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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9日，德国驻日本大使馆官方推特账号发文悼念原子弹爆炸中的受害者，称“（悲剧的）起源是德国和日本的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触发的战争”。这本是一段反省侵略历史的客观表述，却刺激了日本一些网民的神经，他们在网络上反驳道：“怎么能把日本和德国纳粹相提并论”“日本是被迫进行的自卫战”“日本发动战争的原因是美国对日本的经济封锁”……
是什么导致了日本年轻一代存在对侵略历史如此的“无知”？是什么纵容了日本多名阁僚在“8·15”日本戰败投降日集体“拜鬼”？又是什么让日本离真实的历史越来越远？……记者就这些问题对两位学者进行了专访。
日本明治学院大学教授张宏波和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石田隆至致力于研究中日关系史。他们以“战后和解”及“新中国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为课题进行研究，20多年来，跟踪走访日本战争亲历者、战犯、战犯家属、战犯意志后继者、中方参与审判者等50余人，足迹遍布中日两国。
张宏波和石田隆至回顾日本战后至今的历史，从日本掌权者思维、社会文化教育理念、社会舆论引导、家庭教育等多方面，深入分析了造成日本社会历史认知偏差的真正原因。
张宏波指出，1945年日本投降后，美国在占领日本最初的两年中，对日本实施了民主化、非军事化改革，基本采取了严厉的改造政策，使之不再成为美国和世界和平的威胁。1946年1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立，于1946年5月至1948年11月对曾担任日本军事或政治领导者的28名主要战犯进行了审判，并将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等7名甲级战犯送上了绞刑台。
但是随着美苏冷战的发展及中国局势的变化，美国对日政策逐渐转变，日本战时各行业、部门的要员，甚至曾经的战犯，纷纷重新走上战后的政府、公共机关、企业界、大学、媒体等的重要岗位，造成日本在政治、经济、文化、价值观等方面与战前保持了延续。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外祖父岸信介。他曾在侵华战争期间任伪满洲国国务院高官，1941年东条英机任日本首相后升任商工大臣兼军需省次官，可谓东条英机身边的重臣。1945年日本战败后，岸信介作为甲级战犯嫌疑人被关押在东京巢鸭监狱。但随着美国对日占领政策转变，就在东条英机等7名甲级战犯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处以绞刑的第二天（1948年12月24日），岸信介等其他17名甲级战犯不但未被送上法庭受审，反而被美国主导的盟军免予起诉并释放，令人瞠目结舌。死里逃生的岸信介此后摇身一变，重新登上政治舞台，并在1957年成为日本首相。
登上相位的岸信介，很快开始谋求日本这个战败国的大翻身。其核心目的就是通过修改和平宪法恢复日本军事力量，使日本成为“正常国”。1958年8月，岸信介强行成立内阁宪法调查会，与代表进步势力的“拥护宪法国民联合会”对抗。1960年，他强行推动《日美新安保条约》签署，拓展日本自卫队的活动范围，把日本绑在美国的战车上。
外交方面，岸信介利用美苏冷战，对抗共产党，对抗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时积极拉拢台湾，与蒋介石共谋“反攻大陆”。虽然1960年末，由于强行推动《日美新安保条约》，日本社会涌起激烈的反抗运动，岸信介被迫下台，但他下台后依然对华强硬，到处鼓吹“中国威胁论”，并试图制造“两个中国”。
这些战时体制的重要负责人在重回社会重要岗位后，展开了联合遮盖历史真相的大行动。对此，石田隆至从教育、媒体、家庭等多方面进行了分析。
