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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人：劳伦斯·格罗斯伯格教授（LawrenceGrossberg）是国际著名的文化研究学者。他于1968年毕业于美国罗切斯特大学，师从著名历史学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之后，跟随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Hoggart）及斯图亚特·霍尔（StuartHall）在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接受训练以及参与研究工作。在霍尔教授的推荐下，他回到美国在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修读传播学博士，同时跟随詹姆斯·凯里教授（JamesCarey）进行研究。1976年取得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94年，劳伦斯·格罗斯伯格教授转到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新闻和大众传媒学院任教至今，目前是该学院的MorrisDavisDistinguishedProfessor ofCommunicationStudiesandCulturalStudies。主编学术期刊包括CulturalStudies和PublicCulture。学术出版包括CulturalStudiesintheFutureTense（2010），CaughtintheCrossfire：Kids，PoliticsandAmerica’sFuture（2005），NewKeywords：ARevisedVocabularyofCultureandSociety（2005），DancinginSpiteof Myself：EssaysonPopularCulture（1997）等。
采访人：郎静，南开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博士生，杜克大学文化人类学系访问学者。
一、文化研究是一种行为和工具
郎静（以下简称L）：教授，您好！很高兴在美国再见到您。记得去年您访问南开大学时，我拿着您的著作《媒介建构：流行文化中的大众媒介》的中译本请您签名留言，您写下了“Welcometotheworldofculturalstudy”。当时我就有一个疑问，文化研究是否同文学、历史、哲学一样可以看作是一门学科呢？或者换句话说，我们该如何定位和理解“文化研究”？
格罗斯伯格教授（以下简称G）：如你所说，在人文领域有很多学科，文学、哲学、历史、人类学，等等，但是就文化研究而言，我并不认为它是一门学科，至少在美国不是。一方面是因为文化研究本身具有跨学科的性质，所以很难对其进行专门的学科定位，但是它肯定也共享了某些学科的特性，例如为了进行文化研究，研究者需要对文本进行阅读，虽然我认为文本细读是在研究中经常发生的行为，但文化研究并不同文学一样可以被认为是一门学科。我们现在所谈的“文化研究”更多的是成为一种行为。你知道，在英国文化研究的出现真的是非常偶然的，因为以理查德·霍加特和雷蒙·威廉斯为代表的一些具有学术声望的教授想要从事这样一项研究，并且以自己的方式开辟出了这样一个新的研究空间。理查德·霍加特在英国的伯明翰大学创立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并将其看作一种兴趣爱好。霍加特受雇于伯明翰大学教授现代英国诗歌课程，他是研究英国诗人W.H.Auden的著名学者。他向学校提出进行当代文化研究的计划，希望可以让他建立一个研究中心，就是后来我们熟知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TheCentreforContemporaryCulturalStudies，简称CCCS），但伯明翰大学并不提供多少资金支持。除此之外，在英国，以斯图亚特·霍尔为代表的大量年轻学者是非常积极的新左翼力量，在他们的参与下，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不断发展壮大。这里你提出了文化研究如何出现的问题，还需要知道的是，至少在英语世界，对于公共知识分子来说在学术圈之外并没有很多空间，英国和美国都是这样。我认为，像斯图亚特·霍尔这样的学者将自己投身到学术圈，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无法在圈外找到可以从事自己兴趣的空间。自我从英国回到美国之后，文化研究在美国从来就没有成为一门学科。我的研究工作也是在传播学的学科下展开的，并不是因为我对传播学感兴趣，或者将其看作了媒介研究的不同类型，而是因为在当时很少有人对这些涉及文化社會关系的问题感兴趣，这一现状一直到詹姆斯·凯里那里才有所改观。我所熟知的其他人有从事教育研究的，因为教育也对社会再生产的问题产生兴趣。其实，文化研究的行为诸如人类学这样的学科在英语文学中出现也就是近十年的事情。现在这些研究在我看来，是文学，但是却不束缚于学科界限。在很多学校，没有文化研究系，全美十几个传播学系有三四个文化研究的博士课程可以获得博士学位，但也仅限这些。英国要多一些，澳大利亚也有，意大利也刚有不久。所以，文化研究真的不像一般意义上的学科，而是一种行为。
