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百年孤独》是哥伦比亚著名作家马尔克斯的代表作，阎连科的《受活》则有“中国的《百年孤独》”的赞誉。这两部小说都反映了现实生活中人们对理想所进行的努力，传达出真实的内心世界。但在对非理性因素的态度、对现实的批判力度和包容性上，二者又存在着差异。
　　关键词：现实 虚构 想象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阎连科的《受活》，引发了我们对文学真实性的思考。李敬泽称之为“狂想现实主义”，李陀认为是一种“超现实写作”，也有评论将《受活》誉为“中国的《百年孤独》”。本文并不是要去判别诸种说法的正确与否，而是试图去探究这部中国当代小说与文坛经典《百年孤独》的异同。
　　一 失乐园和复乐园
　　现实主义是《百年孤独》和《受活》这两部作品创作的基点。无论是马贡多小镇，还是耙耧山的受活村，都是作者对他们所生活的国家、历史现实的艺术投射。
　　开篇时，二者都采用了乌托邦叙事：马贡多和受活庄在建立之初，是按照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理想运作的，与世隔绝却幸福宁静。之所以称为乌托邦，是因为这是一种打破现存秩序，从原则上不可能实现的超现实情景。马贡多小镇因为吉卜赛人的到来，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陷入混乱与喧嚣的泥淖。同样，当受活庄入社后，承受了强权政治带给他们的哭天无泪的悲凉。
　　正是出于一种对自在生活的怀念，两部小说才有了为复乐园所付出的巨大而徒劳的奋斗。归纳看来，马贡多人和受活人的奋斗都是从革命和经济两条途径努力的。
　　先说革命。革命的动机可以是单纯而崇高的，革命的愿望也可以是美好的，然而暴力血腥的争斗会毁灭一切。《百年孤独》中，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发动的革命是对哥伦比亚内战的影射。这个方式不仅不能给生活带来良性转变，反而使上校本人变得异常冷漠，也使他的侄子阿卡迪奥成为当地最凶残的统治者。《受活》中的革命岁月，是新中国史上那段让人惊恐的历史。没完没了的挨斗和没完没了的任务让受活人只好以死来解脱，干革命最终被革命干掉，荒谬至极。二位作家对革命都持反对态度。
　　再谈经济途径。马贡多小镇经济的繁荣实质是西方强势的经济入侵。美国资本的渗透，使这里沦为原料输出地，并建立傀儡政权来镇压工人运动。泡沫般的香蕉热潮过后，马贡多濒临贫困、堕落和崩溃的边缘。小说中关于香蕉热和屠杀工人的情节，是马尔克斯依据1928年12月发生在谢纳加的真实的政治事件写成的。他说：“香蕉园的故事完全真实。……那里的情况是那么悲惨，那么残酷，无论如何也不能令人相信……现在人们在小说中读到了它，却以为是夸张。”这是因为人们在刻意地扭曲历史。受活人的“洋日子”揭示了经济振兴下的疯癫状态。成立“绝术团”是柳鹰雀县长为了筹集“购列款”想出的点子。受活人挣来了钱却被圆全人讹诈，他们是一群在振兴经济、发展致富的主流思想下处于疯癫状态的人，满腔壮志地为富裕生活奋斗，经济成为生活的全部重心，这也是对时下社会真实状态的揭露。
　　在复乐园的道路中，革命与经济两条奋斗途径终归失败。为了理想的生活，两部小说中的人物步履维艰地绕了个圈子，最终满身伤痕地回到原点。他们尝过经济繁荣的甜头，也吃了革命的苦，最终被外面的世界一脚踢开时，心里却都还惦记着往日的“辉煌”。小说充分发挥了现实主义作品关注现实的特点，将真实的历史融入小说的世界，反映出现实中的弱者在弱肉强食的历史中的挣扎、迷乱与沉沦，为读者呈现出现代版的失乐园与复乐园的故事。
　　二 越界的真实
　　两位作家似乎并不满足于通过影射真实的历史事件而营造真实之感，而是不约而同地探寻更深层的心理真实，推进现实主义的批判性。
