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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抗美援朝；大足县龙水地区；土地改革；从众心理；逐利心态；保家卫国
摘要：抗美援朝战争之所以能取得胜利，与广大农民的积极支持是分不开的。以重庆大足县龙水地区为例，该地区在建国初社会秩序逐步安定下来，而土地改革又让农民得到了渴望已久的赖以生存的土地。出于对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的感激拥护、对美国的敌视心理以及自身固有的从众心理、逐利心态，加之共产党一系列以“保家卫国”为主题的适时有效的舆论宣传，最终使广大农民乐于参军支前，从而直接推动了战争向有利于我方的方向发展。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474(2008)02—0125—06
抗美援朝战争是建国后新中国与世界第一强国——美国的一次较量，中国最终取得了胜利。众所周知，要取得任何一场战争的胜利，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就是民众的大力支持。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一篇文章分析抗美援朝时期中国民众(特别是农民)的社会心理状况。钟霞的《苏南农村的抗美援朝运动》描述了苏南农村的农民在抗美援朝中大体的反应和行动，是仅有的一篇涉及抗美援朝时期中国农村情况的文章。此外，张励的《抗美援朝运动中上海的群众动员》和史言的《抗美援朝运动中的北京职工》则描述了抗美援朝中城市工人和市民的行动，但都没有对行动背后的原因(特别是民众的意识)进行分析。因此本文以重庆市大足县为个案(主要是龙水镇及辖下的乡村，也涉及到整个大足县，少数地方也涉及到其他地区的情况)，试从以下几方面分析该地区农民在抗美援朝战争前后的社会心理，以进一步揭示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原因。
一、感恩图报的心理
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认为：要想领导群体，领导者必须去寻找能让群体动心的事情、能够诱惑他们的东西，由此让他们对领导者感恩戴德，从而接受其领导。共产党在建国之初就做到了这一点，因而使农民对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产生了感恩心理。当时大足各地广泛传唱的“太阳出来照石梯，中国出了毛主席。他为人民争饿气(硬气)，土地改革好安逸”和《新十想》、《幸福生活说不完》等民歌都充分表现了农民对共产党的感恩心理。而这是农民全力支持抗美援朝的心理基础之一。在农民看来，共产党给他们带来的最大恩德(好处)莫过于两条：一是使社会秩序得到了安定，二是通过土地改革让农民获得了土地。
在建国之前，整个大足地区的社会环境都是不安定的。其不安定的最大因素源于土匪。自民国以来，大足的匪患在重庆地区是数一数二的。民国时期，国民党曾多次派兵进剿，但都未能彻底铲除。建国初期，当地土匪与国民党溃兵同流合污，社会环境显得更不安宁。就龙水地区而言，当时“每逢赶场天，常在人群中传出一阵怪叫声：‘来了啊!来了啊’(意指土匪来了)。老百姓一阵又一阵的乱跑乱奔，街上人心惶惶，关门闭户。除了个别小食店外，全镇停止了营业”。因此，农民热烈企盼能有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而在解放后短短半年时间里，共产党歼灭的大足土匪共计近2万人，并枪决了一批匪首恶霸(如大足县枪决了段西铭、黄庆云、张妙山、杨绍、张荣海等人，龙水也枪决了胡代仁、李国卿、杨俊德等人)，大足境内的土匪被完全肃清，当地的社会秩序得到了安定。农民自然扬眉吐气，欢欣鼓舞，并对共产党感恩戴德，进而产生了知恩图报的心理。
当然，最让农民感激的还是共产党实行了土地改革。在传统社会里，不仅是农民，从事其他职业的人也同样非常看重土地的价值。以龙水为例，建国之初土改时，下乡分田的城镇人员(龙水镇上的居民)仅第1段就达149人。这其中还有收入较多的从业者(医生、做五金业者或开食店者等)也要求下乡分。可见土地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所以要想得到大众的拥护，土地改革势在必行。
