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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市民热衷于谈论现任市长耿彦波的种种事迹:
这个市长,每天早上五六点,天才破亮,就从家里出门了,不带随从,一个人步行来到工地,检查工程质量。马路上的清洁工和路边的小摊主,经常是一天中最早见到市长的人。
他的早餐时常是路边摊买的一个烧饼,边吃边走。深夜一点,还有人看到他在工地上,煮方便面充饥。
无休止地检查工地,让他脚穿的那双皮鞋总是蒙着厚厚的尘土,一些市民说,“他那双鞋可比我的脏多了!”
工作没有完成,即使发高烧了他也不休息,用凉水洗把脸继续检查工地,开会。
双休日对他来说形同虚设。周末他经常骑着自行车独自私访,有时远至离市区十多公里的云冈石窟,那里正在打造云冈大景区。
他很少在办公室里安坐,他的办公地点通常在工地或者街道上,随时开现场会,发现问题当场解决。市长带着各部门几十号人马走在街头,已成了大同一景。大同人说,“如今见市长比见局长容易”。
他很严厉。大小干部挨他骂是常事,而且骂得狠。最厉害的时候甚至还动手——看到工程不过关,他会用矿泉水瓶往施工人员身上拍去;他能一把摸出沙子和水泥的比例是否得当,如果质量不行,他会一把抓住对方胸口,把水泥摔将过去。
他有很多绰号,有市民称许他为“耿菩萨”,也有人说他是“耿疯子”;而因为大规模拆迁和修建庙宇,他又被讽刺为“耿拆拆”、“耿一指”、“耿指倒”、“耿庙”。
争议不绝。不过对于大同人来说,有一点可以肯定:这样敢作敢为的市长在大同历史上非常罕见,“史上最牛市长”之类的风评充斥坊间。
云冈风波
初冬的云冈石窟,北风萧索。
云冈石窟位于大同城西16公里外的武周山南麓。由于景区改造,如今坐公交车只能停靠在距景区两三公里外的公路旁,还需花5块钱打个“摩的”方可抵达景区。
眼前是一座巨大的工地,一个对视觉具有极大冲击力的景观工程正在收尾,庞大、巍峨、复古的建筑群,不禁让笔者想起早年在课本上读过的关于古代宫殿的描写。
正在进行的是云冈大景区建设工程,建设项目包括:山堂水殿、一座北魏博物馆、一个雕塑群、一条商业街以及演艺中心、大型停车场和大面积的绿化带。
最宏伟的属“山堂水殿”,它是未来大景区的核心景点之一,其名来源于郦道元描写云冈石窟的句子,“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所眺”,主建筑均为木结构,设计具有浓厚的北魏风貌。
既然是“水殿”,当然得有水。是的,按照原先设计,殿堂的下面将出现一个总面积8万平方米的人工湖。
此前,施工的这块地方,云冈村、麻村、校尉屯村、竹林寺村、张寺窑村等5个村落,世代守望着云冈石窟的大佛,也靠石窟获取部分生计。2001年云冈申遗成功之后,承诺要对周边环境进行整治、拆迁,但一直没有成功,直到耿彦波来到大同,搬迁才得以落实。
另一项准备工作是339省道的改线。339省道原先从大佛前经过,穿过上述5个村落,满载煤炭的车辆经过,风起,煤灰就落入石窟,大佛的脸色因此一天天“变黑”。2008年,这条省道实现了改线,由石窟前绕道至石窟后,改线长度6.8公里。
大景区建设工程于2009年4月开工,按照耿彦波的要求,本应于9月份完工。不料却因为一篇报道引发一场轩然大波。
