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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一句顶一万句》描绘了生活在社会底层世间百姓的故事。作者以冷静的旁观者叙述角度为读者呈现了杨百顺从十一二岁到去世的平凡又不凡的一生，以及牛爱国三十几年人生的经历与找寻，展示了一幅众生百态又耐人寻味的底层生存的琐碎艰难、沉沦无奈，展现了现当代中国几代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意识。
关键词：底层；生存；精神
《一句顶一万句》是刘震云的代表作，小说描绘了底层众生百态，有卖豆腐的、杀猪的、剃头的、染布的、贩驴的，还有提着刀上路杀人的。在故事中，你几乎找不到那些看似感人至深，实则虚情假意的人间大爱，有的只是小人物内心真真切切的贫瘠和荒芜，那份孤独的冰冷远胜寒冬的深夜，于是人们不断地寻找，寻找一个能够说得上话的人，一个能温暖灵魂的朋友。有人评价道：“洗尽铅华，返璞归真，笔触始终紧贴苦难的大地和贱如草芥的底层人群，结构单纯而内容丰富，命悬一线而荡气回肠，主人公常常走投无路而又一直勇往直前。这是刘震云迄今最成熟、最大气的小说”。
一、 繁缛而杂多的生活场景
《一句顶一万句》分为上篇《出延津记》和下篇《回延津记》，上篇是以杨百顺的人生成长经历为主线，通过他为生计问题的奔波，叙述了他与“底层”各式各样职业（剃头的、杀猪的、破竹的、挑水的）人的交往过程，展示了他个人在谋生过程中的人生困惑和“底层”世界里一个群体的精神困境。下篇叙述了杨百顺的后人牛爱国在自己婚姻上遇见问题时，与三个“说得着”的朋友交互往来的经历，展示了个人人生摆脱孤独困境的努力以及这种努力的徒劳。
仅就人物而论，上部不到二十万字的篇幅中就写了上百位之多的各色人物。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主人公杨百顺（ 即吴摩西）、他爹（ 卖豆腐的老杨） 、兄（ 杨百业） 、弟（ 杨百利） 与 “嫁给”他的寡妇吴香香和养女巧玲。其中每个人物都有独特的性格、典型的相貌特征，都有各自的谋生手段和生活方式，与杨百顺有着直接或间接联系。如找活、寻人、打架、交友、传教、说媒、杀猪、贩葱、种菜、斗气、“喷空”、“手谈”、“说理”、做买卖、婚外情、舞社火、退婚结婚等。可以说这部小说细致入微地再现了上个世纪前半期河南农村的真实生活面貌，展开了主人公杨百顺的坎坷命运行程。
小说的下部“回延津记”中写的人物比上部要少一些，因此故事整洁一些。主人公是牛爱国和其母曹青娥（ 即上部中的巧玲） ，冯文修、杜青海、庞丽娜、崔立凡、章楚红、李克智、宋解放、百慧、小蒋等等。这些人生活于沁源、泊头、襄垣、咸阳、平山、滑县、延津等几个不同的地域之上，他们的生活中有着各种各样的麻烦和困惑，而牛爱国这个人物作为线索将平凡的他们及其普通的生活贯穿起来，也构成了一个开阔丰富、复杂变幻的当代底层社会场景。
二、话语主导下的日常生活
程德培先生说：“刘震云的小说总是和嘴有着密切的关系。”1小说中的杨百顺可谓在嘴巴的两大功能———饮食和“说话”。杨百顺出生在杨家庄一个卖豆腐的家庭，继承祖业卖豆腐养家糊口应当是合乎情理的人生选择，哥哥杨百业就是如此。然而杨百顺对卖豆腐感到厌倦，对老汪的《论语》也并无兴趣，而是向往罗长礼喊丧的迷人神采和无限意味，哪怕是忍饥挨饿，却终究是走出了杨家庄。流浪中的他先后跟随老曾学杀猪，到老蒋的染坊担水，跟随詹牧师信教进而到老鲁的竹业社破竹子，在县城打零工，在县政府种菜，入赘吴香香家卖馒头，直到改名罗长礼，踏上远走陕西的火车。