首先，日本公共教育体系缺失“战争反省教育”。石田隆至表示，日本的高中历史课本没有清晰明确地将这场战争定性为“侵略战争”。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后，历史课本上关于“加害”历史的表述进一步减少。更重要的是，学校还限制近代史学习的课时，当“辉煌”的明治历史讲完后，与二战相关的“昭和”史便没有课时来学习了。此外，在初高中入学考试、大学入学考试中，昭和历史所占比重也很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此，从小学到中学，日本所有关于二战时侵略战争的教育，几乎只有战争后期“被空袭”“被投掷原子弹”的“被害”教育，而很少涉及日军对亚洲国家的“侵略”罪行及“加害”责任等内容。
其次，日本整体社会舆论对侵略战争历史尽量避而不谈或态度暧昧。例如，日本《朝日新闻》和《每日新闻》在战时着力宣传日军“战果”，不仅毫不掩饰，还极力煽动对中国等其他亚洲国家的歧视。战后，这些媒体借风势迅速转舵，对自身鼓吹侵略、煽动扩大战争的行为避而不谈，转而站在世界和平、反对战争和民主主义的立场上发表言论。现在，这些媒体又利用各种机会，讲述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或东京大轰炸的悲惨，有意无意地强化“被害”的印象。
再看学生们毕业后就职的大企业。那些战前就存在的日本大企业，绝大多数对其推动、协助政府发动战争的历史只字不提。即使有一些记录，也多是进行有限、模糊甚至美化的记述。比如曾经在中国及朝鲜半岛强掳强征劳工的三菱、鹿岛等与军需关系密切的企业，都选择将责任推给日本政府，而将自己定位为从属的甚至无辜的“听命者”。
最后，在普通家庭中，一些参加过战争的士兵或随军者几乎从未向后代谈论战争的真实状态，尤其是侵略、加害的事实。一个普通日本人的态度很具代表性：“‘杀人凶手’的孩子是没有自信健康成长的，为了下一代能在不被战争黑暗历史笼罩的环境下成长，家长的最好选择就是‘沉默’。”但这种“沉默”直接导致了日本战后几代人对真实历史的无知。
石田隆至告诉记者，战后成长起来的日本人，无论从家庭、学校、职场，还是从主流媒体，都难以真正了解日本发动、推进、扩大的侵略战争，以及其间所犯下的罪行，他们是被剥夺了学习真实历史权利的一代。正因为如此，这些日本人不会深入思考未来的日本该如何实现与邻国共生。
对比战后德日两国在反省侵略战争上的不同态度，张宏波指出，德国之所以未曾停止对纳粹战犯的追责和对历史的反省，一个关键因素是，以政策、法律等形式，确保了实施彻底的反省教育、追究歪曲篡改历史的言行等等。
张宏波解释说，在德国，否认或拥护纳粹被认定是违法的，将受到法律惩处；但在日本，由于掌权者与战前思想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就无法从制度上保证彻底实施反省教育、追究歪曲篡改历史的言行。
作为日本主要执政党的自民党，其核心理念就是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让日本回归到所谓“正常国”。修改不了宪法，自民党就从修改“宪法解释”以及与宪法相关的法律规定入手，为日本的自卫力量解绑。这与德国的做法大相径庭。
张宏波对日本社会的现状表现出极大的忧虑。她说，进入21世纪后，那些经历过战争的亲历者逐渐减少，但继承了日本战前右翼思想、妄图通过修宪使日本成为“正常国家”的势力抬头。他们把侵略战争称作对等的“日中战争”，在学校教育和社会舆论中强调“战争被害”论，甚至美化旧日军，强调日军在战争中“也做了好事”。但回顾历史，整个亚洲没有一个国家侵略过日本，又何来以对等为前提的“日中战争”？
值得注意的是，近来，日本防卫省首次发布儿童版《防卫白皮书》，并在其中大量讲述“中国威胁”，对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等问题指手画脚。面向儿童发布《防卫白皮书》，这不免让人联想到军国主义时期日本利用《教育敕语》向少年儿童灌输军国主义思想、煽动战争狂热的危险行径。
张宏波对记者说：“没有受过真实历史教育的日本人，对侵略概念的认知越来越弱。但即使了解侵略的概念，对战争的深刻罪行也是不了解的。因此，他们依然会选择否认侵略、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自民党作为领导国家的政党，无形中助长了自民党的势力，帮助自民党将国民拖向不断拓展军事实力、执意修宪谋求所谓‘正常国家’的危险道路。”