2009年8月18日,《科技日报》一篇文章首次披露了云冈景区在建工程,随即引来国家文物局的调查。国家文物局调查组认为,云冈大景区建设项目中,人工湖、仿古商业一条街、窟前道路和广场等项目,均在云冈石窟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未依法履行审批程序,违反了文物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属于违法建设工程。
尤其是人工湖项目,成为调查组质疑的重点。“云冈石窟的岩体极为脆弱,最怕水,尤其怕干湿交替,一吸收一蒸发,岩体就容易剥落。”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黄克忠认为,这么大面积的人工湖,而且离石窟这么近,造成整个小环境的改变,对石窟将产生不可预知的影响。
87岁高龄的著名文物专家谢辰生更直斥此项工程“简直是胡闹”。
工程很快被叫停。市长耿彦波随即赴北京做沟通解释工作,并协商整改意见。而在大同,一场群众自发的运动正在酝酿中。
万人签名
耿彦波赴京之后,好几日没有消息。传言开始流布大同城。有人说,云冈石窟可能被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组织除名;有人说在建的工程可能被全部拆除;还有人说,市长也许会被贬或调任。
一篇帖子——“支持市长,为大同正名,大型签名活动9月5日上午9点,红旗广场”在网上出现,并很快传开。有人跟帖:“为耿市长的复职,游行签名大同人民都积极参加”。
65岁的退休工程师范培德从邻居那里听说签名一事,2009年9月5日一早7点多就来到了红旗广场,发现已是人满为患,“挤都挤不进去。”
参加签名的,从白领到出租车司机、下岗职工,各色人等都有,“现场没见到一个政府的人,据我所知都是自发来的。”范培德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一位退休干部对笔者说,那天,甚至有从大同调走的退休老干部专门从附近的朔州骑自行车赶回来参加签名。
后来网民发在网上的图片显示,现场,有人拉横幅,有人买红布,有人拿笔。一条横幅写着:“百年一遇的好市长,老百姓的父母官,您辛苦了!”“为大同发展而劳苦奔走的人必将受到世人的敬仰与爱戴!有碍于大同发展的一些行径必将受到世人的唾弃与谴责!”
在红绸布上,群众的签字五花八门:“挺耿到底!”“you are the best!”“耿市长挺直腰杆!”还有一个写道:“耿爷爷,您是大同人民的好市长。”署名是“孟昕媛,10岁”。
是什么让老百姓来到红旗广场?范培德说,云冈工程的规划方案当时展览过,市民看过,很满意,“云冈环境大家都觉得不漂亮,需要美化。”工程开始后,范培德还自费去了两次云冈,“当时开工时间不长,但是我觉得建得不错。”
他说,那天下午下起了雨,签名还在继续。后来人群中有人开始议论,闹得太大了会不会起反作用?于是大家慢慢地散了。
没有人统计多少人参加了签名,这件事后来被笼统地称为“万人签名”。
有网民作《风流歌》一首力挺市长:有冷热不均的温度,就有风生;有高低不平的地表,就有水流。改革远不如想象的那样顺溜,带血的脚正受阻于荆棘和壕沟??
“沾了煤的光,倒了煤的霉”
其实万人签名那天,耿彦波已回到大同。《大同日报》一位跑城建的记者说,那一段,耿彦波一边忙于研讨整改方案,一边继续奔波于各个建设现场,但考虑到社会影响,他的活动不再让媒体报道,于是才产生各种传言。
跟随市长采访的这位记者说,那天,耿彦波正在大同县、矿区等地就医药工业园区建设现场办公。一位骑车路过的市民看见他,把自行车丢在一边,冲上去一把握住他的手说:“市长,您没事就好啊!我们一家人都支持您,刚去市里给您签了名。您一定要挺住呀!”说完,扶起自行车走了,边走还边回头,“市长,保重!”