　　在《百年孤独》中，马尔克斯以一个作家的敏锐，洞察了拉美落后的内因——孤独，并将这种气质赋予书中的每一个人，使之成为布恩地亚家族成员的主体性格。这种先天缺乏积极的追求精神和内在交流欲望的历史文化形态淡化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系，使马贡多每个人都缺少了爱的激情。爱的缺乏或者说没有去爱的能力，使每个人都无法被理解，于是就孤独百年。当这种内在的孤独气质遇到西方势力的渗入，便几乎没有抵抗的能力。纵然马尔克斯用羊皮书设定了小镇彻底消失的结局，但其间包孕着的是他对打破束缚拉美发展的独裁统治、经济侵略等因素的强烈愿望。现今的状态注定会导致消失，于是怀念之情便油然而生。而怀念恰恰是出于一种对国家、民族质朴的、本能的爱。马尔克斯将爱设置为摆脱孤独的钥匙，《百年孤独》的深刻性在这种表面绝望而深蕴希望的复式构设中得以体现。
　　《受活》的心理真实建构在一种畸形的恐惧之上。权力的集中与崇拜，膨胀了为权者的权力与野心，同时也制造了无权者的恐惧与被动。阎连科的恐惧感深深浸入到他的血液中。“我想我近年来的创作，都与恐惧有关。直接的、最早的构思与创作的原因都是来自恐惧，或者说惊恐。”小说中提到了“大跃进”、三年灾害和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是整个中华民族心灵上的疮疤。恐惧在这疮疤下扩散，以至成为一种共性。人们恐惧着形形色色的事情和人物，原因却简单到只希望自己能“好好活着”。求安、求稳导致了接受、堕落，滋生了奴性与媚气和无原则的退让，尊严在恐惧面前无足重轻。经济的发展固然是美好生活的基本保障，但是倘若一味地迷恋经济的力量而失去人文关怀，生活也会因此而异化。在经济的遮蔽下，为官者和民众都处于近乎疯狂的状态。对人的自我意识匮乏的生活样态，阎连科感到厌恶，这也正是《受活》在恐惧情绪后的深层情感。
　　这种将现实主义深入归结到心理情感层面的处理，是两位作家对现实主义进行超越的一个方面。而另一种超越，则体现在写作技法上。
　　首先，从理念上说，阎连科反对软弱无力的现实主义写作，他敬仰30年代对“劳苦人的命运”进行书写的作品，认为现今的写作充满了庸俗的、粉饰的、私欲的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失去了它的庄重、严肃和深刻。而马尔克斯要逃离的则是西方理性语境的统治。马尔克斯坚持用拉美自身的话语发言，“如果用别人的图表解释生活，就只能导致更可怕的误解，使人们越来越陌生，越来越孤独，越来越不自由。”他希望用小说来警醒迷雾中的拉美人民，抵制西方语境和意识形态，反对独裁，用自己的声音和方式，走出自己的路。 　　其次，从方式方法上看，两位作家充分利用了文学的虚构性特质。“正是虚构化行为的引领，现实才得以升腾为想象，而想象也因之而走近现实。在这一过程中，虚构将已知世界编码，把未知世界变成想象之物，而由想象与现实这两者重新组合的世界，即是呈现给读者的一片新天地。”现实与虚构截然对立，不仅有悖于文本中二者互融互通的特性，更把现实主义引上了歧路。不排斥文学的虚构性，则能将它以一种不可思议的反现实姿态置入文学作品，这种对现实主义的越界行为，达到了预期设想的逼真效果，实现了被现实遮蔽的真实，更增添了现实主义的深度和广度。在马尔克斯笔下，虚构的小镇马贡多转化成了一种符号化的真实。“我最重要的问题是打破看来是真实的事物和看来是神奇事物之间的界限。在我试图表现的世界上，这种界限是不存在的。”而阎连科的《受活》，则通过虚构的受活庄和奇崛吊诡的故事设计，在亦真亦幻的艺术世界中，使现实主义发生了越界。虚构性行为再造的现实是现实的再现，同时又超越了现实本身，而无边无际、自由自在的想象在虚构性行为下反倒被诱入真实的形式之中。于是，“文本的真实性中包含着想象的色彩，而想象反过来也包含着真实的成分”，这就是对现实主义的越界所形成的美学效果。
　　三 越界的差异
　　在《百年孤独》与《受活》中，都有与传统现实主义不同的非理性成分。
　　首先，对于这些用来对现实主义进行越界的非理性因素，两人的态度是不一样的。阎连科是“知其无”。故事的整体构设近乎于荒诞，读者容易采取俯视的眼光旁观情节的发展。阎连科“知其无”的观念，实质上可以解读成一种怀疑态度：不仅是怀疑受活人通过购买列宁遗体致富的可能性，而且也怀疑真切发生的历史——“大跃进”、“文革”的必要性及其夸大的政治意义；怀疑当今过分集权的制度对民族整体心理建构的影响；怀疑任由泡沫经济盲目发展的势头。阎连科虽然采用了非理性因素，但是他的“知其无”的态度，决定了他并不认同这种非理性，而是把它当成反面素材，呼吁理性世界的重建。
