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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多前，也就是2008年底，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到访伦敦经济学院，向一干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没人意识到危机的到来？后来，她又给英格兰银行行长打电话，问了同一个问题。于是，英国人文和社会科学院召集顶尖专家专题研讨，以回复女王陛下的询问。后来，这些专家给女王的答复是，有一件事每个人都忽视了，那就是系统性风险（Systemic Risk）。
这是一个极具反讽性的回答，一大批最聪明的人竟然不约而同地忽视了那个最重要的因素。这可能吗？
“这一次不一样”
资本家是这样一群人：他们将一定的资本投入市场，组织起劳动和其他要素，通过一定的技术和组织手段生产出产品，在市场上以高于成本的价格销售，获取利润。资本家不会将利润全部用于消费，而是将一部分利润再次作为资本投入生产，以获得更多的资本。
作为一种生产方式，资本主义最根本的逻辑是资本的无限累积，其他一切都要为此让路。这意味着，资本追求增殖的冲动是盲目的、无止境的、以增长为导向的，而增长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满足需求，而是进一步的增长。这导致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持续扩张。有研究表明，自1750年以来，资本增殖的速率约为3%，如何消化这新增的3%正是资本主义要解决的第一大难题。消化资本剩余顺利的时期被称为繁荣期，无法消化剩余、增长乏力的时期则被定义为危机，即经济衰退期。
纵观历史，资本主义的发展呈现波浪式前进的态势，学界称之为康德拉捷夫长波，分为A段（繁荣期）和B段（停滞期），一个周期约为50~60年。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决定经济周期的是技术进步，革命性的技术发展会带来新的增长点，引发经济繁荣，当市场达到饱和之后，就进入停滞和衰退的周期，直到下一个技术革新将经济带出低谷。根据这种理论，此轮危机是信息技术的带动作用衰竭导致的，接下来，世界要指望清洁能源技术创造下一次高速增长期了。
两位美国学者写了一本书，梳理了过去的历次危机，书名叫做《这一次不一样》。他们悲哀地指出，人类从未从过去的失败中吸取教训，政策制定者和投资者在每个经济周期中都盲目相信“这一次不一样”，从而走向了下一次危机。
但有很多人谈论“这一次不一样”时，表达的是另外一种意思，即此轮危机深重到不可解决的地步，资本主义不会再像以前那样找到从低谷重回高峰的途径。
这一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原因是什么？说法五花八门。有人说是人性的弱点导致的，华尔街的贪婪引发了过度的金融投机，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就持这种看法。有人认为是体制的原因，监管缺乏，解决的途经在于重新梳理监管体系。有的经济学家认为危机根源于错误的理论，现在是时候回归凯恩斯主义了。在德国和法国，有人将此归结为文化的原因，他们说危机是一种“盎格鲁－萨克森”病毒，但很快他们就发现无可避免地被危机影响。
本文介绍两位批判性社会理论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和大卫·哈维的观点，他们从更高的理论视野对此轮资本主义危机的本质进行了解读，有助于我们理解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和资本主义的未来。
沃勒斯坦论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
沃勒斯坦是“世界体系分析”理论的奠基人，他的基本看法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走到了极限，进一步扩张的动力已经衰竭殆尽。
沃勒斯坦提示，要区分假定的市场和真实的市场之间的区别，现代经济学意义上的纯粹市场只是一种意识形态式的说辞，不仅从未存在，也不会被允许存在。资本家是最不喜欢自由市场的人，在自由市场上，竞争会使利润接近于零，使資本累积变得不可能。资本累积只能通过垄断实现，虽然纯粹意义上的垄断也难以建立，但通过国家的干预，寡头垄断或准垄断的格局是可以实现的。资本主义的危机就是垄断的危机，走出危机的希望在于创造新形式的准垄断。
资本累积的能力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因素：销售价格和成本。由于一定程度的竞争存在和有效需求的限制，资本家不可能随意制定价格。要想保持足够高的利润率，就需要尽可能地控制成本。沃勒斯坦将成本归纳为三大类：人力、生产投入和税负，而在他看来，成本增长是一个不可扭转的过程。两方面的作用挤压着资本积累的能力，构成了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
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在二战后进入了一个新的康德拉捷夫周期，在1970年前后达到顶点，进入周期的B阶段，典型标志是生产活动的利润率降低。如今，世界仍处于这一轮周期的尾声。