L：其实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自学界的“文化转向”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打破了原有的学科界限，将文化研究的视角引入自己的研究中，那么，在您看来，文化研究试图达成的目的是什么？它的价值和意义何在？
G：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文化研究的目的是什么？我认为是让世界下降。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像拉丁美洲、非洲、中国，文化研究的空间非常有限，我知道在中国，也只有王晓明、陶东风和陈光兴为代表的少数学者建立了文化研究的专门院系、学术期刊等。我认为，文化研究是知识分子或者是公众对“危机时刻”感觉的特别反应。正在发生的社会转变是黑格尔口中的“旧的已经死亡，新的还未诞生”的时刻，而与此同时，人们对于转变的当下和未来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理解和认识。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将其称作“有机危机”（organiccrisis）。社会剧变震动，我们没有人能从社会结构性所引起的持续性危机中幸免，而这变成了一个集政治、文化、经济于一体的社会斗争场域，英国就是如此，一战后，英国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都呈现出一个急剧转型的状态。但是大多数人对这一变化并没有一个清楚的理解。
我认为，文化研究的创造理所当然是在与这样一种历史时刻接触的时候。我在给学生上课的时候，谈到了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时刻”，一个需要文化研究的时刻，因为如果你放任那些在知识分子看来是简单甚至是愚蠢的思维和想法，那么这种情况将会以什么来告终呢？我们感觉到整个社会在发生剧烈变化，但是我们却不能很好地理解。这是为什么呢？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恰恰表明了文化研究时刻的来临。另外，在文化研究中有两个要素必不可少：首先，在社会转变中文化是至关重要的。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20世纪70年代的拉丁美洲和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文化已经变成一个非常关键的组成部分，这一点你从正在发生的一切中就可以感受出来，文化作为一个学术术语不会停止。但是，对于从事文化研究的知识分子来说，你不能只是将文化看作一个学术术语，而拒绝承认其中的经济问题，因为经济问题中往往蕴含着文化问题。其次，需要有认识其中复杂性的能力和思维。面对纷繁复杂的文化线索，例如一条a、一条b、一条c、一条d等这些相互关联在一起像乱麻一样的文化现象，你必须要接受人类社会本身的复杂性，并不是简单地将各种线索解开，而是要理解这团乱麻是如何缠绕到一起的。所以，危机、文化和复杂性共同促成了文化研究的诞生。现在的问题是，这种时刻结束了，我想你不会相信那种“我们生活在永久的危机之中”的社会理论，我也不相信。如果人们已经习惯了危机，就好像危机并不存在一样。而且，我认为文化研究需要在“语境”中展开，即便没有葛兰西说的“有机危机”。文化研究不是大众文化的研究，举个例子来说，当我第一次开始写作的时候，没有人谈论大众流行音乐，然后我就说如果不谈论大众流行音乐，那么怎么理解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发生的事情，所以我就从谈论大众流行音乐开始了。但对我来说，这里重要的不是谈论音乐，而是通过音乐来理解当时的“语境”。所以，我并不想创造一个新的研究客体———大众流行音乐，我想要创造一个新方法或者说是新的窗户来理解“语境”。所以，我认为文化研究一定要建立在“语境”之上。你在思考语境、复杂性的同时也需要思考谦逊，因为语境会改变，而且一直在变，你不得不说未来可能会变得更好的原因，因为你所使用的工具会变得更好。我想文化研究要告诉我们的事情就是，无论当时是多么理所当然的想法，但都没有一个一成不变的答案。你所知道的工具、理论、信息会帮助你得到有用的答案，但是谦逊在知识分子中间却不常见。 其实，我的研究并没有一个强大的理论支持，现今是当代世界，你知道杜克是理论的中心，每个人都有一个理论或者都熟知一个理论。我认为文化研究没有理论，它有的只是各种各样的工具，你需要在人类广泛的危机再次出现的时候知道什么样的工具在研究中是奏效的，以及如何拆解语境。这里，我们又回到了“危机”，我认为文化研究的底线是，即便我们不在危机之中，至少要保证对“语境”的思考，要在“语境”中展开研究。因此，文化研究至少在我看来就是试图理解这个世界怎么了的行为，因为这是唯一使世界变得更好的方法。你可以感受到现在的美国，有很多游行和抗议运动，我觉得这很好，人们需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是不得不说这些游行和抗议是失败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人们不理解世界到底怎么了。同样，我现在也很困惑，但我认为文化研究需要知识分子弄清楚这些问题。
