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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2015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GSS2015）的相关数据，运用ologit计量模型，探究教育水平、个人属性即户口性质、选举权等对社会信任度的影响。结果表明：教育水平、户口性质以及参与选举权对社会信任度具有显著影响，其中教育水平对社会信任度的影响是负向的，而户口性质和选举权对社会信任度的影响是正向的
【关键词】 教育水平 个人属性 社会信任度 CGSS
一、引言
社会信任是维持社会良好关系的助推器，可以有效降低社会交往中存在的风险，能够增进社会关系的良性发展，促进社会法制的建设与社会契约的生成，是维系社会稳定与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逐步发展，我国的社会关系已经由以前的熟人關系转向了陌生人社会关系，以前相对稳定和封闭的社会环境遭受到一定的冲击，依靠着血缘关系、地缘关系搭建的相对传统的社会关系网络正在逐渐淡化。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越来越复杂，社会各阶层和地域之间人口加速流动，从而导致了社会信任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此背景下，通过CGSS2015数据，结合stata计量分析软件，深入挖掘社会信任度的现状及特征以及相关的影响因素，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二、文献述评
（一）国外研究现状
作为一种多层次、多维度的价值心里，信任是人们在日常交往中对行为结果的一种心理预期，并且这种预期对社会关系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对社会的稳定和谐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到现在，西方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深入开展了有关于信任问题的研究。但由于信任本身问题的复杂化、多样化，所以直到目前学术界也没有一个完全系统的定义。但是从以往的文献阅读中可以看出，大多数学者认为可以从文化道德、行为态度、规章制度三个角度来阐述：（1）从文化角度来说，信任为文化道德或者文化机制下的产物。（2）从行为角度来说，高信任度的合作行为和低信任度的竞争行为能够作为一个造成社会信任度下降的主要原因。Hosmer（1995）认为，当一个人面临的事件是预期收益可能低于损失时，个人可能会做出不合理的选择。（3）从规章制度来说，信任是在规章制度角度下产物。弗朗西斯·福山（2002）认为信任的研究意义在于将信任基于道德规范，它的产生会对道德规范产生共同直觉。
从以上的论述中可以看出，西方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信任的本质问题，同时也表达了自己对于信任的不同看法，这些想法有些共同性，即认为信任是一种社会发展的产物，也是一种价值判断的心理活动。不同于西方学者的观点中国学者也有着自己的观点。
（二）国内研究现状
社会信任是社会团结的粘合剂。构建与中国特色市场主义经济相适应的现代信任体系，对稳定社会关系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和战略意义。谢耘耕（2017）通过对36个城市的开展的居民调查中研究发现，个体不同的职业背景，其社会信任度也不相同，其中教师的信任度最高，其次是农民工，最低是政府官员和企业家。邹宇春（2016）通过对CGSS2013和CGSS2015的相关数据比较得知，商人的信任度较上次调查下降了很多;党政机关的信任度有所上升但是排名但排名仍较靠后。宋朝阳（2010）认为社会信任度存在于不确定的社会环境中，对双方的信息没有足够的了解，却对双方保持着一种乐观的态度，并且采取一些导致自己的利益不受到损害的行为。白春阳（2006）认为，社会信任是指社会成员处理一系列社会活动或机构（如人际互动，公共事务和公共组织）过程中的一系列相似态度。这是一种生活态度，是人们在日常交往中逐渐形成的一种价值心里。
综上所述，国内学者关于社会信任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不同社会群体的满意度，以此来分析社会不同阶级的总体满意度。他们认为，保持良好的社会信任关系有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和正确价值观的形成。但是，对于信任度的描述多局限于理论叙述，缺乏相应的实证模型有力佐证自己的观点。因此，研究选取CGSS2015的调查数据，采取ologit模型来阐述社会信任度具体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以期为我国社会信任度的建设添砖加瓦。
三、社会信任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一）研究设计
1.数据及变量的选择
研究所用的样本数据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5）（ChineseGeneralSocialSurvey，以下简称CGSS。2015年CGSS项目调查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覆盖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478村居民。经统计，共完成有效问卷10968份，所获得的数据不仅涵盖城乡居民的人口特征情况和收入消费情况，而且详细的记录了居民对周边人的信任程度。因此在CGSS2015的调查数据原始数据的基础上，将样本数据进行清洗整理，最终得到有效数据8147个，采用ologit的实证方法去探析社会信任度，分析社会信任度的影响因素，对于改善我国社会信任度存在一定的积极作用。
