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美国哲学家爱默生(R．W．Emerson)说：“柏拉图就是哲学，哲学就是柏拉图”；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K．K．Jaspers)说：“几乎所有的哲学主题都为柏拉图所涵盖，或都源自柏拉图，好像哲学始于他，也终于他一般”；而美国哲学家怀特海(A．N． Whitehead)则说：“西洋两千多年的哲学，皆在注解柏拉图。”这样的赞美可能有过誉之嫌，但确实道出了柏拉图在西方文化中的重要性，每每为中国学者引用。
翻译外国文字作品是中国社会吸收外来文化的必经之路。十九世纪末，中国社会迎来了继翻译佛经以后的第二次翻译高潮。在此高潮中，外国文学被介绍到中国，首先是大量翻译小说的涌入。短短三十年间，欧洲几个文学灿烂的大国如英、法、德、俄、意大利、西班牙等，凡是十八世纪、十九世纪许多主要的作家、作品几乎都有了中文译本，近邻日本的一些通俗小说也被译介过来。
与文学翻译相比较，哲学著作的翻译更为艰辛。中国学者翻译柏拉图对话始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吴献书先生翻译的《理想国》是最早出版的柏拉图对话(即《国家篇》，商务印书馆，1921年版，1957年重印)；到了三十年代，出了张师竹先生初译、张东荪先生改译的《柏拉图对话集六种》(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和《柏拉图五大对话》(郭斌和、景昌极译，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到了四十年代，我国著名希腊哲学史家陈康先生的杰作《巴曼尼得斯篇》出版(即《巴门尼德篇》，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1982年重印)。
1949年以后，整个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革，但柏拉图对话的翻译工作没有完全中断。在六十年代出版的有严群先生翻译的《泰阿泰德、智术之师》(即《智者篇》，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朱光潜先生翻译的《柏拉图文艺对话集》(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1980年重印)。还要提到的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自1957年开始陆续编译出版《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辑》，在《古希腊罗马哲学》一书中，任华先生用白话文摘译了柏拉图对话中的许多重要论点与篇章。
1978年中国内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界又有一些新译本问世，香港学者邝健行亦翻译了一些柏拉图对话。计有：严群译《游叙弗伦、苏格拉底的申辩、克里同》(即《申辩篇》《欧绪弗洛篇》《克里托篇》，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邝健行译《波罗塔哥拉篇》(即《普罗泰戈拉篇》，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郭斌和、张竹明译《理想国》(即《国家篇》，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严群译《赖锡斯、拉哈斯、费雷泊士》(即《吕西斯篇》《拉凯斯篇》《斐莱布篇》，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黄克剑译：《政治家》(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戴子钦译：《柏拉图对话七篇》(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杨绛译《斐多》(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2003年，由本人翻译的《柏拉图全集》完工，由人民出版社出齐，共分四卷，约两百万字，前三卷是柏拉图对话的主体部分(长短不一的二十六部对话)，第四卷是附录(包括两篇疑伪的对话、十三封书信、年表、谱系表、译名对照、篇名缩略语表和一个庞大的索引)。与此同时，拙译也在台湾出了繁体字本(左岸出版社，2003)。2003年8月，由刘小枫翻译的柏拉图《会饮》亦由华夏出版社出版(此书不仅是文本的翻译，还有译者本人的注释和西方诠释家所添加的大量注释)。
