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观主义三部曲”首度集结上演，万众瞩目的《一步之遥》即将上映，因为这两个原因，隐遁了四年的廖一梅，现在重新回到公众视线。“世界的一切都是寓言，它一定会告诉你什么，我特别切身的疑惑、困惑、痛苦和问题，压得我不能畅快地呼吸，我用各种方式试图把它讲出来，表达出来，我试图对于遭受到的这一切做出反抗，或者是反应，或者是你要确定自己在这个生命中的一种位置。写作“三部曲”都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廖一梅说。
　　从《恋爱的犀牛》到《琥珀》，廖一梅和孟京辉让成千上万的观众在剧中找到了自己，追问自己的心灵。《柔软》虽然一样执著而坦率，毫无保留地对人性和情感展开最犀利最深邃的剖析，但她在这部戏中撕去了标签，直接探寻到“人”这个本质，廖一梅说这是她想要的化繁为简。在《柔软》之后，廖一梅除了出版一本《像我这样笨拙地生活》，索性就消失在公共场合。书中收录了廖一梅近年来最精华的文字和图片，包括散文、谈话录、小说、剧本中的经典台词。出这本书的目的很简单，在推出每一部戏后，都有观众希望从她这里得到答案，廖一梅一个一个的回答得也累了，于是决定出书把所有人的问题都回答完了。她只是不想说那么多话。出书之后，廖一梅没有再写什么，主动淡出人们的视野。她把自己比喻成一条河，自然流动。这条河有力量磅礴的时候，也会有安静的流动。“我以一种很怡然自得的方式在生活，前几部戏都是在追问，并没有给出什么答案，作者也很难给出什么明确的答案。但这些追问并没有消失，我只是换了一种不明显的方式继续追问”。
　　有时廖一梅庆幸自己是做话剧，即便不露面，但这些年轻时吃苦受累写出的东西，一遍遍在台上感动着观众也就够了。她不害怕别人忘记自己，只要剧场还在，自己还能发问。


　　十一年，三部戏
　　郝蕾形容第一次见到廖一梅，说她是个“古灵精怪”的女孩，记者深有同感。虽然已经是个孩子妈，但拍照的神情、架势亦如多年前的宣传照——黑色短发，额头有一圈挑染的红色，衣服颜色只有黑白灰。站着的时候微微叉着腿，头歪向一边。让广大女人生气的是，连腰细程度都没什么变化。这样的表情，永远像在想问题。瘦小的外表下，有着固执处世的内心，以及充满无限好奇与困惑的大脑。
　　拍完照后，廖一梅马上回到化妆间，拿起一片卸妆棉开始擦唇膏和眼妆，化妆师在旁边笑话她“不习惯了吧，再把眼睛擦下来”。廖一梅从《柔软》之后就没有再创作，算上已经有四年时间没在公开场合露面。这四年她素面朝天，家里化妆品变得硬邦邦的，过期之后全被她扔掉了。“我想要更加纯粹本源的状态。很少参加party活动。现在连演要重新接受采访，我有点不适应。”
　　“悲观主义三部曲”连演是孟京辉的主意，廖一梅也是双手赞同。第一部《恋爱的犀牛》写于1999年，第二部《琥珀》写于2005年，第三部《柔软》写于2010年。十一年，三部戏。十一年，对谁都是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我从来没有三部戏连贯起来看过。这次连演就像是任时光穿来穿去，觉得很有趣。”
　　“很有趣”，廖一梅喜欢用这个词来形容作品以及生活中的感受。在“三部曲”中，马路是一名犀牛饲养员；小优是一个自然博物馆的解说员，整日与恐龙作伴；《柔软》中郝蕾饰演了一名被世人认作是荡妇的医生，这些职业似乎离生活还有段距离。廖一梅喜欢给主角赋予一个不那么具体的职业，它让观众有想象的空间。“这些职业都很有想象力，展现我的故事。它们给我带来遐想，比如一个养犀牛的就是比打字员有趣”，廖一梅只是很简单地把艺术分为有趣和无趣。
