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在谈到苏共失败的时候,我们都要提到一个特殊的集团——权贵集团。这一特殊的集团在表面上与广大苏联人民享有的一切都一样,可是,他们暗地里在工作上和生活上却都享有常人想象不到的特殊权力。这些特权也使他们逐渐脱离了群众。在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对其进行分析时,我们发现这一集团已经脱离了无产阶级的队伍,而成为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团体。
关键词:权贵集团 阶级性 辨析
在探讨苏联解体的时候,我们往往会提到由腐朽的体制产生的一个特殊群体——苏联的权贵集团。这个群体成了苏联的“掘墓人”,埋葬了产生和哺育了他们的制度。那么,这个群体的性质到底应该如何认识,或者它是否是一个独立的阶级阶层?这些问题值得探讨一番。而要想对这一集团有一个清楚、全面的认识,就要不被表面现象所迷惑,从其组成、表现还要用正确的阶级分析方法对其进行分析。
一、权贵集团的组成人员分析
权贵集团,顾名思义是要与权力和尊贵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这一集团的主要组成人员也就是一些在苏联党和国家中掌握权力的各级领导干部,或者说是“党国精英”。这其中又有精英高层,包括苏共的总书记、政治局、书记处、部长会议、中央委员会,大约有数百人。这一高层的任务主要是制定国家政策,作出重要的政治和经济决议,并有权提议变更高级领导层。其次是精英中层,主要是广大的官员们:在党内,它包括各部领导;中央委员会其他重要人物;共青团高层领导;各加盟共和国、省、主要城市党委的第一书记。在政府中,它包括联邦各部门和各委员会的高级官员;最高苏维埃领导人;各加盟共和国的部级官员;武装部队和安全部门的高级官员。最后一层,即精英基层,包括大型企业的最高层、贸易协会领导人和科学、教育、文化和大众媒体各主要机构的负责人。1917年初,布尔什维克党只有2.4万人,而到了年底,这一人数急剧膨胀到30万,1928年是130万,1933年其总数就达到了300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仅精英集团就达到了10万人之多。任何由10万人构成的团体,都参差不齐、良莠混杂。
二、权贵集团的特权表现
这些权贵集团从一开始的入党动机就不纯,又怎么能期待他们为国家、为人民做些什么?因此,他们只会想方设法地为自己和家人、亲戚谋利益。但正如上文所述,苏联有一整套完整严格的制度限制个人财产的积累,他们是不能明目张胆地直接攫取利益的。但在苏联,官员在工作、生活、福利、社会保障等方面都享有许多特权,而这是得到国家默许并被认为是合理的。于是,这些权贵集团正是利用手中的权力,通过自己享有的特权来牟取私利的。
第一,工资制以外的“钱袋制”。苏联虽然实行的是广泛的工资制而且也采取措施限制贫富差距拉大,表面上看人们的生活并没有相差太多。1972年,党的官员每月四百至一千卢布;教授和研究机关的负责人,每月是三百至七百卢布;官方报纸的主编每月是五百卢布;大企业的负责人每月是五百多卢布;苏联一个元帅,每月两千多卢布,而勃列日涅夫每月的工资也才九百多卢布。但其实这只是基本的数字和表面现象,除在每月领取基本工资以外,他们还能收到一个信封,而在信封中是给他们的额外补贴。这些补贴的数目根据领取人的官阶的高低而不同,一般是本人工资的几倍,多则十几倍,甚至几十倍。人们把这种制度叫做“钱袋制”。斯大林去世的时候,装满钱的信封整整塞满了两抽屉。在平等的表面掩盖下的是巨大的不平等,实际上苏联最高的工资收入已经超过平均工资的十倍到十五倍,或者说已超过最低工资的十五至二十倍。
第二,工作之余的特殊优待。在革命时期由于条件艰苦,为了保障广大干部的健康,使其能更好地投入到革命工作中去,在列宁的建议下,政府特别为官员们修建了待遇较好的“疗养食堂”。这其实是无可非议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这种暂时的举措在国家有一定的基础以后应该取消,可是斯大林并没有这么做,反而把这当作一项必要的政策予以保留。从此,这些专为官员们享受的“疗养食堂”越修越豪华。而且官员们也都有公费休假,他们往往带着子女、亲戚朋友,所有花销都由政府报销。苏联还为官员们设立了特殊的商店。在这里官员们不受长期匮乏之苦,可以不长排队,不看售货员的冷眼,免除了每天都折磨普通公民的其他一切烦恼。
第三,官僚主义盛行,腐败现象蔓延滋长。麦得维杰夫在《让历史来审判》一书中叙述了斯大林时期苏共官僚主义化的情况:“一些不太坚定的共产党员有了权之后,开始滥用自己的地位,在他们的行为中开始出现和共产党员格格不入的一些特征:高傲起来,侵蚀劳动人民的利益,出现官僚主义——这些人开始成为骑在人民头上的、首先追求自己个人利益的官吏。”前苏共中央书记利加乔夫在《在克里姆林宫和老广场》一书中写道:“勃列日涅夫之前直到戈尔巴乔夫,都使用了一个不称职的、恭维强者而欺辱弱者,攫取勋章、贪图列宁奖金和稿费、骗取博士论文和参加卫国战争证明、滥用大权的中央总务部长戈柳倍克。这个人是专门为领导人贪图享受而孜孜不倦的。”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更是形成了中央与地方上下庇护共谋利益的集团,而这个集团与群众越来越远。