这一个B周期持续的时间更长，根据沃勒斯坦的论述，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美国财政部、美联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连同欧洲和日本的机构携手干预市场，支撑着世界经济度过了若干次危机。其次，大量资本从生产领域进入金融领域，通过投机获得高额回报。
再次，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进程中，大量生产活动向边缘地区转移，暂时性地降低了生产成本。从人力成本的角度看，发展中国家存在大量农业人口，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同时，生产转移带走了发达国家的工作岗位，加剧了工人的竞争，压低了发达国家的劳动力价格；从生产投入的角度看，发展中国家对生产的监管力度低，以环境破坏、自然资源枯竭等为代价给了资本家将成本外部化的机会；从税负的角度看，发展中国家往往以税收优惠为筹码争取资本的流入。
经过数十年的全球化，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又遇到其增长的极限，一度被逆转的成本上升的趋势再次抬头。全球化的伴生物是城市化，最初转移到工业的农业人口将逐步在城市定居，其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随之提升，资本家必须要面对工资增长的现实；发展中国家不能无限制地容忍环境破坏和资源浪费，一部分此前被外部化了的成本需要支付；而税收同样要随着税收优惠期的结束和发展中国家建立公共服务体系的需要而增加。
沃勒斯坦说，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虽然一度从三方面都降低了成本，但始终未能将成本控制回1945年的水平。而新一波成本上升的趋势，将使资本主义生产的利润空间挤压殆尽，严重威胁到资本累积的能力，这会使资本主义成为一个“不值得再玩下去的游戏”。
这不是说资本主义在过去一些年做得不够好，相反，资本主义做得太好了，以至于很可能穷尽了未来的发展空间。
哈维论资本主义的新形态
对1970年代新自由主义浪潮开始以来的资本主义形态的演变，哈维做出了卓越的概括。他对这一轮经济危机的本质也做出剖析，预言了不乐观的未来。
二战后，资本主义世界出于防止危机再次发生的动机，建立了一种以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消费相结合为特征的经济社会机制，这种机制来源于老亨利·福特的管理实践，学术界根据他的名字将其命名为福特主义。福特主义有强烈的国家干预色彩，通过对宏观经济形势进行控制，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
资本增殖的速度是惊人的，不用为资本剩余的消化问题而焦虑的时间总是很短暂。历史表明，从一场战争的破坏中恢复平均只需要10年，在德国，1951年的工业生产能力就已经超过二战之前了。
消化资本剩余主要通过两个向度，即空间和时间。在福特主义的黄金时期，资本很幸运地拥有扩张的空间，美国经历了工业生产和居住的城郊化过程，南部和西部高速发展，出现了新的工业中心。对外方面，欧洲和日本的重建为资本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建立起了“边缘福特主义”生产方式。在时间向度上，体现为大规模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建设。到了1970年前后，资本再次遇到了市场饱和的问题，即资本剩余无法得到有效利用。二战后开始的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在这个时候终结了。
世界随后迎来了里根－撒切尔时代，新自由主义政策登上历史舞台，在撒切尔“别无选择”的宣言中，全球化的进程也开始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这一进程即便在哈维看来也有难以解释之处，智利等国家是在美国的干预和裹挟之下加入了，但中国则是自主的选择。更多国家加入全球化，为资本的转移提供了新的空间。
为维持资本累积的正常速度，新自由主义政策破除了福特主义生产方式，一种新的、被哈维概括为“灵活累积”（Flexible Mode of Accumulation）的生产方式浮出水面，也有人将其称为后福特主义。这种生产方式的特点包括强调信息技术的使用、以细分市场定位替代大规模生产、对劳动力素质要求提高、破除劳动者的组织化等。
在全球化的大环境下，“灵活累积”体制最直接的后果是劳动者地位的下降，劳动的时间和强度都有增加，经过长期斗争得来的权利逐步丧失。已经被工业化大生产时代淘汰的家庭作坊式生产体系复苏，在纽约这样的国际性大都市中也出现了血汗工厂。
新自由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具有清晰的野蛮化倾向。世界劳工组织估计的数据，世界范围内有超过1200万的强制劳动力，也就是奴工；另有数据估算，全球有7000万左右人口从事不同性质的卖淫活动，还有更多的人介于有工作和失业的中间位置。总之，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创造了一个庞大的“下层”。