　　廖一梅平时很少到蜂巢剧场，除非是新戏首演时作为家属来捧场。她通常都是把本子写完交给孟京辉，自己不做任何改动。每次廖一梅走进剧场，都有一种特别奇异的进了时光隧道的感觉，“你年轻的气息，然后所有的冲动，激情，任性，所有的一切，居然在一个地方， 原封不动地保存在那。你可能自己都不能再感受到它了，但是看到那些年轻的演员，在台上以同样的，以自己十几年前的热情再说那些台词，真的是恍如隔世的感觉”。廖一梅现在已经脱离了她的二十八岁，这部戏成了一个另外的生命在和所有的人在交流。
　　无数人问过廖一梅，“三部戏中你比较偏爱哪部呢”？廖一梅真的无法回答这个问题。“这就像一个人的胳膊和腿，我都喜欢。没有腿没法走路，这些戏都是我的某一部分”：《恋爱的犀牛》中的激情，对爱不顾一切的勇气，个人与世界沟通的愿望是她的一部分；《琥珀》中充分的怀疑、犹豫和困惑，在生命的游戏中以什么方式来操作是她给自己设置的选择题。到《柔软》时，廖一梅甚至没有特别大的兴趣来构建有趣的故事，她只是很简单地直接写出自己的追问，对男人、女人的思考推到关于人的本质。
　　十一年三部戏，身为一名作者，廖一梅对自己的低产安之若素。她是一个特别反感说废话的人，“我不是技巧性写作，每部戏肯定带有作者当下的状态。我的所思所想，我的触觉嗅觉，我的身体状态。就像身体的烙印一样。我觉得这个世界充满了废话和无用的信息，所以呢如果我不是有非说不可的话，我尽量保持沉默”。但只要廖一梅发声，就肯定是打在心上的一声惊雷。她很庆幸自己选择做戏剧，即便不工作，无牵无挂地做她想做的事情。
　　感谢我所有的笨拙
　　除了“悲观主义三部曲”连演，12月份即将上演的《一步之遥》，廖一梅的名字赫然出现在编剧名单中。廖一梅自认是被忽悠来的，“姜文打电话跟我讲当年科波拉拍《教父》，剧本改了多遍就是不行，于是找到了小罗伯特·唐尼的老爹罗伯特·唐尼当编剧。可这位老爹不愿意掺和，科波拉跟他说就写一场。老爹坳不过去，答应只写一场，但不署名。如果得了奥斯卡提他一句就行”，后来这部电影果真获奖，科波拉在领奖时还真提了这件事情，“姜文说这是一段电影美谈，你也帮我写一场吧”，于是一场变两场，两场变四场，四场变四个月，直到全片拍摄完成。 　　廖一梅到了剧组，墙上贴满了分场大纲，全部场景都定了，就是没有台词。剧组的人拒绝让她接触到之前写好的东西，只由工作人员口述一遍。廖一梅听得一头雾水，最后还是姜文花了一个多小时，把这部电影从头到尾“演”了一遍，“我当时心中一片戚然，看见了这个荒诞故事里姜文的落寞和无奈”。廖一梅说，“这是个伤心的故事”。姜文只说：“写吧，你写好，我们就拍。”
　　外界对廖一梅的标签通常是：倔强、文艺、不与世界妥协。但这不代表廖一梅的形状苦大仇深。相反，她在接受采访时说话直接、喜欢大笑。“姜文说我能写好，因为这是一部包裹着喜剧色彩的悲剧”。 她的戏剧，即便是最痛苦、最激烈的表演中，也希望观众会笑。“我不喜欢一味的悲悲切切，喜欢有幽默感，尤其是在面对痛苦的时刻的幽默感，认为那才是一种尊严的表现”。已经写了“三部曲”的她，承认悲观主义是自己的底子，她就是这样看待人、世界和生活的。但是有悲观垫底，人应该积极地生活，“肯定要去努力地改变，努力地去做你想做的事、努力地表达，但是对结果不要想得太多，可能有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想法吧”。
