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声高先生将自己历年发表的逾百万字诗文加以精挑细选，浓缩成了一本约二十万字的《李声高诗文选》。书中收录诗词、联语、诗话、序、跋、铭、记、墓志等，这是迄今我所仅见的全由传统诗文体裁组成的当代人的选集，富有时代精神而又古色古香。
　　针砭时弊的的诗论
　　李声高的旧体诗歌理论散见于书中各处的零散诗论中，都着眼于当下，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
　　声高说：“在诗论上，我是主张并力争实践‘性灵’说的。”（《八半吟稿》编后断想），这可视作他诗论的纲领。
　　声高重倡“性灵”的现实依据与袁枚有别，袁枚“性灵”说是针对重模拟复古的“格调”说、重考据学问的“肌理”说、重纤巧修饰的“神韵”说，声高是针对当下旧体诗词领域极为普遍而严重的“非诗化倾向”而提出来的。他说：
　　诗词不管体旧体新，首先必须是诗；格律是宽是严、是正格还是拗格，也首先必须是诗；反映的内容是美是丑、是主旋律还是多样化，还是首先必须是诗。没有诗的内涵，徒有诗的形式的作品，就像酒瓶里装的水，包装得再好，也不能算是酒。市场上假货泛滥成灾，旧体诗坛上假诗的泛滥有过之而不及。非诗化的倾向严重得使旧体诗词举步维艰，这样继续下去的结果，可能是不打自倒。（《旧诗新语》）
　　李声高所说“性灵”的内涵也与袁枚有所不同。袁枚强调的是以才运笔，书写性灵，重在表现个人志趣，李声高则强调要为民立言、为民代言。他在《再读〈随园诗话〉》一诗中说：
　　惯听随园说性灵，性灵原自本心生。诗心不惜民心苦，纵使灵通性已冥。
　　由此出发，他重视诗歌的美刺作用（《“三言二拍”解》），强调诗人不能囿于个人生活的小圈子，而应“八方风雨系心”（《自况》），反映时代和社会，使自己的作品成为“诗史”（《牍余吟稿》序）
　　上述新“性灵”说，是李声高诗论的核心，也是我们阅读他的诗文的钥匙。
　　抒写“性灵”的诗歌
　　李声高的诗作是他的新“性灵”说的实践。
　　首先，他的作品没有囿于个人生活的小圈子，而是关注“民心”，关注社会。他以诗反映时代，记录历史，使自己的作品具有“诗史”的特质。集中《录民谣》、《有感崇洋风盛行，戏吟竹枝词十二章》、《欣闻台湾当局允许回大陆探亲》、《汶川地震口号》等作品正面记录了“历史的足迹”，充分发挥了诗歌的美刺作用。
　　其次，声高强调写诗“感情要真”，他的诗作都体现了这一点。如：
　　墓草枯黄霜雪摧，孤魂何不觅家回。双髫爱女心长忆，八秩高堂念未灰。隔世如能温旧梦，同君亦好酌新醅。我来独立寒风里，挥泪遥看岭上梅。（《胞弟声玉三年祭》）
　　第三，声高主张“诗贵有我”，他的诗绝少人云亦云的因袭之作，总有自己独特的发现，独特的构思和语言。他的纪游诗常常有不同于别人的视角，立意新奇，如：
　　桂林山水有奇观，芦笛岩高心底宽。磊落光明无隐迹，敞开肝胆让人看。（《游芦笛岩》）
　　“诗贵有我”还表现为应显示丈夫昂藏之气，保有独立的人格。下面的诗句就反映了声高不羁的个性：
　　只要尚存立足地，长留笑眼看人间。（《自题小像》）
　　声高诗歌的独创性还体现在他的咏物之作上。书中所收《小草吟》、《咏鞭炮》、《咏染发剂》等作品无不具有很强的创造性。如《咏染发剂》云：
　　对镜无为两鬓忧，还童我自替君谋。此身合是风流种，未许佳人便白头。
　　第四，“性灵“之说十分重视诗趣，声高诗的另一个鲜明特点就是极富趣味。这种趣味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情趣，二是理趣，三是禅趣，四是语趣。
　　所谓“情趣”主要是指在与人交往时所表现的趣味，这种情趣常常体现了一种乐观的人生态度。如：
　　桑隅非晚景，七十乐何如。齿健焉愁吃，发稀自好梳。文章羞斗胜，麻将不甘输。欲识朱夫子，满街看榜书。（《朱其政先生七秩荣寿戏吟》）
　　所谓“理趣”是指从平常景物和日常生活中所悟得的哲理。声高的睿智常表现在这类诗中。如：
　　百里兰溪下翠峰，千回万转总匆匆。莫疑流水朝西去，一入长江便向东。（《咏兰溪怀闻一多先生》）
　　所谓“禅趣”是指诗中所体现的禅机。声高是一名居士，喜欢参禅，视诗境如禅境，所以诗中常常显示出令人玩味的禅趣：
　　古塔巍然耸碧霄，一砖一石忆前朝。人间风雨经多少，惯看钱塘八月潮。（《六和塔》）
　　所谓“语趣”是指语言生动活泼，富有生机。声高善于运用俗语，平常语言一旦入诗，便妙不可言。如：
　　洋人屁比国人响，请个洋人当厂长。情愿自家五指闲，买来竹扒好抓痒。（《有感崇洋风盛行，戏吟竹枝词十二章》其八）
　　尽管李声高所标举的“性灵”说，较之袁枚“性灵”说加进了新的内涵，但仍然有其局限性。由于过于追求趣味和灵气，就使得其诗作缺乏应有的深度与厚度。尽管如此，李声高的作品仍不失其特色，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