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先是一部戏曲音乐的史论著作——一个剧种及其音乐，从产生、发展到日臻完善，再到取得成功，犹如戏曲园地一朵瑰丽奇葩，从叶芽、开花到结出硕果；一个新生剧种的“育种人”，一个培植这朵奇葩的忠诚园丁，与同行们一起穷尽心力与才智，付出艰辛与汗水，为了民族戏曲音乐事业，不断探索，不断攀登，其足迹和业绩跃然纸上，历历可数，而且资料充实，脉络清晰。这是我读完韩溪所著、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唐剧音乐创论》（以下简称《唐》）之最初印象。
　　概论部分就是唐剧音乐的沿革史，并且在客体与客体的双重意义上都极具史学价值。客观方面，作者有详有略真实地记述了唐剧于40多年间走过的路程、创演的剧目、取得的成就和专家学者的评价。主观方面，作者掩不住一个“育种人”对唐剧的眷爱、褒扬和溢美，抑不住对已逝的前辈们、特别是合作者的深切缅怀和崇敬，对为唐剧做出贡献的同辈、晚辈们的称颂。探其缘由，诚如唐诃先生在《代序》中所言，因为作者“经历了唐剧诞生、发展、挫折、再前进的全过程……就像肖华将军经历了红军长征的全过程，才写出《长征组歌》一样，能写出此书，非韩溪莫属”。除此之外，我还以为，这是作者为创作出“这一个”，在风格和技巧上.有意而为之，并且贯穿了整篇概论乃至全书。开篇的“引言”是这样，余下各节亦如此。每个标题均堪称一个立论；可作者在这些本来很严肃的命题中，并不摆出一副言之凿凿、广征博引那种理论家的架式，而是把亲身经历与实践的感悟娓娓道来，既通俗易懂，又耐人寻味。即使在“音乐是剧种之‘种’”这样的论理中，也没有偏废史料、记实的手法，向读者介绍了唐剧音乐之母体——唐山皮影的唱腔特点、唱法的形成、行当的划分、流行的地域、以及战争年代众多革命剧社所编演的剧目之受观众喜爱等一些戏曲知识。更典型的，还有对主奏乐器四胡的构造、弓法、指法的论述，本属于纯技术的、容易使人感到枯燥乏味的东西，在韩溪写来也像讲故事。读来就像一篇回忆录式的散文，引人入胜。
　　这还是一部富有创新的唐剧音乐的专论——深入探讨和研究唐剧音乐的本质内核的学术理论之著。单从专业技术层面考察和评价，《唐》书也不失为一部好教材。它对诸如板式结构的归类、唱腔体系的划分、音乐的地方特色、乐器的演奏技巧等，都给出了具体明确的阐释和解答。特别是关于地方语言调值与唐剧唱腔的关系的论述，竟然精确到每个字、每个音、每个声调；进而揭示出唐剧音乐唱腔级进音程委婉细腻的特点，和“生于字、准于情”的创作原则。还有那些工程浩繁、整理精细的一个个谱例，无一不标明着其创作年代及作者，无一不指出与母体唐山皮影音乐的渊源关系，如对“凄凉调”和“路途悲”如何演变成“河东调”的分析，和它在皮影里是怎样的，在唐剧中是如何发展的，为什么要改变的描述，使读者对其整体脉络了然于心，清晰可辨。
　　不过，使人感兴趣的，并不只限于上述这些形而下范畴的、技术类的可操作性总结与分析。更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作者通过实践探索而提炼出的真知灼见。众所周知，戏曲是一门综合性艺术，作为剧种之“种”的音乐，必然会受到剧本、剧目、导演、演员等方面的制约，尤其是在新剧种的创立和成长的过程中，它还会同本剧种一起受时代变迁、社会转型及人们的思想观念与欣赏情趣的影响，同其他新生事物的成长一样，不可能是一帆风顺、一蹴而就。那么，如何在坚持“这一个”的同时，使自身与本剧种其他门类艺术融合为一体，共同发展，又如何在各种有利和不利的情况下，趋利避害，变不利为有利，使“种子”在新的环境和土壤里不断优化，茁壮成长呢？我之所以称《唐》书为“专论”，专就专在对这些人们关心和欲知的问题，以形而下的表述方式，做出了形而上的回答。