杨百顺并非能言善道者，但却有着自己简单朴素且不失真实的自由诉求，比如在县城打零工的时候，虽然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但他依然在“社火”中玩得淋漓尽致，虽然入赘吴香香家，但他对卖馒头的寒暄客套不感兴趣，腊月里仍希望玩“社火”，在与吴香香争吵时有着朴素的自由意识： 吴摩西见她越说越多，已经把一件事说成了第三件事；已经说的不是社火，成了治气。本不想回嘴，突然想起一句话；能想起一句有力的话，在吴摩西也不容易，吴摩西便脱口而出：“我是你男人，不是你雇的伙计；伙计到了年关还要放假呢。我想玩就玩，你管不着！ ”此外，吴摩西与巧玲之间的“说话”并无什么成语典故、诗文酬唱、人生思索等，而是围绕简单的日常生活展开，诸如堵鸡窝、点灯、上厕所等极为普通的事情，简单亲切，安宁愉快。
三、传统伦理中的心灵隔阂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父子、兄弟、夫妻之间的亲情不应该存在多大的隔阂。然而小说中没有慈爱的母亲形象，伟岸深沉的父亲形象成了被嘲讽的对象。
母亲，慈爱的象征，总会无私博大的给孩子以爱护、呵护和庇护，然而《一句顶一万句》中的母子、母女关系却并不这样。老李不记别人的仇，单记他娘的仇：老李小时候偷枣糕，他娘抄起铁勺朝他的脑袋砸开了一个血窟窿，从那以后老李一直记着他娘的仇。等老李他娘老到需要儿子照顾的时候，老李虽然每天伺候他娘，但从来不跟他娘说话。得知儿子要给自己办寿时，说“是给我做寿吗？不定憋着啥坏呢。”
同样作为人母的吴香香，不带些许留恋地把女儿巧玲留给了杨百顺后随老高私奔而去，最后丢下一句“她（巧玲）跟你说得着，跟我说不着”，而作为女儿的巧玲，得知自己的母亲离开自己的时候，也并没有哭哭闹闹，像书中所说“娘跟人跑了，她竟无动于衷，既不哭，也不闹，该吃吃，该玩玩”。
而父亲，在传统文学作品中，本应具有深沉伟岸、关爱教育子女的形象，而在小说中，老杨充溢着封建家长作风、见识短浅、没有主见。杨百顺十分记恨老杨，父子二人并无什么感情。有一次在杨百顺生重病的时候，因为弄丢了一只羊，老杨不管杨百顺的病，“解下自己的皮带，兜头抽了他（杨百顺）一皮带”；杨百顺拜老曾为师学杀猪期间，白天要跟老曾去杀猪，晚上还要走几十里路回家过夜，十分辛苦，作为父亲的老杨没有给予儿子应得的关心和宽慰，却是一个劲地说风凉话：“你不学做豆腐，我豆腐坊也没停过，谁离了谁都能过”，“哪天我得提封点心，去老曾家看看，人家用的啥法？我使唤儿子，一步使唤不动；他刚见面，使唤他每天跑三十里”。
刘震云以平静幽默、娓娓道来却又能纤毫毕现的笔触描写了百姓之间的情感隔阂、心灵壁垒，这是中国底层社会占极大比重的真实心理常态。
对于强者，要关注他们的精神世界；对于弱者，要关注他们的生存。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始终在与穷困、苦累、卑贱拼搏，于是大多数作家都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描写弱者的穷困潦倒和不幸遭遇，很少有人会以纯写实的手法去深入他们的内心精神世界，去探求他们的精神需求。
刘震云不仅描绘了底层的生存境地，而且在作品中突出作为一个人的精神需要，表现了人无可言说，幽灵般伴随人存在的孤独感，小人物们都在寻找一个能说得着话，能排解孤独，能够获得人与人之间沟通和温暖的知己。《一句顶一万句》是对民族内部精神存在状态的深层追问，它试图展示民族群体中个体的精神面貌。刘震云始终探索着中国人的精神存在方式，尤其是探究平民們的精神存在方式，更深层地揭示乡土之魂。
参考文献：
[1]刘震云. 一句顶一万句[M].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
[2]陈晓明.“喊丧”、幸存与去历史化：《一句顶一万句》开启的乡土叙事新面向[J].南方文坛，2009（5）.