2004年，我们又欣喜地看到，我国著名翻译家王太庆先生的遗作《柏拉图对话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北京，2004年)；其中内容包括柏拉图对话十二篇，其中两篇未译完，一篇是节译，另有一些附录和王太庆先生自己的论著。可以期待的是，在兴旺发达的中国学界，今后仍旧会有柏拉图对话的新译本出现，这是学术研究深化的表现。
仔细读一下柏拉图对话的各种中译本，我们可以看出翻译文体从文言转向白话，再向更加规范的现代汉语转变的过程。
吴献书、郭斌和、景昌极、张师竹、张东荪诸位先生翻译柏拉图对话用的都是文言文。先师严群先生乃我国翻译界先驱严复先生的后裔，他的译文用的也是严复式的文言文体。陈康先生的《柏拉图巴曼尼得斯篇》不是一般的翻译作品，而是一部包括译文在内的、对柏拉图原著做出创造性阐释的研究性专著。他的译文所采用的文体倾向于白话，但仍有文言色彩，与我们现今哲学界流行的用语又有很大差距。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自，1957年开始陆续编译出版《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辑》，完全用白话文翻译。任华先生在《古希腊罗马哲学》中，将柏拉图对话中的许多重要论点分别作了摘译。1986年郭斌和先生和张竹明先生用白话文翻译了《理想国》。柏拉图对话中有许多关于文学艺术的内容。朱光潜先生翻译的《柏拉图文艺对话集》和杨绛先生翻译的《斐多》，这两位译者自身是文学大师，他们的译文非常精美，表现了柏拉图著作的文学风采。
翻译哲学经典是衡量一个社会开放程度与文化交流深度的重要指标。如何看待翻译的重要意义，不可避免地受制于对文化传播与交流的总体看法。如果缺乏跨文化的视野，忽略文化传播与交流的必然性和双向性，忽略中国本土文化接受外来思想所必经的外来思想本土化的过程，其结果要么是视外来思想为毒蛇猛兽，民族文化传统的摧毁者，要么是视外来思想为美味佳肴，可以全然吞吃而不必有消化的过程。在跨文化传播的视野下看待外来哲學经典的翻译应当视之为有益于本民族文化要素丰富和文化传统的更新异质文化要素的融人。有了这样一种视野，以往哲学经典翻译中所遇到的一系列困惑和难题也就变得可以理解了。
首先是词汇问题。中文词库中并无现成的词汇可以用来指称大量外来的事物和义理，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创造新词。民国时期的翻译家胡以鲁分析说：“名词之发达不同，即其引伸之义不能无异；辗转假借，又特异于诸语族之所为，藉以表彰新事新理所含众义，往往不能吻合；则与其病过不及，毋宁仍外语之旧，以保其固有之分际，此一派也。”“习俗不同，则事功异。风土不同，则物产异。西势东渐，文物蒸蒸；吾国名词，遂无以应给之。此土所无，宜从主称者，此一派也。”(胡以鲁：《论译名》，黄嘉德编《翻译论集》，收人周谷城主编：《民国丛书》第三编，上海书店1991年版)翻译家严复则说：“新理踵出，名目纷繁，索之中文，渺不可得!即有牵合，终嫌参差。译者遇此，独有自具衡量，即义定名。”(严复：《译天演论例言》，收入周谷城主编：《民国丛书》第三编，上海书店1991年版)这种状况不仅出现在西方文化传人的初期，而且一直延续至今。而被创造出来的译名经受着时间的考验逐渐摆脱外来语的色彩，成为中文词汇。
对于翻译柏拉图著作来说，翻译者遇到的词汇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仅以柏拉图哲学的核心范畴型相(希腊原文是eidos，idea)为例。中国学者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翻译柏拉图对话，先后提出过的译名有：理型、埃提、理念、观念、概念、形、相、形式、意式、通式、原型、理式、范型、模式、榜样、模型、式样，等等。其最流行的译法是理念，柏拉图的相关理论则被称为“理念论”。这些译名有些是音译，大部分是意译。说实在话，我们想象一下在整个二十世纪中系统研究过柏拉图的学者有多少，就可以看出每一种译名都反映出译者对柏拉图这个核心范畴的理解，而译名的提出又有译者自身中国文化底蕴在起作用。