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陌生的城市，连名字都是如此地遥远与陌生——甘旗卡，来往其间的人说着我听不懂的语言，让懵懂年少的我以为到了异域他乡。后来，我才知道自己身处于内蒙腹地的一个县城。初来乍到的我，面对的除了陌生还是陌生，处处都显得不自在。那年我八岁，总觉得父母有忙不完的事，总是早出晚归张罗着他们的生意，根本无暇顾及我，就把我独自留家。按理我对这个城市不会有什么好感的，但是我却时时忆起那里，一个给了我美好童年回忆的小城。那是因为有我的邻居尼亚孜大叔。
　　不知怎么父母会那么放心地将我交托给尼亚孜大叔。初见尼亚孜大叔，他正端坐在房子一角的阳光里晒暖，一件靛青色的蒙袍，裹着瘦削的身板，衣袍上橙色的滚边儿在阳光里闪着光，整个人显得分外安祥。也打消了我对陌生人的恐惧。靠近前去，更加仔细端详。那是一张饱经沧桑的脸，古铜色的脸上，岁月的痕迹如此清晰。可他见到我时，就那么一笑，俨然是天真的表情。眯缝的双眼闪着慈祥的柔和。下巴一绺花白山羊胡子，也随着笑声，不停颤动着。他的笑更鼓励了我。我便与他并排坐着。什么话也没有说，就那样不声不响的坐着，直到日斜西边，然后各自回家。又仿佛是早有约定，第二天我们又坐在那里。
　　待我们日渐熟悉之后，他便开始给我讲故事。草原上如鹰般英勇的英雄，那些骁勇善战的草原上的汉子，在他的嘴里如此清晰地再现，使我仿若亲见。于是，就天天缠着尼亚孜大叔给我讲各种各样的故事。有草原上神秘的传说；有大叔在草原上的亲历见闻。他为我描述的草原有一望无际蔚蓝的天幕，辽阔的绿茵草地，还有各种生长其间的美丽生灵。草原上的花开花落，一草一木好像都装在了他的嘴巴里。他就像一个画家，不过他是用声音为我描绘一幅幅构图饱满，内容丰富的优美画卷，一眼望不到边的草原就那样在他的声音里栩栩如生地展现在了我的眼前，令我生出无限神往之情。他说草原的丰美与祥和来之不易，是党领导的解放军与苏联红军的功劳。他们赶走了日本鬼子，消灭了反动派。他还会指着红军经过的地方，给我讲那些光荣的日子。
　　在说故事的间隙，他会不时平端着尺多长的烟锅，满意地啜一长口，然后烟雾就从唇齿间飘漾。而后弥漫开来，飘在了说故事人的脸上，那脸和那故事都开始变得迷蒙起来。我一直觉得那烟雾是与故事共生的。也就是在这样的氛围里，我完成了我童年的启蒙教育。草原也便硬生生地装进了我幼小的心里，再也抹不去，刻在了脑里，占据了一隅，成为最深刻的记忆。
　　后来听大人说，尼亚孜大叔本身就是草原上的一个传奇人物。年轻时，身强力壮的尼亚孜大叔是草原上响当当的汉子，参加了红军，扛过枪还跨过鸭绿江，以抗美援朝英雄的身份复员回蒙。还当上了区公所的干事，也不知怎么的，正年富力强时就病倒了，而且还一病不起。来看他的人都说不行了，说是活不过三十六岁了。家里人都已经开始为他准备后事。后来遇到一位游医。家人本也不抱什么希望，可是死马当活马医吧，狠狠心掏钱请了来。一搭脉，一翻眼皮，说可以治。那药方也怪，是三十六只羊羔。可不是用来煎药吃的，而是要尼亚孜大叔赶出去放牧的。说过了三十六岁，如果三十六只羊都还活着，尼亚孜大叔就能活，不然三十六岁就是尼亚孜大叔过不了的坎儿。
　　说来也怪，自那以后，尼亚孜大叔本来不信，但就当它为锻炼身体吧，死虎当成活虎打。他就赶着三十六只羊，走遍了科尔沁草原的每个角落。
　　因为那时候没有电视、广播，草原上逐水草而居的牧民们信息相当闭塞，没有来源渠道，尼亚孜大叔就当上了义务宣传员，为牧民答疑解惑，宣传党的政策与方针。这样一走就是三十四年。 而尼亚孜大叔病也早就莫名地好了。
　　现在尼亚孜大叔七十四岁了，儿女孝顺，不想让他再在草原上风餐露宿，有一顿没一顿，而是接到县城来，在自己的身边好就近照顾。可是尼亚孜大叔的心里却难以割舍那份草原情怀啊。
　　每天尼亚孜大叔都会坐在房前，仍然像是在草原上时一样眯着眼睛望向远方，仿佛那目光可以穿透城市的屏障，一直到达那万里的草原。就那样痴迷地望着，可以望一天。那眼神散发着迷离的光，像是在用轻柔的目光抚摸正在清盈盈的水泡子低头啜饮甘泉的小羊，物我两忘。
　　那年十一月的一天，尼亚孜大叔就是以这样的姿势永远地合上了他那慈祥的双眼。
　　出殡那天，我哭得最伤心，硬说尼亚孜大叔还没有死。冲进房内要扯蒙在尼亚孜大叔脸上的白被单，被周边来帮忙的大人一把抱住了，才没有掀开。我在那人的怀抱里又扯又拽地挣扎着，一直大声哭闹到睡着了为止。
　　那天我还做了个奇怪的梦，梦见了长着花白胡子的头羊，引领着七十四只小羊在鲜嫩碧绿的草原上自由幸福地吃草嬉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