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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被誉为中国工人运动的摇篮，也是中国文化出版事业的重镇。1947年9月轰动上海滩的富通事件和随后的罢工抗争，就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海地方史和出版史上的重要事件。翻开《上海通志》《上海出版志》《上海电力工业志》《静安区志》等权威史志，均可查阅到对这一事件详略不一的记载。作者在阅读这段史料时，有一个名字频繁映入眼帘，就是本文主人公“吴可文”。他是富通事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因这一事件而蒙难。
日前，作者见到了吴可文的小儿子吴炳德先生，通过他的介绍，了解到吴可文的身世以及在富通事件前后的遭遇。拂去厚重的历史尘埃，还原了这段值得珍视的陈年往事。
富通事件
据史料记载，富通印刷公司坐落在威海卫路587号（今威海路587号），由中共地下党领导创办，印刷出版了许多进步书刊，同时还承印工会宣传品及刊物。
1947年9月19日至20日，富通印刷公司遭到特务机关搜捕。前往那里校对《电工月报》的上海电力公司6名工会干部和三区丝织工会干部先后被捕。事发后，上海各大报纸均在醒目位置刊登了消息，社会舆论哗然。中共上海工人运动委员会决定予以反击。全市各大工会组织的罢工和抗争得到上海各界的声援和支持。国民党当局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陆续释放了被捕的工会干部和工人群众。
1947年9月26日《申报》刊登了时任上海市长吴国桢和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颁布的布告，称“查本市前破获共匪秘密机关，捕获匪党分子吴可文等六名”。《申报》另一则消息称：“探得本市威海卫路富通印刷所，为中共在沪宣传机关。……其中有电力工会负责人吴可文、张仲之、王海林、封实烽、唐耀坤、王家熊等六人参与工作……现吴可文等正在严密审问中。”（见左下图）
国民党当局将吴可文认定为被抓捕的中共地下党电力工会干部中的“首犯”。那么，事实真是这样吗？
学业职业
吴可文，1916年1月生，山东淄博人。父辈经商。幼年随父亲至上海生活，小学和初中均在上海就读。吴可文勤奋学习，敏于求知，英语和国文打下良好基础；他对自然科学很感兴趣，酷爱钻研无线电技术，学会了安装矿石收音机。初中毕业后，他考上名校沪江大学附中，高中毕业后直升大学。这是一所由外国传教士创办的教会大学，学费颇为昂贵，学生家庭背景非富即贵，且不乏名门之后，吴可文同学中就有一位是林则徐的后代。
沪江大学课堂授课均使用英语，吴可文的英语得到了淬炼和提升。他的各科成绩多为优良，成为品学兼优的好学生。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一场家庭变故使他的经济来源中断，学费无着落，连生计都出现了困难。进校不到两年，不得不忍痛辍学。离校前，对他颇为欣赏的教务长主动表示可替他推荐工作，被吴可文婉言谢绝了。
学生时代，吴可文就对电气通讯事业倾注了很大的热情，发表过一篇论文。他将职业方向瞄准了与“电”相关的行业。凭借流利的英语和扎实的專业功底，吴可文在众多应聘者中脱颖而出，同时考中了两家著名企业，一家是上海电报公司，他在100多名应聘者中名列第二。另一家是位于南京路的美商上海电力公司。他选择了后者。电力公司前身是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电气处经营的企业，1929年被美国公司收购，杨树浦发电厂就是该公司下属工厂。