在1967年，我听到一个研究列宁的学者说，我们虽然想要废除妇女堕胎的权利，我们也将会这么做，但是现在我们更需要理解的是她们挣扎其中的语境。这两件事情相当接近。因为这告诉我们要理解我们所在的世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左翼坚持认为自己已经做好了理解世界的准备，但是很多人的努力却并不奏效。文化研究为了使人类能够长久地发展，而致力于理解一个更好的世界，这是世界变化以及变得更好的策略。斯图亚特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他说，任何不关心我们所生存的世界的发展的知识分子，任何不关心其中变化境况的知识分子，都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我想他说这句话是针对文化研究者而言的，当然你可以成为任何领域的知识分子，我不认为文化研究就是至高无上的所有知识分子必须从事的事业，但是如果你想要从事文化研究，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
二、我所从事的文化研究
L：您从英国回来以后，就一直在美国从事文化研究，并且主办了文化研究的学术期刊，那么，在您看来，目前从事文化研究的美国学者对文化现象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G：美国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家，大学也是这样。因为对文化理解的不同，学者们所从事的研究也各有侧重点。有些学者认为文化研究就是大众流行文化的研究，他们教授文化研究的课程，或者有些课程就叫大众流行文化。那么，在今天的美国，文化研究是什么样呢？我认为有很多有趣的研究是围绕同一个文化现象展开的，在中国和其他地方也是这样的，比如对环境的问题、新技术问题等的关注。还有一些有趣的研究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探讨经济问题，这是过去很多文化研究的学者所忽略的方面，他们并不了解经济学家说话的方式，现在年青一代的学者们知道经济学家们的说话方式开始进行批评，形成了文化研究的新发展。目前，我正在写一个关于特朗普的小册子，我已经完成了第一版的草稿了，我希望能够引起更多人对“特朗普现象”的关注，因为我认为这就是一个“危机时刻”。我想你会发现，文化研究在美国可以是任何事情，像军事主义、女性主义、性别、种族、殖民化，等等。文化研究就是在它们所提供的文本中发現其中的复杂性，从而拒绝将它们仅仅看作是种族、资本主义或是生命政治的问题。一个英国的教授曾对我说，19世纪英国出版了大量的小说，读者可能会去阅读它，但不需要阅读所有的小说，因为历史已经做出了选择，值得阅读的大概5%或者10%，我猜想。但是，他说另外90%的小说都是废话连篇，不值得读者去阅读。这个说法是正确的，也同样适用于其他一些事情，就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众多学术创作，也许你只能发现其中的10%值得阅读。虽然有很多以文化研究的名义发表的对诸如电影、媒介、电视、网络等有趣的研究，但是所有这些都比较零散，过度地受到性别理论研究的驱使，然后再寻找政治危机或背景。所以我不能直接给出“美国到底怎么了”的答案，尽管人们总是在问这样的问题。在美国文化研究没有一个网络式联系，中国正在逐步建立，只有印度尼西亚有文化研究的网络联系。虽然我们有文化研究学会，但情况是三分之二的人在其中，但我认为没有人在从事文化研究。提到这些，我并不是觉得自己有权力这么说，只是疑惑为什么他们要叫作“文化研究”呢？所以，在美国，文化研究可以说是松散的，那些致力于共同项目的人，甚至可能会在不同的国家、不同地区或是不同的学科里获得不同的形式。
L：既然我们无法将美国的文化研究看作一个整体的网络，那么，当您面对一个文化现象时，如何展开思考？
G：我会做两件事情：首先，当我面对某个特定的问题时，举个例子可以是大众流行文化问题，或者我也写过关于儿童状态的著作，我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找到任何可能的文献资料。这样的工作在今天看来似乎是很有困难的，但是我会尽力去做。我在准备写最近这本特朗普的小册子时，大概找到了大约500篇文章，看看这些文章是如何叙述特朗普的。我还会收集来自主流大众媒体、网络资源、报纸、杂志、电视等的信息。不仅仅是关于摇滚乐或者关于儿童的信息，我认为其中一些看似无关的信息是可以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我所收集的资料最初看起来并不成系统，例如在这里我会在电影里发现家庭暴力和虐待儿童行为的材料，在那里我可能又会在代际之间发现经济的变化。对我来说，任何事件都有可能发生相关性，从而成为语境的一部分。实际上，我所想写的不是摇滚乐或者儿童境况本身，而是社会语境。其次，每隔几个月，我都会把我所搜集到的材料分类保存到电脑的文件夹里，然后我会经常地移动它们，这个与那个相关，那个又应该移动到这个文件夹里，如此反复地思考整理，直到我觉得产生了一个明确的观点，并且建构出了它们之间的相关性。最近，我又有了一个关于特朗普的文件夹，特朗普现象与某种特定哲学的相关性，特朗普现象与网络媒介的相关性等，由此建构出来一个语境。无论我从什么样的入口开始，我都会这样做，逐渐使得我的想法变得深入和丰富。我可以永远这样继续下去，尽管终有一天我不得不停止在某一个时间点上。当我觉得我的思考足够有趣的时候，我需要把它写下来，让更多人读到。也许有人对这样的做法并不感兴趣，但我觉得很有趣。
