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在构建新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秩序的同时，广泛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是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的应然选择。根据农民的思想状况和特点，紧密结合形势发展和实际工作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采取了灵活多样的形式，广泛而深入地开展了以阶级意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教育，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它为当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切实认识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紧紧围绕党的奋斗目标， 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认知认同， 与人民日常生活相契合。
〔关键词〕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社会主义教育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5）04-0077-05
党的十八以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时代主旋律。2013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专门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出重要论述，提出明确要求，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明了具体方向。认真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部署，深刻认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结合实际的同时，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伟大实践中总结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应然之义
列宁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 〔1 〕 （P375 ）新中国成立初期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观念都处于激烈震荡之中的社会转型时期。新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十分严峻，农民思想实际与新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相差甚远。因此，在构建新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秩序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依据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农民阶级的政治思想状况，紧密结合形势发展和实际工作的需要，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开展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和选择。
（一）面对帝国主义的恐吓、封锁和包围，新中国必须根除社会上的“亲美”“崇美”“恐美”心理。新中国的建立彻底改变了世界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力量的对比。在公开扶蒋反共政策破产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转而对中共新生政权采取敌视态度，全面施行政治孤立、经济制裁、军事封锁的扼杀政策。美国国务院公开声称，在征求国会意见之前，美国政府不会承认新中国政府 〔2 〕 （P515 ）。国务卿艾奇逊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了承认新中国的三项条件，即：“（一）有效地控制它声称治理的领土；（二）承认其国际义务；（三）其统治得到人民的认可。” 〔3 〕 （P360 ）美国还“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和英联邦国家，尤其是亚洲第二大国印度和美国的头号盟友英国，尽一切可能施加影响” 〔4 〕 （P10 ），极力拼凑反对新中国的共同战线。1950年4月，美国向拉美各国发出照会，威胁它们不得承认新中国 〔5 〕 （P69-70 ）。6月，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悍然发动朝鲜战争，并多次轰炸和扫射中国东北地区，严重威胁中国的安全。12月，美国政府公开宣布冻结中国在美国国内的财产，并宣布将对中国实施经济封锁。在此背景下，“崇美”、“亲美”和“恐美”的思想在包括农民在内的社会民众中广泛存在着，并严重地影响了新中国各项建设事业的展开。因此，“使全体人民正确地认清当前形势，确立胜利信心”，“坚决消灭亲美的反动思想和恐美的错误心理，普遍养成对美帝国主义的仇视、鄙视、蔑视的态度” 〔6 〕 （P436 ），就成为新中国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任务。
（二）新中国所面临的国内形势迫切需要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国内形势十分严峻，一些地区还没有完全解放，新生的人民政权尚未完全巩固，千疮百孔，百废待兴。巩固新中国人民政权、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成为更突出、更直接、更迫切的首要任务。由于农村是中国社会的主体，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要实现上述首要任务，就必须巩固农村人民政权，发展农业生产，加强农村社会改造。恩格斯说：“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 没有预期的目的的。” 〔7 〕 （P247 ）只有加强对农民的社会主义教育，让他们在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自觉地行动起来，才能真正实现巩固新中国人民政权、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任务，积极应对形势发展的需要。