在当年的上海滩，能够进入这样的公司工作，不啻是捧到了令人艳羡的金饭碗：工作稳定有保障，福利待遇优厚，还有晋升机制。大学期间吴可文就与上海姑娘朱根英喜结连理。婚后生儿育女，贤惠的妻子承揽了所有家务。外商企业注重着装。每个工作日早晨，妻子替他仔细地熨烫好领带，吴可文西装笔挺地出门到位于南京路的公司上班。职员的工作午餐由公司安排在附近的新雅粤菜馆吃包饭。吴可文的主要工作是翻译，在华人职员和外籍高级职员之间充当沟通的桥梁，与同事相处融洽，工作能力得到上司的赞赏。在亲朋好友看来，只要稳稳当当地做下去，吴可文的前程不可限量。
亦师亦友
然而，吴可文并非那种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求安逸稳妥的人，他是个思想激进、充满爱国热枕的青年。大学时期就热衷社会活动，参加反日示威游行。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吴可文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他和一群进步青年挤在一辆“大蓬车”上，颠簸了几个小时，奔赴南京请愿，呼吁团结御侮、抗日救国。八一三淞沪抗战期间，吴可文捐款捐物，竭尽绵薄之力。
吴可文同情劳苦大众，崇尚公平正义。身为职员阶层，坐在窗明几净的办公室，心中不忘在工厂劳作的工人。抗战胜利后，上海电力公司成立了工会筹备委员会，吴可文成为积极分子。工筹会给工人开办了文化补习班，吴可文主动请缨去工厂义务授课。他讲课条理清晰、深入浅出，而且为人热情、谦和，没有架子，受到工人的欢迎和称赞。
1946年1月，电力公司地下党组织了“九日八夜”大罢工，随后波及全市各大行业。1月31日（农历小年夜）下午，警察借口“索夫团”事件扣押了正在杨树浦发电厂办公的吴可文等10多名工筹会干部。在工筹会抗争下，直到2月2日（春节）晚上11点才不得不将他们释放。
2月1日是农历大年夜，朱根英和家人对着丰盛的年夜饭，哪有心情下箸。一家人在惶恐不安中度过了这几天。2月3日凌晨两点，吴可文敲门而入。见到丈夫平安归来，朱根英才破涕为笑。事后，吴可文在《电力工潮特刊》上发表了一篇《除夕三迁记》，详细描述了被扣押的前后经过。笔调轻松，语多讥讽。
大罢工最终取得了胜利。1946年4月12日，上海电力公司工会在天蟾舞台正式成立。众望所归的吴可文当选为工会文化理事，并担任了《电工月报》主编。
作为工会报刊主编，他与公司下属工厂和分公司的通讯员和作者保持工作联系，对来稿选用编辑、审读刊发。身为文化出版人，吴可文与文化出版界同仁交往频密，还时常请一些文人墨客来家中小聚，相洽甚欢，所谓“座上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此际，一位经常来投稿的年轻人进入吴可文的工作和生活，他就是王孝和。王孝和的才气颇得吴可文的赏识，时时给予点拨和指导。吴可文比王孝和年长8岁，被王孝和视为师长，尊称为“孔夫子”。吴可文亲切地称他为“小宁波”。 两人亦师亦友，成了莫逆之交。王孝和隔三岔五到“孔夫子”家聊天，见到朱根英就喊“吴师母”。吴可文并不知道王孝和的真实身份，也不了解电力工会的背景，应该说正因为吴可文本身具有进步思想，才会成为由地下党掌控的工会骨干，与王孝和志同道合。 入狱出狱
吴可文负责编辑的工会报刊最初由商务印刷馆等机构承印，后来改由富通印刷公司承印。后者因印刷出版了大量的进步报刊，被特务机关列入了“黑名单”。电力工会地下党有所警觉，曾建议工会报刊改由其他机构承印，但由于没有印刷机构敢于承印，只得仍托付给富通公司。1947年9月19日下午，吴可文照常进入富通印刷公司参加当期报刊的校对，就在他踏入大门的一瞬间，厄运降临了。特务在公司内外进行了严密布控，他一进门就被几名便衣控制，随后被押上一辆汽车，绑架到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2号的特务机关。