L：当您做完了前期的准备工作，建构出您的“语境”，开始写作时，如何形成自己的观点？ G：我会从演讲开始，我所写过的文章都是在不断的演讲中完成。首先我更善于倾听自己的论点，并做出批评，在这一过程中，阅读自己的观点是至关重要的，从而我可以意识到自己的某些论点是不正确的，我会为自己做一个心理的记录，所以在形成最终观点的过程中我的论点会随时发生调整和变化。其次，也因为我会去阅读人们的表情，从人们的表情中我寻找他们真实的想法。例如听到我的演讲，有些人表现出“原来如此”的豁然的表情，而有些人则表现出“胡说八道”的不认同的表情，然后在演讲的问答中，我会从他们当中收到反馈。这是非常老旧和浪漫的事情，但我觉得很时尚。我坚信面对面交谈的价值，我的老师凯瑞就是这样做的；我也坚信知识分子的人生就是在不断交谈中度过的，甚至是通过演讲的交谈。交谈与写论文、写博客、写评论是非常不同的，不仅修正了我的想法而且发展了我的想法，这就是我的工作。
L：在资本以其势不可当的力量在全球流动的今天，您如何看待文化研究中政治的抵抗和资本的收编之间的张力？
G：我觉得在当今世界没有什么完全纯粹的事物，没有纯粹的抵抗，也没有纯粹的批评，任何事物都能在某种力量之下被俘获。我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书，叫作WeGottoGetoutofThisPlace，其中涉及了摇滚乐、新右翼的出现、总统里根等内容。在有出版商决定出版以后，出版社的编辑给我打电话，说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我说好消息是什么？他说有一个大学要100本我的书，大概是作为他们上课的必读文本，我当时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金钱对我来说还是很有吸引力的，想着至少可以收到500美金吧。接着我问他坏消息是什么？他说，问题是这是一个基督教保守派的大学。当时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去问我的老师斯图亚特·霍尔，他说我们所从事的文化研究是无法保证那些被带进现有关系中不可预料的事件，你甚至无法预测你的文本所具有的意义，为什么你会觉得自己的工作有什么不同呢？他们使用你的著作可能是作为一个反面的例子，或者是作为将来的一个策略，无论哪一种，你都要预料到你无法控制的事实。抵抗只有在不可能以想要的方式实现合作时才有价值，而这仅仅意味着你从来没有抵抗过。抵抗的纯粹和完美总是其中的一部分，妥协和抗争总是在力量对抗中同时存在。斯图亚特·霍尔曾谈到抵抗和遏制之间的辩证关系，抵抗中有遏制，遏制中有抵抗。生活就是如此，总是充满了抗争，不是一个纯净的圣体，也没有纯粹的抵抗。
三、文化研究的未来
L：2010年，您出版了一本名为CulturalStudiesintheFutureTense的著作，您用“只在过程中形成”预设了文化研究的未来，我们该如何理解这句话？
G：这样说是因为世界总是在变化。文化研究不是作为一个正确的理论而出现，而是作为一个行为来发现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因此，知识分子的研究方法也会随着世界的变化而变化。我举一个文化研究以外的例子，以我熟悉的哲学来说，我读了很多哲学著作，其中一些结论也很难懂。现在，哲学经常会阻碍人们对政治的理解，因此我们需要对哲学进行批评。我对此相当感兴趣，但是现在我想这其中出现了一些错误，就是人们倾向于将理论仅仅作为一种工具，而忘记了去回答“世界怎么了”的问题，这种变化在各种各样的理论交织中是显而易见的。虽然理论可以告诉你世界怎么了，但问题是你想用哪一个理论，因为他们可能会告诉你一些你不知道也不理解的东西。我无法明确地告诉你未来的文化研究是什么样子的，甚至在今天看来文化研究可以说是知识分子的梦想和想象，但到它成为现实之前总要一步一步前进，这样才能走向未来。你知道，当我20世纪70年代回到美国大学时，没有文化研究的论文发表，也没有文化研究的杂志，而我成为最早的一批先行者。所以，只要有梦想，就有足够前行的动力，世界不停息地变化，对“世界怎么了”的问题的反复回答，使得文化研究也会长久地发展下去。我已经很老了，但你可以继续下去，这就是文化研究的未来。
L：我明白了，您去年访问中国送给我“welcometoworldofculturalstudy”这句话其中还蕴含您对后辈和文化研究的希望。我知道您在到南开大学之前，先去了上海大学，离开南开以后到了首都师范大学，在您与中国文化研究的学者交谈中，您如何看待中国目前的文化研究？