1970年代以来，OECD（世界经合组织）国家工资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美国的实际工资水平则在过去的40年间没有增长。这就导致了有效需求的不足，给老百姓发信用卡成了应对问题的方法，美国家庭的平均负债从1980年的4万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13万美元。房地产市场的次贷危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哈维还提出了“劫掠式累积”（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这一概念，指少数人通过剥夺本属于公众的资产集中财富和权力的现象。“劫掠式累积”更清楚地表明了新自由主义进程的野蛮化，哈维将其与马克思描述的资本原始积累相比较。“劫掠式累積”的方式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私有化，将原本属于公共所有的财产变为私人所有。
金融化，资本主义国家放松监管使金融体系迅速发展，成为财富再分配的主要手段之一。哈维概括说，自19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确立了不惜一切代价保卫金融机构的原则，所谓救市政策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操控危机，西方一些政府和国际组织联手在弱国制造危机，逼迫弱国破产，再通过提供政策框架让弱国再次遭受损失，197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发生了大大小小超过300次金融危机。
战争，通过战争以及相配套的霸权机制，占有资源，打开市场。
新自由主义时代的资本主义通过种种方式维持了资本累积的速度，但其“利润私有化，风险社会化”的基本取向积累下了严重的后果。最突出的表现是贫富差距的剧烈分化，现如今的世界要面对的不仅仅是20%与80%之间的财富悬殊，还有前20%中的1%和其他19%的分化。
如同深重的债务危机一样，资本主义本身已经在解决危机可能性的时空向度上过度透支。哈维预言，新的危机仍将发生，而且时间间隔会越来越短。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和即将看到的，危机无法消除，只能是进行“地理上的转移”。
我们会见证什么样的未来
“未来不会像过去那样了。”这是哈维对资本主义未来的基本判断，世界将更严重地分化，美国的霸权地位也不会如过去那样牢固。可以预见，未来的世界将充满动荡、危机和更频繁的战乱。
哈维认为，要解决资本主义的问题，首要的任务是改造思维方式，落到现实中，需要改变的是处置资本剩余的方式，将其社会化，服务于社会目的，而不是继续追求增殖。
沃勒斯坦预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还有40~50年的寿命，这将是一段令人不悦的时间，之后将出现分野，有两种可能的发展方向：一种是以更强的等级制、压迫性为特征的世界体系，一种是更加倾向于平等和正义的世界体系。沃勒斯坦表示，他更倾向于后一种。
这是一个极具反讽性的回答，一大批最聪明的人竟然不约而同地忽视了那个最重要的因素。这可能吗？
“这一次不一样”
资本家是这样一群人：他们将一定的资本投入市场，组织起劳动和其他要素，通过一定的技术和组织手段生产出产品，在市场上以高于成本的价格销售，获取利润。资本家不会将利润全部用于消费，而是将一部分利润再次作为资本投入生产，以获得更多的资本。
作为一种生产方式，资本主义最根本的逻辑是资本的无限累积，其他一切都要为此让路。这意味着，资本追求增殖的冲动是盲目的、无止境的、以增长为导向的，而增长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满足需求，而是进一步的增长。这导致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持续扩张。有研究表明，自1750年以来，资本增殖的速率约为3%，如何消化这新增的3%正是资本主义要解决的第一大难题。消化资本剩余顺利的时期被称为繁荣期，无法消化剩余、增长乏力的时期则被定义为危机，即经济衰退期。
纵观历史，资本主义的发展呈现波浪式前进的态势，学界称之为康德拉捷夫长波，分为A段（繁荣期）和B段（停滞期），一个周期约为50~60年。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决定经济周期的是技术进步，革命性的技术发展会带来新的增长点，引发经济繁荣，当市场达到饱和之后，就进入停滞和衰退的周期，直到下一个技术革新将经济带出低谷。根据这种理论，此轮危机是信息技术的带动作用衰竭导致的，接下来，世界要指望清洁能源技术创造下一次高速增长期了。
两位美国学者写了一本书，梳理了过去的历次危机，书名叫做《这一次不一样》。他们悲哀地指出，人类从未从过去的失败中吸取教训，政策制定者和投资者在每个经济周期中都盲目相信“这一次不一样”，从而走向了下一次危机。
但有很多人谈论“这一次不一样”时，表达的是另外一种意思，即此轮危机深重到不可解决的地步，资本主义不会再像以前那样找到从低谷重回高峰的途径。
这一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原因是什么？说法五花八门。有人说是人性的弱点导致的，华尔街的贪婪引发了过度的金融投机，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就持这种看法。有人认为是体制的原因，监管缺乏，解决的途经在于重新梳理监管体系。有的经济学家认为危机根源于错误的理论，现在是时候回归凯恩斯主义了。在德国和法国，有人将此归结为文化的原因，他们说危机是一种“盎格鲁－萨克森”病毒，但很快他们就发现无可避免地被危机影响。