由具体译者提出的译名一开始都是尝试性的，是译者的创造，但一旦提出之后又会影响着其他中国学者的理解，再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些译名是否妥当的问题也就逐渐显示出来了。我在处理这个译名时接受了我国学术界的已有研究成果，将在柏拉图对话各处出现的这个词酌情分别译为“型”或“相”。(有关辨析详见汪子嵩等著：《希腊哲学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53～661页) 其次是翻译文体问题。翻译外国文献，用文言还是用白话，这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在翻译界也有过争论。我译《柏拉图全集》让柏拉图说现代汉语，我也只能这样做。这是为什么呢?这首先是因为汉语本身和中国的教育制度在二十世纪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的中青年读者若无文言文功底，对出自老一辈翻译家之手的柏拉图对话已经读不懂了；已有的译本出自多人之手，专有名词和重要哲学术语的译名很不统一。为了解决这些难题以适应时代和读者的需要，我让柏拉图说了现代汉语。这里也有译者本身条件的限制。像我这样不会写文言的人是没有能力选用文言来翻译柏拉图对话的。我们看到，柏拉图对话的老译者们有许多非常擅长文言文，有着深厚的国学底蕴，但他们的译文也因此而在许多地方变得“半文不白”。我这样说并无不敬之意，实在是因为这些学者所处的时代正处于汉语本身发生剧烈变化的时代。
用文言还是用白话，这个问题的争论在哲学界不如文学界那么激烈。对此我们可以稍微了解一下当时整个翻译界的相关争论情况。中国老一代翻译家林纾(林琴南)自比司马迁、班固，用古文法翻译外国作品，钱钟书先生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剖析过他在选择翻译方法时的复杂心态。鲁迅与周作人俩兄弟在翻译生涯中由文言到白话、由前期主张直译到后期主张把早期作品改译为白话。他们首次力倡乃至实践直译，译出《域外小说集》。在《序言》中，他们对翻译的动机和方法做了如下说明：“《域外小说集》为书，词致朴讷，不足方近世名人译本，特收录至审慎，移译亦期弗失文情，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使有士卓特，不为常俗所困，必将犁然有当于心，按邦国时期，籀读其心声，以相度神思之所在。则此虽大涛之激之微沤也，而性解思惟，实寓于此。中国译界，亦由是无迟莫之感矣。”(鲁迅：《域外小说集·序言》，《鲁迅全集》第十卷，人民文学出版1981年版，第155页)从中可见，周氏兄弟是抱着介绍“异域文术新宗”，给中国译界引入“性解思维”，挽救中国译界“迟莫之感”的目的进行翻译的。然而，这一翻译宗旨的一端是选译作品的现代精神内涵及译者的现代意识，另一端却是特意用古字古义翻译，即所谓“词致朴讷”。
《域外小说集》简直可以称之为一个翻译奇观，一方面它一反清末的意译风尚，“宁拂戾时人”，也严格直译；另一方面这种直译所用的是古奥的汉语。这就像是在相距最远的两端寻求亲近、贴合，企图在最不可能的情形中创造出可能性。它的结果不免是“生硬”的，但正是这刺眼的“生硬”表露了两种语言及其内含的文化意义系统之间磨擦的艰难和剧烈。周氏兄弟采用的翻译主张及实践在当时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域外小说集》两册只售出41本。这表明周氏兄弟的尝试与时代错了位。
再次是翻译标准问题，是意译还是直译。意译的出现实际上早于直译。施蛰存对当时翻译界的回忆是：“整章译文不分段落，对话也不分行写，人名长的可以简化缀音，或者用一个不对音的中国人名来代替。这些情况，也是当时翻译界的通病。但是，最严重的缺点，莫如对原作的大量删节。有许多译本所依据的已经是一个删节本，如日本人译西方小说，常有删节。英美出版的名著，也有各种供青少年阅读的删节本、中译者用这种版本译过，可能自己也不知道是一个删节本。有少数译者，外文水平不高，遇到原文难解的章节，就跳过不译。有些译者，没有文学翻译的责任感。他们以为翻译就是传达一个外国故事。他们读了一本外国小说，把其中的故事扼要写下来。篇幅比原本少了许多，章节也不同于原本，虽然在第一页和版权页上印着‘某人译’，其实已不是译本了。”(施蛰存：《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一·导言》，上海书店1990年10月版，第19页)意译的发展因为缺乏规范而逐渐失范，很多翻译者不仅随意地将作品改得面貌全非，甚至连作品和作者的原名都不清楚，在出版的书中也不会出现这些名字。更为离奇的是，很多译本的书名不是原本书名的汉化翻译，翻译者还会自作主张另立名目。