（摘自《环球》2021年第19期。作者为该刊记者）
是什么导致了日本年轻一代存在对侵略历史如此的“无知”？是什么纵容了日本多名阁僚在“8·15”日本戰败投降日集体“拜鬼”？又是什么让日本离真实的历史越来越远？……记者就这些问题对两位学者进行了专访。
日本明治学院大学教授张宏波和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石田隆至致力于研究中日关系史。他们以“战后和解”及“新中国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为课题进行研究，20多年来，跟踪走访日本战争亲历者、战犯、战犯家属、战犯意志后继者、中方参与审判者等50余人，足迹遍布中日两国。
张宏波和石田隆至回顾日本战后至今的历史，从日本掌权者思维、社会文化教育理念、社会舆论引导、家庭教育等多方面，深入分析了造成日本社会历史认知偏差的真正原因。
战时体制负责人重回社会管理中枢
张宏波指出，1945年日本投降后，美国在占领日本最初的两年中，对日本实施了民主化、非军事化改革，基本采取了严厉的改造政策，使之不再成为美国和世界和平的威胁。1946年1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立，于1946年5月至1948年11月对曾担任日本军事或政治领导者的28名主要战犯进行了审判，并将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等7名甲级战犯送上了绞刑台。
但是随着美苏冷战的发展及中国局势的变化，美国对日政策逐渐转变，日本战时各行业、部门的要员，甚至曾经的战犯，纷纷重新走上战后的政府、公共机关、企业界、大学、媒体等的重要岗位，造成日本在政治、经济、文化、价值观等方面与战前保持了延续。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外祖父岸信介。他曾在侵华战争期间任伪满洲国国务院高官，1941年东条英机任日本首相后升任商工大臣兼军需省次官，可谓东条英机身边的重臣。1945年日本战败后，岸信介作为甲级战犯嫌疑人被关押在东京巢鸭监狱。但随着美国对日占领政策转变，就在东条英机等7名甲级战犯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处以绞刑的第二天（1948年12月24日），岸信介等其他17名甲级战犯不但未被送上法庭受审，反而被美国主导的盟军免予起诉并释放，令人瞠目结舌。死里逃生的岸信介此后摇身一变，重新登上政治舞台，并在1957年成为日本首相。
登上相位的岸信介，很快开始谋求日本这个战败国的大翻身。其核心目的就是通过修改和平宪法恢复日本军事力量，使日本成为“正常国”。1958年8月，岸信介强行成立内阁宪法调查会，与代表进步势力的“拥护宪法国民联合会”对抗。1960年，他强行推动《日美新安保条约》签署，拓展日本自卫队的活动范围，把日本绑在美国的战车上。
外交方面，岸信介利用美苏冷战，对抗共产党，对抗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时积极拉拢台湾，与蒋介石共谋“反攻大陆”。虽然1960年末，由于强行推动《日美新安保条约》，日本社会涌起激烈的反抗运动，岸信介被迫下台，但他下台后依然对华强硬，到处鼓吹“中国威胁论”，并试图制造“两个中国”。
了解历史真相的机会被剥夺
这些战时体制的重要负责人在重回社会重要岗位后，展开了联合遮盖历史真相的大行动。对此，石田隆至从教育、媒体、家庭等多方面进行了分析。
首先，日本公共教育体系缺失“战争反省教育”。石田隆至表示，日本的高中历史课本没有清晰明确地将这场战争定性为“侵略战争”。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后，历史课本上关于“加害”历史的表述进一步减少。更重要的是，学校还限制近代史学习的课时，当“辉煌”的明治历史讲完后，与二战相关的“昭和”史便没有课时来学习了。此外，在初高中入学考试、大学入学考试中，昭和历史所占比重也很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此，从小学到中学，日本所有关于二战时侵略战争的教育，几乎只有战争后期“被空袭”“被投掷原子弹”的“被害”教育，而很少涉及日军对亚洲国家的“侵略”罪行及“加害”责任等内容。
