶杀现场。此事毫无疑问刺激了小说手艺人张敦的神经，他认为有必要写一下。凶案只是噱头。踢毽子才是本文的符号。剑客对应毽客。实话实说，踢毽子确实有些娘气，即便擅长者动作敏捷，却令人不得不往姑娘的身上靠。而一个热衷于踢毽子的年轻人，以其来锻炼身体用于复仇。黑色。
《烂肉》对有几年风靡全国的鉴宝节目进行了反讽。这是张敦亲口说的。张敦的朋友大亮跑到祖国的西部推销太阳能热水器。西部阳光很多，不用太阳能热水器实在是太可惜了。而到了西部，大亮却发现根本无法打开市场，因为祖国的西部虽然阳光多，但是水资源匮乏。由于手机话费公司买单，大亮开始频繁给张敦打电话，排解寂寞。大亮讲在西部的所见所闻，偶然一天碰到盗墓的两个姑娘，被胁迫参与其中，收获了不少古董。而张敦一直不相信夸夸其谈的大亮。当大亮将一个古董瓷器寄给张敦后。在房东大姐的称羡之中，张敦将它摔烂了。文中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张敦写到了僵尸。这很奇妙。僵尸，本应存在于玄幻小说中的家伙，居然出现在了张敦的小说中。让我认为僵尸确实存在。当你将一切都写得如此真实，突然来个不那么真实的东西，你都会深信不疑。
第三组《美丽都》、《去街上抢点钱》、《知足常乐小姐》、《童子》中因有单个年轻女性角色出现，且和主人公保持着暧昧的关系，可以归类在一起。
《美丽都》原名《去找小姐的人还没有回来》，后一个名字更具吸引力，也文如其名。小说写的是，和“我”合租的搅拌车推销员方亮与友人外出找小姐却迟迟未归。方亮的女友方方找人未果，被“我”奸淫。一个腼腆到不敢和小姐对话的年轻人，在与方方一起寻找方亮的过程中，终于可以熟练地和小姐们对话。全篇散发着荷尔蒙的气味，充斥其中的女优名字，每个男青年都再熟悉不过。正如文中所言，哪个男青年的电脑中没有这些美好女性的视频资料呢。
《去街上抢点钱》有点雌雄大盗的意思，当然文中的男女称不上大盗，甚至只冒出了抢劫的念头，却始终没付诸实践。吸引我的是，男女相识的过程。他俩同时在街上看到一百块，女的先下手捡到一百块。男的心有不甘，抢了女的包。女的跟着男的来到他的楼下，让他还包，不然就威胁要报警。也因此，这对男女相识，开始了深入交往。不复杂，但相识的过程却很有意思。这像是，你走在大街上，看到一个美好的姑娘，然后心里开始构思如何能和她相识。
《知足常乐小姐》中男女相识的方式，是我曾经设想过的。你曾租住过的地方，搬走后，会有什么样的人住进去呢。主角“我”一天心血来潮，想去曾租住过的地方故地重游。知足常乐小姐就住在他曾住过的房间里。小说中，有对抗城管的描写。写实，且暴力。但吸引我的更多的是，“我”和知足常乐小姐认识的过程。让我有一丝悔恨，本该我也能这样写的。
《童子》中张东和周兰是这样认识的，“张东无所事事，去公园散步。公园中央有个池塘，周兰在边上走，突然掉下去。水不深，只能没过她的腰部。但她的叫喊声势浩大。张东刚好站在附近，飞身跳入池塘。俩人站在水里，面面相觑。周兰说，谁让你下来的？张东说，你叫什么？周兰说，我的叫声并不代表呼救。张东说，这是什么逻辑？周兰说，这是我的逻辑。”“这是我的逻辑”在文中出现过三次。这么一句话，将所有的不合常理归为正常。
第四组《我的文武老师》、《初见》、《暗园》分别写的小学初中高中，是学校三部曲。一直以来大家对想象力有一个误区，总认为天马行空才可称为想象力，殊不知对久远事物细节上的刻画，更能展现一个写作者的想象力。
《我的文武老师》对一个七八岁少年生活细枝末节的刻画，已经不能用逼真来形容，还原真相已无可能，张敦用武侠小说的笔法，写出了真实生活中的浪漫色彩。
《初见》写的是初中开学的第一天。这是每个学生都经历过的，阅读中也将我被遗忘的记忆重新打捞。此文行笔幽默，比如形容女生的胸部：“这个女生已经发育成熟，胸部很大，威风凛凛地蹭着桌子”、“李洁长得不难看，只是不像我们的同龄人。她的发育一马当先，让周霞这样的女生望尘莫及。我偷眼看着周霞的胸部，仅仅谨慎地鼓了点包”。张敦的小说惯用成语，在小人物身上添用正经成语，形成一种假正经的荒诞。里面还有几处描写，让我笑惨了。“王进哈哈大笑。我这一摔让他感觉十分平衡。他虽然没有翻过去，但下来的时候没有摔。我摔得够狠，把翻过去的荣誉摔没了。”
《暗园》写的是高中闭塞的寄居生活。“我”养成了在操场边角落里，对着同一根铁栏杆底部撒尿的习惯。企图用尿的腐蚀性，让栏杆断掉。但大亮用钢锯把栏杆锯断，两个人跑到路对面的公园短暂停留一下，如同犯人定时外出放风。两个人站在路边，汽车驶过。张敦写道，“一辆车驶过，把我们像火柴那样擦亮。”这个比喻太令人难忘了。小说最后，势利眼的班主任和副县长的儿子刘智掉进公园的坑里，“我”发动同学，一起将他们埋葬了。当真是为应试教育书写的浪漫色彩挽歌了。
前几天，张敦在一篇访谈中写道，“我们这个时代，农村青年几乎都要汇集到城市，尤其毕业于普通大学的那部分青年，高不成低不就，难以在城市找到合适的位置，他们又都有知识，有思想，不是行尸走肉，内心的苦闷可谓无边无际。那么，为什么作家们很少写他们呢？尤其是八〇后中成名已久的那批作家，他们笔下的人物好像都衣食无忧，压根不存在生计问题。也许，生计问题，根本不入他们的法眼。一个人一旦在生存上出现问题，难免与都市生活拉开距离，沦为不入流的边缘人物。没有人会关心边缘人物，即便是身处边缘的作家。”
虽然我不合适评论。以上说的也更多基于我们的友谊。拿我来对比老张的小说，明显的一点是，他的小说更加沉稳，字词安放更加妥当。这和个人的性格有关，老张擅长打磨，不急功近利。所以产量不高，每篇质量都有保障。可以说从一开始，老张的写作就不是青春期的写作，而是奔着写作工匠的路数去的。完全不必担心有天老张不写了。他只会以自己的节奏，越写越德高望重了。
（责任编辑：李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