G：我要小心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还期待再次被邀请。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并不具有权威性，因为我对中国所知有限。首先就是语言的限制，显然我无法阅读中文。你知道，大多数中国学者都会英文，但是很少有美国学者能掌握中文。但就我的感觉而言，我第一次到中国最先熟悉的学者是上海大学的王晓明教授，在那里不久我就发现了自己的一个错误，我说许多研究媒介的学者误认为自己从事的是文化研究。然后我就意识到，媒介也是我研究开始的地方，其实这也是从伯明翰学派研究的起点之一。这是一条在当代和历史的中国语境中谈论文化的路径，所以文化研究不是一时的问题，而是整个语境的问题。在我和陶东风教授、周志强教授的谈话中，我越来越意识到他们谈论媒介的方式不在于媒介本身，而是试图通过媒介来理解正在发生的政治和社会变化，他们所做的工作正是我所希望的文化研究。雖然我还不能充分理解中国的语境，从而进入到交谈和对话中，但是我希望有一天再次到中国内地去。相比起中国内地，我对中国的香港和台湾的了解要多一些，对亚洲的新加坡、韩国也有所了解，主要是因为他们经常用英文写作。所以，对中国内地而言，我还没有形成自己理解的语境，但是我的感觉是学者们试图弄明白在中国如何开展文化研究，他们致力于文化研究的发展计划和努力，我非常欣赏和赞同。现在我想要弄明白他们如何建构语境，有关中国的语境我所知甚少。我需要提醒自己，我所知道的大多数有关中国的语境大都来自于美国媒体，而我并不相信美国的媒体。我会把我所获得的来自世界各个地方的“交谈”汇聚到一起，从而形成整体的感知。因此，我认为跨越太平洋的对话和交谈是非常重要的，而各国的知识分子将扮演重要的角色。
（感谢南开大学外语学院刘洁莹老师的校对。）
采访人：郎静，南开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博士生，杜克大学文化人类学系访问学者。
一、文化研究是一种行为和工具
郎静（以下简称L）：教授，您好！很高兴在美国再见到您。记得去年您访问南开大学时，我拿着您的著作《媒介建构：流行文化中的大众媒介》的中译本请您签名留言，您写下了“Welcometotheworldofculturalstudy”。当时我就有一个疑问，文化研究是否同文学、历史、哲学一样可以看作是一门学科呢？或者换句话说，我们该如何定位和理解“文化研究”？
格罗斯伯格教授（以下简称G）：如你所说，在人文领域有很多学科，文学、哲学、历史、人类学，等等，但是就文化研究而言，我并不认为它是一门学科，至少在美国不是。一方面是因为文化研究本身具有跨学科的性质，所以很难对其进行专门的学科定位，但是它肯定也共享了某些学科的特性，例如为了进行文化研究，研究者需要对文本进行阅读，虽然我认为文本细读是在研究中经常发生的行为，但文化研究并不同文学一样可以被认为是一门学科。我们现在所谈的“文化研究”更多的是成为一种行为。你知道，在英国文化研究的出现真的是非常偶然的，因为以理查德·霍加特和雷蒙·威廉斯为代表的一些具有学术声望的教授想要从事这样一项研究，并且以自己的方式开辟出了这样一个新的研究空间。理查德·霍加特在英国的伯明翰大学创立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并将其看作一种兴趣爱好。霍加特受雇于伯明翰大学教授现代英国诗歌课程，他是研究英国诗人W.H.Auden的著名学者。他向学校提出进行当代文化研究的计划，希望可以让他建立一个研究中心，就是后来我们熟知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TheCentreforContemporaryCulturalStudies，简称CCCS），但伯明翰大学并不提供多少资金支持。除此之外，在英国，以斯图亚特·霍尔为代表的大量年轻学者是非常积极的新左翼力量，在他们的参与下，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不断发展壮大。这里你提出了文化研究如何出现的问题，还需要知道的是，至少在英语世界，对于公共知识分子来说在学术圈之外并没有很多空间，英国和美国都是这样。我认为，像斯图亚特·霍尔这样的学者将自己投身到学术圈，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无法在圈外找到可以从事自己兴趣的空间。自我从英国回到美国之后，文化研究在美国从来就没有成为一门学科。我的研究工作也是在传播学的学科下展开的，并不是因为我对传播学感兴趣，或者将其看作了媒介研究的不同类型，而是因为在当时很少有人对这些涉及文化社會关系的问题感兴趣，这一现状一直到詹姆斯·凯里那里才有所改观。我所熟知的其他人有从事教育研究的，因为教育也对社会再生产的问题产生兴趣。其实，文化研究的行为诸如人类学这样的学科在英语文学中出现也就是近十年的事情。现在这些研究在我看来，是文学，但是却不束缚于学科界限。在很多学校，没有文化研究系，全美十几个传播学系有三四个文化研究的博士课程可以获得博士学位，但也仅限这些。英国要多一些，澳大利亚也有，意大利也刚有不久。所以，文化研究真的不像一般意义上的学科，而是一种行为。
L：其实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自学界的“文化转向”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打破了原有的学科界限，将文化研究的视角引入自己的研究中，那么，在您看来，文化研究试图达成的目的是什么？它的价值和意义何在？
G：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文化研究的目的是什么？我认为是让世界下降。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像拉丁美洲、非洲、中国，文化研究的空间非常有限，我知道在中国，也只有王晓明、陶东风和陈光兴为代表的少数学者建立了文化研究的专门院系、学术期刊等。我认为，文化研究是知识分子或者是公众对“危机时刻”感觉的特别反应。正在发生的社会转变是黑格尔口中的“旧的已经死亡，新的还未诞生”的时刻，而与此同时，人们对于转变的当下和未来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理解和认识。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将其称作“有机危机”（organiccrisis）。社会剧变震动，我们没有人能从社会结构性所引起的持续性危机中幸免，而这变成了一个集政治、文化、经济于一体的社会斗争场域，英国就是如此，一战后，英国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都呈现出一个急剧转型的状态。但是大多数人对这一变化并没有一个清楚的理解。
