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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缪尔森开拓性的教科书第一次成功地把新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传统的微观经济学结合在一起
世上难得的一位“经济学通才”、美国首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2009年12月13日与世长辞，享年94岁。
萨缪尔森早在而立之年就在西方经济学界赢得盛誉。他在30岁时出版的《经济分析基础》，在25年之后为他带来诺贝尔经济学奖。在诺贝尔颁奖致辞中，瑞典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教授阿沙·林贝克曾经这样评价：“萨缪尔森在提高经济学分析水平方面的贡献，已超过当代任何一位其他的经济学家。他事实上是重写了经济学理论的许多领域。”
萨缪尔森博采众长、善于折衷，是一位海纳百川的高手。萨缪尔森认定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混合经济”，由私人经济和公共经济两部分构成，前者可以用微观经济学加以分析，后者可用宏观经济学进行论证。“萨缪尔森的开拓性的教科书的功绩在于：它第一次成功地把(当时)新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传统的微观经济学结合在一起。萨缪尔森使用新古典综合派的概念，即一旦经济被恢复到充分就业状态，原有的古典学派的原理便能够适用。”萨缪尔森意欲为宏观经济学提供一个同微观经济学相一致的分析框架。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宏观经济学”一词，在萨缪尔森的教科书问世之前，甚至还不曾出现在西方经济学的词典中。在微观经济学领域，萨缪尔森所采用的一整套市场分析方法，如供给曲线、需求曲线和成本曲线等，迄今仍是经济学界的共识和典范。
萨缪尔森《经济学》教科书第19版，已在美国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问世。该书首版发行是在1948年，之后大约每三年更新一次。半个多世纪以来，这部西方世界的“经济学圣经”，早已被译成40余种文字，销售总量已超过一千万册。萨缪尔森经济学教科书“的确开创了一个崭新而持久的典范。”研究经济学的历史学家，像那些研究地球上骨骼与化石的古生物学家一样，通过考证《经济学》的第1版如何修订成第2版，并最终成为今天这个版本的过程，来确定各种经济学观点的盛衰年代。
尽管如此，随着岁月流逝，“凯恩斯革命”的局限性逐渐暴露，萨缪尔森的教科书也遭致许多的批评。在20世纪60年代，曾有一本评论性专著《批萨缪尔森》指责他过于为自由放任的市场制度辩护，其篇幅竟然等同于萨缪尔森的教科书。而1997年第16版推出前，美国评论界又有人认为萨缪尔森过于追随凯恩斯，其15个版本的教科书基调“体现了一种对政府干预功能的信任和对市场运作后果的担忧。”该文还指出，“由于总是着眼于短期总需求，《经济学》低估了探讨长期经济增长的源泉的重要性。又由于凯恩斯所担心的问题，即‘人们往往会储蓄过多，从而会导致经济紧缩’，《经济学》的许多版本都隐含着一种‘反储蓄’的基调。直到1989年发行的第13版，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才深感美国的储蓄率已经过低，才开始提请人们关注储蓄水平和经济增长之间存有密切的关系。”
釜底抽薪式的挑战来自斯坦福大学教授斯蒂格利茨。他写道：“在实质上，这(指新古典综合体系)就是把经济学分为两个不同的部分。在一个部分中，当社会的经济资源没有达到充分就业时，宏观理论便能够适用；在另一个部分，当社会的资源达到充分就业时，微观理论就发生作用。这种二者相互独立而很少关联的理论体系在教科书的写作和课程的教学上得以反映出来；先讲微观、后讲宏观，或者把次序颠倒过来都是无所谓的事情。在过去的数十年中，经济学者们已经对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分割提出了疑问。整个经济学界已经相信：宏观的变化必须以微观经济学的原理为基础；经济学只有一套，而非两套。然而，这一观点却没有在现有的任何教科书中被反映出来。”
不满是向上的车轮，竞争是创新的动力。早在20世纪70年代，“滞胀”这个经济学难题出现，经济学界已深感“新古典综合派”的解释力已经达到极限，并呼吁要“寻找一个新的凯恩斯，他的突如其来的洞察能力将会发展出一个理论来解释今天所发生的事情”。到了90年代，当“不停滞又不膨胀”的“新经济”展现之后，西方经济学家更是大声疾呼：“需要超过马歇尔和萨缪尔森的原理”。萨缪尔森第15版《经济学》发行，一些评论家已经委婉地挑明“其流行势头似成强弩之末”。同期，斯蒂格利茨和曼昆的教科书都已经开始在国内外引起轰动；William Baumol的教科书的呼声也很高，截至1997年已经出了7版，而更早的Richard G.Lipsey的教科书，1981年就出到了第六版。