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到来，共产党更加快了土地改革的步伐，目的自然是争得农民更多的支持。1951年初，龙水土地改革已经进入收尾阶段。全区39044名农民(占总人口的71.5％)分到了222365.85石的土地，平均每人6.4石。另外还有占总户数79.5％、人口86.6％的人(共计41056人)分到了胜利果实如财物、粮食、耕牛、农具、家具等等。农民感激之余，纷纷表示要积极生产，多打粮食，全力支援抗美援朝战争。龙水地区的一位刘老太太说：“都六十几了，棉衣都没穿过，今天毛主席领导我们穿了棉袄，我叫我儿子多杀几个美国鬼子报答毛主席”；另一位农民说要“让子子孙孙记得毛主席给我们的纪念”。还有的农民说：“这下沾了毛主席的光，分了田地，我死都记得他老人家”。这些言语充分表现了农民对共产党的感恩心理。
此外，在得到土地后，农民每年需交的公粮数额比以前租种地主土地时需交的地租少(建国前国家赋税是由地主缴纳，农民只需交租)，这更强化了农民的感恩心理。这使农民更相信跟共产党走没有错，把共产党和毛泽东视为自己的救星和保护神，进而形成了“毛主席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的意识。这样，农民全力支持抗美援朝就不足为奇了。
二、从众和观望比较心理
从众心理是农民在抗美援朝时期体现的第二个心态，“别人做啥我做啥”一语生动地描绘了这一心理。农民在生活中最相信的是个人的经验。没应验的事不信，没有先例的事不做，事事注意与大多数人的行为态度相同。这是因为农民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允许农民大胆创新和冒险。因此，“随大流”、“不为人先，不为人后”是农民处世的重要原则，也是农民教育下一代提得最多的一条处事原则，相反，“敢为天下先”则不为农民接受。而且当时农民在分得土地之后，都想过上“两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的日子，并不十分情愿参军。所以，在抗美援朝初期，全国各地有不少的农民对参军和支前都持观望态度，大足地区的农民也不例外。
针对这种情况，共产党采取了先易后难的办法，先动员青年学生和积极分子参军，在此基础上，再利用农民的从众心理对农民进行宣传，带动农民大众参军。因为一般说来受过新式教育的学生最容易说服，其次是解放后共产党培养出的积极分子，而受固有观念影响的农民最不易被打动。以龙水为例。“董光明弟弟头次不愿去，这次见到江开文报了名，才知道参加志愿军是保卫祖国，快去报名吧，恐怕不好了”，“郑光福的老婆刘义禄，马云超老婆等，始终不要男人报名参军。后经过优抚工作，同时贯彻了参加志愿军光荣可爱的爱国主义教育，得到非常满意(原文如此)。如郑光福后来报了名，临走时刘义禄还送到邮亭”。这里的江开文就是共产党培养的积极分子，董光明的弟弟和刘义禄属于典型的农民大众。显然，董光明的弟弟报名参军和刘义禄最终送夫参军既受到了从众心理的影响，也与共产党采取的宣传动员策略有关(舆论宣传对民众心理的影响后面有论述)，而效法精英分子的行为正是农民从众心理的表现之一。看着 别人都积极参军，自己不参军就不合适了，因此，最初观望犹豫的人还是决定报名参军。
另外，新政权建立之初，农民一般不会立刻支持，往往会持观望比较的心态。如果得出的是新政权优于旧政权的结论，农民就会认为新政权将给他们带来极大的好处(至少比旧政权多得多)，从而拼命拥护这个政权；反之，就会冷漠以对。建国之初，农民们都感到国民党政权实在不值得支持。相反，对共产党的表现抱有好感，因为共产党除了给他们带来了安定的社会环境外，还给予了他们最想要的东西——土地。共产党干部平易近人的作风也让农民感到亲切，符合了农民心目中“青天大老爷”必须具备的要素——没有官架子。据当地老人回忆，当时的干部“非常朴实，态度和蔼，平易近人，一点也没有什么官架子，与国民党的‘官’有天壤之别，单是这一点就迎得了人民的欢迎”。而且农民对基层政权有发言权了，当兵的待遇也较国民党时期为优(后面有论述)。所有这些，都让农民感到共产党比国民党好，从而愿意跟共产党走，这可以说是建国之初农民对共产党的基本心态。
三、逐利的心态
逐利心态是农民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体现出的心态之一。具体地说，即农民在抗美援朝中意欲通过积极参军支前，获得好处(可能是很大的好处)。这一心态在参军这一问题上表现得最明显。
首先，当时军人家属在土地的分配中可以得到照顾。复员回乡的军人，均可得到照顾安置。除了给以土地房屋(也有介绍职业的)外，还会发放优待粮。如果是地主出身，则至少可以让财产少受些损失，政治上可以不挨斗。在龙水地区龙西乡，复员军人所种土地有多达45挑的。