　　如此算来，廖一梅算是一位乐观的悲观主义者，所以才会写出“上天会厚待那些勇敢的人”这样的台词。她从来不回避痛苦，基本上是迎着刀尖儿上的人，在困难面前，廖一梅不认为有任何捷径、投机取巧的那条路。1999年在《恋爱的犀牛》演出之前，孟京辉把自己的房子抵押了21万元，并且跟朋友借了钱，用双肩包把钱背回来，孟京辉跟廖一梅约定，如果赔了，廖一梅写一年的电视剧还钱。
　　就这样，难产的《恋爱的犀牛》终于诞生了，这是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讲一个男人爱上一个女人，为了她做了一个人能所做的一切，也未能成全他的爱情。剧中的主角马路是别人眼中的偏执狂，算是人群中的犀牛——实属异类。这部没有故事情节，背景抽象的话剧成为改变当时整个戏剧行业的实验先锋。
　　“年轻时是很纠结的人，喜欢刨根问底，难受时能把自己活劈了，不会给自己找理由，不能原谅自己，能把自己弄疯了。有时候我们觉得顶到死胡同了，马上会豁然开朗，但是如果自己躲着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会不断骚扰你。任何性情都会对自己的人生有帮助。苦就要吃，累就要受”。


　　孩子，是股深不可测的力量
　　廖一梅每年都会去几趟西藏，她喜欢视野远，人少的地方。“我在开阔的地方，发现自己天然会笑，自己的嘴角不自觉就会呈现微笑的状态。眼睛会非常舒服，心情是打开的放松”。回北京后，廖一梅觉得每样东西都离自己很近，堵得慌。她开玩笑地说自己可能有“幽闭恐惧症”，所以处在遥远的磁场时才会自己感到温暖。
　　喜欢同等力量，这是廖一梅做选择的初衷，选朋友也是如此。郝蕾用“神交”来形容两个人的关系，她们因为《恋爱的犀牛》结识，算起来也有十年了。廖一梅却不用“闺蜜”来形容彼此的关系，觉得那样太黏糊糊了。她们坐在一起什么都讨论，就是不聊私事。有一次孟京辉在旁边听着什么话也不说，末了打趣说：“你们俩聊天，我简直不敢插嘴”。
　　在郝蕾眼中，廖一梅这么多年都没有变化，即便是做了母亲，她和儿子在一起也像两个大朋友。说起孩子，廖一梅也觉得很奇怪，“我们家孩子特别开朗，阳光，善于表达，爱热闹，也不知道随谁了。跟我和孟京辉都不一样，特别好说话。我俩都不好说话，所以孩子挺喜欢哄我们”。廖一梅说自己从他的身上学到不少：人的天性是快乐的，是阳光的。作为一个孩子，他并不一定比大人懂得少，他的天性里有一种本然的和世界沟通的方式，但大人已经忘了。
　　孩子是跟着《琥珀》一起在肚子里成长、落地。在编剧手记中，她这样写道：去年立春的时候，我坐在电脑前写《琥珀》的故事，身上一直穿着肥大的防辐射外衣。我已经感到了暴风雨来临前那种空气的颤动，它必将到来，必将把我席卷，我并不着急，我等着，等着人生把我抛向那个漩涡，等着生命向我崭露它新一轮的花招，展示它深不可测的力量。
　　现在，廖一梅经常会从儿子身上看到这股“深不可测的力量”。孩子喜欢跟廖一梅谈论很严肃的问题，并且把孟京辉听得目瞪口呆。“有一次，儿子问我：‘妈妈你知道我的人生目标吗？’我说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你想爱咋地咋地。’儿子说‘那是我的人生原则，目标是要快乐。’我跟儿子说这个目标不错，自己也挺得意，觉得我和老孟这些年潜移默化挺好”。
　　“其实认为什么是快乐很重要，而感到快乐和认为快乐又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我此刻感到快乐，对世界报以淡淡的微笑，时而也大笑。”廖一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