三、权贵集团的阶级性辨析
要弄清权贵集团真正的性质就要从阶级阶层分析方法入手。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革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在其著作中并没有直接表述过阶级的具体定义,但从他的许多有关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阶级划分有着明确的规定:阶级是在一定的经济关系的基础上形成的,阶级划分的根源不在分配过程而在生产过程;生产资料的占有不同是阶级划分的最根本基础;一个人的阶级归属和阶级地位客观上是由他在生产过程中所处的地位和这个地位所提供的生产资料的占有所决定的。可见,马克思、恩格斯是从经济原因出发探讨阶级问题,在他们看来,决定人们阶级归属的,第一是生产关系标准——看人们在社会中所处的经济地位以及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第二是政治归属标准,看其在整个社会中,是站在何种阶级立场上,代表哪个阶级说话。首次明确提出阶级概念的是列宁,他于1919年在《伟大的创举》一书中写道:“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德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他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在这里,列宁明确指出了划分阶级的标准:首先是人们同生产资料的关系,其次是人们在社会劳动组织中的作用以及领取财富的方式。
由此可见,不管是马克思还是列宁都是从经济方面入手,把阶级的划分同生产资料联系起来。其实,列宁的叙述正是对马克思阶级理论的具体化。生产关系是人类社会中最基本的关系,而马克思主义正是从这方面着手的,他把人们同生产资料的关系和人们在社会中的经济地位作为划分阶级的主要标准,因此是客观、公正、合理的。所以在分析这个权贵集团的时候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
苏联的权贵集团处在上层地位,对国家权力和生产资料具有领导和支配权。综上可知,这一集团因为手中的权力而享有种种特权。而在他们充分沉浸在由特权组成的“安乐窝”里的时候,他们也同时彻底脱离了人民群众,成为完全凌驾于人民头上的“贵族”。在广大人民看来,作为无产阶级的自己并不是国家的主人,真正的主人是这些权贵集团。所以,他们在苏联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已经不属于无产阶级了。而这一集团的上层和中层掌握着国家的各级党政权力,基层又掌握着企业的经营和管理权。掌握权力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把权力当作为自己谋私利的工具。这些权贵集团虽然表面上不能直接占有生产资料,但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来营造便利条件为自己攫取利益。他们把权力当作“资本”,以此来进行资本的积累。而这种“权力资本”是无形的、抽象的,比起资本家赤裸裸的剥削,它更具有隐蔽性和虚伪性。而在对财富的分配方面则更是明显地高于一般民众。国际共运史上的“巴黎公社”实际上已经在财富的分配方面做出了典范,它规定:政府官员的最高工资不得超过熟练工人的水平;政府官员的物质待遇应由最高苏维埃制定条例公布,由人民群众通过社会舆论和新闻媒体依法有效进行监督,以实际保证“社会公仆”不会变成“社会主人”。但事实上,仅“钱袋制”一项,他们就得到高与自己工资许多倍的不用缴税的钱,这些都是不劳而获的。他们虽然在社会劳动中起组织和领导作用,领取高于一般工人的工资是合理的,因为平等不是“平均主义”,但在本身工资就高于工人的前提下却又有额外非常可观的“津贴”,而且是秘密地给予。这样就违背了巴黎公社开创的“社会公仆”的两大原则,也破坏了社会主义的公平原则,会拉大收入差距,导致贫富两极分化。而这些财富正是由广大的劳动人民创造的,因此这些权贵集团不劳而获地占有了劳动人民的劳动。所以,从领取财富的方式来看,他们也已经不属于无产阶级了。
四、结论
通过用马克思阶级理论对苏联权贵集团的分析,他们通过“权力资本”对生产资料进行变相的占有和支配,而达到为自己谋利益的目的,又通过秘密“钱袋制”无偿占有广大劳动人民的劳动。显然,他们早已经脱离了无产阶级的队伍,而成为骑在人民头上的、享受特权的、作威作福的“贵族老爷”了,更进一步说,他们已经成为有产者阶层,是不折不扣的官僚资产阶级。也正是他们——党政军官僚高薪特权集团,成为了葬送社会主义的掘墓人,苏共领导人乃是这个官僚高薪特权集团的总代表。
(作者单位:广东商学院资源与环境学院)
【参考文献】
1、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来自上层德革命——苏联体制德终结[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2、赫•史密斯.苏维埃新贵们是如何生活的[M].香港朝阳出版社,1976.