其次，军属家庭不必考虑因家里强劳力参军而无法耕田的问题，政府会让人代耕其土地。例如在龙水玉龙乡，军属被代耕的土地按出工数计算，就达288个全工，581个半工。事实上，当时农民家庭多半有多个儿子，一个儿子参军对家庭的影响不算太大。这使农民在送子参军上更没有顾忌。
再次，军属还有一些特殊的优待。龙水地区有人就这么说：“现在毛主席的办法想得真周到。我儿子去当兵，村上的人这个送我米，那个送我盐”，如果是没有房屋居住或是生病了，政府还会设法解决。参加志愿军的家庭还可以得到县政府专门发放的优抚粮。如果子弟在部队里立功，其家庭能得到专门的荣誉和照顾。子弟如果在部队受伤或阵亡，家属还能得到相应的抚恤和优待，不必为生活发愁。龙水还曾给军属送光荣匾，并多次组织慰问活动。这对有着很强的等级观念的农民来说，无疑是一件极有光彩的事。因为在农民看来，在生活水平大致相当的情况下，能够体现社会等级的就是政治地位。很显然，建国之初军人在社会上地位较高，农民踊跃参军，其实看重的也是这一点。此外，在农民眼里，当时从军是从军者及其家庭向上发展的一条捷径，因为参军者在部队中如果表现较好，就有入党、提干的可能，会使全家的身份地位上升(甚至是大幅度上升)。这自然成为农民积极参军支前的又一推动力。
四、对美国的敌视心理
农民积极参军支前，抗美援朝，也出于对美国的敌视心理。这种敌视心理源于两个方面：共产党的舆论宣传(这一点在后面有专门论述)和农民对和平环境的向往和维护。
众所周知，中国在1949年以前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是传统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小农经济则是其主要表现。在地租这种超经济的强制剥削下，农民终年辛勤劳作，也仅够维持温饱而已。如遇天灾人祸，则无以为生。近代以来，中国内忧外患，战乱频仍。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从中日战争到义和团，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从抗日战争再到解放战争，可以说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战争史。而农民往往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苦不堪言。仅以抗战时期的大足为例，8年间，全县征调壮丁达26568人。仅1943年募集的“知识青年自愿从军招待费”一项就是752万元(法币)，还不包括当年地方自筹捐献军谷再度集中运费、慰劳出征将士费、出征壮丁安家费、防空器材费、修建补充兵营房费、征集兵员优待费等多种费用，而这些费用多半是由农民负担。当时大足县全县总人口不超过50万人，仅“知识青年自愿从军招待费”一项，每人就平均摊上了十五六元。可见当时农民的负担之重。加之当时大足土匪横行，农民生活相当困苦。为了救亡，农民虽然咬紧牙关把一切承受了下来，但是，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渴望战争能早日结束。
建国后，社会秩序逐步安定下来，而共产党实行的土地改革又让农民得到了梦寐以求的生存根基——土地。农民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环境与土地，希望在和平的环境下从事生产。可这时偏偏发生了美国侵略朝鲜的战争，农民必然对发动战争者深恶痛绝。再加上共产党的宣传，使得农民对美国的敌视、仇视心理更加强烈。在正常的情况下，农民不愿看到战争，但是，在只有进行战争才能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时，农民自然会挺身而出，全力支持抗美援朝。
五、共产党的舆论宣传对农民社会心理的影响
上文论述了农民的社会心理与农民在抗美援朝初期的基本态度之间的关系。而共产党就抗美援朝战争所作的舆论宣传，无疑强化了农民的上述社会心理。
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认为群体的特点是：从数量上，群体中的个人会感到有一种势不可挡的力量，使他敢发泄出自本能的欲望；群体内的个人易于受到群体内部感情的传染，容易进入一种类似于被催眠的人在催眠师操纵下进入的迷幻状态。群体易于接受暗示(暗示是由群体领袖作出的)。事实上，舆论宣传要达到的就是勒庞所说的对群体的“暗示”作用。但是，这种作用只有在群体的共同要求得到满足的条件下才能生效。
