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杨青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度过的。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家长有意为孩子选择了一个“避乱”的方式——在家拉小提琴。随着年龄增长，偶然触及的音乐竟成了他日后难以割舍的事业追求。1978年，杨青凭借自身的艺术天资抓住了命运之手，考入上海音乐学院民族理论作曲系，从此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当时，上海音乐学院云集了一大批专家学者。在这块得天独厚的宝地，杨青先后选修了胡登跳、何占豪、桑桐、沈一鸣、陈铭志、刘福安、江明惇、叶栋、施咏康、茅于润、夏飞云、朱晓谷等著名学者的课程，不仅从中汲取到丰富的知识学养，而且潜移默化于学者们忘情音乐、钟情学术的精神熏陶。1983年，杨青大学毕业，从上海来到北京，到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任教。2002年，杨青调入首都师范大学，任音乐系主任，2003年3月成立音乐学院任院长至今。
　　作为一名作曲家，杨青创作各类作品数十部。在音乐体裁上，既有民族器乐合奏、重奏，协奏曲，室内乐，艺术歌曲，大合唱，又有影视音乐，舞蹈与舞剧音乐等，范围广泛，品种多样；在表现手法上，既注意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发扬民族特色，又注意在广泛借鉴中创造新颖技巧，做到博采众长，中外交融，尤以对民族乐器表现力的开掘和探索而著称；在音乐风格上，既有排山倒海的气势磅礴之作，又有细致、典雅、入情、入画的乐章，韵味悠长，感人至深。他的作品在北京、上海、巴黎、东京、香港、新加坡、台北等地首演，获得广泛好评，并多次赢得各类音乐评奖，如中国第六届音乐作品评选奖（1988年），北京“庆祝建国四十周年文艺作品征集”荣誉奖（1990），中国“黑龙杯”管弦作曲大赛奖（1993年），台湾“新原人”世界华人音乐作品征集奖（1994年），中国音乐家协会“共和国五十年”优秀作品奖（1999年），台湾“世界华人民族音乐创作奖”（2002年），中国音乐家协会第三届“金钟奖”（2003年），北京市“庆祝新中国成立55周年文艺作品征集”佳作奖（2004年）等。
　　作为一名社会活动家，杨青担当了一系列社会职务，如北京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创作委员会主任、民族音乐委员会主任，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及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创作委员会委员，《音乐创作》《爱乐》编辑委员会委员，中国民族管弦学会常务理事、创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音乐家协会青年音乐家分会理事，中国艺术教育促进会理事，全国艺术硕士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央民族乐团特约作曲家，新加坡华乐团艺术咨询委员，等等。他为中国音乐事业的发展多方奔走，赢得了广泛的认可和尊重。
　　
　　一、 他的“根”在民族传统中滋养
　　
　　“传统给了我们奇妙的音高”、“传统给了我们动人的音调”、“传统给了我们丰富的律动”、“传统给了我们独特的结构”、“传统给了我们绚烂的音色”、“传统给了我们无尽的遐想”，杨青在论文《传统给了我们什么……》中进行了上述阐述。在他看来，“传统是一条河流，我们每个人都身历其中。一位当代作曲家，当他进入创作状态的时候，无法回避传统对其创作思维深刻而巨大的影响”，“作曲家在创作中都有意识地注意接受传统文化对自己作品的滋养”。每一国家、每一地区都有自己的传统和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对艺术创造者的深刻影响会渗透在艺术作品的字里行间，大到“谋篇布阵”，小到任何一个细微之处，都能闪现出传统的影子，而这些也正是“民族风格”或“民族精神”最本质的体现。同时，杨青认为“传统”是有形有声的，如音高、音调、节奏、结构，而“传统”也绝不是封闭和僵化的，它需要注入“我们无尽的遐想”而得以不断丰富和发展。对此，他在另一篇文章《拓宽中国民族室内乐的表现空间》中作了进一步阐发。他从“创作观念的拓展”、“创作技法的拓展”和“器乐艺术表现力的丰富”等几个方面，集中论述了当代民族室内乐创作和发展过程中所进行的种种创新和发展，并因此坚信“中国民族室内乐创作艺术与表演艺术繁荣昌盛局面的来临指日可待”。
