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中国也曾经作为欧洲诸国的半殖民地而存在，但是中国与上文其他诸海岸的不同在于，中国有与欧洲势均力敌的历史，曾经完全独立地创造了一个更加辉煌的文明。在古巴比伦、古埃及和古印度的衰落的时候，中国的文明却一只在延续着，很大程度上取决与中国的兼容广蓄文化特性。在古代中国帝王和统治集团的心中，曾经毫不谦虚地把自己看成天下的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向外辐射，有五个同心圆，也就是所谓的五服。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心与地方的贸易和文化往来是以朝贡的形式存在的。在很大程度上，这也决定了中国在吸收葡萄酒文化乃至整个欧洲文化时心态与方式和新世界并不一样。“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我们这个民族有足够的胸怀，来容纳万物，并丰富自身。
　　正如，蓬莱为葡萄准备了足够的阳光、优质的土壤还有充沛的海洋湿气一样，中国也为葡萄酒这个高雅文化的生根提供了理想的文化土壤与阳光。葡萄酒传入中国不是地理大发现之后的事，早在波斯还作为葡萄酒文化中心的时候，它就已经传入了中国。中国的葡萄酒文化与欧洲的葡萄酒文化在近2000年的时间里，一直是平行发展的，直到100多年前才再次交汇在一起。而裹挟这欧洲现代技术与文明的葡萄酒文化，也终于在科学技术与强大野心的帮助下，获得了强势的地位。东西方文明的二元结构，最终演变成了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秩序，我们则只能以一种很矛盾的心情，暂时接受世人将出产优质葡萄和葡萄酒的山东蓬莱作为七条黄金海岸之一。同时以一种更加开放的姿态融入世界格局，有朝一日，重建我们的文化自信，在世界上获得我们应有的位置。
　　葡萄酒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有文字记载的、形成产业的葡萄酒就有2000多年的历史。中国最早的葡萄是汉武帝建元年间张骞出使西域从大宛带回的。《史记·大宛列传》：“宛左右以蒲桃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年不败”。“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桃。”在引进葡萄的同时，张骞还招来了酿酒艺人。这是我国葡萄酒酿造业的开始。汉武帝在离宫别馆尽栽葡萄。魏文帝曹丕也对葡萄酒情有独钟，他在《诏群臣》中写道：葡萄“甘而不饴，酸而不脆，冷而不寒，味长汁多，除烦解渴。又酿以为酒，甘于鞠蘖，善醉而易醒”。由于魏文帝身体力行的提倡葡萄酒，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葡萄酒有很大发展。唐贞观13年（640年）唐破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得马乳葡萄，并得其酒法。学会了做葡萄蒸馏酒，即白兰地。唐太宗和宰相魏征都曾亲自做过葡萄酒，而且做得相当出色。葡萄酒在唐宋时期有了发展和普及。
　　元朝是我国葡萄酒最辉煌、最繁荣的时期。元世祖忽必烈十分钟爱马奶酒和葡萄酒，把这两种酒定为祭祀宗庙的供酒。元代葡萄种植面积之大、地域之广、酿造葡萄酒数量之多，都是前所未有的。唐诗、宋词、元曲中，元朝以后的书画、散文中，多有对葡萄和葡萄酒的赞美，某种程度上彰显甚至塑造了古代中国文人的精神气质。李白斗酒诗百篇有可能喝的就是葡萄酒。
　　清朝末年张弼士创办张裕公司，是我国工业化生产葡萄酒的开始。他聘用奥地利酒师，引进欧洲的葡萄品种，引进欧洲的酿酒设备、酿酒技术。在张裕公司的大门面上，就刻有“西法酿造葡萄酒”。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葡萄酒重新焕发生机，与法国波尔多同处于北纬37度这一黄金纬度上的蓬莱产区，迅速成长为亚洲首屈一指的优质葡萄产区。这是一片完全符合兴建葡萄园“3S法则”的葡萄乐土，在蓬莱产区，最具代表性的是君顶酒庄出品的长城?海岸系列葡萄酒，采用一流的酿酒设备和严格的工艺管理，用最优质的葡萄酿造而出，完全可以媲美波尔多与加州的经典品牌，成为中国精英人士的首选，同时也成为了一种身份与品位的象征。
　　然而，无论用何种方法酿造葡萄酒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以何种方式享用葡萄酒。作为高雅文化的一个元素，葡萄酒在中国的生根和繁荣是顺理成章的，因为这里有适于高雅文化生长的文化土壤。但我们毕竟不是航海大发现中出现的新世界，这里生活在一个5000年绵延不息的文化传统之中，这里的人民没有美国和大洋洲那样的对古典欧洲文化的乡愁。和我们的祖辈一样，我们今天来品味葡萄酒是对异域文化的一种想像和接纳，与古人不同是古人的异域是波斯，而今日之异域是欧洲；而我们今天还多了一份对自我历史中那份优雅、自信和王者之风的怀念。当然，也有国人将今日欧洲作为文化故乡去摇拜，将葡萄酒由一种接纳方物的大度变成了接受恩赐的惶恐。如果历史只有200年，这当然不错，那里毕竟是现代化的策源地。但事实是，就连美洲和大洋洲都在试图脱离欧洲爸爸的家长权威，何况我们这个与欧洲文化没有血缘关系的国度呢。我们应该能够有能力将人类所有的优秀文化纳入自己的体系，也将自己的优秀文化与他人分享。而绝不是数典忘祖，认人做父。只有如此中国才有可能从边缘重回中心，而山东蓬莱也就有可能从七条黄金海岸之一变成唯一的白金海岸、钻石海岸。就葡萄酒来说，欧洲也曾是波斯的边缘，他们不是已经做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