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0多年前，日本实行的是非常严格的闭关锁国政策，1635年，仅把长崎作为对外贸易的唯一口岸，而且规定只有三个国家的船只可以进入，其中之一就是中国。
　　很多清朝商人在长崎登岸跟日本人做生意，但是日本对清朝商人有硬性规定：原则上每年来日本的清朝船只不能超过70艘。据日本人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统计，从1648年至1688年，40年共接纳清朝商船1736艘。
　　清朝商人到了日本，住在哪里？早期的清朝商人到日本后可以随意选择租住民间的房屋，但是，1666年，长崎官方要求清朝进港商人改行“宿町制”，即必须按照规定住在由街道安排的住宿处，这样，日本政府既可以得到一大笔可控款项，又加强了对中国商人的监视、控制，可谓一箭双雕。但是，“宿町制”经常引起清朝商人与日本街道接待方的争执，甚至导致其他伤风败俗的事情屡屡发生。于是，从1689年起，到日本长崎的清朝商人都住进了由当地政府建造的唐人街。日本政府明文规定，凡是进入长崎港的中国人都要住进被围墙围住的唐人街里。此后，其他的日本港口也纷纷效仿。
　　同治九年（1770），日本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到中国递交通商签约的请求时，希望清朝也与日本签订通商条约。因为日本与欧美“泰西十四国订盟”，都签订了通商条约，而中国商人在日本做生意的很多，由于中国没有与日本签订通商条约，所以清朝商人就常遭到欧美各国商人的排挤。同治十年（1771）清朝与日本签订了《中日修好条约》。有史料认为，这是中国近代所签订的所有条约中唯一的一个平等条约。
　　《中日修好条约》签订之后，清朝商人在日本得到了合法地位、权利，可以走出唐人街从事商业交往，并且通商口岸也扩展到横滨、长崎、大阪、新潟等8个港口城市，当时在横滨的中国商人尤其多，1893年，达四千多人。时人黄庆澄的《东游日记》，记述了当时日本的华商分为三帮：一是闽帮，一是粤帮，一是三江帮。其中，以“闽粤人早至，生理较盛；三江帮后来，人数寥寥”。尽管如此，日本政府依然严禁所有的中国商人进入日本国内地。
　　清朝商人在日本主要从事哪些行业？1877年清朝人写的《使东述略》中，记述了清朝商人在日本从事的都是卖糖、卖棉花、卖水产等等小本经营。晚清时期，则以“三把刀”名气最大，即：剃刀（理发）、刮浆刀（裁缝）和菜刀（饭馆）。此外，“华人经营的商业，七十二行俱备”，有杂货、粮食、藤织等等，但是，清朝商人在日本受到日本政府的不少制约，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后，限制更加明显，压榨更加深重。
　　清朝商人到日本做生意有个很耐人寻味的细节——向日方提供资料，撰写“风说书”。
　　两百多年的锁国，使得日本相当闭塞，在开国前后，急切地想了解外面的世界，根据传统，他们最先关注当时亚洲的“老大”——清国。日本政府于是热衷于从来日本做生意的清朝商人口中“掏”资料，这些资料中最重要的是“风说书”。
　　所谓“风说书”是指日本德川幕府时期规定，在长崎入港的中国商人必须向管理外贸事务的长崎奉行（长崎地方最高官员）报告海外消息，这类报告统称为“风说书”，即“传闻”的意思。中国商人的报告叫“唐风说书”，也叫“清商口单”。如果清朝商人不配合提供“清商口单”的话，他们进日本港口的贸易就会受到百般责难，甚至被遣返。在这种情形之下，清朝商人只能乖乖就范。譬如，1840年7月，清朝商人周蔼亭来到日本长崎，即以“风说书”的形式，向日本政府描述了中英之间从禁烟交涉到武装冲突的经过；1841年6月，沈耘谷、王云帆等清朝商人向日本政府汇报了鸦片战争第二年的新动向，并写了书面文件《英夷入寇去定就广风闻》；1852年，清朝商人杨少棠汇报了太平军初期情况，1854年冬继续向日本政府书面汇报了太平军起义四年的情况，等等。这些“唐风说书”对于日本认识天下大势，了解中国的鸦片战争以及太平天国起义的实际情况，总结教训，制定自己的治国纲要，乃至于调整以后的对华政策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日本不仅要“大资料”，小细节也要。长崎的地方长官还派专人向清朝商人做调查笔录，内容关乎清朝老百姓全方位的日常生活，甚至包括洗脸、走路、干活的一切细节，然后还找画工去跟这些清朝商人“聊天”，让他们描述清朝当时的生活环境、生活中的各种器具，然后一一画下来，回去整理、研究。
　　为什么要搜集这些东西？日本因为自己封闭了两百多年，对突然开放时那种茫然无措而产生的焦虑，或者说是求知渴望，同晚清对于欧美包括宪政在内的种种知识信息需求的迫切，几乎是一个道理。日本很希望了解当时的亚洲主导国家清国到底是怎么回事。同时，从日本对于收集中国情报的细致入微、不遗余力来看，日本不只是要了解中国，其野心更是不用赘言，中国近代史就是很好的见证。看来，日本人是能把商场当成战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