直译一开始就以“诘屈聱牙”的面貌出现，力图再现作品原貌，对“疯狂”的意译做法拨乱反正。尽管很多人附和直译的主张，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直译的主张也被不断修正。最初的时候，翻译句子时，词与词的次序都要保持不变，渐渐的只要保持句子间的次序不变就行了，再后来便明确地提出作品要“明白晓畅”。胡适说：“《短篇小说第一集》销行之广，转载之多，都是我当日不曾梦见的。那十一篇小说，至今还可算是近年翻译的文学书之中流传最广的。这样长久的欢迎使我格外相信翻译外国文学的第一个条件是要使它化成明白流畅的本国文字……这六篇小说的翻译，已稍稍受了时代的影响，比第一集的小说谨严多了，有些地方竟是严格的直译。但我相信，虽然我努力保存原文的真面目，这几篇小说还可算是明白晓畅的中国文学。”(胡适：《译者自序》，写于1933年6月，《短篇小说集·第二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10月版，第95页)胡适努力用直译的方法保持原文的真面目，但翻译外来文学的第一个条件已经不再是“信”，而是“要使它化成明白晓畅的本国文字”。引文最后一句中“虽然……还可”的转折句式表明了“直译”与“明白晓畅”之间的矛盾，同时也昭示了两者在协调中逐渐找到良好的契合点。
我在翻译柏拉图对话时奉行的标准只有非常简单的四个字：忠实、通顺。翻译者在翻译中要力求“忠实”于原著，在译文表述方面要力求通顺。“忠实”是针对要翻译的文本来讲的，或者说是针对原著而言。通顺则主要是面对读者受众而对翻译者提出来的一个译文质量标准。然而对这两条翻译标准，我们又不能作绝对化的理解，也就是说这四个字是标准，是力求达到的一个目标，但在具体工作中却又是很难圆满达成的。对具体翻译工作来说，现今已有的翻译作品，确实没有哪个作品可以说是绝对无误的，今后也没有哪个作品能百分之百地再现原著的意义。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忽略翻译重要性，在工作中要力求忠实，而不是放弃“忠实”的标准。這从哲学上来说，又是一个绝对与相对的关系问题。
翻译的语言变化是与期待视野中的受众群体紧密联系的。就后期翻译所普遍采用的白话翻译而言，“引车卖浆之徒”的口语并不“现代”，但“引车卖浆之徒”的口语可以被借用来有效地说出“现代”，因为，如果被盲说的“现代”并不能输送给“大众”，它就不是真正的“现代”。现代汉语的缔造和倡导者们将“文盲文”革命性地替换为“白话文”的用意，并非要以“引车卖浆之徒”的语言去做书面语，而是要让它成为“引车卖浆之徒”也能看懂的书面语。“明白晓畅”的白话翻译方法是直译与意译两派的妥协与共识，当这种方法逐渐被更多的翻译者和更多的读者所接受，必然会影响汉语的书面语表达方式，最突出的影响是汉语的书面语逐渐被“欧化”。
我过去理解汉语的“欧化”总是从贬意上去理解，总认为这是一件坏事。学术界有许多学者提到这个词恐怕也会有这个感觉，就好像在分析思想影响时提到“西化”一样。但仔细想一想，放在文化互动的大背景下想一想，生活在中国现代环境之下的中国人，有谁的语言能维持传统，一点儿欧化都没有呢?在外来的西方语言的冲击下，汉语在吸取了西方语言的各种要素之后发生变化是必然的。这不是退步，而是进步，是传统向现代的转化，是现代汉语的诞生与提高。所以说到我们现在十三亿中国人使用的现代汉语，我们可以明明白白地说；这不是传统汉语的欧化，而是汉语的现代发展。
从柏拉图对话在中国的翻译来看，从文言文到半文不白的白话，再到现代汉语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旅程。当初新文化运动倡导的白话文在我们今天看来仍是半文不白，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的现代白话才是真正的现代汉语。我们现在翻译西方哲学经典不仅要让它说汉语，而且要让它说现代汉语。邓晓芒教授说：“现代汉语吸收了西方语言的语法和某些表达习惯之后，现在已经成了一种国际化的语言，原则上能够翻译任何一种外语和用外语表达的思想。这与近一个世纪以来好几代翻译家对白话文的锤炼和提高是分不开的，他们创造了一种既具有高度灵活性同时又是严格规范化的翻译文体。”他又说：“我们在翻译康德三大批判中所奉行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朴素、明白，越朴素才能越明白，才能彰显出现代汉语本身固有的内在骨架和能耐，也才能直接而信实地表达繁复的哲学文体。我们相信未来的中国哲学只有在这种文体的基础上才能做出使世界惊异的成就来。”(邓晓芒：《康德三大批判的中国旅行》，《中华读书报》2004年2月18日，“视点”第3版)对于这样一种翻译标准和语言观，笔者深表赞同，也将在今后的劳作中努力付诸实施。