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一方面准备派志愿军入朝参战，另一方面加紧进行土地改革，尽快让农民分到土地进行生产，并由此得到了农民的真诚拥护。但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让刚刚分享到胜利果实的农民又惶恐不安起来。据当地老人回忆，当时每天都听到美国要侵略中国，要让老蒋(蒋介石)重坐江山。要是美国鬼子来了，胜利果实就保不住了的传言。以前国民党政府执政时的作为已经让农民恨之入骨，现在共产党来了，给自己这么大的好处，要是共产党的政权垮台了，国民党重掌政权，那么自己已有的利益(何况又是这么大的利益)还保得住吗?农民的这种顾虑担心，正是共产党对农民进行抗美援朝宣传的群众基础。
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口号的提出，则是有针对性的。在农民的心里，正常的社会秩序应该是“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的“差序格局”。在这一格局中，“家”的地位极为重要，农民对血缘关系也是无比依恋和看重的。而家族和国家在农民心目里是一体化的，个体和整体的天然联系是典型的农 民的人格特征。所以共产党在宣传时，特地把“保家”放在前面，以此唤起农民的自卫意识，再对其进行反美和对美国“三视”(蔑视、鄙视、仇视)的宣传和时事教育，自然也就容易被农民接受。
勒庞认为：断言、重复、传染是领袖动员民众最有效的办法。抗美援朝时期，共产党就采用了这些宣传策略。反美宣传是天天讲、时时讲，全国各地都是如此。以龙水镇为例，当地政府利用广播小组(每天广播两到三次)、黑板报(每场出刊一次)、粉笔标语(定期书写，每次1000条左右)、组织学习(除了业余学校外，还设立25个读报组约2000人)、摆龙门阵(闲谈)等种种方式，对“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进行大力宣传，十分有效。农民传统的对战争的排斥心理被弱化，他们认识到战争的必要性，并强化了对美国的仇视心理。
除了宣传美国鬼子来了就会扶助蒋介石重掌政权，胜利果实就保不住了外，当时还着重宣传美国重新武装日本的行径。由于在抗战时期农民亲身经历了日本侵华给中国带来的苦难和灾祸，加上共产党日复一日的宣传，所以农民对美国侵朝更加痛恨，支持抗美援朝也更为踊跃。
在“保家卫国”的基础上，共产党又提出了“保卫翻身不吃二遍苦”，“保卫土地”的口号，动员农民积极参军或参与支前工作。当地老人回忆说：当年农民们干活之余闲谈，经常谈论怎样干好活路，好支援抗美援朝前线。在河南，农民们提出了“三保”(保证深耕细作，保证多打粮食，保证不荒一寸土地)和“六先”(先犁、先锄、先收、先打、先送粪、有事先解决)的口号。在大足，1951年大足县抗美援朝分会成立后，群众踊跃参军支前。当时，参军人数达1233人，报名参军的人数更是正式入伍人数的5倍多。龙水地区一次征兵，就有51人报名自愿参加。据当地老人回忆和资料记载：当时参军是母送子、兄送弟、妻送夫，场面十分热烈。在龙水，曾有人准备应征，但由于生病未能如愿，于是动员了自己的弟弟参军。而在专门的“五一捐献”中，民众更是踊跃捐钱捐物支援志愿军，捐献情况如表1。除了“五一”捐献外，大足1951年6月召开了全县抗美援朝代表大会(县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一次会议)，议决订立爱国公约，并捐献“大足号”大炮一门(价值13亿元旧币)。会议结束后，号召一发，民众(主要是农民)争先恐后地捐献，总计捐款19亿旧币，较原计划多了近50％。仅就龙水地区而言，仅1951年捐献的支前款项就达336429140元(旧币)，总数居全县各镇之首，人平均数仅次于万古。大足全县总计捐款1761735965元(旧币)。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抗美援朝时期，农民对参军支前发生的这种由冷漠观望转为热烈支持的态度和行为的背后，实际上起主导作用的仍然是农民的传统心态，尤其是实用理性的心理。
法国学者塞奇·莫斯科维奇认为：面对民众时应该根据他们的情感、信仰以及想象来治理他们。这句话说明了治理国家必须了解民众的心理。抗美援朝时期，农民之所以“共产党说什么就是什么”，关键正在于共产党执政后满足了农民的要求，而且在宣传抗美援朝方面善于因势利导，抓住农民的心理做动员工作。还需要指出的是：一旦民众对一个政权抱绝对信任(所谓“领袖一挥手，万民齐欢腾”)的态度，那么执政者一定要小心利用这个心理，否则，稍有不慎，就可能适得其反，造成失道寡助的被动局面。中国后来的历史也说明了这一点(如“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已经不属于本文论述的范围了。