令人困惑、感叹与折服的一点是，1998年萨缪尔森教科书的第16版也即50周年金版，其人气指数又再度如日中天。加里·伯克(Gary Burk)曾评论道：“凯恩斯曾不无自嘲地说过：‘长期看，我们都属于死亡。’在Ⅸ经济学》第16版问世的今天，我对此似乎不再敢苟同。看来，我们的脉搏还依然相当的强劲。”萨缪尔森本人甚至不无自豪地宣称“已经站到了时代的潮头和经济学的锋刃之上”。
在萨缪尔森《经济学》教科书50周年“世纪金版”中译本的首发式上，我们曾播放过萨缪尔森的《录像祝贺致辞》，宣读过他的“致中国读者”的亲笔信函。萨缪尔森写道：“就政治经济而言，中国无疑是个正在重新崛起的大国。中国的党政领导和广大民众已经选定了用市场竞争机制去作为发展经济的主要手段……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在其迅速发展的今天，已经特别地需要我们这本教科书来为您服务。”
走向市场经济的进程中，中国所面临的挑战无疑异常严峻。例如，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逻辑步骤，新兴经济体与成熟经济体接轨的合作模式，从“模拟市场”切换到“成熟市场”的临界条件和成功关键，切实向民间资本开放垄断产业，有效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尽快挪除居民消费的“制度性障碍”，从倚重(政府)投资走向倚重国民消费等，都需要经济学者进一步努力借鉴和创新。
经济学坚持不懈地将“最优化行为”、“市场均衡”和“稳定性偏好假设”结合起来，提供各种范式，帮助我们在确定目标、选择手段和保证效率之间获得一种均衡。
改革开放30年来，东西方经济学的交流碰撞，对于中国新一代人力资源的素质乃至整个民族的思维习惯，已经产生深远的影响。许多经济学工具，如“需求管理”和“比较优势”等，都已为政策制定者所驾轻就熟。在应对“人民币升值”压力和贸易摩擦的岁月里，在应对美国“次贷危机”和“金融海啸”的风浪中，在反思“过度储蓄”和谴责“过度消费”的争议中，在呐喊“美元退位”和对抗“国际气候政治压力”的努力中，中国党和政府的气魄和明智，中国13亿人的沉着与坚实，都已经让整个世界社会刮目相看。
世上难得的一位“经济学通才”、美国首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2009年12月13日与世长辞，享年94岁。
萨缪尔森早在而立之年就在西方经济学界赢得盛誉。他在30岁时出版的《经济分析基础》，在25年之后为他带来诺贝尔经济学奖。在诺贝尔颁奖致辞中，瑞典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教授阿沙·林贝克曾经这样评价：“萨缪尔森在提高经济学分析水平方面的贡献，已超过当代任何一位其他的经济学家。他事实上是重写了经济学理论的许多领域。”
萨缪尔森博采众长、善于折衷，是一位海纳百川的高手。萨缪尔森认定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混合经济”，由私人经济和公共经济两部分构成，前者可以用微观经济学加以分析，后者可用宏观经济学进行论证。“萨缪尔森的开拓性的教科书的功绩在于：它第一次成功地把(当时)新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传统的微观经济学结合在一起。萨缪尔森使用新古典综合派的概念，即一旦经济被恢复到充分就业状态，原有的古典学派的原理便能够适用。”萨缪尔森意欲为宏观经济学提供一个同微观经济学相一致的分析框架。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宏观经济学”一词，在萨缪尔森的教科书问世之前，甚至还不曾出现在西方经济学的词典中。在微观经济学领域，萨缪尔森所采用的一整套市场分析方法，如供给曲线、需求曲线和成本曲线等，迄今仍是经济学界的共识和典范。
萨缪尔森《经济学》教科书第19版，已在美国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问世。该书首版发行是在1948年，之后大约每三年更新一次。半个多世纪以来，这部西方世界的“经济学圣经”，早已被译成40余种文字，销售总量已超过一千万册。萨缪尔森经济学教科书“的确开创了一个崭新而持久的典范。”研究经济学的历史学家，像那些研究地球上骨骼与化石的古生物学家一样，通过考证《经济学》的第1版如何修订成第2版，并最终成为今天这个版本的过程，来确定各种经济学观点的盛衰年代。