翻译外国文字作品是中国社会吸收外来文化的必经之路。十九世纪末，中国社会迎来了继翻译佛经以后的第二次翻译高潮。在此高潮中，外国文学被介绍到中国，首先是大量翻译小说的涌入。短短三十年间，欧洲几个文学灿烂的大国如英、法、德、俄、意大利、西班牙等，凡是十八世纪、十九世纪许多主要的作家、作品几乎都有了中文译本，近邻日本的一些通俗小说也被译介过来。
与文学翻译相比较，哲学著作的翻译更为艰辛。中国学者翻译柏拉图对话始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吴献书先生翻译的《理想国》是最早出版的柏拉图对话(即《国家篇》，商务印书馆，1921年版，1957年重印)；到了三十年代，出了张师竹先生初译、张东荪先生改译的《柏拉图对话集六种》(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和《柏拉图五大对话》(郭斌和、景昌极译，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到了四十年代，我国著名希腊哲学史家陈康先生的杰作《巴曼尼得斯篇》出版(即《巴门尼德篇》，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1982年重印)。
1949年以后，整个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革，但柏拉图对话的翻译工作没有完全中断。在六十年代出版的有严群先生翻译的《泰阿泰德、智术之师》(即《智者篇》，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朱光潜先生翻译的《柏拉图文艺对话集》(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1980年重印)。还要提到的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自1957年开始陆续编译出版《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辑》，在《古希腊罗马哲学》一书中，任华先生用白话文摘译了柏拉图对话中的许多重要论点与篇章。
1978年中国内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界又有一些新译本问世，香港学者邝健行亦翻译了一些柏拉图对话。计有：严群译《游叙弗伦、苏格拉底的申辩、克里同》(即《申辩篇》《欧绪弗洛篇》《克里托篇》，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邝健行译《波罗塔哥拉篇》(即《普罗泰戈拉篇》，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郭斌和、张竹明译《理想国》(即《国家篇》，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严群译《赖锡斯、拉哈斯、费雷泊士》(即《吕西斯篇》《拉凯斯篇》《斐莱布篇》，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黄克剑译：《政治家》(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戴子钦译：《柏拉图对话七篇》(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杨绛译《斐多》(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2003年，由本人翻译的《柏拉图全集》完工，由人民出版社出齐，共分四卷，约两百万字，前三卷是柏拉图对话的主体部分(长短不一的二十六部对话)，第四卷是附录(包括两篇疑伪的对话、十三封书信、年表、谱系表、译名对照、篇名缩略语表和一个庞大的索引)。与此同时，拙译也在台湾出了繁体字本(左岸出版社，2003)。2003年8月，由刘小枫翻译的柏拉图《会饮》亦由华夏出版社出版(此书不仅是文本的翻译，还有译者本人的注释和西方诠释家所添加的大量注释)。
