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搂大卫的脸很尖，不笑时呈倒三角形，让人担心他一低头，下巴就会擦破脖子。
2010年来中国时，他只是一个西班牙人。然后，他成为医生、文化使者、流浪歌手，现在还要加上作家、演员这两个头衔。作为文艺青年，他在中国不断接近自己理想中的社会角色。
他从一个成熟的现代化国家来到一个现代化的半成品国家，切换在中国最富裕的城市和最贫穷的乡村，却看到了一种和谐。
他一直在温和地打量中国，善意地理解这个别致的社会，这跟他的脸型一点也不像。
David García Lou，1986年生于西班牙马德里。2010年，他在西班牙学医毕业，来中国学中文。
第一份工作是在上海当医生，却被分到国际部，他觉得跟在西班牙的生活区别不大，半年后辞职。第二份工作是在西班牙驻沪总领事馆当文化使者，跟中国人、西班牙人一起分享文学与电影。
他喜欢第二份工作，但某天，他突然感觉“孤独得要发疯”，想要离开上海。
他来到航空售票柜台。“最近一班飞机飞哪里？”“昆明。”“好，就去昆明。”那是他第一次听说昆明。
到了昆明机场，他碰到了3个中国青年，他们去大理，他就跟着去了大理，那是他第一次听说大理。
他们住进了“驼峰客栈”，12人间，每人只要25元，大卫听说这个价格后吃了一惊。其实，这家客栈还可以不收房费，如果你是一名艺术家的话。
他会唱歌，大学时就是乐队主唱，但那次他没有唱。几个月后，第二次来到大理，他带着音响、话筒和吉他，在古城人民路找了一个人最少的地方，开始做准备。
拿出吉他，把盒子放在身后，20多个人就围了上来，眼神里带着狐疑：“这个老外要干什么？”
他的手在发抖，像是严重的帕金森病人。他唱出了第一句，是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人群中顿时一阵“啊”的喊叫，他说，就像突然“看到了灿烂多彩的礼花”。
人们开始往他身后的吉他盒子里丢钱，这让他很着急：“不要钱，不要钱！”
一首唱完，人们纷纷询问：“你是哪里人？叫什么名字？”
“我是西班牙人，叫搂大卫。”
从西班牙到上海的第一天，他就印了名片，因为他听说“在中国名片特别重要”。他取了个中文名叫“楼大卫”，却被文印店印成了“搂大卫”。
每当他派出名片的时候，他发现，人们一看就会发笑，笑得很开心。“这个姓能让人快乐”，他想，这是个好姓。对于文印店的谬误，他反而心存感激，觉得这个姓得自某种神秘力量的赐予。
在大理的这个晚上，搂大卫发现吉他盒子里有200多元钱。
“真不可思议，这比当医生好。”他突然想到，他可以去任何地方，想去哪就去哪，游遍中国，或许将来还能有钱拍一部微电影。
他无法抗拒游历中国的诱惑，所以他决定以后唱歌把吉他盒子拿到前面来。“同时我又很矛盾，感觉自己背叛了艺术。”
“后来我想，一个艺术家也需要钱来生活，只要钱不是艺术的目的就可以。我依然坐硬座，依然住20个人一间的客栈。”
于是他开始流浪，背着吉他和音响。
第一次见到搂大卫，是在2012年6月的丽江古城，官门口。
那时的场景，跟他描述的大理首唱一模一样，起初人们的停留就像惊奇于一条鱼会发出声音，后来慢慢就被歌声陶醉了。
大卫的歌声很真诚。人们听了片刻就会走上前去，往他的吉他盒里丢钱，于是看到他摆在前面的一张纸，上面写着“欢迎关注新浪微博搂大卫”。好奇的观众往往会现场拿出手机，搜索他的微博。
“你们外国人真潇洒，活得真自在。”大卫常常听到中国人这样感慨。
他说，其实我们都在互相想象着对方。
中国人觉得，西方人对生活充满热情，为了自由的感觉什么都可以放弃，活得潇洒、自在，不为物质现实所羁绊。西方人则觉得，中国人总是很有勇气，可以到全世界各地去做各种生意，而且通过吃苦耐劳、薄利多销乃至放弃休息时间，来赢得商业竞争。