仅仅打造云冈大景区,似不足以使耿彦波获得民众的如此力挺。事实上,自2008年初出任大同市长以来,不足两年时间,耿彦波让大同的面貌产生了一场“革命式”的变化,是这场“城建革命”点燃了大同人的激情。
从北京往西,火车穿越350公里就可来到大同,但因为没有动车,需要花6个小时。这座位于山西省东北角的城市总人口318万,从人口数量上讲是省内第二大城市。在计划经济时代,大同创造过夺目的辉煌。
大同因煤而兴,其煤炭储量718亿吨,位居全国产煤城市之首。“那个时候大同人牛啊!当时是国家定工资,大同是重化工城市,人们的收入要比上海、青岛那些轻纺工业城市高得多。”大同市政府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侯同生对笔者说。
改革开放后,大同进一步开足马力生产煤炭。大同市原常务副市长张甫在一篇文章里写道:1996年原煤产量曾达到8606万吨,几近全国总量的十分之一,“整个城市几乎就是一座超级煤矿!卖方市场把这座‘老大黑粗’的城市拍得高入云天。朱镕基时任上海市市长,亲自带领慰问团来到十里煤都,这是300万大同人至今还荣耀的事体。”
1984年国务院公布的13个全国较大的市,大同位列其中,与重庆、洛阳、无锡等比肩。
新中国成立60年,有“中华煤都”之称的大同向全国输送煤炭24亿吨,但奇怪的是,大同不仅没有因此富裕起来,反而在持续后退。
“1989年以前大同在省内经济总量都在第二位,90年代初开始滑落,90年代后期下滑速度更快。”侯同生说,如今,即使在山西境内,11个地级市排名中,大同也滑到了第六位。究其原因,是国家长期未放开煤炭价格,大同以计划经济的价格输出煤炭,却以市场经济的价格输入轻工业品,而作为国家的重要煤炭基地,向全国输送煤炭又是其不可推卸的使命。
90年代后期,煤炭价格放开,“小煤窑大量冒出来,肥了一批煤老板,但是由于政策漏洞,有一段时间小煤矿甚至不用向政府缴税,政府和老百姓并没有得到多少收益。”侯同生说。
“当然,大同自身的发展思路也是原因之一。”侯同生说,八九十年代大同的思路就是“有水快流,挖出来就卖”,尽管后来提过“二次创业”、“重塑辉煌”的口号,但是雷声大雨点小,仍然没有摆脱对煤炭的依赖,“一煤独大”的产业结构积重难返。
“如今大同的煤炭储量虽然仍很大,但是最优质的侏罗纪煤已经接近枯竭。如此同时,大同其他各方面的建设停滞不前,可以说百废待兴。”侯同生感叹说,“成也是煤,败也是煤”。
大同百姓还有另一句话——“沾了煤的光,倒了煤的霉”。大同,遭遇了“失去的20年”。
“世界上最丑陋的城市”
耿彦波面对的像是一个被时代遗弃了的城市。
据称,法国一位专家去云冈石窟时路过大同,评价大同是“世界上最丑陋的城市”。另一位西部省份的省领导则说大同像个农村,批评“当地领导人都在干什么”。
当地人形容大同城市形象时,调侃说:“污水基本靠蒸发,垃圾基本靠风刮,游商基本没人抓,市容基本无人夸。”
据知情者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山西省委决定把“最能干事”的耿彦波放到大同。
耿彦波的机遇在于,大同市委书记丰立祥此前已经提出“转型发展,绿色崛起”的思路。“正好耿市长来了,他用前所未有的力度实践了这一思路。”大同市发改委副主任聂存贵告诉笔者。
很快,耿彦波就把大同变成了一座“巨大的工地”——到处是推倒和正在新建的楼房,到处是高耸的塔式起重机和脚手架。
在与国家文物局的沟通中,耿彦波没有多做退让,他并不认为工程的设计有大问题。他争辩说,人工湖在东南面,石窟在西北,中间相隔100多米。“这里一年到头都是西北风,我说你怎么计算,有这么大的力量,能把水吹到石窟那里?”
与国家文物局的争执还涉及另一个项目---市区的华严寺改造。华严寺的大雄宝殿是我国现存辽金时期最大的佛殿,古代华严寺是一个壮观的建筑群,但如今只剩大雄宝殿,耿彦波要重建过去的整个建筑群。“他们让我把后来复建的拆除,我说拆了可以,但有两个条件,第一是你免了我,第二是我跳了楼!”