注：
1程德培. 我们谁也管不住说话这张嘴———评刘震云的长篇《一句顶一万句》[J]. 上海文化， 2011（ 2） ： 15.
作者简介：
毕燃（1987-），女（汉族），四川成都，武警警官学院基础部应用写作教研室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关键词：底层；生存；精神
《一句顶一万句》是刘震云的代表作，小说描绘了底层众生百态，有卖豆腐的、杀猪的、剃头的、染布的、贩驴的，还有提着刀上路杀人的。在故事中，你几乎找不到那些看似感人至深，实则虚情假意的人间大爱，有的只是小人物内心真真切切的贫瘠和荒芜，那份孤独的冰冷远胜寒冬的深夜，于是人们不断地寻找，寻找一个能够说得上话的人，一个能温暖灵魂的朋友。有人评价道：“洗尽铅华，返璞归真，笔触始终紧贴苦难的大地和贱如草芥的底层人群，结构单纯而内容丰富，命悬一线而荡气回肠，主人公常常走投无路而又一直勇往直前。这是刘震云迄今最成熟、最大气的小说”。
一、 繁缛而杂多的生活场景
《一句顶一万句》分为上篇《出延津记》和下篇《回延津记》，上篇是以杨百顺的人生成长经历为主线，通过他为生计问题的奔波，叙述了他与“底层”各式各样职业（剃头的、杀猪的、破竹的、挑水的）人的交往过程，展示了他个人在谋生过程中的人生困惑和“底层”世界里一个群体的精神困境。下篇叙述了杨百顺的后人牛爱国在自己婚姻上遇见问题时，与三个“说得着”的朋友交互往来的经历，展示了个人人生摆脱孤独困境的努力以及这种努力的徒劳。
仅就人物而论，上部不到二十万字的篇幅中就写了上百位之多的各色人物。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主人公杨百顺（ 即吴摩西）、他爹（ 卖豆腐的老杨） 、兄（ 杨百业） 、弟（ 杨百利） 与 “嫁给”他的寡妇吴香香和养女巧玲。其中每个人物都有独特的性格、典型的相貌特征，都有各自的谋生手段和生活方式，与杨百顺有着直接或间接联系。如找活、寻人、打架、交友、传教、说媒、杀猪、贩葱、种菜、斗气、“喷空”、“手谈”、“说理”、做买卖、婚外情、舞社火、退婚结婚等。可以说这部小说细致入微地再现了上个世纪前半期河南农村的真实生活面貌，展开了主人公杨百顺的坎坷命运行程。
小说的下部“回延津记”中写的人物比上部要少一些，因此故事整洁一些。主人公是牛爱国和其母曹青娥（ 即上部中的巧玲） ，冯文修、杜青海、庞丽娜、崔立凡、章楚红、李克智、宋解放、百慧、小蒋等等。这些人生活于沁源、泊头、襄垣、咸阳、平山、滑县、延津等几个不同的地域之上，他们的生活中有着各种各样的麻烦和困惑，而牛爱国这个人物作为线索将平凡的他们及其普通的生活贯穿起来，也构成了一个开阔丰富、复杂变幻的当代底层社会场景。
二、话语主导下的日常生活
程德培先生说：“刘震云的小说总是和嘴有着密切的关系。”1小说中的杨百顺可谓在嘴巴的两大功能———饮食和“说话”。杨百顺出生在杨家庄一个卖豆腐的家庭，继承祖业卖豆腐养家糊口应当是合乎情理的人生选择，哥哥杨百业就是如此。然而杨百顺对卖豆腐感到厌倦，对老汪的《论语》也并无兴趣，而是向往罗长礼喊丧的迷人神采和无限意味，哪怕是忍饥挨饿，却终究是走出了杨家庄。流浪中的他先后跟随老曾学杀猪，到老蒋的染坊担水，跟随詹牧师信教进而到老鲁的竹业社破竹子，在县城打零工，在县政府种菜，入赘吴香香家卖馒头，直到改名罗长礼，踏上远走陕西的火车。杨百顺并非能言善道者，但却有着自己简单朴素且不失真实的自由诉求，比如在县城打零工的时候，虽然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但他依然在“社火”中玩得淋漓尽致，虽然入赘吴香香家，但他对卖馒头的寒暄客套不感兴趣，腊月里仍希望玩“社火”，在与吴香香争吵时有着朴素的自由意识： 吴摩西见她越说越多，已经把一件事说成了第三件事；已经说的不是社火，成了治气。本不想回嘴，突然想起一句话；能想起一句有力的话，在吴摩西也不容易，吴摩西便脱口而出：“我是你男人，不是你雇的伙计；伙计到了年关还要放假呢。我想玩就玩，你管不着！ ”此外，吴摩西与巧玲之间的“说话”并无什么成语典故、诗文酬唱、人生思索等，而是围绕简单的日常生活展开，诸如堵鸡窝、点灯、上厕所等极为普通的事情，简单亲切，安宁愉快。