比如，唐剧创建之初，所有参与者都面临着“唐山皮影唱腔是妈，京剧表演程式是爸，生了个娃娃叫唐剧”这种看似坦途，实则是条死胡同的境地，而他们为了共同“育种”，把不同的艺术观和激烈的争论，变成互相启迪，取长补短，才达融恰默契。还比如通过创演、学演、移植不同时期的不同剧目，不断丰富和改革自己的音乐唱腔体系——从《断桥》首创不同声腔的组合、始创独具特色富有戏剧性的伴奏音乐，到《迎风飞燕》将濒临淘汰的“游阴调”发展为板式完整的成套唱腔，成为五大腔体之一的“吟腔”；从移植传统京剧《杨门女将》开创老旦唱腔和与之相应的曲牌，到学演现代京剧《红灯记》《龙江颂》“照猫画虎”创立增设了导板、回龙等板式，并以学演“样板戏”是完成“政治任务”为由，扩大了乐队编制，规范了乐队配器；从60年代《红云崖》《江姐》中开始引进伴唱和插曲，到如今创演《人影》创作出多声部的合唱，等等，不一而足。这之中，我们一方面由衷地发出一种若非苦心学习，诚心求教，精心钻研，便不会有此精邃之识、便无以担纲的慨叹；另一方面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唐》书的学术价值似乎不仅在于为唐剧音乐研究者提供了权威性的范本，而且为戏曲音乐的研究，为老剧种音乐如何创新、新剧种音乐的发展如何少走弯路，提供了可资借鉴和品味的经验与成果。
　　这同时更是一部有着美学追求的艺术理论之作——以自己的艺术观点、美学原则为支撑并贯彻通篇，赋各章节以灵魂，使之有机联为一体，这是《唐》书又一个重要特点。
　　当我们细细体味这部30余万言的鸿篇巨制时，当我们分析该书缘何兼有史论、专论且自然得体的时候，就会发现，作者除了具备了“育种人”的得天独厚的客观优势外，更主要的是作者把“音乐是剧种之‘种’”这一艺术理论观点渗透于叙事之中，串联于论据与论述之间，正所谓“纲举目张”是也。据我所知，“音乐是剧种之‘种’”这一观点，最早就是由韩溪先生于70年代针对“剧本是一剧之本”这一概念而提出来的。那之后在他的《音乐文集》里，在他散发在各报刊的文章里常有论及和重申。如今又在《唐》书中得到了彻底张扬。尤其是在有关学透传统和继承与创新的关系的论述中，始终把培育“种子”、改良和优化“种子”，使之结出丰美之“果”作为主线。他主张，艺术的生命在于个性，创新要在本剧种的基本腔调上去创新。同时他也赞成“传统是一条河流”的说法，认为传统音乐应该与时代结伴而行，创新是剧种发展的生命。他还对“戏曲音乐独特的美恰恰是导致戏曲衰落的重要原因”和“戏曲没必要创新”这两种截然相反却都是错误的观点，进行了有理有据的批评。
　　正是有了“育种人”这样的理性思辨，我们才看到被笔者称为史论式笔触的、有总结有分析有展望有期盼的热情真挚的篇章；也才能在被笔者称为专论的铺陈里，那么深入浅出，那么精准地道，以至于每个剧目、每个行当、每个唱段都有关于“种子”如何繁育的分析。就连伴唱与合唱部分以及器乐曲牌部分，也不忘强调要扎根冀东文化沃土，着力体现民族地域个性，坚持本剧种的音乐风格，为本剧种的音乐发展增光增色的美学观。可以说，我们现在收获的，是经作者辛勤耕耘而结出的唐剧音乐研究之饱满沉实的果实，而且她必将像张和同志在《跋》中所预言的那样，“在中国戏曲音乐历史长河中，成为一盏永远闪亮的灯火”。
　　最后需要明确的是，笔者所解析的史论、专论、艺论之命题，是为了陈述方便，其实这三者在韩先生笔下是有机融为一体的，绝非“述而不作”，也不是由论到论、为术而论。“史论”以事实为据，“专论”以史料为源，同时“史论”和“专论”又以艺术理念作指引，乃是《唐》书特有的语境方式和写作技巧，个性鲜明，很有新意。这恐怕也是韩溪先生命此书为“创论”的初衷吧。
　　
　　石金诚开滦有限集团公司文体中心副主任
　　
　　（责任编辑金兆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