(责任编辑：武丽霞)
摘要：抗美援朝战争之所以能取得胜利，与广大农民的积极支持是分不开的。以重庆大足县龙水地区为例，该地区在建国初社会秩序逐步安定下来，而土地改革又让农民得到了渴望已久的赖以生存的土地。出于对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的感激拥护、对美国的敌视心理以及自身固有的从众心理、逐利心态，加之共产党一系列以“保家卫国”为主题的适时有效的舆论宣传，最终使广大农民乐于参军支前，从而直接推动了战争向有利于我方的方向发展。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474(2008)02—0125—06
抗美援朝战争是建国后新中国与世界第一强国——美国的一次较量，中国最终取得了胜利。众所周知，要取得任何一场战争的胜利，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就是民众的大力支持。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一篇文章分析抗美援朝时期中国民众(特别是农民)的社会心理状况。钟霞的《苏南农村的抗美援朝运动》描述了苏南农村的农民在抗美援朝中大体的反应和行动，是仅有的一篇涉及抗美援朝时期中国农村情况的文章。此外，张励的《抗美援朝运动中上海的群众动员》和史言的《抗美援朝运动中的北京职工》则描述了抗美援朝中城市工人和市民的行动，但都没有对行动背后的原因(特别是民众的意识)进行分析。因此本文以重庆市大足县为个案(主要是龙水镇及辖下的乡村，也涉及到整个大足县，少数地方也涉及到其他地区的情况)，试从以下几方面分析该地区农民在抗美援朝战争前后的社会心理，以进一步揭示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原因。
一、感恩图报的心理
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认为：要想领导群体，领导者必须去寻找能让群体动心的事情、能够诱惑他们的东西，由此让他们对领导者感恩戴德，从而接受其领导。共产党在建国之初就做到了这一点，因而使农民对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产生了感恩心理。当时大足各地广泛传唱的“太阳出来照石梯，中国出了毛主席。他为人民争饿气(硬气)，土地改革好安逸”和《新十想》、《幸福生活说不完》等民歌都充分表现了农民对共产党的感恩心理。而这是农民全力支持抗美援朝的心理基础之一。在农民看来，共产党给他们带来的最大恩德(好处)莫过于两条：一是使社会秩序得到了安定，二是通过土地改革让农民获得了土地。
在建国之前，整个大足地区的社会环境都是不安定的。其不安定的最大因素源于土匪。自民国以来，大足的匪患在重庆地区是数一数二的。民国时期，国民党曾多次派兵进剿，但都未能彻底铲除。建国初期，当地土匪与国民党溃兵同流合污，社会环境显得更不安宁。就龙水地区而言，当时“每逢赶场天，常在人群中传出一阵怪叫声：‘来了啊!来了啊’(意指土匪来了)。老百姓一阵又一阵的乱跑乱奔，街上人心惶惶，关门闭户。除了个别小食店外，全镇停止了营业”。因此，农民热烈企盼能有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而在解放后短短半年时间里，共产党歼灭的大足土匪共计近2万人，并枪决了一批匪首恶霸(如大足县枪决了段西铭、黄庆云、张妙山、杨绍、张荣海等人，龙水也枪决了胡代仁、李国卿、杨俊德等人)，大足境内的土匪被完全肃清，当地的社会秩序得到了安定。农民自然扬眉吐气，欢欣鼓舞，并对共产党感恩戴德，进而产生了知恩图报的心理。
当然，最让农民感激的还是共产党实行了土地改革。在传统社会里，不仅是农民，从事其他职业的人也同样非常看重土地的价值。以龙水为例，建国之初土改时，下乡分田的城镇人员(龙水镇上的居民)仅第1段就达149人。这其中还有收入较多的从业者(医生、做五金业者或开食店者等)也要求下乡分。可见土地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所以要想得到大众的拥护，土地改革势在必行。