接着就是审讯，逼他承认自己是共产党，要他交待地下党机密等等。吴可文哭笑不得，自己哪是共产党？连共产党员的影子都没见过。吴可文确实不是党员，也不是地下党外围成员。在他之后被逮捕的张仲之等五人都是地下党，电力工会和周围不少同事也是地下党。吴可文当年对这些同事的真实身份并不知情，对他们的地下活动毫无察觉。
因他在被捕的六人中职务最高，特务认定他是“首犯”。吴可文被投入大牢，饱受精神肉体的双重折磨。特务不让他睡觉，想在精神上打垮他，还施展了“假枪毙”：将他拖上囚车，宣称要把他带去刑场，其实是开车在外面转几圈再返回，这种“招法”用了好几次。吴可文精神几度崩溃，还是交待不出什么，因为他确实什么都不知道。
羁押了一段时间，朱根英才被允许去探监。她怀着4个月身孕，挺着大肚子，抱着一个女儿，夫妻隔着铁窗相见。朱根英原是老实巴交的家庭妇女，不相信心地善良、规规矩矩的丈夫会做“坏事”，她流着泪问丈夫：“你为什么要做对不起妻子儿女的事情？！”吴可文一腔委曲不知从何说起，唯有以泪洗面。怀中的女儿见父母悲泣，很懂事地将手中的“弹子糖”塞进父亲嘴中。吴可文嘴里咂到了甜蜜，一股来自亲情的暖意涌上心头，随即又是苦涩和酸楚……
在地下党的营救下，富通事件中被捕的几名工会党员干部很快就被释放了。但吴可文仍被关押不放，后来还被押解到镇江监禁，身心备受摧残。直到1949年2月，由吴可文岳父出面，凑足了一笔不菲的保释金后才释放。此时他已被囚禁了将近一年半。出狱时罹患重病，状态极度低落。
蒙冤洗冤
治疗休养了很长时间，吴可文才渐渐恢复。“一唱雄鸡天下白”，此时新中国已经诞生。痊愈后吴可文返回电力公司上班，因工作出色，晋升为高级职员。1957年，小儿子吴炳德出生。虽然子女众多，但收入丰厚，家庭生活颇为优裕。然而好景不长。1958年，因1947年被捕后又被释放的这段经历，吴可文遭到组织怀疑。他被从公司下放到基层，从高级职员降为基层职员，月工资也从224元削减到144元。“文革”期间，他被诬陷为“叛徒”，蒙受不白之冤，被隔离审查长达14个月。朱根英独自含辛茹苦地抚养两个正在长身体的未成年儿子。子女们的工作生活都不同程度地受到父亲冤案的牵连。吴炳德报名参军，过不了政审关，后来去了农场。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1978年拨乱反正，吴可文的冤案得以平反，上级部门给他落实了政策。很多领导都来探望和慰问，有不少是当年电力工会地下党干部。他们说，当年吴可文虽然不是“圈内人”，但他思想进步，为人正直、厚道，令他们敬重。对于吴可文的坎坷遭遇和蒙受的冤屈，他们都深表同情。1988年9月，作为烈士生前挚友，吴可文应邀参加了“王孝和烈士就义四十周年纪念会”，被特地安排在前排就坐。这可以看成是对他政治上的认可。
身为知识分子和文化出版人，吴可文一生热爱读书，相信知识就是力量，到了晚年仍然坚持阅读。他的英语听说读写俱佳，晚年“功力”衰退，还能阅读英文报刊。2003年，88岁的吴可文安详地告别了人世。
令吴可文欣慰的是，在他的言传身教下，子女们都成长为对社会有貢献的人。1985年，吴炳德落实政策，从农场返沪，后进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成为一名检察干警。其他子女也都有自己的职业专长。
吴炳德动情地表示：“我从事的这一份工作，也可以说弥补了父亲当年没有入党的遗憾，了却了他的夙愿。今天，我们做子女的希望将父亲在富通事件前后几十年的遭遇原原本本地披露于世，以告慰父母在天之灵。”
