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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茅盾在延安时期参与“民族形式”讨论为出发点,他关于“市民文学”与“民间形式”的观点实际存在冲突之处.这个现象可以理解为茅盾长期秉持的文学观在抗战时期遭遇挑战,也反映出茅盾参与延安文艺话语建构时踌躇、微妙的心态.在党的文学体制中,茅盾经历了从拒绝充当“旗帜”到接受成为“人民的光荣”的转变,他所秉持的文艺观也从“市民文学”走向了“人民文学”,这背后是茅盾精神的成长史,也是党的文艺体制的召唤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