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到来，共产党更加快了土地改革的步伐，目的自然是争得农民更多的支持。1951年初，龙水土地改革已经进入收尾阶段。全区39044名农民(占总人口的71.5％)分到了222365.85石的土地，平均每人6.4石。另外还有占总户数79.5％、人口86.6％的人(共计41056人)分到了胜利果实如财物、粮食、耕牛、农具、家具等等。农民感激之余，纷纷表示要积极生产，多打粮食，全力支援抗美援朝战争。龙水地区的一位刘老太太说：“都六十几了，棉衣都没穿过，今天毛主席领导我们穿了棉袄，我叫我儿子多杀几个美国鬼子报答毛主席”；另一位农民说要“让子子孙孙记得毛主席给我们的纪念”。还有的农民说：“这下沾了毛主席的光，分了田地，我死都记得他老人家”。这些言语充分表现了农民对共产党的感恩心理。
此外，在得到土地后，农民每年需交的公粮数额比以前租种地主土地时需交的地租少(建国前国家赋税是由地主缴纳，农民只需交租)，这更强化了农民的感恩心理。这使农民更相信跟共产党走没有错，把共产党和毛泽东视为自己的救星和保护神，进而形成了“毛主席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的意识。这样，农民全力支持抗美援朝就不足为奇了。
二、从众和观望比较心理
从众心理是农民在抗美援朝时期体现的第二个心态，“别人做啥我做啥”一语生动地描绘了这一心理。农民在生活中最相信的是个人的经验。没应验的事不信，没有先例的事不做，事事注意与大多数人的行为态度相同。这是因为农民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允许农民大胆创新和冒险。因此，“随大流”、“不为人先，不为人后”是农民处世的重要原则，也是农民教育下一代提得最多的一条处事原则，相反，“敢为天下先”则不为农民接受。而且当时农民在分得土地之后，都想过上“两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的日子，并不十分情愿参军。所以，在抗美援朝初期，全国各地有不少的农民对参军和支前都持观望态度，大足地区的农民也不例外。
针对这种情况，共产党采取了先易后难的办法，先动员青年学生和积极分子参军，在此基础上，再利用农民的从众心理对农民进行宣传，带动农民大众参军。因为一般说来受过新式教育的学生最容易说服，其次是解放后共产党培养出的积极分子，而受固有观念影响的农民最不易被打动。以龙水为例。“董光明弟弟头次不愿去，这次见到江开文报了名，才知道参加志愿军是保卫祖国，快去报名吧，恐怕不好了”，“郑光福的老婆刘义禄，马云超老婆等，始终不要男人报名参军。后经过优抚工作，同时贯彻了参加志愿军光荣可爱的爱国主义教育，得到非常满意(原文如此)。如郑光福后来报了名，临走时刘义禄还送到邮亭”。这里的江开文就是共产党培养的积极分子，董光明的弟弟和刘义禄属于典型的农民大众。显然，董光明的弟弟报名参军和刘义禄最终送夫参军既受到了从众心理的影响，也与共产党采取的宣传动员策略有关(舆论宣传对民众心理的影响后面有论述)，而效法精英分子的行为正是农民从众心理的表现之一。看着 别人都积极参军，自己不参军就不合适了，因此，最初观望犹豫的人还是决定报名参军。
另外，新政权建立之初，农民一般不会立刻支持，往往会持观望比较的心态。如果得出的是新政权优于旧政权的结论，农民就会认为新政权将给他们带来极大的好处(至少比旧政权多得多)，从而拼命拥护这个政权；反之，就会冷漠以对。建国之初，农民们都感到国民党政权实在不值得支持。相反，对共产党的表现抱有好感，因为共产党除了给他们带来了安定的社会环境外，还给予了他们最想要的东西——土地。共产党干部平易近人的作风也让农民感到亲切，符合了农民心目中“青天大老爷”必须具备的要素——没有官架子。据当地老人回忆，当时的干部“非常朴实，态度和蔼，平易近人，一点也没有什么官架子，与国民党的‘官’有天壤之别，单是这一点就迎得了人民的欢迎”。而且农民对基层政权有发言权了，当兵的待遇也较国民党时期为优(后面有论述)。所有这些，都让农民感到共产党比国民党好，从而愿意跟共产党走，这可以说是建国之初农民对共产党的基本心态。
三、逐利的心态
逐利心态是农民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体现出的心态之一。具体地说，即农民在抗美援朝中意欲通过积极参军支前，获得好处(可能是很大的好处)。这一心态在参军这一问题上表现得最明显。
首先，当时军人家属在土地的分配中可以得到照顾。复员回乡的军人，均可得到照顾安置。除了给以土地房屋(也有介绍职业的)外，还会发放优待粮。如果是地主出身，则至少可以让财产少受些损失，政治上可以不挨斗。在龙水地区龙西乡，复员军人所种土地有多达45挑的。
其次，军属家庭不必考虑因家里强劳力参军而无法耕田的问题，政府会让人代耕其土地。例如在龙水玉龙乡，军属被代耕的土地按出工数计算，就达288个全工，581个半工。事实上，当时农民家庭多半有多个儿子，一个儿子参军对家庭的影响不算太大。这使农民在送子参军上更没有顾忌。