69年过去了，往事并不如烟。吴可文，这位富通事件的主角，曾为上海工人运动和文化出版事业作出过贡献，也蒙受过磨难和不公平。他一生的起伏遭际，留给后人很多启迪，历史是不应该也不会忘记他的。
（本文图片由吴炳德提供）
编辑：刘晨 [email protected]
日前，作者见到了吴可文的小儿子吴炳德先生，通过他的介绍，了解到吴可文的身世以及在富通事件前后的遭遇。拂去厚重的历史尘埃，还原了这段值得珍视的陈年往事。
富通事件
据史料记载，富通印刷公司坐落在威海卫路587号（今威海路587号），由中共地下党领导创办，印刷出版了许多进步书刊，同时还承印工会宣传品及刊物。
1947年9月19日至20日，富通印刷公司遭到特务机关搜捕。前往那里校对《电工月报》的上海电力公司6名工会干部和三区丝织工会干部先后被捕。事发后，上海各大报纸均在醒目位置刊登了消息，社会舆论哗然。中共上海工人运动委员会决定予以反击。全市各大工会组织的罢工和抗争得到上海各界的声援和支持。国民党当局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陆续释放了被捕的工会干部和工人群众。
1947年9月26日《申报》刊登了时任上海市长吴国桢和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颁布的布告，称“查本市前破获共匪秘密机关，捕获匪党分子吴可文等六名”。《申报》另一则消息称：“探得本市威海卫路富通印刷所，为中共在沪宣传机关。……其中有电力工会负责人吴可文、张仲之、王海林、封实烽、唐耀坤、王家熊等六人参与工作……现吴可文等正在严密审问中。”（见左下图）
国民党当局将吴可文认定为被抓捕的中共地下党电力工会干部中的“首犯”。那么，事实真是这样吗？
学业职业
吴可文，1916年1月生，山东淄博人。父辈经商。幼年随父亲至上海生活，小学和初中均在上海就读。吴可文勤奋学习，敏于求知，英语和国文打下良好基础；他对自然科学很感兴趣，酷爱钻研无线电技术，学会了安装矿石收音机。初中毕业后，他考上名校沪江大学附中，高中毕业后直升大学。这是一所由外国传教士创办的教会大学，学费颇为昂贵，学生家庭背景非富即贵，且不乏名门之后，吴可文同学中就有一位是林则徐的后代。
沪江大学课堂授课均使用英语，吴可文的英语得到了淬炼和提升。他的各科成绩多为优良，成为品学兼优的好学生。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一场家庭变故使他的经济来源中断，学费无着落，连生计都出现了困难。进校不到两年，不得不忍痛辍学。离校前，对他颇为欣赏的教务长主动表示可替他推荐工作，被吴可文婉言谢绝了。
学生时代，吴可文就对电气通讯事业倾注了很大的热情，发表过一篇论文。他将职业方向瞄准了与“电”相关的行业。凭借流利的英语和扎实的專业功底，吴可文在众多应聘者中脱颖而出，同时考中了两家著名企业，一家是上海电报公司，他在100多名应聘者中名列第二。另一家是位于南京路的美商上海电力公司。他选择了后者。电力公司前身是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电气处经营的企业，1929年被美国公司收购，杨树浦发电厂就是该公司下属工厂。
在当年的上海滩，能够进入这样的公司工作，不啻是捧到了令人艳羡的金饭碗：工作稳定有保障，福利待遇优厚，还有晋升机制。大学期间吴可文就与上海姑娘朱根英喜结连理。婚后生儿育女，贤惠的妻子承揽了所有家务。外商企业注重着装。每个工作日早晨，妻子替他仔细地熨烫好领带，吴可文西装笔挺地出门到位于南京路的公司上班。职员的工作午餐由公司安排在附近的新雅粤菜馆吃包饭。吴可文的主要工作是翻译，在华人职员和外籍高级职员之间充当沟通的桥梁，与同事相处融洽，工作能力得到上司的赞赏。在亲朋好友看来，只要稳稳当当地做下去，吴可文的前程不可限量。