　　相比较来说，马尔克斯则是“信其有”。“看上去是魔幻的东西，实际上正是拉美现实的特征；……这不仅是我们的现实，而且也是我们的观念和我们的文化。”马尔克斯主张简单地相信现实生活，取消议论，一反理性，返归到人类原初状态天真的相信。相信拉丁美洲超自然的情境，相信安达卢西亚人的想象力产生的特别的观念，相信现今的所有不公正和压迫、相信自己的落后与贫穷，也相信被操纵、被欺凌的事实。马尔克斯强调相信，认为在拉美的状况下强调民族主义是消极的。民族主义的膨胀，会更加自闭，更为孤独，还很容易滑入意识形态的程式之中。相信一切，包括非理性因素，就是要面对现实，正视历史，这是强者的理智选择。
　　其次，两部作品的批判力度是有差别的。阎连科《受活》中的弱者全部都是残疾人，这是一个在现实世界中也很特殊的弱势群体。对于制度批判的宏大主题而言，这样的人物设定过于弱小和特殊，使读者的情感由被制度压抑的恐惧转换成对欺凌弱者的愤慨，降低了作品的艺术震撼，也并未体现出作者一再强调的现代人普遍的焦灼心理。他所写的和理想有差距，并没有完全把心里的想法表达出来。小说中将不满的矛头一齐指向茅枝婆，她成了作者想要批判的制度的替罪羊。这是文学面对意识形态的尴尬，也是阎连科在本质问题上怯懦、纤弱的表现。
　　马尔克斯把文学看成作家革命的方式，以知识分子的傲气游离于主流意识形态之外，警惕地保持批判的态度。“没有为既定的社会价值唱颂歌的好文学。我总是在好文学里发现有这样的倾向：摧毁既定的、被承认的东西，为创造新社会作出贡献，最后去改善人的生活。”拉美的文学是与独立革命同时诞生的，离开玻利瓦尔、切·格瓦拉、卡斯特罗，就无法理解拉美文学。拉美很多作家都把写作看成是一种革命实践，身为左翼知识分子的马尔克斯，曾经以十年的文学罢工对抗皮诺切特的政权，认为文学志趣就是一种政治志趣，而两者都是对现实的关心。
　　最后，两部作品在越界后的包容性上也存在着差别。阎连科通过《受活》传达出现有体制造成的集权和畸形地重视经济，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巨大压力、异化和恐惧，充斥的是对现实状况的厌恶和愤怒。对现实的批判淹没在感情的洪流中，虽然小说有呼吁理性的声音，但整部小说还是缺少了一种反思因素。
　　马尔克斯的深刻处在于他寓言了孤独的灭亡，也就从反面指出了重新壮大的途径——团结。拉美有一种包容性极强的整合精神，“我们接受了各个地方的影响，正如有人说的，我们是用全世界的渣滓构成的，我们的视野宽阔得多，我们的接受能力也宽广得多”。突破民族主义的禁锢，以一种“立足本土，放眼世界”的思想面对现实。马尔克斯对待写作亦是如此。由此，也可以解释马尔克斯为何要使马贡多消失而又深深怀念。一个民族用极强的整合精神去抵御暂时的失败，蓄势待发。正是由于植根于这样强烈的自信，《百年孤独》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沉重加振奋的双重美学体验，沉重是因为失败者的忍辱负重，振奋是因为希望之光的闪耀。
　　参考文献：
　　[1] [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黄锦炎等译：《百年孤独》，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2] 阎连科：《受活》，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3] 朱景东等译：《两百年的孤独——加西亚·马尔克斯谈创作》，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4] 阎连科：《我为什么写作》，《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2期。
　　[5] [德]沃尔夫冈·伊瑟尔，陈定家等译：《虚构与想象——文学人类学疆界》，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6] 林一安：《加西亚·马尔克斯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作者简介：仲晴晴，女，1981—，陕西西安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世界文学、比较文学，工作单位：陕西警官职业学院基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