2004年，我们又欣喜地看到，我国著名翻译家王太庆先生的遗作《柏拉图对话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北京，2004年)；其中内容包括柏拉图对话十二篇，其中两篇未译完，一篇是节译，另有一些附录和王太庆先生自己的论著。可以期待的是，在兴旺发达的中国学界，今后仍旧会有柏拉图对话的新译本出现，这是学术研究深化的表现。
仔细读一下柏拉图对话的各种中译本，我们可以看出翻译文体从文言转向白话，再向更加规范的现代汉语转变的过程。
吴献书、郭斌和、景昌极、张师竹、张东荪诸位先生翻译柏拉图对话用的都是文言文。先师严群先生乃我国翻译界先驱严复先生的后裔，他的译文用的也是严复式的文言文体。陈康先生的《柏拉图巴曼尼得斯篇》不是一般的翻译作品，而是一部包括译文在内的、对柏拉图原著做出创造性阐释的研究性专著。他的译文所采用的文体倾向于白话，但仍有文言色彩，与我们现今哲学界流行的用语又有很大差距。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自，1957年开始陆续编译出版《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辑》，完全用白话文翻译。任华先生在《古希腊罗马哲学》中，将柏拉图对话中的许多重要论点分别作了摘译。1986年郭斌和先生和张竹明先生用白话文翻译了《理想国》。柏拉图对话中有许多关于文学艺术的内容。朱光潜先生翻译的《柏拉图文艺对话集》和杨绛先生翻译的《斐多》，这两位译者自身是文学大师，他们的译文非常精美，表现了柏拉图著作的文学风采。
翻译哲学经典是衡量一个社会开放程度与文化交流深度的重要指标。如何看待翻译的重要意义，不可避免地受制于对文化传播与交流的总体看法。如果缺乏跨文化的视野，忽略文化传播与交流的必然性和双向性，忽略中国本土文化接受外来思想所必经的外来思想本土化的过程，其结果要么是视外来思想为毒蛇猛兽，民族文化传统的摧毁者，要么是视外来思想为美味佳肴，可以全然吞吃而不必有消化的过程。在跨文化传播的视野下看待外来哲學经典的翻译应当视之为有益于本民族文化要素丰富和文化传统的更新异质文化要素的融人。有了这样一种视野，以往哲学经典翻译中所遇到的一系列困惑和难题也就变得可以理解了。
首先是词汇问题。中文词库中并无现成的词汇可以用来指称大量外来的事物和义理，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创造新词。民国时期的翻译家胡以鲁分析说：“名词之发达不同，即其引伸之义不能无异；辗转假借，又特异于诸语族之所为，藉以表彰新事新理所含众义，往往不能吻合；则与其病过不及，毋宁仍外语之旧，以保其固有之分际，此一派也。”“习俗不同，则事功异。风土不同，则物产异。西势东渐，文物蒸蒸；吾国名词，遂无以应给之。此土所无，宜从主称者，此一派也。”(胡以鲁：《论译名》，黄嘉德编《翻译论集》，收人周谷城主编：《民国丛书》第三编，上海书店1991年版)翻译家严复则说：“新理踵出，名目纷繁，索之中文，渺不可得!即有牵合，终嫌参差。译者遇此，独有自具衡量，即义定名。”(严复：《译天演论例言》，收入周谷城主编：《民国丛书》第三编，上海书店1991年版)这种状况不仅出现在西方文化传人的初期，而且一直延续至今。而被创造出来的译名经受着时间的考验逐渐摆脱外来语的色彩，成为中文词汇。
对于翻译柏拉图著作来说，翻译者遇到的词汇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仅以柏拉图哲学的核心范畴型相(希腊原文是eidos，idea)为例。中国学者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翻译柏拉图对话，先后提出过的译名有：理型、埃提、理念、观念、概念、形、相、形式、意式、通式、原型、理式、范型、模式、榜样、模型、式样，等等。其最流行的译法是理念，柏拉图的相关理论则被称为“理念论”。这些译名有些是音译，大部分是意译。说实在话，我们想象一下在整个二十世纪中系统研究过柏拉图的学者有多少，就可以看出每一种译名都反映出译者对柏拉图这个核心范畴的理解，而译名的提出又有译者自身中国文化底蕴在起作用。由具体译者提出的译名一开始都是尝试性的，是译者的创造，但一旦提出之后又会影响着其他中国学者的理解，再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些译名是否妥当的问题也就逐渐显示出来了。我在处理这个译名时接受了我国学术界的已有研究成果，将在柏拉图对话各处出现的这个词酌情分别译为“型”或“相”。(有关辨析详见汪子嵩等著：《希腊哲学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53～661页) 其次是翻译文体问题。