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处在激烈变动的时期，总是会不断冒出些风靡一时的新词儿，“山寨”一语最近流行正猛，似乎什么东西都非得“山寨”一下不可。此类集体强迫症亦可谓中国特色。荀子说“名无固宜，约定俗成谓之宜”，但约定俗成者却有一个稳定不稳定、长久不长久的问题。为捍卫本族语言之丰富性，我拒绝使用这种俗成且速成的东西，免得像20世纪80年代提着录音机在街上播放的时髦青年，遭后人耻笑不已。
　　什么山寨不山寨，其实我们要谈的不过是雕塑与复制的关系。
　　自从摄影以其复制手段介入艺术，复制就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美学问题。而上世纪60年代美国波普的成功，则把这个问题直接摆到了当代艺术面前。雕塑也不例外，奥登伯格以其复制放大日常用品的手段，把杜桑的现成品雕塑从美术史的“形式沉默”中唤醒，真正成为塑造生存方式的城市文化和“社会雕塑”。而查普曼的形象变异则把传统雕塑语言，改造成为后现代、后人类的一种表达方式。
　　从创作角度看，首先应该注意杜桑在谈及现成品时所说的“添加”，也就是如何处理现成品的方法，比如为小便器加上“泉”的命名，在蒙娜丽莎的画像上添上小胡须等等。从转变语境而重新利用现成品中发展出来的装置，其实也就是以现成品为主要材料，加上组合、装配、改造等等所谓“添加”手段，创造出与文化问题有关、与思想观念有关、与环境意识有关的作品。装置艺术成形并独立于雕塑之后，对雕塑冲击极大。在当代艺术中讨论作为传统架上艺术形态的雕塑，已和雕塑性的装置或装置性的雕塑划不清界限。
　　雕塑的特点是材料单纯且有相当的技艺性，保持这一特点而又不拒绝边界的开放，是当代雕塑家保持自身身份时应有的健康心态。其对于复制图像特别是数码复制影像的反应，是当前雕塑创作中最值得关注的问题。有四个方面的变化值得一提：
　　其一是视频影像，如陈克、陈长伟等人的作品，把视频中拉动、游离的形象塑造为实体，揭示当代视觉心理的变化；
　　其二是卡通形象，如焦心涛、唐勇等人的作品，或反讽消费品，或惊问当代人，在光鲜亮丽中展现时代隐藏的问题；
　　其三是生化形态，如陈文令、任思鸿等人的作品，其人物动物的形象变异、拼贴、组接，针对的是生化时代、基因技术、再造医学等等带来的改变；
　　其四是场景雕塑，如李占洋、张建华等人的作品。场景雕塑由来已久，但直接以表现性手法揭露社会禁忌中的底层人文，使得雕塑一改纯粹、崇高的姿态而具有新闻现场的特点。
　　在这些创作中，雕塑家们对数象复制时代的视觉文化资源，作出了创作方法上各自不同的转换，正是这些新的雕塑方法的探索，显示出中国雕塑家与众不同的艺术思路和创作智慧。
　　至于说到雕塑因名利之欲而出现的模仿复制(所谓“山寨版”)和雕塑作品因市场之需而必须的件数复制，严格地讲，不是真正的学术问题。前者从来就被排斥于雕塑批评之外，后者则是一个行业自律、完善规则的问题。本人已有文章谈及，姑不论。本文作为学术笔谈，只谈雕塑与数象复制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