（三）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更为迫切地要求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中国毕竟有着几千年自然经济的历史根源，个体农民所掌握的生产工具和其他生产资料处于原始的、低级的状态，经营规模极度狭小，耕作方式十分简单，生产力水平仍然很低下，既不利于他们自身生活水平的提高，也难以满足工业化对粮食和工业原料作物迅速增长的需求，无力为国家工业化积累资金和提供市场。个体农业的生产仍然只能是以一家一户为单位，自由、分散、小规模地进行，存在着缺少劳力、耕牛等许多困难，不可能大量采用先进的农业技术、新式农具和高效率的农业机械，更不可能进行农业生产过程中所必需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扩大再生产。小农经济十分脆弱，加之天灾人祸的影响，农村土地改革完成后，“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展，新富农已经到处出现，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为富农。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土地，或者出租土地。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 〔8 〕 （P255 ）。而且，在此经济基础上所形成的逆来顺受、因循守旧、小富即安、缺乏自律、宗派亲族等小农意识笼罩着整个乡村社会，既有碍于农村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也不利于农村社会的改造和建设，甚至影响到新中国政治经济秩序的构建。农村发展的现实状况和农民的思想状况表明，必须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从而为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提供主体条件。因此，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毛泽东就发出了“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9 〕 （P1477 ）的警示。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实然之举
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农村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党和人民政府将农民思想政治教育提上了日程。其主要做法如下：
（一）教育农民增强阶级意识、群众观点，提高阶级斗争觉悟。由于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封建宗法思想的长期影响，以及长期处于落后的自然经济状态，农民群众的阶级意识非常淡薄，不能认识到自己受压迫和剥削的根源，明显缺少阶级斗争的觉悟；加上由于地主阶级的造谣破坏和威胁、报复，新解放区的不少农民对土地改革心存疑虑，害怕地主“秋后算账”，不敢斗争，认为自己受剥削、受压迫是“命中注定”，自己租种地主的土地后交租是“天经地义”的事；有的农民甚至认为是地主养活了穷人，产生了土改后“地主真苦，地主可怜”的落后思想观念；一些农民和基层干部存有“和平土改”“恩赐”等错误观点，单纯把土改看成是自上而下的行政活动，忽视了农民群众在土改运动中的主体地位。针对这种思想状况，新区土地改革开始后，党和政府派出了约30万人的土改工作队。他们分赴各地，深入贫雇农家中，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向农民宣传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对农民进行阶级意识和阶级政策的教育。在农民协会的统一领导下，各地组织广大农民，召开农民代表会议，“吐苦水、挖穷根”、“算剥削帐”、开忆苦会、控诉会，并引导农民积极主动地同地主阶级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对罪大恶极和破坏土改的地主分子，及时召开群众斗争大会，由苦大仇深的农民对其进行揭发、控诉，人民法院再公开审判、严惩。通过反复宣传和教育，广大农民的阶级觉悟、群众观点和阶级斗争意识都有了明显的提高。一是弄清了“谁养活谁”的问题。农民普遍认识到“地主集中土地的过程，就是农民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丧失土地变为一个失业者的过程”，而农民受地主剥削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地主阶级的许多土地是用巧取豪夺的方法，欺压农民，从农民手上夺来的” 〔10 〕 （P218 ）。二是增强了“群众观点”和“在党的领导下自己救自己”的思想认识。广大农民特别是农村干部认识到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土改的中心问题是走群众路线，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问题，要相信群众，不要恩赐包办” 〔11 〕 （P63 ）。同时，他们也认识到“‘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口号是错误的。在乡村，是雇农、贫农、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联合一道，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单独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 〔9 〕 （P1268 ）。三是提高了阶级斗争的觉悟。广大农民“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自觉地同地主阶级进行坚决的斗争，并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土改和农村各项工作中。