本文介绍两位批判性社会理论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和大卫·哈维的观点，他们从更高的理论视野对此轮资本主义危机的本质进行了解读，有助于我们理解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和资本主义的未来。
沃勒斯坦论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
沃勒斯坦是“世界体系分析”理论的奠基人，他的基本看法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走到了极限，进一步扩张的动力已经衰竭殆尽。
沃勒斯坦提示，要区分假定的市场和真实的市场之间的区别，现代经济学意义上的纯粹市场只是一种意识形态式的说辞，不仅从未存在，也不会被允许存在。资本家是最不喜欢自由市场的人，在自由市场上，竞争会使利润接近于零，使資本累积变得不可能。资本累积只能通过垄断实现，虽然纯粹意义上的垄断也难以建立，但通过国家的干预，寡头垄断或准垄断的格局是可以实现的。资本主义的危机就是垄断的危机，走出危机的希望在于创造新形式的准垄断。
资本累积的能力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因素：销售价格和成本。由于一定程度的竞争存在和有效需求的限制，资本家不可能随意制定价格。要想保持足够高的利润率，就需要尽可能地控制成本。沃勒斯坦将成本归纳为三大类：人力、生产投入和税负，而在他看来，成本增长是一个不可扭转的过程。两方面的作用挤压着资本积累的能力，构成了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
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在二战后进入了一个新的康德拉捷夫周期，在1970年前后达到顶点，进入周期的B阶段，典型标志是生产活动的利润率降低。如今，世界仍处于这一轮周期的尾声。
这一个B周期持续的时间更长，根据沃勒斯坦的论述，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美国财政部、美联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连同欧洲和日本的机构携手干预市场，支撑着世界经济度过了若干次危机。其次，大量资本从生产领域进入金融领域，通过投机获得高额回报。
再次，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进程中，大量生产活动向边缘地区转移，暂时性地降低了生产成本。从人力成本的角度看，发展中国家存在大量农业人口，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同时，生产转移带走了发达国家的工作岗位，加剧了工人的竞争，压低了发达国家的劳动力价格；从生产投入的角度看，发展中国家对生产的监管力度低，以环境破坏、自然资源枯竭等为代价给了资本家将成本外部化的机会；从税负的角度看，发展中国家往往以税收优惠为筹码争取资本的流入。
经过数十年的全球化，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又遇到其增长的极限，一度被逆转的成本上升的趋势再次抬头。全球化的伴生物是城市化，最初转移到工业的农业人口将逐步在城市定居，其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随之提升，资本家必须要面对工资增长的现实；发展中国家不能无限制地容忍环境破坏和资源浪费，一部分此前被外部化了的成本需要支付；而税收同样要随着税收优惠期的结束和发展中国家建立公共服务体系的需要而增加。
沃勒斯坦说，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虽然一度从三方面都降低了成本，但始终未能将成本控制回1945年的水平。而新一波成本上升的趋势，将使资本主义生产的利润空间挤压殆尽，严重威胁到资本累积的能力，这会使资本主义成为一个“不值得再玩下去的游戏”。
这不是说资本主义在过去一些年做得不够好，相反，资本主义做得太好了，以至于很可能穷尽了未来的发展空间。
哈维论资本主义的新形态
对1970年代新自由主义浪潮开始以来的资本主义形态的演变，哈维做出了卓越的概括。他对这一轮经济危机的本质也做出剖析，预言了不乐观的未来。
二战后，资本主义世界出于防止危机再次发生的动机，建立了一种以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消费相结合为特征的经济社会机制，这种机制来源于老亨利·福特的管理实践，学术界根据他的名字将其命名为福特主义。福特主义有强烈的国家干预色彩，通过对宏观经济形势进行控制，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
资本增殖的速度是惊人的，不用为资本剩余的消化问题而焦虑的时间总是很短暂。历史表明，从一场战争的破坏中恢复平均只需要10年，在德国，1951年的工业生产能力就已经超过二战之前了。