主要解释变量是居民的受教育水平，以及居民的个人属性即户口性质、选举权、政治面貌、性别、婚姻状况、住房状况等基本属性，与我国社会信任度之间的关系。其中居民教育、个人属性中的户口性质、选举权是研究重点关注的解释变量。其中居民教育根据居民所完成的最高学历将居民学历用所受教育年限来代替，即小学为6，初中为9，普通高中、职业高中、中专为12，大学专科为15，大学本科为16，研究生及以上为19。户口性质以及选举权这两个定性数据，采用虚拟变量赋值，即农业户口为1，非农业户口为0;参与选举权的为1，否则为0。对于被解释变量社会信任度，由于其为排序数据，故采取排序模型进行赋值。因此，可以将有关社会信任度的问卷调查结果分为五种，包括多数不可信，绝大多数不可信，可信者与不可信者各半，绝大多数可信，多数可信，将其分别赋值为0，1，2，3，4。根据我国社会信任度的影响因素，选取的控制变量包括：居民的性别、年龄、政治面貌、子女的个数、房屋产权以及婚姻状况。 2.模型设定
根据所选择的变量，得出ologit回归的模型如下：
式（1）中，为被解释变量，即社会信任度;为解释变量，分别为教育水平，户口性质以及选举权;为控制变量，为扰动项，且满足N（0，1）分布。
（二）模型估计与结论分析
1.描述性分析
首先对关键性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即、、、。从表1中，发现对于社会信任度这方面的调查，其均值为2.7162，接近于3，说明普通居民认为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可信的;对于教育水平，其均值为8.8274，说明居民的平均教育水平处于初中畢业这个阶段，符合我国实行了九年义务教育的政策，同时，教育水平具有较大的标准差为4.5766，说明我国居民之间的存在较大的教育差距，反映出我国居民对社会中其他人认识的差距，由此产生不同程度的社会信任度;有关户口性质以及选举权的调查，其结果分别显示了样本中的居民倾向于农村户口以及并不参与选举权。
2.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
（1）模型估计
首先采用ologit模型1，将所有的关键变量以及控制变量纳入模型中，发现模型1拟合效果不好，于是在保留关键解释变量的条件下，运用逐步回归法剔除一些不显著的解释变量，得到模型2。模型1与模型2的具体结果如表2：
（2）结果分析
在表2中，可以看出模型1中解释变量房屋产权与婚姻状况对居民的社会信任度并不显著，通过逐步回归法，消除这两个变量后，其他的解释变量均变得显著。同时，作为模型的似然比检验统计量LRchi2为152，其P值为0.000，说明该模型方程非常显著。同时，由于各解释变量（education、identity、vote等）的最小变化量至少为1个单位，为了便于解释变量回归结果，采取的是解释变量的几率比而非系数，表2中的数据为各个解释变量的几率比。
四、研究结论
从各个解释变量的结果值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
第一，教育水平对社会信任度的影响是消极的。在ologit模型中给定其他解释变量的情况下，由于教育水平的几率比为0.9800（小于1），说明随着居民教育年限的增加，人们对周围的其他人的信任度逐渐降低。
第二，户口性质对社会信任度的影响是正的。在给定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户口性质的几率比为1.3023，说明农业户口的社会信任度是非农业户口的1.3023倍，农业户口的居民更愿意相信周围的其他人。
第三，参与选举权对社会信任度的影响是积极的。一方面，参与选举权在1%的显著水平下是显著的，说明参与选举权对社会信任度的影响是显著的;另一方面，其几率比为1.3122，说明参与选举权对社会信任度的影响是不参与选举权的1.3122倍。
第四，对于其它控制变量的影响，如性别、年龄、政治面貌以及子女的个数对于社会信任度的影响程度并不相同。其中性别与子女的个数均在给定显著水平5%的情况下显著，年龄与政治面貌则是在给定显著水平10%的情况下显著。性别与子女个数的几率比分别为1.0940与1.0445，分别说明相对于女性，男性更愿意相信别人;居民每增加一个孩子，对社会信任度的几率比就会增加4.45%。另一方面，年龄与政治面貌的几率比分别为0.9973、1.1395，这说明年龄对社会信任度的影响是负向的，而政治面貌对社会信任度的影响是正向的。
【参考文献】
[1] 唐丽娜.近年中国社会信任度呈上升趋势[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03-16（006）.
[2] 刘国芳，林崇德.构建信任指数建设和谐社会[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1）：25-32.
[3] [美]弗朗西斯·福山著.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M].李宛蓉译，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1998，351.
[4] 白春阳.现代社会信任问题研究[D].中国人民大学，2006.
[5] 宋朝阳.大学生网络购物中的社会信任研究[D].苏州大学，2010.
[6] 马得勇.信任、信任的起源与信任的变迁[J]，开放时代，2008，（7）.
[7] 王宏杰，付云鹏，王嵘冰.用提升社会信任度来促进经济增长[J].党政干部学刊，2017（03）：43-47.
[8] 丁杨秋.论我国村民选举权的法律保障[J].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6（03）：33-38.
[9] 王艳.中国社会信任度现状及对策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2013（28）：237-238.