（二）培育农民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1950年6月，正当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全国人民致力于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之际，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悍然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并把战火烧到我国东北边境，严重威胁了我国的安全。10月8日，中共中央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决策。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要求各地应立即展开有关目前时事的宣传运动，使全体人民正确地认识当前形势，确立胜利信心，消除恐美心理 〔6 〕 （P436，440 ）。根据这一指示，全国迅速掀起了以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为中心内容的抗美援朝宣传教育热潮，党的农村思想政治教育也转移到以抗美援朝为中心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上来。通过广泛的宣传教育，让广大农民正确认识到“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意义，即对于美国侵略朝鲜不能置之不理，抗美援朝是维护我国安全、支援朝鲜、维护世界和平的正义行动，也是中国人民义不容辞的国际义务；正确认清美帝国主义的本质，即它既是中国的敌人，也是世界的敌人，但仍然是纸老虎，最终必然失败；认识到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具有一致性；消除恐美心理，坚定胜利信心。 抗美援朝宣传教育运动的深入开展，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国际主义精神。广大农民表现出空前高涨的政治热情。许多青年农民在“要人有人、要粮有粮”、“保土地、保饭碗、保世界和平”、“不吃两遍苦、不做亡国奴”、“巩固国防、守住大门”的口号下踊跃加入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行列。广大农民热情高涨，提出“多产棉花多打粮，打败美国野心狼”的口号，轰轰烈烈地开展爱国增产节约运动。他们自觉组织起来，缝制棉衣、手套、慰问袋，捐献慰问品，书写慰问信，同时还选派劳动模范、烈军属代表参加赴朝慰问团，把全国人民的深情厚谊源源不断地带到前线。各地农村在“先军属，后自己”的口号下，采取一切措施以保证军烈属的生活和生产，鼓励和慰问军烈属。
（三）加强对农民的集体主义思想教育，坚定农民的社会主义信念。如前所述，小农经济不适应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方向的要求。因此，“就农业来说，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农业唯一的道路。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不断地提高农业生产力， 这是党在农村工作中的中心” 〔12 〕。就思想而言，农民具有两面性的特征。作为被压迫阶级，农民在本质上要求革命，并愿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同时，农民作为小生产者，又具有浓厚的小农意识和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鉴于这种情况，各级党组织加强了对农民的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因此，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各地纷纷召开互助组代表会议，开展爱国主义增产竞赛运动，举办互助组骨干训练班，以进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新旧两条不同道路、“劳动光荣，剥削可耻”、工农联盟、合作社优越性和集体主义教育。从1952年4月起，由农业劳动模范和党员组成的中国农民代表团到苏联对其集体农庄的建设进行了长达4个月的学习和考察。经过以苏联农业集体化为榜样的教育，绝大部分农村党员坚定了为实现集体主义、共产主义而努力的信心。通过党在农村进行的广泛而深入的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广大农民逐渐冲破了封建小农意识的束缚，克服了自身存在的“天下是农民打的，农民要坐天下”等保守、狭隘的思想观念，形成并提升了自身的集体主义思想意识，增强了对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认同，增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使命感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从而积极投身于这场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
〔关键词〕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社会主义教育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5）04-0077-05
党的十八以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时代主旋律。2013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专门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出重要论述，提出明确要求，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明了具体方向。认真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部署，深刻认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结合实际的同时，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伟大实践中总结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应然之义
列宁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 〔1 〕 （P375 ）新中国成立初期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观念都处于激烈震荡之中的社会转型时期。新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十分严峻，农民思想实际与新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相差甚远。因此，在构建新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秩序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依据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农民阶级的政治思想状况，紧密结合形势发展和实际工作的需要，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开展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和选择。