不过,最终工程方案还是做出了一定的调整。据笔者调查,云冈景区的人工湖目前已停建,而华严寺最后规模如何,尚在研究之中。
“国家文物局没有错,我们也没有大问题,我们有错误,是没有事先向他们申报。”耿彦波说,文物局专家“很不错,后来都成了朋友”。
大同一位官员私下告诉笔者:“如果先报批,批来批去,恐怕几年下来了还开不了工。就像我们旁边朔州的应县木塔,眼看越来越倾斜,但论证了十年就是没定下保护方案。”
这是耿彦波所无法忍受的。时间,是他最稀缺的东西。
我一生的价值在于事功
这位被大同市民口耳相传的市长,到底是个怎样的人?
2009年10月29日上午11点,在大同云冈国际酒店一楼的会议室,耿彦波如约出现在笔者面前。一双鞋满是灰土,跟他一起前来的几位干部也同样如此。他们刚刚从一个工地回来。
眼前的耿彦波,高瘦,肤色黝黑,面相斯文,说话轻柔内敛,以至于不能让人将他与他所做的事情联系起来。
“我在与时间赛跑。五十知天命,我今年51岁,有限的工作时间就是八九年。”他说,“我感觉,我一生的价值在于事功,来到大同既是大同的机会,也是我个人的机会,我觉得人生有幸。所以我着急。当然我不能把自己消灭,只要我身体行,只要身体的底线允许,我就向极限冲刺,挑战极限。”
身边的工作人员为他算过,他每天睡眠不超过5个小时。
打造一个新大同的宏大构想让他无心睡眠,在这个构想中,云冈景区改造和华严寺复建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一面崭新的古城墙正在矗立起来。这面城墙位于古城城东,高14米,下宽18米,上宽14米,望楼12座、控军台两座、角楼两座,箭楼、月城、瓮城各一座,一字排开,绵延1800米,蔚为壮观。
大同战略地位显要,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首都之门户,三晋之屏藩,中原之保障。女真灭辽,蒙古灭金,均先下大同。历史上有29位皇帝来大同征讨巡边,刘邦困于匈奴的白登之战,明英宗被俘的土木之变均发生于附近。
明代,大同为九边重镇之首,设13卫所,823堡塞,307座墩台,兵力13万,战马5万匹,号称“大同士马甲天下”。大将徐达率军民在历代土城的基础上进行“增筑”,土城墙变为砖墙,并形成了格局完善、固若金汤的大同城。
清代,多尔衮攻大同,围攻九个月未遂,最后因城内粮尽矢绝,清军才得以进城。恼羞成怒之下,多尔衮下令“斩城”---将大同城墙削低五尺。
解放后,大同包括城墙在内的古建历经破坏,砖墙和城楼都已经不在。不过,砖墙里边的土墙还大体保留着。今天,漫游于大同城的南边、西边和北边,这些土墙仍然清晰可见,墙上到处是战争年代留下的弹孔,不少地段被现代建筑包围,甚至有的房子就建在土墙之上。
这些土墙很特殊。古城修复指挥部总指挥王春生说:“北魏的在最里边,然后是唐辽金,最后是明清,层层叠加起来,极富历史感。”
耿彦波初到大同,登上土墙,没想到竟还有那么多的遗存---70%左右保留着。他决心把它恢复起来。
王春生说,城墙的修建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为了做到“原工艺、原形制、原材料、原风貌”,他们找到了1907年一位法国探险家的老照片作为蓝本,并请了过去烧砖窑的老艺人,手工烧制城砖。
耿彦波设想,用三四年时间,把四面城墙全部恢复起来,每面1800米,总计7.2公里长。城墙外宽10米的护城河也将重现。
尘土飞扬,几十部比城楼还高的塔式起重机沿着城墙一字排开,崭新的城楼露出其古朴的面容,静静地矗立在暮霭中。
这个市长,每天早上五六点,天才破亮,就从家里出门了,不带随从,一个人步行来到工地,检查工程质量。马路上的清洁工和路边的小摊主,经常是一天中最早见到市长的人。
他的早餐时常是路边摊买的一个烧饼,边吃边走。深夜一点,还有人看到他在工地上,煮方便面充饥。
无休止地检查工地,让他脚穿的那双皮鞋总是蒙着厚厚的尘土,一些市民说,“他那双鞋可比我的脏多了!”