我认为，文化研究的创造理所当然是在与这样一种历史时刻接触的时候。我在给学生上课的时候，谈到了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时刻”，一个需要文化研究的时刻，因为如果你放任那些在知识分子看来是简单甚至是愚蠢的思维和想法，那么这种情况将会以什么来告终呢？我们感觉到整个社会在发生剧烈变化，但是我们却不能很好地理解。这是为什么呢？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恰恰表明了文化研究时刻的来临。另外，在文化研究中有两个要素必不可少：首先，在社会转变中文化是至关重要的。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20世纪70年代的拉丁美洲和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文化已经变成一个非常关键的组成部分，这一点你从正在发生的一切中就可以感受出来，文化作为一个学术术语不会停止。但是，对于从事文化研究的知识分子来说，你不能只是将文化看作一个学术术语，而拒绝承认其中的经济问题，因为经济问题中往往蕴含着文化问题。其次，需要有认识其中复杂性的能力和思维。面对纷繁复杂的文化线索，例如一条a、一条b、一条c、一条d等这些相互关联在一起像乱麻一样的文化现象，你必须要接受人类社会本身的复杂性，并不是简单地将各种线索解开，而是要理解这团乱麻是如何缠绕到一起的。所以，危机、文化和复杂性共同促成了文化研究的诞生。现在的问题是，这种时刻结束了，我想你不会相信那种“我们生活在永久的危机之中”的社会理论，我也不相信。如果人们已经习惯了危机，就好像危机并不存在一样。而且，我认为文化研究需要在“语境”中展开，即便没有葛兰西说的“有机危机”。文化研究不是大众文化的研究，举个例子来说，当我第一次开始写作的时候，没有人谈论大众流行音乐，然后我就说如果不谈论大众流行音乐，那么怎么理解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发生的事情，所以我就从谈论大众流行音乐开始了。但对我来说，这里重要的不是谈论音乐，而是通过音乐来理解当时的“语境”。所以，我并不想创造一个新的研究客体———大众流行音乐，我想要创造一个新方法或者说是新的窗户来理解“语境”。所以，我认为文化研究一定要建立在“语境”之上。你在思考语境、复杂性的同时也需要思考谦逊，因为语境会改变，而且一直在变，你不得不说未来可能会变得更好的原因，因为你所使用的工具会变得更好。我想文化研究要告诉我们的事情就是，无论当时是多么理所当然的想法，但都没有一个一成不变的答案。你所知道的工具、理论、信息会帮助你得到有用的答案，但是谦逊在知识分子中间却不常见。 其实，我的研究并没有一个强大的理论支持，现今是当代世界，你知道杜克是理论的中心，每个人都有一个理论或者都熟知一个理论。我认为文化研究没有理论，它有的只是各种各样的工具，你需要在人类广泛的危机再次出现的时候知道什么样的工具在研究中是奏效的，以及如何拆解语境。这里，我们又回到了“危机”，我认为文化研究的底线是，即便我们不在危机之中，至少要保证对“语境”的思考，要在“语境”中展开研究。因此，文化研究至少在我看来就是试图理解这个世界怎么了的行为，因为这是唯一使世界变得更好的方法。你可以感受到现在的美国，有很多游行和抗议运动，我觉得这很好，人们需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是不得不说这些游行和抗议是失败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人们不理解世界到底怎么了。同样，我现在也很困惑，但我认为文化研究需要知识分子弄清楚这些问题。
在1967年，我听到一个研究列宁的学者说，我们虽然想要废除妇女堕胎的权利，我们也将会这么做，但是现在我们更需要理解的是她们挣扎其中的语境。这两件事情相当接近。因为这告诉我们要理解我们所在的世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左翼坚持认为自己已经做好了理解世界的准备，但是很多人的努力却并不奏效。文化研究为了使人类能够长久地发展，而致力于理解一个更好的世界，这是世界变化以及变得更好的策略。斯图亚特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他说，任何不关心我们所生存的世界的发展的知识分子，任何不关心其中变化境况的知识分子，都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我想他说这句话是针对文化研究者而言的，当然你可以成为任何领域的知识分子，我不认为文化研究就是至高无上的所有知识分子必须从事的事业，但是如果你想要从事文化研究，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