（一）面对帝国主义的恐吓、封锁和包围，新中国必须根除社会上的“亲美”“崇美”“恐美”心理。新中国的建立彻底改变了世界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力量的对比。在公开扶蒋反共政策破产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转而对中共新生政权采取敌视态度，全面施行政治孤立、经济制裁、军事封锁的扼杀政策。美国国务院公开声称，在征求国会意见之前，美国政府不会承认新中国政府 〔2 〕 （P515 ）。国务卿艾奇逊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了承认新中国的三项条件，即：“（一）有效地控制它声称治理的领土；（二）承认其国际义务；（三）其统治得到人民的认可。” 〔3 〕 （P360 ）美国还“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和英联邦国家，尤其是亚洲第二大国印度和美国的头号盟友英国，尽一切可能施加影响” 〔4 〕 （P10 ），极力拼凑反对新中国的共同战线。1950年4月，美国向拉美各国发出照会，威胁它们不得承认新中国 〔5 〕 （P69-70 ）。6月，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悍然发动朝鲜战争，并多次轰炸和扫射中国东北地区，严重威胁中国的安全。12月，美国政府公开宣布冻结中国在美国国内的财产，并宣布将对中国实施经济封锁。在此背景下，“崇美”、“亲美”和“恐美”的思想在包括农民在内的社会民众中广泛存在着，并严重地影响了新中国各项建设事业的展开。因此，“使全体人民正确地认清当前形势，确立胜利信心”，“坚决消灭亲美的反动思想和恐美的错误心理，普遍养成对美帝国主义的仇视、鄙视、蔑视的态度” 〔6 〕 （P436 ），就成为新中国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任务。
（二）新中国所面临的国内形势迫切需要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国内形势十分严峻，一些地区还没有完全解放，新生的人民政权尚未完全巩固，千疮百孔，百废待兴。巩固新中国人民政权、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成为更突出、更直接、更迫切的首要任务。由于农村是中国社会的主体，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要实现上述首要任务，就必须巩固农村人民政权，发展农业生产，加强农村社会改造。恩格斯说：“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 没有预期的目的的。” 〔7 〕 （P247 ）只有加强对农民的社会主义教育，让他们在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自觉地行动起来，才能真正实现巩固新中国人民政权、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任务，积极应对形势发展的需要。
（三）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更为迫切地要求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中国毕竟有着几千年自然经济的历史根源，个体农民所掌握的生产工具和其他生产资料处于原始的、低级的状态，经营规模极度狭小，耕作方式十分简单，生产力水平仍然很低下，既不利于他们自身生活水平的提高，也难以满足工业化对粮食和工业原料作物迅速增长的需求，无力为国家工业化积累资金和提供市场。个体农业的生产仍然只能是以一家一户为单位，自由、分散、小规模地进行，存在着缺少劳力、耕牛等许多困难，不可能大量采用先进的农业技术、新式农具和高效率的农业机械，更不可能进行农业生产过程中所必需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扩大再生产。小农经济十分脆弱，加之天灾人祸的影响，农村土地改革完成后，“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展，新富农已经到处出现，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为富农。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土地，或者出租土地。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 〔8 〕 （P255 ）。而且，在此经济基础上所形成的逆来顺受、因循守旧、小富即安、缺乏自律、宗派亲族等小农意识笼罩着整个乡村社会，既有碍于农村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也不利于农村社会的改造和建设，甚至影响到新中国政治经济秩序的构建。农村发展的现实状况和农民的思想状况表明，必须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从而为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提供主体条件。因此，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毛泽东就发出了“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9 〕 （P1477 ）的警示。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实然之举
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农村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党和人民政府将农民思想政治教育提上了日程。其主要做法如下：
（一）教育农民增强阶级意识、群众观点，提高阶级斗争觉悟。由于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封建宗法思想的长期影响，以及长期处于落后的自然经济状态，农民群众的阶级意识非常淡薄，不能认识到自己受压迫和剥削的根源，明显缺少阶级斗争的觉悟；加上由于地主阶级的造谣破坏和威胁、报复，新解放区的不少农民对土地改革心存疑虑，害怕地主“秋后算账”，不敢斗争，认为自己受剥削、受压迫是“命中注定”，自己租种地主的土地后交租是“天经地义”的事；有的农民甚至认为是地主养活了穷人，产生了土改后“地主真苦，地主可怜”的落后思想观念；一些农民和基层干部存有“和平土改”“恩赐”等错误观点，单纯把土改看成是自上而下的行政活动，忽视了农民群众在土改运动中的主体地位。针对这种思想状况，新区土地改革开始后，党和政府派出了约30万人的土改工作队。他们分赴各地，深入贫雇农家中，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向农民宣传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对农民进行阶级意识和阶级政策的教育。在农民协会的统一领导下，各地组织广大农民，召开农民代表会议，“吐苦水、挖穷根”、“算剥削帐”、开忆苦会、控诉会，并引导农民积极主动地同地主阶级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对罪大恶极和破坏土改的地主分子，及时召开群众斗争大会，由苦大仇深的农民对其进行揭发、控诉，人民法院再公开审判、严惩。