工作没有完成,即使发高烧了他也不休息,用凉水洗把脸继续检查工地,开会。
双休日对他来说形同虚设。周末他经常骑着自行车独自私访,有时远至离市区十多公里的云冈石窟,那里正在打造云冈大景区。
他很少在办公室里安坐,他的办公地点通常在工地或者街道上,随时开现场会,发现问题当场解决。市长带着各部门几十号人马走在街头,已成了大同一景。大同人说,“如今见市长比见局长容易”。
他很严厉。大小干部挨他骂是常事,而且骂得狠。最厉害的时候甚至还动手——看到工程不过关,他会用矿泉水瓶往施工人员身上拍去;他能一把摸出沙子和水泥的比例是否得当,如果质量不行,他会一把抓住对方胸口,把水泥摔将过去。
他有很多绰号,有市民称许他为“耿菩萨”,也有人说他是“耿疯子”;而因为大规模拆迁和修建庙宇,他又被讽刺为“耿拆拆”、“耿一指”、“耿指倒”、“耿庙”。
争议不绝。不过对于大同人来说,有一点可以肯定:这样敢作敢为的市长在大同历史上非常罕见,“史上最牛市长”之类的风评充斥坊间。
云冈风波
初冬的云冈石窟,北风萧索。
云冈石窟位于大同城西16公里外的武周山南麓。由于景区改造,如今坐公交车只能停靠在距景区两三公里外的公路旁,还需花5块钱打个“摩的”方可抵达景区。
眼前是一座巨大的工地,一个对视觉具有极大冲击力的景观工程正在收尾,庞大、巍峨、复古的建筑群,不禁让笔者想起早年在课本上读过的关于古代宫殿的描写。
正在进行的是云冈大景区建设工程,建设项目包括:山堂水殿、一座北魏博物馆、一个雕塑群、一条商业街以及演艺中心、大型停车场和大面积的绿化带。
最宏伟的属“山堂水殿”,它是未来大景区的核心景点之一,其名来源于郦道元描写云冈石窟的句子,“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所眺”,主建筑均为木结构,设计具有浓厚的北魏风貌。
既然是“水殿”,当然得有水。是的,按照原先设计,殿堂的下面将出现一个总面积8万平方米的人工湖。
此前,施工的这块地方,云冈村、麻村、校尉屯村、竹林寺村、张寺窑村等5个村落,世代守望着云冈石窟的大佛,也靠石窟获取部分生计。2001年云冈申遗成功之后,承诺要对周边环境进行整治、拆迁,但一直没有成功,直到耿彦波来到大同,搬迁才得以落实。
另一项准备工作是339省道的改线。339省道原先从大佛前经过,穿过上述5个村落,满载煤炭的车辆经过,风起,煤灰就落入石窟,大佛的脸色因此一天天“变黑”。2008年,这条省道实现了改线,由石窟前绕道至石窟后,改线长度6.8公里。
大景区建设工程于2009年4月开工,按照耿彦波的要求,本应于9月份完工。不料却因为一篇报道引发一场轩然大波。
2009年8月18日,《科技日报》一篇文章首次披露了云冈景区在建工程,随即引来国家文物局的调查。国家文物局调查组认为,云冈大景区建设项目中,人工湖、仿古商业一条街、窟前道路和广场等项目,均在云冈石窟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未依法履行审批程序,违反了文物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属于违法建设工程。