翻译外国文献，用文言还是用白话，这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在翻译界也有过争论。我译《柏拉图全集》让柏拉图说现代汉语，我也只能这样做。这是为什么呢?这首先是因为汉语本身和中国的教育制度在二十世纪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的中青年读者若无文言文功底，对出自老一辈翻译家之手的柏拉图对话已经读不懂了；已有的译本出自多人之手，专有名词和重要哲学术语的译名很不统一。为了解决这些难题以适应时代和读者的需要，我让柏拉图说了现代汉语。这里也有译者本身条件的限制。像我这样不会写文言的人是没有能力选用文言来翻译柏拉图对话的。我们看到，柏拉图对话的老译者们有许多非常擅长文言文，有着深厚的国学底蕴，但他们的译文也因此而在许多地方变得“半文不白”。我这样说并无不敬之意，实在是因为这些学者所处的时代正处于汉语本身发生剧烈变化的时代。
用文言还是用白话，这个问题的争论在哲学界不如文学界那么激烈。对此我们可以稍微了解一下当时整个翻译界的相关争论情况。中国老一代翻译家林纾(林琴南)自比司马迁、班固，用古文法翻译外国作品，钱钟书先生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剖析过他在选择翻译方法时的复杂心态。鲁迅与周作人俩兄弟在翻译生涯中由文言到白话、由前期主张直译到后期主张把早期作品改译为白话。他们首次力倡乃至实践直译，译出《域外小说集》。在《序言》中，他们对翻译的动机和方法做了如下说明：“《域外小说集》为书，词致朴讷，不足方近世名人译本，特收录至审慎，移译亦期弗失文情，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使有士卓特，不为常俗所困，必将犁然有当于心，按邦国时期，籀读其心声，以相度神思之所在。则此虽大涛之激之微沤也，而性解思惟，实寓于此。中国译界，亦由是无迟莫之感矣。”(鲁迅：《域外小说集·序言》，《鲁迅全集》第十卷，人民文学出版1981年版，第155页)从中可见，周氏兄弟是抱着介绍“异域文术新宗”，给中国译界引入“性解思维”，挽救中国译界“迟莫之感”的目的进行翻译的。然而，这一翻译宗旨的一端是选译作品的现代精神内涵及译者的现代意识，另一端却是特意用古字古义翻译，即所谓“词致朴讷”。
《域外小说集》简直可以称之为一个翻译奇观，一方面它一反清末的意译风尚，“宁拂戾时人”，也严格直译；另一方面这种直译所用的是古奥的汉语。这就像是在相距最远的两端寻求亲近、贴合，企图在最不可能的情形中创造出可能性。它的结果不免是“生硬”的，但正是这刺眼的“生硬”表露了两种语言及其内含的文化意义系统之间磨擦的艰难和剧烈。周氏兄弟采用的翻译主张及实践在当时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域外小说集》两册只售出41本。这表明周氏兄弟的尝试与时代错了位。
再次是翻译标准问题，是意译还是直译。意译的出现实际上早于直译。施蛰存对当时翻译界的回忆是：“整章译文不分段落，对话也不分行写，人名长的可以简化缀音，或者用一个不对音的中国人名来代替。这些情况，也是当时翻译界的通病。但是，最严重的缺点，莫如对原作的大量删节。有许多译本所依据的已经是一个删节本，如日本人译西方小说，常有删节。英美出版的名著，也有各种供青少年阅读的删节本、中译者用这种版本译过，可能自己也不知道是一个删节本。有少数译者，外文水平不高，遇到原文难解的章节，就跳过不译。有些译者，没有文学翻译的责任感。他们以为翻译就是传达一个外国故事。他们读了一本外国小说，把其中的故事扼要写下来。篇幅比原本少了许多，章节也不同于原本，虽然在第一页和版权页上印着‘某人译’，其实已不是译本了。”(施蛰存：《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一·导言》，上海书店1990年10月版，第19页)意译的发展因为缺乏规范而逐渐失范，很多翻译者不仅随意地将作品改得面貌全非，甚至连作品和作者的原名都不清楚，在出版的书中也不会出现这些名字。更为离奇的是，很多译本的书名不是原本书名的汉化翻译，翻译者还会自作主张另立名目。
