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晚报记者黄豫光跟随驴友骑行到黄泥湾，在一个农家小院前停了下来。他注意到，小院外面树了一根高高的旗杆，顶端飘扬着一面五星红旗。
　　小院的主人是位头发花白的老大爷。
　　老黄对老大爷说，这里既然挂着国旗，就应该是单位吧，但我看这里不像单位，所以我停下来问问情况。
　　老大爷说，你说的不错，这里并不是什么单位，是我的家。
　　那么，老黄斟酌了一下，迟疑地问，您家门口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老大爷反问，难道不允许吗？
　　不是不允许，我是觉得好奇。这里面肯定有什么原因吧？
　　说来话长，三言两语也跟你说不清楚。你不是还要赶路吗？你的同伴都走得不见踪影儿了。
　　老黄掏出手机，拨通了同伴电话之后说，你们别等我了，我想在这里做个采访，完了自己回去。收了手机，老黄对老大爷说，我不赶路了，想陪您聊聊天。
　　老大爷说，那就进屋坐吧。我泡壶茶，咱俩慢慢聊。
　　老黄跟在老大爷身后进了屋，在桌子前坐下。老大爷拿出茶壶，沏上茶，倒在两个茶杯里，递一杯给老黄，自己也在桌子旁边坐下来。茶水飘散出淡淡的清香和水汽，弥漫在两个人中间。老黄啜了一口茶，感觉茶水虽有些苦涩，但口鼻生香。这种茶应该是农村人自己采摘自己炒制的粗茶，没有农药和化肥的污染，绝对是绿色食品。老大爷慢悠悠地呷了一口茶，打开了话匣子。
　　原来，这位老大爷名叫王宝柱，有一手好厨艺。年轻的时候，响应县政府号召，跟随劳务输出建筑队，陆续到亚非一些国家务工，给建筑队做饭。后来年龄大了，才安心在家养老。儿子和儿媳在竹园镇开饭馆，老伴儿去照看孙子，家里只剩下他一个人了。他不是不想去给儿子打下手，而是他每天早晨要在家门口升国旗，所以就坚持留在了农村。最后那次回国的时候，他在北京下了飞机，专程去天安门广场看了一次升国旗仪式，看得他热泪盈眶。他当即在北京买了一面国旗带回黄泥湾。回来的当天，他就去自留山上砍了一棵高大溜直的杉树，剁去树枝，刮掉树皮，用砂纸将树干打磨得圆润光滑，固定在院子外面。这就是他的旗杆。在杉树的顶端，用尼龙绳挽个活结，在下面一拉绳子，国旗就能顺顺当当升上去。自从那天早上六点钟他一个人升了国旗，这十多年来，不管是春夏秋冬，还是雨雪风霜，他从未间断过。为了升国旗，他哪儿也不去了，每天只有升了国旗，他才觉得踏实，整个人浑身就有劲儿了。他也记不清更换了多少根尼龙绳，更换了多少面国旗，只记得，每天早晨六点钟，他要风雨无阻、雷打不动地升国旗。
　　王大爷最后说，一个人只有到了外国，才会强烈感觉到自己是中国人。有时候特别想家，有时候受了外国人欺侮，我就到中国驻外大使馆去看国旗。虽然我从没进过大使馆，更没向大使馆求助过，但大使馆门口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给了我无穷的力量。在国外那么多年，国旗在我心里比什么都亲切。这也是你问我为什么要在家门口升国旗的原因。
　　不知不觉间，两个人聊到了太阳西沉。满天的晚霞笼罩着整个村庄。王大爷站起来说，我得去收国旗了。老黄看着他解下旗杆上的绳子，轻轻拉动着，国旗徐徐降了下来。王大爷将国旗叠好，抱在怀里，进了屋。
　　老黄说，大爷，我能不能在您家借宿一晚？明天早上，我想看您升国旗。
　　王大爷说，只要你不嫌我们农村条件不好，没问题。
　　第二天一大早，老黄还沉浸在梦乡里，就被王大爷唤醒了。王大爷说，你不是要看我升国旗吗？
　　老黃揉了揉惺忪的睡眼，起来了。东部山顶上霞光万道，太阳即将喷薄而出。随着一阵激越的国歌声起，王大爷手脚麻利地在绳子的一端挂上国旗，轻轻一抖，国旗迎风展开，他慢慢拉动绳子的另一端，国旗冉冉升起来。当国旗在旗杆顶端高高飘扬时，鲜红的太阳出现在了东部山顶上，国歌声戛然而止。
　　王大爷说，升旗仪式需要连续播放三遍国歌，总共2分零7秒。我现在升旗，可以做到分秒不差。
　　一直不停按着相机快门的老黄此时忘记了拍照，注视着在晨曦中迎风招展的国旗，注视着一脸庄严的王大爷行着注目礼。他暗自给自己的这组新闻图片取好了名字，叫《深山里，一位老汉的升旗仪式》。
　　选自《大观·东京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