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中学时，我就带过便当，跟父母列出种种必须带饭的理由，其实只是想体会一下在教室里吃午餐的新鲜感。菜是前一夜就做好的，米饭则是带生米。
　　早上到食堂，米里加上水，放到木头的大蒸格上蒸，因此我早早就掌握了烧饭时米与水的比例。那时带的不过是家里的剩菜，记得蚕豆大量上市的季节，也曾带些生蚕豆撒上五香粉蒸熟了吃，一大盒蚕豆既是菜又是饭。便当上并没有特意做记号，带饭的师生寥寥无几，从未听说过有人错拿别人的便当，更不用说偷。
　　在日本的爱知大学当外教时，带便当一是为了头天晚上不糊弄自己，好好做顿晚饭;二是免去第二天在教师休息室与同事一起吃盒饭时的繁文缛节。在那里，即便自己想倒一杯茶喝，也要问过周围的一圈同事，彼此推让一番。
　　一边准备晚饭，一边看看黄昏的风景也是我喜欢的事。那时外教公寓在一座小山上，周围没有高楼，房子的间距也很大。拉开厨房阳台的门，可以看见远处的晚霞和灯火。穿着校服放学回家的中学生骑车缓缓上坡，下车推开院子里的铁栅门，屋前的感应灯瞬间亮起，这一幕看得离家万里的人心里生出一点愁绪。
　　如果当天的菜式是需要翻搅照看的，我会在餐桌前坐下，倒上半杯葡萄酒慢慢喝。一个人的便当可繁可简，有时在山下超市买一块红鲑鱼，撒上一点細盐略煎，铺在米饭上就是一餐;有时按日式菜谱做照烧鸡腿、姜汁肉片和烤鱼;兴致好的时候，我也会施展中式厨艺，花几个小时卤上一锅鸡胗，一半码在便当盒里，一半找个漂亮盘子装着，端到对门和北京来的访问学者当下酒菜。
　　研究室的楼层里有茶水间，冰箱、微波炉、咖啡机一应俱全。隔壁大辞典编纂室的小姑娘也带便当，不过在我看来，她的便当完全称不上是“饭”，一个苹果加一小盒酸奶，有时是速食咖喱。公用冰箱让我在无意之中窥探了她的隐私。
　　其他同事的便当我也“参观”过，比较典型的是一块水煮南瓜，几枚薄薄的肉片，一小团米饭。我很难向他们解释清楚我饭盒中黑漆漆的梅干菜烧肉是什么东西。日本人饭量小，有时看到一个人高马大的男子站在面摊前吃一小碗面，讶异不已。他们的便当在我看来也寒素。我在日本买过一个竹编的便当盒，手工极细致，盖子上系一根朱红的编织带，可惜完全不适合装中式菜肴，即便是日料，也是那种没有烟火气的雪白饭团，外面再裹上樱花叶子或柿子叶。
　　如今，我依然带便当。很久以前在食堂三楼的教师餐厅吃饭，邻桌的中年男子用自带的调羹把一口菜送进嘴里，当即皱着眉鄙夷地说：“教授餐厅的饭菜都做成这样，学士餐厅还不得吃猪食？”后来那一桌开始大谈生命工程。我想，理科男损起来，更加有理有据阴狠毒辣。看到桌上的人左右开弓，鹌鹑蛋在碟子上惊险万状地滚来滚去，真觉得在食堂阅人能免则免。
　　如果不是喜欢的人，就不用面对面吃饭了吧，独自享用一粥一饭更美妙，眼睛可以用来看看窗外的风景。初春时节楼下的紫藤开了，梧桐披上了一点新绿，春光一天比一天明媚。秋天的银杏慢慢攒起一身金箔，又在秋风里迅速挥霍干净。即便是萧瑟的冬日，落尽了叶子的法国梧桐在灰色的天幕下，也有着骨骼清奇的剪影。
　　戴蓉：复旦大学教师，专栏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