直译一开始就以“诘屈聱牙”的面貌出现，力图再现作品原貌，对“疯狂”的意译做法拨乱反正。尽管很多人附和直译的主张，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直译的主张也被不断修正。最初的时候，翻译句子时，词与词的次序都要保持不变，渐渐的只要保持句子间的次序不变就行了，再后来便明确地提出作品要“明白晓畅”。胡适说：“《短篇小说第一集》销行之广，转载之多，都是我当日不曾梦见的。那十一篇小说，至今还可算是近年翻译的文学书之中流传最广的。这样长久的欢迎使我格外相信翻译外国文学的第一个条件是要使它化成明白流畅的本国文字……这六篇小说的翻译，已稍稍受了时代的影响，比第一集的小说谨严多了，有些地方竟是严格的直译。但我相信，虽然我努力保存原文的真面目，这几篇小说还可算是明白晓畅的中国文学。”(胡适：《译者自序》，写于1933年6月，《短篇小说集·第二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10月版，第95页)胡适努力用直译的方法保持原文的真面目，但翻译外来文学的第一个条件已经不再是“信”，而是“要使它化成明白晓畅的本国文字”。引文最后一句中“虽然……还可”的转折句式表明了“直译”与“明白晓畅”之间的矛盾，同时也昭示了两者在协调中逐渐找到良好的契合点。
我在翻译柏拉图对话时奉行的标准只有非常简单的四个字：忠实、通顺。翻译者在翻译中要力求“忠实”于原著，在译文表述方面要力求通顺。“忠实”是针对要翻译的文本来讲的，或者说是针对原著而言。通顺则主要是面对读者受众而对翻译者提出来的一个译文质量标准。然而对这两条翻译标准，我们又不能作绝对化的理解，也就是说这四个字是标准，是力求达到的一个目标，但在具体工作中却又是很难圆满达成的。对具体翻译工作来说，现今已有的翻译作品，确实没有哪个作品可以说是绝对无误的，今后也没有哪个作品能百分之百地再现原著的意义。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忽略翻译重要性，在工作中要力求忠实，而不是放弃“忠实”的标准。這从哲学上来说，又是一个绝对与相对的关系问题。
翻译的语言变化是与期待视野中的受众群体紧密联系的。就后期翻译所普遍采用的白话翻译而言，“引车卖浆之徒”的口语并不“现代”，但“引车卖浆之徒”的口语可以被借用来有效地说出“现代”，因为，如果被盲说的“现代”并不能输送给“大众”，它就不是真正的“现代”。现代汉语的缔造和倡导者们将“文盲文”革命性地替换为“白话文”的用意，并非要以“引车卖浆之徒”的语言去做书面语，而是要让它成为“引车卖浆之徒”也能看懂的书面语。“明白晓畅”的白话翻译方法是直译与意译两派的妥协与共识，当这种方法逐渐被更多的翻译者和更多的读者所接受，必然会影响汉语的书面语表达方式，最突出的影响是汉语的书面语逐渐被“欧化”。
我过去理解汉语的“欧化”总是从贬意上去理解，总认为这是一件坏事。学术界有许多学者提到这个词恐怕也会有这个感觉，就好像在分析思想影响时提到“西化”一样。但仔细想一想，放在文化互动的大背景下想一想，生活在中国现代环境之下的中国人，有谁的语言能维持传统，一点儿欧化都没有呢?在外来的西方语言的冲击下，汉语在吸取了西方语言的各种要素之后发生变化是必然的。这不是退步，而是进步，是传统向现代的转化，是现代汉语的诞生与提高。所以说到我们现在十三亿中国人使用的现代汉语，我们可以明明白白地说；这不是传统汉语的欧化，而是汉语的现代发展。
从柏拉图对话在中国的翻译来看，从文言文到半文不白的白话，再到现代汉语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旅程。当初新文化运动倡导的白话文在我们今天看来仍是半文不白，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的现代白话才是真正的现代汉语。我们现在翻译西方哲学经典不仅要让它说汉语，而且要让它说现代汉语。邓晓芒教授说：“现代汉语吸收了西方语言的语法和某些表达习惯之后，现在已经成了一种国际化的语言，原则上能够翻译任何一种外语和用外语表达的思想。这与近一个世纪以来好几代翻译家对白话文的锤炼和提高是分不开的，他们创造了一种既具有高度灵活性同时又是严格规范化的翻译文体。”他又说：“我们在翻译康德三大批判中所奉行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朴素、明白，越朴素才能越明白，才能彰显出现代汉语本身固有的内在骨架和能耐，也才能直接而信实地表达繁复的哲学文体。我们相信未来的中国哲学只有在这种文体的基础上才能做出使世界惊异的成就来。”(邓晓芒：《康德三大批判的中国旅行》，《中华读书报》2004年2月18日，“视点”第3版)对于这样一种翻译标准和语言观，笔者深表赞同，也将在今后的劳作中努力付诸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