尤其是人工湖项目,成为调查组质疑的重点。“云冈石窟的岩体极为脆弱,最怕水,尤其怕干湿交替,一吸收一蒸发,岩体就容易剥落。”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黄克忠认为,这么大面积的人工湖,而且离石窟这么近,造成整个小环境的改变,对石窟将产生不可预知的影响。
87岁高龄的著名文物专家谢辰生更直斥此项工程“简直是胡闹”。
工程很快被叫停。市长耿彦波随即赴北京做沟通解释工作,并协商整改意见。而在大同,一场群众自发的运动正在酝酿中。
万人签名
耿彦波赴京之后,好几日没有消息。传言开始流布大同城。有人说,云冈石窟可能被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组织除名;有人说在建的工程可能被全部拆除;还有人说,市长也许会被贬或调任。
一篇帖子——“支持市长,为大同正名,大型签名活动9月5日上午9点,红旗广场”在网上出现,并很快传开。有人跟帖:“为耿市长的复职,游行签名大同人民都积极参加”。
65岁的退休工程师范培德从邻居那里听说签名一事,2009年9月5日一早7点多就来到了红旗广场,发现已是人满为患,“挤都挤不进去。”
参加签名的,从白领到出租车司机、下岗职工,各色人等都有,“现场没见到一个政府的人,据我所知都是自发来的。”范培德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一位退休干部对笔者说,那天,甚至有从大同调走的退休老干部专门从附近的朔州骑自行车赶回来参加签名。
后来网民发在网上的图片显示,现场,有人拉横幅,有人买红布,有人拿笔。一条横幅写着:“百年一遇的好市长,老百姓的父母官,您辛苦了!”“为大同发展而劳苦奔走的人必将受到世人的敬仰与爱戴!有碍于大同发展的一些行径必将受到世人的唾弃与谴责!”
在红绸布上,群众的签字五花八门:“挺耿到底!”“you are the best!”“耿市长挺直腰杆!”还有一个写道:“耿爷爷,您是大同人民的好市长。”署名是“孟昕媛,10岁”。
是什么让老百姓来到红旗广场?范培德说,云冈工程的规划方案当时展览过,市民看过,很满意,“云冈环境大家都觉得不漂亮,需要美化。”工程开始后,范培德还自费去了两次云冈,“当时开工时间不长,但是我觉得建得不错。”
他说,那天下午下起了雨,签名还在继续。后来人群中有人开始议论,闹得太大了会不会起反作用?于是大家慢慢地散了。
没有人统计多少人参加了签名,这件事后来被笼统地称为“万人签名”。
有网民作《风流歌》一首力挺市长:有冷热不均的温度,就有风生;有高低不平的地表,就有水流。改革远不如想象的那样顺溜,带血的脚正受阻于荆棘和壕沟??
“沾了煤的光,倒了煤的霉”
其实万人签名那天,耿彦波已回到大同。《大同日报》一位跑城建的记者说,那一段,耿彦波一边忙于研讨整改方案,一边继续奔波于各个建设现场,但考虑到社会影响,他的活动不再让媒体报道,于是才产生各种传言。
跟随市长采访的这位记者说,那天,耿彦波正在大同县、矿区等地就医药工业园区建设现场办公。一位骑车路过的市民看见他,把自行车丢在一边,冲上去一把握住他的手说:“市长,您没事就好啊!我们一家人都支持您,刚去市里给您签了名。您一定要挺住呀!”说完,扶起自行车走了,边走还边回头,“市长,保重!”