其次，日本整体社会舆论对侵略战争历史尽量避而不谈或态度暧昧。例如，日本《朝日新闻》和《每日新闻》在战时着力宣传日军“战果”，不仅毫不掩饰，还极力煽动对中国等其他亚洲国家的歧视。战后，这些媒体借风势迅速转舵，对自身鼓吹侵略、煽动扩大战争的行为避而不谈，转而站在世界和平、反对战争和民主主义的立场上发表言论。现在，这些媒体又利用各种机会，讲述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或东京大轰炸的悲惨，有意无意地强化“被害”的印象。
再看学生们毕业后就职的大企业。那些战前就存在的日本大企业，绝大多数对其推动、协助政府发动战争的历史只字不提。即使有一些记录，也多是进行有限、模糊甚至美化的记述。比如曾经在中国及朝鲜半岛强掳强征劳工的三菱、鹿岛等与军需关系密切的企业，都选择将责任推给日本政府，而将自己定位为从属的甚至无辜的“听命者”。
最后，在普通家庭中，一些参加过战争的士兵或随军者几乎从未向后代谈论战争的真实状态，尤其是侵略、加害的事实。一个普通日本人的态度很具代表性：“‘杀人凶手’的孩子是没有自信健康成长的，为了下一代能在不被战争黑暗历史笼罩的环境下成长，家长的最好选择就是‘沉默’。”但这种“沉默”直接导致了日本战后几代人对真实历史的无知。
石田隆至告诉记者，战后成长起来的日本人，无论从家庭、学校、职场，还是从主流媒体，都难以真正了解日本发动、推进、扩大的侵略战争，以及其间所犯下的罪行，他们是被剥夺了学习真实历史权利的一代。正因为如此，这些日本人不会深入思考未来的日本该如何实现与邻国共生。
缺乏彻底反省战争的政策和法律
对比战后德日两国在反省侵略战争上的不同态度，张宏波指出，德国之所以未曾停止对纳粹战犯的追责和对历史的反省，一个关键因素是，以政策、法律等形式，确保了实施彻底的反省教育、追究歪曲篡改历史的言行等等。
张宏波解释说，在德国，否认或拥护纳粹被认定是违法的，将受到法律惩处；但在日本，由于掌权者与战前思想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就无法从制度上保证彻底实施反省教育、追究歪曲篡改历史的言行。
作为日本主要执政党的自民党，其核心理念就是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让日本回归到所谓“正常国”。修改不了宪法，自民党就从修改“宪法解释”以及与宪法相关的法律规定入手，为日本的自卫力量解绑。这与德国的做法大相径庭。
战争亲历者逐渐减少，右翼势力抬头
张宏波对日本社会的现状表现出极大的忧虑。她说，进入21世纪后，那些经历过战争的亲历者逐渐减少，但继承了日本战前右翼思想、妄图通过修宪使日本成为“正常国家”的势力抬头。他们把侵略战争称作对等的“日中战争”，在学校教育和社会舆论中强调“战争被害”论，甚至美化旧日军，强调日军在战争中“也做了好事”。但回顾历史，整个亚洲没有一个国家侵略过日本，又何来以对等为前提的“日中战争”？
值得注意的是，近来，日本防卫省首次发布儿童版《防卫白皮书》，并在其中大量讲述“中国威胁”，对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等问题指手画脚。面向儿童发布《防卫白皮书》，这不免让人联想到军国主义时期日本利用《教育敕语》向少年儿童灌输军国主义思想、煽动战争狂热的危险行径。
张宏波对记者说：“没有受过真实历史教育的日本人，对侵略概念的认知越来越弱。但即使了解侵略的概念，对战争的深刻罪行也是不了解的。因此，他们依然会选择否认侵略、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自民党作为领导国家的政党，无形中助长了自民党的势力，帮助自民党将国民拖向不断拓展军事实力、执意修宪谋求所谓‘正常国家’的危险道路。”
（摘自《环球》2021年第19期。作者为该刊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