　　作曲家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在杨青的创作中，我们不但能具体地听到和看到处处闪现着中国传统音乐光辉的音调、节奏、韵律和结构，我们更能真切地感受到他力求突破、力求拓展的种种努力。认真研究他的音乐给我们带来启迪：作曲家在娴熟使用经过积淀和实践已成为人类共通音乐语言的基础上，探索新音响及表现方式，深入开掘新的音乐表现力，在继承与发展的辩证统一关系中，走出了一条具有自身鲜明特色的音乐创作之路，即：不受传统形式的束缚和限制，注重音乐的抒发和描绘功能；突出音乐的色彩和表情作用，强调个性的发挥和情感的流淌。以古筝独奏《悠远的回应II》为例，作曲家在深入了解古筝这门乐器各种演奏性能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和挖掘其各种演奏潜力，进行了音色、音响变化等方面的一系列探索和拓展，不但赋予音乐以中国传统艺术的神韵和审美意境，同时也具有说服力地表现出作曲家在探索和开掘新音响方面的艺术修养、才能和个人情趣。
　　
　　二、 他的“魂”在音乐线条中舞动
　　
　　
　　杨青认为，“线条艺术，在中国人的艺术当中，有着非常突出而显要的位置。中国的绘画、书法、建筑等重要的艺术门类，在线条的运用方面，都积累了丰硕的实践成果与理论成就，线条被赋予了极为丰富的艺术内涵”，“中国的音乐艺术在线条的运用方面，无论是在单一音乐线条的润饰抑或多种音乐线条的结合方面，都呈现出多彩多姿的艺术形态并取得了相当高的艺术成就”。
　　杨青不仅敏锐地观察到线条艺术在中国所有艺术门类中所占据的特殊重要位置，还更深入地探索如何在当代的音乐创作中继承、发展中国传统艺术中突出旋律线条的特色，并且结合自己丰富的创作实践，总结出中国民族乐器对表现旋律线条的独特优势。他说：“中国民族管弦乐队在音色方面的资源极为丰富，为音乐线条的运用提供了深厚且具有独特艺术魅力的音响基石，中国当代作曲家们敏锐地注意到这一现象，当他们运用民族管弦乐对这一音响载体来创作作品的时候，在音乐线条的组织方面，充分地施展他们的才智，进行了大胆而富有创意的探索与开掘，使中国民族管弦乐队的音响空间与艺术表现力得到了更为宽广的拓展……。”
　　写于上世纪90年代的笛子协奏曲《苍》是杨青早期的代表作，音调取材于湖南古老民谣，作曲家巧妙地将小调音阶Ⅳ级和Ⅶ级音升高，为原始素材注入新的音响色彩。此外，作曲家在这部作品中还独具特色地运用了线条性对位，不同主题在各个声部间展开此起彼伏的模仿处理，多个模仿声部又构成纵向重叠，从而形成了色彩丰富的音色混合体。这种不同线条的结合较少受到传统的和弦结构与和声功能序进的制约，体现了作曲家旨在最大程度展示音乐线条艺术的独具匠心。突出中国音乐丰富多姿的线条艺术，作曲家以丰沛的情感恣意挥洒成一幅诗情充溢的水墨画，体现出他鲜明的艺术追求，也使音乐的进行与展开时常在“山重水复”的对比中给人留下“峰回路转”的艺术想象空间。正因为这种独特的创造性，该作品在1993年“全国管弦乐作品大赛”中获奖，并多次被指定为民族器乐协奏曲比赛的必奏曲目。
　　
　　三、 他的“心”在教育事业中燃烧
　　
　　2002年5月，杨青在竞聘首都师大音乐系主任的大会上，面对学校领导和全系教职工，他真诚坦言，之所以选择首都师大，是因为自己在学习艺术的道路上，曾幸遇不少好老师，他们对教育事业的满腔热忱和献身精神至今仍铭刻心间。当自己有可能为首都师大音乐系贡献力量时，自然与心中对曾培养自己的诸位恩师们的美好感受，以及多年以来能真正为发展音乐教育事业贡献力量的美好愿望吻合起来。
　　
　　杨青的莅任，为首都师大音乐学院带来了发展的新思想，即“依托综合大学的人文优势及其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厚重资源，拓宽办学思路，扩大办学规模，建设以培养基础音乐教育和高等音乐教育师资人才为主，同时培养具有高水平的音乐创作、音乐表演、音乐理论研究、音乐科技以及舞蹈等方面的专门人才，培养适应现代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需求的应用型人才的新型综合性音乐学科”。他积极倡导重视学术创造的风尚和热潮，聘请了严良堃、杨鸿年、李西安、高为杰、张豪夫、张维良、陈远林、曹卓越等不同学科方向的大家、名师担任客座教授，帮助学院训练乐队、合唱队，培养音乐理论研究和作曲人才。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内，首师大音乐学科与全国同类院校甚至专业音乐学院相比，显示了自身的鲜明特色和魅力。
　　为实现“建立新型综合性音乐学科”的宏伟目标，杨青提出“以大力提升音乐创作、音乐理论研究、音乐表演等方面的水平，来突出和加强音乐教育这个核心学科的发展”，从而得以“培养适应现代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需求的应用型人才”。为此，他积极努力，于2003年成功申报并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可招收6个专业方向的博士研究生；他鼓励和支持钢琴系全体教师群策群力，向教育部“国家精品课程”发起冲击并赢得成功，大大加强了本学科的发展力度，也同时带动和促进了其他各专业方向的加速发展；他大力倡导要加强音乐艺术创造的精品意识，最终促成大型舞剧《白鹿原》音乐舞蹈创作工程的成功实施；他积极鼓励教师进行科学研究，以教学带科研，以科研促教学，并与中国文联出版社签约出版了《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