仅仅打造云冈大景区,似不足以使耿彦波获得民众的如此力挺。事实上,自2008年初出任大同市长以来,不足两年时间,耿彦波让大同的面貌产生了一场“革命式”的变化,是这场“城建革命”点燃了大同人的激情。
从北京往西,火车穿越350公里就可来到大同,但因为没有动车,需要花6个小时。这座位于山西省东北角的城市总人口318万,从人口数量上讲是省内第二大城市。在计划经济时代,大同创造过夺目的辉煌。
大同因煤而兴,其煤炭储量718亿吨,位居全国产煤城市之首。“那个时候大同人牛啊!当时是国家定工资,大同是重化工城市,人们的收入要比上海、青岛那些轻纺工业城市高得多。”大同市政府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侯同生对笔者说。
改革开放后,大同进一步开足马力生产煤炭。大同市原常务副市长张甫在一篇文章里写道:1996年原煤产量曾达到8606万吨,几近全国总量的十分之一,“整个城市几乎就是一座超级煤矿!卖方市场把这座‘老大黑粗’的城市拍得高入云天。朱镕基时任上海市市长,亲自带领慰问团来到十里煤都,这是300万大同人至今还荣耀的事体。”
1984年国务院公布的13个全国较大的市,大同位列其中,与重庆、洛阳、无锡等比肩。
新中国成立60年,有“中华煤都”之称的大同向全国输送煤炭24亿吨,但奇怪的是,大同不仅没有因此富裕起来,反而在持续后退。
“1989年以前大同在省内经济总量都在第二位,90年代初开始滑落,90年代后期下滑速度更快。”侯同生说,如今,即使在山西境内,11个地级市排名中,大同也滑到了第六位。究其原因,是国家长期未放开煤炭价格,大同以计划经济的价格输出煤炭,却以市场经济的价格输入轻工业品,而作为国家的重要煤炭基地,向全国输送煤炭又是其不可推卸的使命。
90年代后期,煤炭价格放开,“小煤窑大量冒出来,肥了一批煤老板,但是由于政策漏洞,有一段时间小煤矿甚至不用向政府缴税,政府和老百姓并没有得到多少收益。”侯同生说。
“当然,大同自身的发展思路也是原因之一。”侯同生说,八九十年代大同的思路就是“有水快流,挖出来就卖”,尽管后来提过“二次创业”、“重塑辉煌”的口号,但是雷声大雨点小,仍然没有摆脱对煤炭的依赖,“一煤独大”的产业结构积重难返。
“如今大同的煤炭储量虽然仍很大,但是最优质的侏罗纪煤已经接近枯竭。如此同时,大同其他各方面的建设停滞不前,可以说百废待兴。”侯同生感叹说,“成也是煤,败也是煤”。
大同百姓还有另一句话——“沾了煤的光,倒了煤的霉”。大同,遭遇了“失去的20年”。
“世界上最丑陋的城市”
耿彦波面对的像是一个被时代遗弃了的城市。
据称,法国一位专家去云冈石窟时路过大同,评价大同是“世界上最丑陋的城市”。另一位西部省份的省领导则说大同像个农村,批评“当地领导人都在干什么”。
当地人形容大同城市形象时,调侃说:“污水基本靠蒸发,垃圾基本靠风刮,游商基本没人抓,市容基本无人夸。”
据知情者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山西省委决定把“最能干事”的耿彦波放到大同。
耿彦波的机遇在于,大同市委书记丰立祥此前已经提出“转型发展,绿色崛起”的思路。“正好耿市长来了,他用前所未有的力度实践了这一思路。”大同市发改委副主任聂存贵告诉笔者。
很快,耿彦波就把大同变成了一座“巨大的工地”——到处是推倒和正在新建的楼房,到处是高耸的塔式起重机和脚手架。
在与国家文物局的沟通中,耿彦波没有多做退让,他并不认为工程的设计有大问题。他争辩说,人工湖在东南面,石窟在西北,中间相隔100多米。“这里一年到头都是西北风,我说你怎么计算,有这么大的力量,能把水吹到石窟那里?”
与国家文物局的争执还涉及另一个项目---市区的华严寺改造。华严寺的大雄宝殿是我国现存辽金时期最大的佛殿,古代华严寺是一个壮观的建筑群,但如今只剩大雄宝殿,耿彦波要重建过去的整个建筑群。“他们让我把后来复建的拆除,我说拆了可以,但有两个条件,第一是你免了我,第二是我跳了楼!”