消化资本剩余主要通过两个向度，即空间和时间。在福特主义的黄金时期，资本很幸运地拥有扩张的空间，美国经历了工业生产和居住的城郊化过程，南部和西部高速发展，出现了新的工业中心。对外方面，欧洲和日本的重建为资本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建立起了“边缘福特主义”生产方式。在时间向度上，体现为大规模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建设。到了1970年前后，资本再次遇到了市场饱和的问题，即资本剩余无法得到有效利用。二战后开始的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在这个时候终结了。
世界随后迎来了里根－撒切尔时代，新自由主义政策登上历史舞台，在撒切尔“别无选择”的宣言中，全球化的进程也开始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这一进程即便在哈维看来也有难以解释之处，智利等国家是在美国的干预和裹挟之下加入了，但中国则是自主的选择。更多国家加入全球化，为资本的转移提供了新的空间。
为维持资本累积的正常速度，新自由主义政策破除了福特主义生产方式，一种新的、被哈维概括为“灵活累积”（Flexible Mode of Accumulation）的生产方式浮出水面，也有人将其称为后福特主义。这种生产方式的特点包括强调信息技术的使用、以细分市场定位替代大规模生产、对劳动力素质要求提高、破除劳动者的组织化等。
在全球化的大环境下，“灵活累积”体制最直接的后果是劳动者地位的下降，劳动的时间和强度都有增加，经过长期斗争得来的权利逐步丧失。已经被工业化大生产时代淘汰的家庭作坊式生产体系复苏，在纽约这样的国际性大都市中也出现了血汗工厂。
新自由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具有清晰的野蛮化倾向。世界劳工组织估计的数据，世界范围内有超过1200万的强制劳动力，也就是奴工；另有数据估算，全球有7000万左右人口从事不同性质的卖淫活动，还有更多的人介于有工作和失业的中间位置。总之，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创造了一个庞大的“下层”。
1970年代以来，OECD（世界经合组织）国家工资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美国的实际工资水平则在过去的40年间没有增长。这就导致了有效需求的不足，给老百姓发信用卡成了应对问题的方法，美国家庭的平均负债从1980年的4万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13万美元。房地产市场的次贷危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哈维还提出了“劫掠式累积”（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这一概念，指少数人通过剥夺本属于公众的资产集中财富和权力的现象。“劫掠式累积”更清楚地表明了新自由主义进程的野蛮化，哈维将其与马克思描述的资本原始积累相比较。“劫掠式累積”的方式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私有化，将原本属于公共所有的财产变为私人所有。
金融化，资本主义国家放松监管使金融体系迅速发展，成为财富再分配的主要手段之一。哈维概括说，自19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确立了不惜一切代价保卫金融机构的原则，所谓救市政策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操控危机，西方一些政府和国际组织联手在弱国制造危机，逼迫弱国破产，再通过提供政策框架让弱国再次遭受损失，197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发生了大大小小超过300次金融危机。
战争，通过战争以及相配套的霸权机制，占有资源，打开市场。
新自由主义时代的资本主义通过种种方式维持了资本累积的速度，但其“利润私有化，风险社会化”的基本取向积累下了严重的后果。最突出的表现是贫富差距的剧烈分化，现如今的世界要面对的不仅仅是20%与80%之间的财富悬殊，还有前20%中的1%和其他19%的分化。
如同深重的债务危机一样，资本主义本身已经在解决危机可能性的时空向度上过度透支。哈维预言，新的危机仍将发生，而且时间间隔会越来越短。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和即将看到的，危机无法消除，只能是进行“地理上的转移”。
我们会见证什么样的未来
“未来不会像过去那样了。”这是哈维对资本主义未来的基本判断，世界将更严重地分化，美国的霸权地位也不会如过去那样牢固。可以预见，未来的世界将充满动荡、危机和更频繁的战乱。
哈维认为，要解决资本主义的问题，首要的任务是改造思维方式，落到现实中，需要改变的是处置资本剩余的方式，将其社会化，服务于社会目的，而不是继续追求增殖。
沃勒斯坦预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还有40~50年的寿命，这将是一段令人不悦的时间，之后将出现分野，有两种可能的发展方向：一种是以更强的等级制、压迫性为特征的世界体系，一种是更加倾向于平等和正义的世界体系。沃勒斯坦表示，他更倾向于后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