二、我所从事的文化研究
L：您从英国回来以后，就一直在美国从事文化研究，并且主办了文化研究的学术期刊，那么，在您看来，目前从事文化研究的美国学者对文化现象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G：美国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家，大学也是这样。因为对文化理解的不同，学者们所从事的研究也各有侧重点。有些学者认为文化研究就是大众流行文化的研究，他们教授文化研究的课程，或者有些课程就叫大众流行文化。那么，在今天的美国，文化研究是什么样呢？我认为有很多有趣的研究是围绕同一个文化现象展开的，在中国和其他地方也是这样的，比如对环境的问题、新技术问题等的关注。还有一些有趣的研究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探讨经济问题，这是过去很多文化研究的学者所忽略的方面，他们并不了解经济学家说话的方式，现在年青一代的学者们知道经济学家们的说话方式开始进行批评，形成了文化研究的新发展。目前，我正在写一个关于特朗普的小册子，我已经完成了第一版的草稿了，我希望能够引起更多人对“特朗普现象”的关注，因为我认为这就是一个“危机时刻”。我想你会发现，文化研究在美国可以是任何事情，像军事主义、女性主义、性别、种族、殖民化，等等。文化研究就是在它们所提供的文本中发現其中的复杂性，从而拒绝将它们仅仅看作是种族、资本主义或是生命政治的问题。一个英国的教授曾对我说，19世纪英国出版了大量的小说，读者可能会去阅读它，但不需要阅读所有的小说，因为历史已经做出了选择，值得阅读的大概5%或者10%，我猜想。但是，他说另外90%的小说都是废话连篇，不值得读者去阅读。这个说法是正确的，也同样适用于其他一些事情，就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众多学术创作，也许你只能发现其中的10%值得阅读。虽然有很多以文化研究的名义发表的对诸如电影、媒介、电视、网络等有趣的研究，但是所有这些都比较零散，过度地受到性别理论研究的驱使，然后再寻找政治危机或背景。所以我不能直接给出“美国到底怎么了”的答案，尽管人们总是在问这样的问题。在美国文化研究没有一个网络式联系，中国正在逐步建立，只有印度尼西亚有文化研究的网络联系。虽然我们有文化研究学会，但情况是三分之二的人在其中，但我认为没有人在从事文化研究。提到这些，我并不是觉得自己有权力这么说，只是疑惑为什么他们要叫作“文化研究”呢？所以，在美国，文化研究可以说是松散的，那些致力于共同项目的人，甚至可能会在不同的国家、不同地区或是不同的学科里获得不同的形式。
L：既然我们无法将美国的文化研究看作一个整体的网络，那么，当您面对一个文化现象时，如何展开思考？
G：我会做两件事情：首先，当我面对某个特定的问题时，举个例子可以是大众流行文化问题，或者我也写过关于儿童状态的著作，我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找到任何可能的文献资料。这样的工作在今天看来似乎是很有困难的，但是我会尽力去做。我在准备写最近这本特朗普的小册子时，大概找到了大约500篇文章，看看这些文章是如何叙述特朗普的。我还会收集来自主流大众媒体、网络资源、报纸、杂志、电视等的信息。不仅仅是关于摇滚乐或者关于儿童的信息，我认为其中一些看似无关的信息是可以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我所收集的资料最初看起来并不成系统，例如在这里我会在电影里发现家庭暴力和虐待儿童行为的材料，在那里我可能又会在代际之间发现经济的变化。对我来说，任何事件都有可能发生相关性，从而成为语境的一部分。实际上，我所想写的不是摇滚乐或者儿童境况本身，而是社会语境。其次，每隔几个月，我都会把我所搜集到的材料分类保存到电脑的文件夹里，然后我会经常地移动它们，这个与那个相关，那个又应该移动到这个文件夹里，如此反复地思考整理，直到我觉得产生了一个明确的观点，并且建构出了它们之间的相关性。最近，我又有了一个关于特朗普的文件夹，特朗普现象与某种特定哲学的相关性，特朗普现象与网络媒介的相关性等，由此建构出来一个语境。无论我从什么样的入口开始，我都会这样做，逐渐使得我的想法变得深入和丰富。我可以永远这样继续下去，尽管终有一天我不得不停止在某一个时间点上。当我觉得我的思考足够有趣的时候，我需要把它写下来，让更多人读到。也许有人对这样的做法并不感兴趣，但我觉得很有趣。
L：当您做完了前期的准备工作，建构出您的“语境”，开始写作时，如何形成自己的观点？ G：我会从演讲开始，我所写过的文章都是在不断的演讲中完成。首先我更善于倾听自己的论点，并做出批评，在这一过程中，阅读自己的观点是至关重要的，从而我可以意识到自己的某些论点是不正确的，我会为自己做一个心理的记录，所以在形成最终观点的过程中我的论点会随时发生调整和变化。其次，也因为我会去阅读人们的表情，从人们的表情中我寻找他们真实的想法。例如听到我的演讲，有些人表现出“原来如此”的豁然的表情，而有些人则表现出“胡说八道”的不认同的表情，然后在演讲的问答中，我会从他们当中收到反馈。这是非常老旧和浪漫的事情，但我觉得很时尚。我坚信面对面交谈的价值，我的老师凯瑞就是这样做的；我也坚信知识分子的人生就是在不断交谈中度过的，甚至是通过演讲的交谈。交谈与写论文、写博客、写评论是非常不同的，不仅修正了我的想法而且发展了我的想法，这就是我的工作。