再次，军属还有一些特殊的优待。龙水地区有人就这么说：“现在毛主席的办法想得真周到。我儿子去当兵，村上的人这个送我米，那个送我盐”，如果是没有房屋居住或是生病了，政府还会设法解决。参加志愿军的家庭还可以得到县政府专门发放的优抚粮。如果子弟在部队里立功，其家庭能得到专门的荣誉和照顾。子弟如果在部队受伤或阵亡，家属还能得到相应的抚恤和优待，不必为生活发愁。龙水还曾给军属送光荣匾，并多次组织慰问活动。这对有着很强的等级观念的农民来说，无疑是一件极有光彩的事。因为在农民看来，在生活水平大致相当的情况下，能够体现社会等级的就是政治地位。很显然，建国之初军人在社会上地位较高，农民踊跃参军，其实看重的也是这一点。此外，在农民眼里，当时从军是从军者及其家庭向上发展的一条捷径，因为参军者在部队中如果表现较好，就有入党、提干的可能，会使全家的身份地位上升(甚至是大幅度上升)。这自然成为农民积极参军支前的又一推动力。
四、对美国的敌视心理
农民积极参军支前，抗美援朝，也出于对美国的敌视心理。这种敌视心理源于两个方面：共产党的舆论宣传(这一点在后面有专门论述)和农民对和平环境的向往和维护。
众所周知，中国在1949年以前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是传统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小农经济则是其主要表现。在地租这种超经济的强制剥削下，农民终年辛勤劳作，也仅够维持温饱而已。如遇天灾人祸，则无以为生。近代以来，中国内忧外患，战乱频仍。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从中日战争到义和团，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从抗日战争再到解放战争，可以说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战争史。而农民往往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苦不堪言。仅以抗战时期的大足为例，8年间，全县征调壮丁达26568人。仅1943年募集的“知识青年自愿从军招待费”一项就是752万元(法币)，还不包括当年地方自筹捐献军谷再度集中运费、慰劳出征将士费、出征壮丁安家费、防空器材费、修建补充兵营房费、征集兵员优待费等多种费用，而这些费用多半是由农民负担。当时大足县全县总人口不超过50万人，仅“知识青年自愿从军招待费”一项，每人就平均摊上了十五六元。可见当时农民的负担之重。加之当时大足土匪横行，农民生活相当困苦。为了救亡，农民虽然咬紧牙关把一切承受了下来，但是，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渴望战争能早日结束。
建国后，社会秩序逐步安定下来，而共产党实行的土地改革又让农民得到了梦寐以求的生存根基——土地。农民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环境与土地，希望在和平的环境下从事生产。可这时偏偏发生了美国侵略朝鲜的战争，农民必然对发动战争者深恶痛绝。再加上共产党的宣传，使得农民对美国的敌视、仇视心理更加强烈。在正常的情况下，农民不愿看到战争，但是，在只有进行战争才能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时，农民自然会挺身而出，全力支持抗美援朝。
五、共产党的舆论宣传对农民社会心理的影响
上文论述了农民的社会心理与农民在抗美援朝初期的基本态度之间的关系。而共产党就抗美援朝战争所作的舆论宣传，无疑强化了农民的上述社会心理。
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认为群体的特点是：从数量上，群体中的个人会感到有一种势不可挡的力量，使他敢发泄出自本能的欲望；群体内的个人易于受到群体内部感情的传染，容易进入一种类似于被催眠的人在催眠师操纵下进入的迷幻状态。群体易于接受暗示(暗示是由群体领袖作出的)。事实上，舆论宣传要达到的就是勒庞所说的对群体的“暗示”作用。但是，这种作用只有在群体的共同要求得到满足的条件下才能生效。