通过反复宣传和教育，广大农民的阶级觉悟、群众观点和阶级斗争意识都有了明显的提高。一是弄清了“谁养活谁”的问题。农民普遍认识到“地主集中土地的过程，就是农民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丧失土地变为一个失业者的过程”，而农民受地主剥削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地主阶级的许多土地是用巧取豪夺的方法，欺压农民，从农民手上夺来的” 〔10 〕 （P218 ）。二是增强了“群众观点”和“在党的领导下自己救自己”的思想认识。广大农民特别是农村干部认识到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土改的中心问题是走群众路线，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问题，要相信群众，不要恩赐包办” 〔11 〕 （P63 ）。同时，他们也认识到“‘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口号是错误的。在乡村，是雇农、贫农、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联合一道，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单独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 〔9 〕 （P1268 ）。三是提高了阶级斗争的觉悟。广大农民“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自觉地同地主阶级进行坚决的斗争，并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土改和农村各项工作中。
（二）培育农民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1950年6月，正当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全国人民致力于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之际，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悍然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并把战火烧到我国东北边境，严重威胁了我国的安全。10月8日，中共中央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决策。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要求各地应立即展开有关目前时事的宣传运动，使全体人民正确地认识当前形势，确立胜利信心，消除恐美心理 〔6 〕 （P436，440 ）。根据这一指示，全国迅速掀起了以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为中心内容的抗美援朝宣传教育热潮，党的农村思想政治教育也转移到以抗美援朝为中心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上来。通过广泛的宣传教育，让广大农民正确认识到“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意义，即对于美国侵略朝鲜不能置之不理，抗美援朝是维护我国安全、支援朝鲜、维护世界和平的正义行动，也是中国人民义不容辞的国际义务；正确认清美帝国主义的本质，即它既是中国的敌人，也是世界的敌人，但仍然是纸老虎，最终必然失败；认识到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具有一致性；消除恐美心理，坚定胜利信心。 抗美援朝宣传教育运动的深入开展，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国际主义精神。广大农民表现出空前高涨的政治热情。许多青年农民在“要人有人、要粮有粮”、“保土地、保饭碗、保世界和平”、“不吃两遍苦、不做亡国奴”、“巩固国防、守住大门”的口号下踊跃加入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行列。广大农民热情高涨，提出“多产棉花多打粮，打败美国野心狼”的口号，轰轰烈烈地开展爱国增产节约运动。他们自觉组织起来，缝制棉衣、手套、慰问袋，捐献慰问品，书写慰问信，同时还选派劳动模范、烈军属代表参加赴朝慰问团，把全国人民的深情厚谊源源不断地带到前线。各地农村在“先军属，后自己”的口号下，采取一切措施以保证军烈属的生活和生产，鼓励和慰问军烈属。
（三）加强对农民的集体主义思想教育，坚定农民的社会主义信念。如前所述，小农经济不适应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方向的要求。因此，“就农业来说，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农业唯一的道路。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不断地提高农业生产力， 这是党在农村工作中的中心” 〔12 〕。就思想而言，农民具有两面性的特征。作为被压迫阶级，农民在本质上要求革命，并愿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同时，农民作为小生产者，又具有浓厚的小农意识和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鉴于这种情况，各级党组织加强了对农民的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因此，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各地纷纷召开互助组代表会议，开展爱国主义增产竞赛运动，举办互助组骨干训练班，以进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新旧两条不同道路、“劳动光荣，剥削可耻”、工农联盟、合作社优越性和集体主义教育。从1952年4月起，由农业劳动模范和党员组成的中国农民代表团到苏联对其集体农庄的建设进行了长达4个月的学习和考察。经过以苏联农业集体化为榜样的教育，绝大部分农村党员坚定了为实现集体主义、共产主义而努力的信心。通过党在农村进行的广泛而深入的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广大农民逐渐冲破了封建小农意识的束缚，克服了自身存在的“天下是农民打的，农民要坐天下”等保守、狭隘的思想观念，形成并提升了自身的集体主义思想意识，增强了对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认同，增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使命感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从而积极投身于这场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