作者简介：朱迪超（1995—），男，山西阳泉人，西北师范大学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人口统计和固定资产投资。
刘强（1996-），男，安徽阜阳人，西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财政理论与实践。
【关键词】 教育水平 个人属性 社会信任度 CGSS
一、引言
社会信任是维持社会良好关系的助推器，可以有效降低社会交往中存在的风险，能够增进社会关系的良性发展，促进社会法制的建设与社会契约的生成，是维系社会稳定与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逐步发展，我国的社会关系已经由以前的熟人關系转向了陌生人社会关系，以前相对稳定和封闭的社会环境遭受到一定的冲击，依靠着血缘关系、地缘关系搭建的相对传统的社会关系网络正在逐渐淡化。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越来越复杂，社会各阶层和地域之间人口加速流动，从而导致了社会信任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此背景下，通过CGSS2015数据，结合stata计量分析软件，深入挖掘社会信任度的现状及特征以及相关的影响因素，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二、文献述评
（一）国外研究现状
作为一种多层次、多维度的价值心里，信任是人们在日常交往中对行为结果的一种心理预期，并且这种预期对社会关系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对社会的稳定和谐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到现在，西方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深入开展了有关于信任问题的研究。但由于信任本身问题的复杂化、多样化，所以直到目前学术界也没有一个完全系统的定义。但是从以往的文献阅读中可以看出，大多数学者认为可以从文化道德、行为态度、规章制度三个角度来阐述：（1）从文化角度来说，信任为文化道德或者文化机制下的产物。（2）从行为角度来说，高信任度的合作行为和低信任度的竞争行为能够作为一个造成社会信任度下降的主要原因。Hosmer（1995）认为，当一个人面临的事件是预期收益可能低于损失时，个人可能会做出不合理的选择。（3）从规章制度来说，信任是在规章制度角度下产物。弗朗西斯·福山（2002）认为信任的研究意义在于将信任基于道德规范，它的产生会对道德规范产生共同直觉。
从以上的论述中可以看出，西方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信任的本质问题，同时也表达了自己对于信任的不同看法，这些想法有些共同性，即认为信任是一种社会发展的产物，也是一种价值判断的心理活动。不同于西方学者的观点中国学者也有着自己的观点。
（二）国内研究现状
社会信任是社会团结的粘合剂。构建与中国特色市场主义经济相适应的现代信任体系，对稳定社会关系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和战略意义。谢耘耕（2017）通过对36个城市的开展的居民调查中研究发现，个体不同的职业背景，其社会信任度也不相同，其中教师的信任度最高，其次是农民工，最低是政府官员和企业家。邹宇春（2016）通过对CGSS2013和CGSS2015的相关数据比较得知，商人的信任度较上次调查下降了很多;党政机关的信任度有所上升但是排名但排名仍较靠后。宋朝阳（2010）认为社会信任度存在于不确定的社会环境中，对双方的信息没有足够的了解，却对双方保持着一种乐观的态度，并且采取一些导致自己的利益不受到损害的行为。白春阳（2006）认为，社会信任是指社会成员处理一系列社会活动或机构（如人际互动，公共事务和公共组织）过程中的一系列相似态度。这是一种生活态度，是人们在日常交往中逐渐形成的一种价值心里。
综上所述，国内学者关于社会信任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不同社会群体的满意度，以此来分析社会不同阶级的总体满意度。他们认为，保持良好的社会信任关系有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和正确价值观的形成。但是，对于信任度的描述多局限于理论叙述，缺乏相应的实证模型有力佐证自己的观点。因此，研究选取CGSS2015的调查数据，采取ologit模型来阐述社会信任度具体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以期为我国社会信任度的建设添砖加瓦。
三、社会信任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一）研究设计
1.数据及变量的选择
研究所用的样本数据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5）（ChineseGeneralSocialSurvey，以下简称CGSS。2015年CGSS项目调查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覆盖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478村居民。经统计，共完成有效问卷10968份，所获得的数据不仅涵盖城乡居民的人口特征情况和收入消费情况，而且详细的记录了居民对周边人的信任程度。因此在CGSS2015的调查数据原始数据的基础上，将样本数据进行清洗整理，最终得到有效数据8147个，采用ologit的实证方法去探析社会信任度，分析社会信任度的影响因素，对于改善我国社会信任度存在一定的积极作用。