尽管如此，随着岁月流逝，“凯恩斯革命”的局限性逐渐暴露，萨缪尔森的教科书也遭致许多的批评。在20世纪60年代，曾有一本评论性专著《批萨缪尔森》指责他过于为自由放任的市场制度辩护，其篇幅竟然等同于萨缪尔森的教科书。而1997年第16版推出前，美国评论界又有人认为萨缪尔森过于追随凯恩斯，其15个版本的教科书基调“体现了一种对政府干预功能的信任和对市场运作后果的担忧。”该文还指出，“由于总是着眼于短期总需求，《经济学》低估了探讨长期经济增长的源泉的重要性。又由于凯恩斯所担心的问题，即‘人们往往会储蓄过多，从而会导致经济紧缩’，《经济学》的许多版本都隐含着一种‘反储蓄’的基调。直到1989年发行的第13版，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才深感美国的储蓄率已经过低，才开始提请人们关注储蓄水平和经济增长之间存有密切的关系。”
釜底抽薪式的挑战来自斯坦福大学教授斯蒂格利茨。他写道：“在实质上，这(指新古典综合体系)就是把经济学分为两个不同的部分。在一个部分中，当社会的经济资源没有达到充分就业时，宏观理论便能够适用；在另一个部分，当社会的资源达到充分就业时，微观理论就发生作用。这种二者相互独立而很少关联的理论体系在教科书的写作和课程的教学上得以反映出来；先讲微观、后讲宏观，或者把次序颠倒过来都是无所谓的事情。在过去的数十年中，经济学者们已经对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分割提出了疑问。整个经济学界已经相信：宏观的变化必须以微观经济学的原理为基础；经济学只有一套，而非两套。然而，这一观点却没有在现有的任何教科书中被反映出来。”
不满是向上的车轮，竞争是创新的动力。早在20世纪70年代，“滞胀”这个经济学难题出现，经济学界已深感“新古典综合派”的解释力已经达到极限，并呼吁要“寻找一个新的凯恩斯，他的突如其来的洞察能力将会发展出一个理论来解释今天所发生的事情”。到了90年代，当“不停滞又不膨胀”的“新经济”展现之后，西方经济学家更是大声疾呼：“需要超过马歇尔和萨缪尔森的原理”。萨缪尔森第15版《经济学》发行，一些评论家已经委婉地挑明“其流行势头似成强弩之末”。同期，斯蒂格利茨和曼昆的教科书都已经开始在国内外引起轰动；William Baumol的教科书的呼声也很高，截至1997年已经出了7版，而更早的Richard G.Lipsey的教科书，1981年就出到了第六版。
令人困惑、感叹与折服的一点是，1998年萨缪尔森教科书的第16版也即50周年金版，其人气指数又再度如日中天。加里·伯克(Gary Burk)曾评论道：“凯恩斯曾不无自嘲地说过：‘长期看，我们都属于死亡。’在Ⅸ经济学》第16版问世的今天，我对此似乎不再敢苟同。看来，我们的脉搏还依然相当的强劲。”萨缪尔森本人甚至不无自豪地宣称“已经站到了时代的潮头和经济学的锋刃之上”。
在萨缪尔森《经济学》教科书50周年“世纪金版”中译本的首发式上，我们曾播放过萨缪尔森的《录像祝贺致辞》，宣读过他的“致中国读者”的亲笔信函。萨缪尔森写道：“就政治经济而言，中国无疑是个正在重新崛起的大国。中国的党政领导和广大民众已经选定了用市场竞争机制去作为发展经济的主要手段……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在其迅速发展的今天，已经特别地需要我们这本教科书来为您服务。”
走向市场经济的进程中，中国所面临的挑战无疑异常严峻。例如，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逻辑步骤，新兴经济体与成熟经济体接轨的合作模式，从“模拟市场”切换到“成熟市场”的临界条件和成功关键，切实向民间资本开放垄断产业，有效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尽快挪除居民消费的“制度性障碍”，从倚重(政府)投资走向倚重国民消费等，都需要经济学者进一步努力借鉴和创新。
经济学坚持不懈地将“最优化行为”、“市场均衡”和“稳定性偏好假设”结合起来，提供各种范式，帮助我们在确定目标、选择手段和保证效率之间获得一种均衡。
改革开放30年来，东西方经济学的交流碰撞，对于中国新一代人力资源的素质乃至整个民族的思维习惯，已经产生深远的影响。许多经济学工具，如“需求管理”和“比较优势”等，都已为政策制定者所驾轻就熟。在应对“人民币升值”压力和贸易摩擦的岁月里，在应对美国“次贷危机”和“金融海啸”的风浪中，在反思“过度储蓄”和谴责“过度消费”的争议中，在呐喊“美元退位”和对抗“国际气候政治压力”的努力中，中国党和政府的气魄和明智，中国13亿人的沉着与坚实，都已经让整个世界社会刮目相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