“我们都只看到自己身边的极少数外国人，而他们在自己的国家也是另类。”大卫说，“我们西班牙人，大部分跟中国人一样，好好学习，毕业后找一个好工作，多赚钱，买房子娶老婆，努力去过一种安稳的生活，不让父母担心，并没有太大的不同，但我们总是用身边能见到的那一小部分去代表彼此，想象对方。”
中国人会向往西班牙的斗牛、足球明星、成熟的现代化，以及西式社会制度下的个人主义。而大卫则觉得，他在中国才找到自己想要的生活，尽管整个国家就像一个现代化的半成品，地区与地区之间贫富差距巨大，人们总会抱怨社会存在的种种限制，但大卫却看到了一种“和谐”。
“我不喜欢别人说欧洲更干净、更自由，因为中国什么都有，有北京的快节奏，也有大理的慢生活。如果在欧洲，你要去另一个国家才能感受到这种差别。”
一张“随便”的机票，让他找到了第二故乡，他现在去大理会说是“回大理”。“阿根廷人很浪漫很文艺吧？但我认识的阿根廷人也说，大理是世界独一无二的地方，它在细节上很特别，来自全国和世界各地的有人文情怀的人，为了自由、梦想和艺术汇集在这里，过一种缓慢的生活。在那里我们不担心钱，卖东西的人，卖不卖得出去都无所谓，反正那时候房租便宜，总能赚够生活的钱。”
当然，他描述的是“那时”的大理。“现在不一样了，以前都是喜欢文艺的人在那里开店，现在开店的都是大老板，为了赚钱而开店。”大理的变化，在大卫看来是以2012年“驼峰客栈”关门为分水岭，“我差点哭了出来”。另一个他喜欢的古城，丽江，更早地摆脱了理想，走向商业。大卫说，这几年，他喜欢的中国在一点点消失。
和他有同样感觉的，还有在丽江安静地卖一点自制小蛋糕的美国人凯文·多兰。凯文说，他向往的丽江是一个让人内心平静的地方，但现在，一切都是“钱钱钱”，“人不应该这样活着”。
2010年来中国时，他只是一个西班牙人。然后，他成为医生、文化使者、流浪歌手，现在还要加上作家、演员这两个头衔。作为文艺青年，他在中国不断接近自己理想中的社会角色。
他从一个成熟的现代化国家来到一个现代化的半成品国家，切换在中国最富裕的城市和最贫穷的乡村，却看到了一种和谐。
他一直在温和地打量中国，善意地理解这个别致的社会，这跟他的脸型一点也不像。
一个好姓
David García Lou，1986年生于西班牙马德里。2010年，他在西班牙学医毕业，来中国学中文。
第一份工作是在上海当医生，却被分到国际部，他觉得跟在西班牙的生活区别不大，半年后辞职。第二份工作是在西班牙驻沪总领事馆当文化使者，跟中国人、西班牙人一起分享文学与电影。
他喜欢第二份工作，但某天，他突然感觉“孤独得要发疯”，想要离开上海。
他来到航空售票柜台。“最近一班飞机飞哪里？”“昆明。”“好，就去昆明。”那是他第一次听说昆明。
到了昆明机场，他碰到了3个中国青年，他们去大理，他就跟着去了大理，那是他第一次听说大理。
他们住进了“驼峰客栈”，12人间，每人只要25元，大卫听说这个价格后吃了一惊。其实，这家客栈还可以不收房费，如果你是一名艺术家的话。
他会唱歌，大学时就是乐队主唱，但那次他没有唱。几个月后，第二次来到大理，他带着音响、话筒和吉他，在古城人民路找了一个人最少的地方，开始做准备。
拿出吉他，把盒子放在身后，20多个人就围了上来，眼神里带着狐疑：“这个老外要干什么？”
他的手在发抖，像是严重的帕金森病人。他唱出了第一句，是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人群中顿时一阵“啊”的喊叫，他说，就像突然“看到了灿烂多彩的礼花”。