主要解释变量是居民的受教育水平，以及居民的个人属性即户口性质、选举权、政治面貌、性别、婚姻状况、住房状况等基本属性，与我国社会信任度之间的关系。其中居民教育、个人属性中的户口性质、选举权是研究重点关注的解释变量。其中居民教育根据居民所完成的最高学历将居民学历用所受教育年限来代替，即小学为6，初中为9，普通高中、职业高中、中专为12，大学专科为15，大学本科为16，研究生及以上为19。户口性质以及选举权这两个定性数据，采用虚拟变量赋值，即农业户口为1，非农业户口为0;参与选举权的为1，否则为0。对于被解释变量社会信任度，由于其为排序数据，故采取排序模型进行赋值。因此，可以将有关社会信任度的问卷调查结果分为五种，包括多数不可信，绝大多数不可信，可信者与不可信者各半，绝大多数可信，多数可信，将其分别赋值为0，1，2，3，4。根据我国社会信任度的影响因素，选取的控制变量包括：居民的性别、年龄、政治面貌、子女的个数、房屋产权以及婚姻状况。 2.模型设定
根据所选择的变量，得出ologit回归的模型如下：
式（1）中，为被解释变量，即社会信任度;为解释变量，分别为教育水平，户口性质以及选举权;为控制变量，为扰动项，且满足N（0，1）分布。
（二）模型估计与结论分析
1.描述性分析
首先对关键性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即、、、。从表1中，发现对于社会信任度这方面的调查，其均值为2.7162，接近于3，说明普通居民认为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可信的;对于教育水平，其均值为8.8274，说明居民的平均教育水平处于初中畢业这个阶段，符合我国实行了九年义务教育的政策，同时，教育水平具有较大的标准差为4.5766，说明我国居民之间的存在较大的教育差距，反映出我国居民对社会中其他人认识的差距，由此产生不同程度的社会信任度;有关户口性质以及选举权的调查，其结果分别显示了样本中的居民倾向于农村户口以及并不参与选举权。
2.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
（1）模型估计
首先采用ologit模型1，将所有的关键变量以及控制变量纳入模型中，发现模型1拟合效果不好，于是在保留关键解释变量的条件下，运用逐步回归法剔除一些不显著的解释变量，得到模型2。模型1与模型2的具体结果如表2：
（2）结果分析
在表2中，可以看出模型1中解释变量房屋产权与婚姻状况对居民的社会信任度并不显著，通过逐步回归法，消除这两个变量后，其他的解释变量均变得显著。同时，作为模型的似然比检验统计量LRchi2为152，其P值为0.000，说明该模型方程非常显著。同时，由于各解释变量（education、identity、vote等）的最小变化量至少为1个单位，为了便于解释变量回归结果，采取的是解释变量的几率比而非系数，表2中的数据为各个解释变量的几率比。
四、研究结论
从各个解释变量的结果值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
第一，教育水平对社会信任度的影响是消极的。在ologit模型中给定其他解释变量的情况下，由于教育水平的几率比为0.9800（小于1），说明随着居民教育年限的增加，人们对周围的其他人的信任度逐渐降低。
第二，户口性质对社会信任度的影响是正的。在给定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户口性质的几率比为1.3023，说明农业户口的社会信任度是非农业户口的1.3023倍，农业户口的居民更愿意相信周围的其他人。
第三，参与选举权对社会信任度的影响是积极的。一方面，参与选举权在1%的显著水平下是显著的，说明参与选举权对社会信任度的影响是显著的;另一方面，其几率比为1.3122，说明参与选举权对社会信任度的影响是不参与选举权的1.3122倍。
第四，对于其它控制变量的影响，如性别、年龄、政治面貌以及子女的个数对于社会信任度的影响程度并不相同。其中性别与子女的个数均在给定显著水平5%的情况下显著，年龄与政治面貌则是在给定显著水平10%的情况下显著。性别与子女个数的几率比分别为1.0940与1.0445，分别说明相对于女性，男性更愿意相信别人;居民每增加一个孩子，对社会信任度的几率比就会增加4.45%。另一方面，年龄与政治面貌的几率比分别为0.9973、1.1395，这说明年龄对社会信任度的影响是负向的，而政治面貌对社会信任度的影响是正向的。
【参考文献】
[1] 唐丽娜.近年中国社会信任度呈上升趋势[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03-16（006）.
[2] 刘国芳，林崇德.构建信任指数建设和谐社会[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1）：25-32.
[3] [美]弗朗西斯·福山著.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M].李宛蓉译，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1998，351.
[4] 白春阳.现代社会信任问题研究[D].中国人民大学，2006.
[5] 宋朝阳.大学生网络购物中的社会信任研究[D].苏州大学，2010.
[6] 马得勇.信任、信任的起源与信任的变迁[J]，开放时代，2008，（7）.
[7] 王宏杰，付云鹏，王嵘冰.用提升社会信任度来促进经济增长[J].党政干部学刊，2017（03）：43-47.
[8] 丁杨秋.论我国村民选举权的法律保障[J].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6（03）：33-38.
[9] 王艳.中国社会信任度现状及对策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2013（28）：237-238.
作者简介：朱迪超（1995—），男，山西阳泉人，西北师范大学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人口统计和固定资产投资。
刘强（1996-），男，安徽阜阳人，西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财政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