亦师亦友
然而，吴可文并非那种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求安逸稳妥的人，他是个思想激进、充满爱国热枕的青年。大学时期就热衷社会活动，参加反日示威游行。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吴可文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他和一群进步青年挤在一辆“大蓬车”上，颠簸了几个小时，奔赴南京请愿，呼吁团结御侮、抗日救国。八一三淞沪抗战期间，吴可文捐款捐物，竭尽绵薄之力。
吴可文同情劳苦大众，崇尚公平正义。身为职员阶层，坐在窗明几净的办公室，心中不忘在工厂劳作的工人。抗战胜利后，上海电力公司成立了工会筹备委员会，吴可文成为积极分子。工筹会给工人开办了文化补习班，吴可文主动请缨去工厂义务授课。他讲课条理清晰、深入浅出，而且为人热情、谦和，没有架子，受到工人的欢迎和称赞。
1946年1月，电力公司地下党组织了“九日八夜”大罢工，随后波及全市各大行业。1月31日（农历小年夜）下午，警察借口“索夫团”事件扣押了正在杨树浦发电厂办公的吴可文等10多名工筹会干部。在工筹会抗争下，直到2月2日（春节）晚上11点才不得不将他们释放。
2月1日是农历大年夜，朱根英和家人对着丰盛的年夜饭，哪有心情下箸。一家人在惶恐不安中度过了这几天。2月3日凌晨两点，吴可文敲门而入。见到丈夫平安归来，朱根英才破涕为笑。事后，吴可文在《电力工潮特刊》上发表了一篇《除夕三迁记》，详细描述了被扣押的前后经过。笔调轻松，语多讥讽。
大罢工最终取得了胜利。1946年4月12日，上海电力公司工会在天蟾舞台正式成立。众望所归的吴可文当选为工会文化理事，并担任了《电工月报》主编。
作为工会报刊主编，他与公司下属工厂和分公司的通讯员和作者保持工作联系，对来稿选用编辑、审读刊发。身为文化出版人，吴可文与文化出版界同仁交往频密，还时常请一些文人墨客来家中小聚，相洽甚欢，所谓“座上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此际，一位经常来投稿的年轻人进入吴可文的工作和生活，他就是王孝和。王孝和的才气颇得吴可文的赏识，时时给予点拨和指导。吴可文比王孝和年长8岁，被王孝和视为师长，尊称为“孔夫子”。吴可文亲切地称他为“小宁波”。 两人亦师亦友，成了莫逆之交。王孝和隔三岔五到“孔夫子”家聊天，见到朱根英就喊“吴师母”。吴可文并不知道王孝和的真实身份，也不了解电力工会的背景，应该说正因为吴可文本身具有进步思想，才会成为由地下党掌控的工会骨干，与王孝和志同道合。 入狱出狱
吴可文负责编辑的工会报刊最初由商务印刷馆等机构承印，后来改由富通印刷公司承印。后者因印刷出版了大量的进步报刊，被特务机关列入了“黑名单”。电力工会地下党有所警觉，曾建议工会报刊改由其他机构承印，但由于没有印刷机构敢于承印，只得仍托付给富通公司。1947年9月19日下午，吴可文照常进入富通印刷公司参加当期报刊的校对，就在他踏入大门的一瞬间，厄运降临了。特务在公司内外进行了严密布控，他一进门就被几名便衣控制，随后被押上一辆汽车，绑架到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2号的特务机关。
接着就是审讯，逼他承认自己是共产党，要他交待地下党机密等等。吴可文哭笑不得，自己哪是共产党？连共产党员的影子都没见过。吴可文确实不是党员，也不是地下党外围成员。在他之后被逮捕的张仲之等五人都是地下党，电力工会和周围不少同事也是地下党。吴可文当年对这些同事的真实身份并不知情，对他们的地下活动毫无察觉。