人们开始往他身后的吉他盒子里丢钱，这让他很着急：“不要钱，不要钱！”
一首唱完，人们纷纷询问：“你是哪里人？叫什么名字？”
“我是西班牙人，叫搂大卫。”
从西班牙到上海的第一天，他就印了名片，因为他听说“在中国名片特别重要”。他取了个中文名叫“楼大卫”，却被文印店印成了“搂大卫”。
每当他派出名片的时候，他发现，人们一看就会发笑，笑得很开心。“这个姓能让人快乐”，他想，这是个好姓。对于文印店的谬误，他反而心存感激，觉得这个姓得自某种神秘力量的赐予。
在大理的这个晚上，搂大卫发现吉他盒子里有200多元钱。
“真不可思议，这比当医生好。”他突然想到，他可以去任何地方，想去哪就去哪，游遍中国，或许将来还能有钱拍一部微电影。
他无法抗拒游历中国的诱惑，所以他决定以后唱歌把吉他盒子拿到前面来。“同时我又很矛盾，感觉自己背叛了艺术。”
“后来我想，一个艺术家也需要钱来生活，只要钱不是艺术的目的就可以。我依然坐硬座，依然住20个人一间的客栈。”
于是他开始流浪，背着吉他和音响。
两国之间
第一次见到搂大卫，是在2012年6月的丽江古城，官门口。
那时的场景，跟他描述的大理首唱一模一样，起初人们的停留就像惊奇于一条鱼会发出声音，后来慢慢就被歌声陶醉了。
大卫的歌声很真诚。人们听了片刻就会走上前去，往他的吉他盒里丢钱，于是看到他摆在前面的一张纸，上面写着“欢迎关注新浪微博搂大卫”。好奇的观众往往会现场拿出手机，搜索他的微博。
“你们外国人真潇洒，活得真自在。”大卫常常听到中国人这样感慨。
他说，其实我们都在互相想象着对方。
中国人觉得，西方人对生活充满热情，为了自由的感觉什么都可以放弃，活得潇洒、自在，不为物质现实所羁绊。西方人则觉得，中国人总是很有勇气，可以到全世界各地去做各种生意，而且通过吃苦耐劳、薄利多销乃至放弃休息时间，来赢得商业竞争。
“我们都只看到自己身边的极少数外国人，而他们在自己的国家也是另类。”大卫说，“我们西班牙人，大部分跟中国人一样，好好学习，毕业后找一个好工作，多赚钱，买房子娶老婆，努力去过一种安稳的生活，不让父母担心，并没有太大的不同，但我们总是用身边能见到的那一小部分去代表彼此，想象对方。”
中国人会向往西班牙的斗牛、足球明星、成熟的现代化，以及西式社会制度下的个人主义。而大卫则觉得，他在中国才找到自己想要的生活，尽管整个国家就像一个现代化的半成品，地区与地区之间贫富差距巨大，人们总会抱怨社会存在的种种限制，但大卫却看到了一种“和谐”。
“我不喜欢别人说欧洲更干净、更自由，因为中国什么都有，有北京的快节奏，也有大理的慢生活。如果在欧洲，你要去另一个国家才能感受到这种差别。”
一张“随便”的机票，让他找到了第二故乡，他现在去大理会说是“回大理”。“阿根廷人很浪漫很文艺吧？但我认识的阿根廷人也说，大理是世界独一无二的地方，它在细节上很特别，来自全国和世界各地的有人文情怀的人，为了自由、梦想和艺术汇集在这里，过一种缓慢的生活。在那里我们不担心钱，卖东西的人，卖不卖得出去都无所谓，反正那时候房租便宜，总能赚够生活的钱。”
当然，他描述的是“那时”的大理。“现在不一样了，以前都是喜欢文艺的人在那里开店，现在开店的都是大老板，为了赚钱而开店。”大理的变化，在大卫看来是以2012年“驼峰客栈”关门为分水岭，“我差点哭了出来”。另一个他喜欢的古城，丽江，更早地摆脱了理想，走向商业。大卫说，这几年，他喜欢的中国在一点点消失。
和他有同样感觉的，还有在丽江安静地卖一点自制小蛋糕的美国人凯文·多兰。凯文说，他向往的丽江是一个让人内心平静的地方，但现在，一切都是“钱钱钱”，“人不应该这样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