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一方面准备派志愿军入朝参战，另一方面加紧进行土地改革，尽快让农民分到土地进行生产，并由此得到了农民的真诚拥护。但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让刚刚分享到胜利果实的农民又惶恐不安起来。据当地老人回忆，当时每天都听到美国要侵略中国，要让老蒋(蒋介石)重坐江山。要是美国鬼子来了，胜利果实就保不住了的传言。以前国民党政府执政时的作为已经让农民恨之入骨，现在共产党来了，给自己这么大的好处，要是共产党的政权垮台了，国民党重掌政权，那么自己已有的利益(何况又是这么大的利益)还保得住吗?农民的这种顾虑担心，正是共产党对农民进行抗美援朝宣传的群众基础。
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口号的提出，则是有针对性的。在农民的心里，正常的社会秩序应该是“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的“差序格局”。在这一格局中，“家”的地位极为重要，农民对血缘关系也是无比依恋和看重的。而家族和国家在农民心目里是一体化的，个体和整体的天然联系是典型的农 民的人格特征。所以共产党在宣传时，特地把“保家”放在前面，以此唤起农民的自卫意识，再对其进行反美和对美国“三视”(蔑视、鄙视、仇视)的宣传和时事教育，自然也就容易被农民接受。
勒庞认为：断言、重复、传染是领袖动员民众最有效的办法。抗美援朝时期，共产党就采用了这些宣传策略。反美宣传是天天讲、时时讲，全国各地都是如此。以龙水镇为例，当地政府利用广播小组(每天广播两到三次)、黑板报(每场出刊一次)、粉笔标语(定期书写，每次1000条左右)、组织学习(除了业余学校外，还设立25个读报组约2000人)、摆龙门阵(闲谈)等种种方式，对“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进行大力宣传，十分有效。农民传统的对战争的排斥心理被弱化，他们认识到战争的必要性，并强化了对美国的仇视心理。
除了宣传美国鬼子来了就会扶助蒋介石重掌政权，胜利果实就保不住了外，当时还着重宣传美国重新武装日本的行径。由于在抗战时期农民亲身经历了日本侵华给中国带来的苦难和灾祸，加上共产党日复一日的宣传，所以农民对美国侵朝更加痛恨，支持抗美援朝也更为踊跃。
在“保家卫国”的基础上，共产党又提出了“保卫翻身不吃二遍苦”，“保卫土地”的口号，动员农民积极参军或参与支前工作。当地老人回忆说：当年农民们干活之余闲谈，经常谈论怎样干好活路，好支援抗美援朝前线。在河南，农民们提出了“三保”(保证深耕细作，保证多打粮食，保证不荒一寸土地)和“六先”(先犁、先锄、先收、先打、先送粪、有事先解决)的口号。在大足，1951年大足县抗美援朝分会成立后，群众踊跃参军支前。当时，参军人数达1233人，报名参军的人数更是正式入伍人数的5倍多。龙水地区一次征兵，就有51人报名自愿参加。据当地老人回忆和资料记载：当时参军是母送子、兄送弟、妻送夫，场面十分热烈。在龙水，曾有人准备应征，但由于生病未能如愿，于是动员了自己的弟弟参军。而在专门的“五一捐献”中，民众更是踊跃捐钱捐物支援志愿军，捐献情况如表1。除了“五一”捐献外，大足1951年6月召开了全县抗美援朝代表大会(县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一次会议)，议决订立爱国公约，并捐献“大足号”大炮一门(价值13亿元旧币)。会议结束后，号召一发，民众(主要是农民)争先恐后地捐献，总计捐款19亿旧币，较原计划多了近50％。仅就龙水地区而言，仅1951年捐献的支前款项就达336429140元(旧币)，总数居全县各镇之首，人平均数仅次于万古。大足全县总计捐款1761735965元(旧币)。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抗美援朝时期，农民对参军支前发生的这种由冷漠观望转为热烈支持的态度和行为的背后，实际上起主导作用的仍然是农民的传统心态，尤其是实用理性的心理。
法国学者塞奇·莫斯科维奇认为：面对民众时应该根据他们的情感、信仰以及想象来治理他们。这句话说明了治理国家必须了解民众的心理。抗美援朝时期，农民之所以“共产党说什么就是什么”，关键正在于共产党执政后满足了农民的要求，而且在宣传抗美援朝方面善于因势利导，抓住农民的心理做动员工作。还需要指出的是：一旦民众对一个政权抱绝对信任(所谓“领袖一挥手，万民齐欢腾”)的态度，那么执政者一定要小心利用这个心理，否则，稍有不慎，就可能适得其反，造成失道寡助的被动局面。中国后来的历史也说明了这一点(如“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已经不属于本文论述的范围了。
(责任编辑：武丽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