因他在被捕的六人中职务最高，特务认定他是“首犯”。吴可文被投入大牢，饱受精神肉体的双重折磨。特务不让他睡觉，想在精神上打垮他，还施展了“假枪毙”：将他拖上囚车，宣称要把他带去刑场，其实是开车在外面转几圈再返回，这种“招法”用了好几次。吴可文精神几度崩溃，还是交待不出什么，因为他确实什么都不知道。
羁押了一段时间，朱根英才被允许去探监。她怀着4个月身孕，挺着大肚子，抱着一个女儿，夫妻隔着铁窗相见。朱根英原是老实巴交的家庭妇女，不相信心地善良、规规矩矩的丈夫会做“坏事”，她流着泪问丈夫：“你为什么要做对不起妻子儿女的事情？！”吴可文一腔委曲不知从何说起，唯有以泪洗面。怀中的女儿见父母悲泣，很懂事地将手中的“弹子糖”塞进父亲嘴中。吴可文嘴里咂到了甜蜜，一股来自亲情的暖意涌上心头，随即又是苦涩和酸楚……
在地下党的营救下，富通事件中被捕的几名工会党员干部很快就被释放了。但吴可文仍被关押不放，后来还被押解到镇江监禁，身心备受摧残。直到1949年2月，由吴可文岳父出面，凑足了一笔不菲的保释金后才释放。此时他已被囚禁了将近一年半。出狱时罹患重病，状态极度低落。
蒙冤洗冤
治疗休养了很长时间，吴可文才渐渐恢复。“一唱雄鸡天下白”，此时新中国已经诞生。痊愈后吴可文返回电力公司上班，因工作出色，晋升为高级职员。1957年，小儿子吴炳德出生。虽然子女众多，但收入丰厚，家庭生活颇为优裕。然而好景不长。1958年，因1947年被捕后又被释放的这段经历，吴可文遭到组织怀疑。他被从公司下放到基层，从高级职员降为基层职员，月工资也从224元削减到144元。“文革”期间，他被诬陷为“叛徒”，蒙受不白之冤，被隔离审查长达14个月。朱根英独自含辛茹苦地抚养两个正在长身体的未成年儿子。子女们的工作生活都不同程度地受到父亲冤案的牵连。吴炳德报名参军，过不了政审关，后来去了农场。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1978年拨乱反正，吴可文的冤案得以平反，上级部门给他落实了政策。很多领导都来探望和慰问，有不少是当年电力工会地下党干部。他们说，当年吴可文虽然不是“圈内人”，但他思想进步，为人正直、厚道，令他们敬重。对于吴可文的坎坷遭遇和蒙受的冤屈，他们都深表同情。1988年9月，作为烈士生前挚友，吴可文应邀参加了“王孝和烈士就义四十周年纪念会”，被特地安排在前排就坐。这可以看成是对他政治上的认可。
身为知识分子和文化出版人，吴可文一生热爱读书，相信知识就是力量，到了晚年仍然坚持阅读。他的英语听说读写俱佳，晚年“功力”衰退，还能阅读英文报刊。2003年，88岁的吴可文安详地告别了人世。
令吴可文欣慰的是，在他的言传身教下，子女们都成长为对社会有貢献的人。1985年，吴炳德落实政策，从农场返沪，后进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成为一名检察干警。其他子女也都有自己的职业专长。
吴炳德动情地表示：“我从事的这一份工作，也可以说弥补了父亲当年没有入党的遗憾，了却了他的夙愿。今天，我们做子女的希望将父亲在富通事件前后几十年的遭遇原原本本地披露于世，以告慰父母在天之灵。”
69年过去了，往事并不如烟。吴可文，这位富通事件的主角，曾为上海工人运动和文化出版事业作出过贡献，也蒙受过磨难和不公平。他一生的起伏遭际，留给后人很多启迪，历史是不应该也不会忘记他的。
（本文图片由吴炳德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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