三、传统伦理中的心灵隔阂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父子、兄弟、夫妻之间的亲情不应该存在多大的隔阂。然而小说中没有慈爱的母亲形象，伟岸深沉的父亲形象成了被嘲讽的对象。
母亲，慈爱的象征，总会无私博大的给孩子以爱护、呵护和庇护，然而《一句顶一万句》中的母子、母女关系却并不这样。老李不记别人的仇，单记他娘的仇：老李小时候偷枣糕，他娘抄起铁勺朝他的脑袋砸开了一个血窟窿，从那以后老李一直记着他娘的仇。等老李他娘老到需要儿子照顾的时候，老李虽然每天伺候他娘，但从来不跟他娘说话。得知儿子要给自己办寿时，说“是给我做寿吗？不定憋着啥坏呢。”
同样作为人母的吴香香，不带些许留恋地把女儿巧玲留给了杨百顺后随老高私奔而去，最后丢下一句“她（巧玲）跟你说得着，跟我说不着”，而作为女儿的巧玲，得知自己的母亲离开自己的时候，也并没有哭哭闹闹，像书中所说“娘跟人跑了，她竟无动于衷，既不哭，也不闹，该吃吃，该玩玩”。
而父亲，在传统文学作品中，本应具有深沉伟岸、关爱教育子女的形象，而在小说中，老杨充溢着封建家长作风、见识短浅、没有主见。杨百顺十分记恨老杨，父子二人并无什么感情。有一次在杨百顺生重病的时候，因为弄丢了一只羊，老杨不管杨百顺的病，“解下自己的皮带，兜头抽了他（杨百顺）一皮带”；杨百顺拜老曾为师学杀猪期间，白天要跟老曾去杀猪，晚上还要走几十里路回家过夜，十分辛苦，作为父亲的老杨没有给予儿子应得的关心和宽慰，却是一个劲地说风凉话：“你不学做豆腐，我豆腐坊也没停过，谁离了谁都能过”，“哪天我得提封点心，去老曾家看看，人家用的啥法？我使唤儿子，一步使唤不动；他刚见面，使唤他每天跑三十里”。
刘震云以平静幽默、娓娓道来却又能纤毫毕现的笔触描写了百姓之间的情感隔阂、心灵壁垒，这是中国底层社会占极大比重的真实心理常态。
对于强者，要关注他们的精神世界；对于弱者，要关注他们的生存。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始终在与穷困、苦累、卑贱拼搏，于是大多数作家都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描写弱者的穷困潦倒和不幸遭遇，很少有人会以纯写实的手法去深入他们的内心精神世界，去探求他们的精神需求。
刘震云不仅描绘了底层的生存境地，而且在作品中突出作为一个人的精神需要，表现了人无可言说，幽灵般伴随人存在的孤独感，小人物们都在寻找一个能说得着话，能排解孤独，能够获得人与人之间沟通和温暖的知己。《一句顶一万句》是对民族内部精神存在状态的深层追问，它试图展示民族群体中个体的精神面貌。刘震云始终探索着中国人的精神存在方式，尤其是探究平民們的精神存在方式，更深层地揭示乡土之魂。
参考文献：
[1]刘震云. 一句顶一万句[M].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
[2]陈晓明.“喊丧”、幸存与去历史化：《一句顶一万句》开启的乡土叙事新面向[J].南方文坛，2009（5）.
注：
1程德培. 我们谁也管不住说话这张嘴———评刘震云的长篇《一句顶一万句》[J]. 上海文化， 2011（ 2） ： 15.
作者简介：
毕燃（1987-），女（汉族），四川成都，武警警官学院基础部应用写作教研室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