不过,最终工程方案还是做出了一定的调整。据笔者调查,云冈景区的人工湖目前已停建,而华严寺最后规模如何,尚在研究之中。
“国家文物局没有错,我们也没有大问题,我们有错误,是没有事先向他们申报。”耿彦波说,文物局专家“很不错,后来都成了朋友”。
大同一位官员私下告诉笔者:“如果先报批,批来批去,恐怕几年下来了还开不了工。就像我们旁边朔州的应县木塔,眼看越来越倾斜,但论证了十年就是没定下保护方案。”
这是耿彦波所无法忍受的。时间,是他最稀缺的东西。
我一生的价值在于事功
这位被大同市民口耳相传的市长,到底是个怎样的人?
2009年10月29日上午11点,在大同云冈国际酒店一楼的会议室,耿彦波如约出现在笔者面前。一双鞋满是灰土,跟他一起前来的几位干部也同样如此。他们刚刚从一个工地回来。
眼前的耿彦波,高瘦,肤色黝黑,面相斯文,说话轻柔内敛,以至于不能让人将他与他所做的事情联系起来。
“我在与时间赛跑。五十知天命,我今年51岁,有限的工作时间就是八九年。”他说,“我感觉,我一生的价值在于事功,来到大同既是大同的机会,也是我个人的机会,我觉得人生有幸。所以我着急。当然我不能把自己消灭,只要我身体行,只要身体的底线允许,我就向极限冲刺,挑战极限。”
身边的工作人员为他算过,他每天睡眠不超过5个小时。
打造一个新大同的宏大构想让他无心睡眠,在这个构想中,云冈景区改造和华严寺复建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一面崭新的古城墙正在矗立起来。这面城墙位于古城城东,高14米,下宽18米,上宽14米,望楼12座、控军台两座、角楼两座,箭楼、月城、瓮城各一座,一字排开,绵延1800米,蔚为壮观。
大同战略地位显要,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首都之门户,三晋之屏藩,中原之保障。女真灭辽,蒙古灭金,均先下大同。历史上有29位皇帝来大同征讨巡边,刘邦困于匈奴的白登之战,明英宗被俘的土木之变均发生于附近。
明代,大同为九边重镇之首,设13卫所,823堡塞,307座墩台,兵力13万,战马5万匹,号称“大同士马甲天下”。大将徐达率军民在历代土城的基础上进行“增筑”,土城墙变为砖墙,并形成了格局完善、固若金汤的大同城。
清代,多尔衮攻大同,围攻九个月未遂,最后因城内粮尽矢绝,清军才得以进城。恼羞成怒之下,多尔衮下令“斩城”---将大同城墙削低五尺。
解放后,大同包括城墙在内的古建历经破坏,砖墙和城楼都已经不在。不过,砖墙里边的土墙还大体保留着。今天,漫游于大同城的南边、西边和北边,这些土墙仍然清晰可见,墙上到处是战争年代留下的弹孔,不少地段被现代建筑包围,甚至有的房子就建在土墙之上。
这些土墙很特殊。古城修复指挥部总指挥王春生说:“北魏的在最里边,然后是唐辽金,最后是明清,层层叠加起来,极富历史感。”
耿彦波初到大同,登上土墙,没想到竟还有那么多的遗存---70%左右保留着。他决心把它恢复起来。
王春生说,城墙的修建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为了做到“原工艺、原形制、原材料、原风貌”,他们找到了1907年一位法国探险家的老照片作为蓝本,并请了过去烧砖窑的老艺人,手工烧制城砖。
耿彦波设想,用三四年时间,把四面城墙全部恢复起来,每面1800米,总计7.2公里长。城墙外宽10米的护城河也将重现。
尘土飞扬,几十部比城楼还高的塔式起重机沿着城墙一字排开,崭新的城楼露出其古朴的面容,静静地矗立在暮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