L：在资本以其势不可当的力量在全球流动的今天，您如何看待文化研究中政治的抵抗和资本的收编之间的张力？
G：我觉得在当今世界没有什么完全纯粹的事物，没有纯粹的抵抗，也没有纯粹的批评，任何事物都能在某种力量之下被俘获。我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书，叫作WeGottoGetoutofThisPlace，其中涉及了摇滚乐、新右翼的出现、总统里根等内容。在有出版商决定出版以后，出版社的编辑给我打电话，说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我说好消息是什么？他说有一个大学要100本我的书，大概是作为他们上课的必读文本，我当时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金钱对我来说还是很有吸引力的，想着至少可以收到500美金吧。接着我问他坏消息是什么？他说，问题是这是一个基督教保守派的大学。当时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去问我的老师斯图亚特·霍尔，他说我们所从事的文化研究是无法保证那些被带进现有关系中不可预料的事件，你甚至无法预测你的文本所具有的意义，为什么你会觉得自己的工作有什么不同呢？他们使用你的著作可能是作为一个反面的例子，或者是作为将来的一个策略，无论哪一种，你都要预料到你无法控制的事实。抵抗只有在不可能以想要的方式实现合作时才有价值，而这仅仅意味着你从来没有抵抗过。抵抗的纯粹和完美总是其中的一部分，妥协和抗争总是在力量对抗中同时存在。斯图亚特·霍尔曾谈到抵抗和遏制之间的辩证关系，抵抗中有遏制，遏制中有抵抗。生活就是如此，总是充满了抗争，不是一个纯净的圣体，也没有纯粹的抵抗。
三、文化研究的未来
L：2010年，您出版了一本名为CulturalStudiesintheFutureTense的著作，您用“只在过程中形成”预设了文化研究的未来，我们该如何理解这句话？
G：这样说是因为世界总是在变化。文化研究不是作为一个正确的理论而出现，而是作为一个行为来发现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因此，知识分子的研究方法也会随着世界的变化而变化。我举一个文化研究以外的例子，以我熟悉的哲学来说，我读了很多哲学著作，其中一些结论也很难懂。现在，哲学经常会阻碍人们对政治的理解，因此我们需要对哲学进行批评。我对此相当感兴趣，但是现在我想这其中出现了一些错误，就是人们倾向于将理论仅仅作为一种工具，而忘记了去回答“世界怎么了”的问题，这种变化在各种各样的理论交织中是显而易见的。虽然理论可以告诉你世界怎么了，但问题是你想用哪一个理论，因为他们可能会告诉你一些你不知道也不理解的东西。我无法明确地告诉你未来的文化研究是什么样子的，甚至在今天看来文化研究可以说是知识分子的梦想和想象，但到它成为现实之前总要一步一步前进，这样才能走向未来。你知道，当我20世纪70年代回到美国大学时，没有文化研究的论文发表，也没有文化研究的杂志，而我成为最早的一批先行者。所以，只要有梦想，就有足够前行的动力，世界不停息地变化，对“世界怎么了”的问题的反复回答，使得文化研究也会长久地发展下去。我已经很老了，但你可以继续下去，这就是文化研究的未来。
L：我明白了，您去年访问中国送给我“welcometoworldofculturalstudy”这句话其中还蕴含您对后辈和文化研究的希望。我知道您在到南开大学之前，先去了上海大学，离开南开以后到了首都师范大学，在您与中国文化研究的学者交谈中，您如何看待中国目前的文化研究？
G：我要小心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还期待再次被邀请。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并不具有权威性，因为我对中国所知有限。首先就是语言的限制，显然我无法阅读中文。你知道，大多数中国学者都会英文，但是很少有美国学者能掌握中文。但就我的感觉而言，我第一次到中国最先熟悉的学者是上海大学的王晓明教授，在那里不久我就发现了自己的一个错误，我说许多研究媒介的学者误认为自己从事的是文化研究。然后我就意识到，媒介也是我研究开始的地方，其实这也是从伯明翰学派研究的起点之一。这是一条在当代和历史的中国语境中谈论文化的路径，所以文化研究不是一时的问题，而是整个语境的问题。在我和陶东风教授、周志强教授的谈话中，我越来越意识到他们谈论媒介的方式不在于媒介本身，而是试图通过媒介来理解正在发生的政治和社会变化，他们所做的工作正是我所希望的文化研究。雖然我还不能充分理解中国的语境，从而进入到交谈和对话中，但是我希望有一天再次到中国内地去。相比起中国内地，我对中国的香港和台湾的了解要多一些，对亚洲的新加坡、韩国也有所了解，主要是因为他们经常用英文写作。所以，对中国内地而言，我还没有形成自己理解的语境，但是我的感觉是学者们试图弄明白在中国如何开展文化研究，他们致力于文化研究的发展计划和努力，我非常欣赏和赞同。现在我想要弄明白他们如何建构语境，有关中国的语境我所知甚少。我需要提醒自己，我所知道的大多数有关中国的语境大都来自于美国媒体，而我并不相信美国的媒体。我会把我所获得的来自世界各个地方的“交谈”汇聚到一起，从而形成整体的感知。因此，我认为跨越太平洋的对话和交谈是非常重要的，而各国的知识分子将扮演重要的角色。
（感谢南开大学外语学院刘洁莹老师的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