关键词:权贵集团 阶级性 辨析
在探讨苏联解体的时候,我们往往会提到由腐朽的体制产生的一个特殊群体——苏联的权贵集团。这个群体成了苏联的“掘墓人”,埋葬了产生和哺育了他们的制度。那么,这个群体的性质到底应该如何认识,或者它是否是一个独立的阶级阶层?这些问题值得探讨一番。而要想对这一集团有一个清楚、全面的认识,就要不被表面现象所迷惑,从其组成、表现还要用正确的阶级分析方法对其进行分析。
一、权贵集团的组成人员分析
权贵集团,顾名思义是要与权力和尊贵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这一集团的主要组成人员也就是一些在苏联党和国家中掌握权力的各级领导干部,或者说是“党国精英”。这其中又有精英高层,包括苏共的总书记、政治局、书记处、部长会议、中央委员会,大约有数百人。这一高层的任务主要是制定国家政策,作出重要的政治和经济决议,并有权提议变更高级领导层。其次是精英中层,主要是广大的官员们:在党内,它包括各部领导;中央委员会其他重要人物;共青团高层领导;各加盟共和国、省、主要城市党委的第一书记。在政府中,它包括联邦各部门和各委员会的高级官员;最高苏维埃领导人;各加盟共和国的部级官员;武装部队和安全部门的高级官员。最后一层,即精英基层,包括大型企业的最高层、贸易协会领导人和科学、教育、文化和大众媒体各主要机构的负责人。1917年初,布尔什维克党只有2.4万人,而到了年底,这一人数急剧膨胀到30万,1928年是130万,1933年其总数就达到了300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仅精英集团就达到了10万人之多。任何由10万人构成的团体,都参差不齐、良莠混杂。
二、权贵集团的特权表现
这些权贵集团从一开始的入党动机就不纯,又怎么能期待他们为国家、为人民做些什么?因此,他们只会想方设法地为自己和家人、亲戚谋利益。但正如上文所述,苏联有一整套完整严格的制度限制个人财产的积累,他们是不能明目张胆地直接攫取利益的。但在苏联,官员在工作、生活、福利、社会保障等方面都享有许多特权,而这是得到国家默许并被认为是合理的。于是,这些权贵集团正是利用手中的权力,通过自己享有的特权来牟取私利的。
第一,工资制以外的“钱袋制”。苏联虽然实行的是广泛的工资制而且也采取措施限制贫富差距拉大,表面上看人们的生活并没有相差太多。1972年,党的官员每月四百至一千卢布;教授和研究机关的负责人,每月是三百至七百卢布;官方报纸的主编每月是五百卢布;大企业的负责人每月是五百多卢布;苏联一个元帅,每月两千多卢布,而勃列日涅夫每月的工资也才九百多卢布。但其实这只是基本的数字和表面现象,除在每月领取基本工资以外,他们还能收到一个信封,而在信封中是给他们的额外补贴。这些补贴的数目根据领取人的官阶的高低而不同,一般是本人工资的几倍,多则十几倍,甚至几十倍。人们把这种制度叫做“钱袋制”。斯大林去世的时候,装满钱的信封整整塞满了两抽屉。在平等的表面掩盖下的是巨大的不平等,实际上苏联最高的工资收入已经超过平均工资的十倍到十五倍,或者说已超过最低工资的十五至二十倍。
第二,工作之余的特殊优待。在革命时期由于条件艰苦,为了保障广大干部的健康,使其能更好地投入到革命工作中去,在列宁的建议下,政府特别为官员们修建了待遇较好的“疗养食堂”。这其实是无可非议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这种暂时的举措在国家有一定的基础以后应该取消,可是斯大林并没有这么做,反而把这当作一项必要的政策予以保留。从此,这些专为官员们享受的“疗养食堂”越修越豪华。而且官员们也都有公费休假,他们往往带着子女、亲戚朋友,所有花销都由政府报销。苏联还为官员们设立了特殊的商店。在这里官员们不受长期匮乏之苦,可以不长排队,不看售货员的冷眼,免除了每天都折磨普通公民的其他一切烦恼。
第三,官僚主义盛行,腐败现象蔓延滋长。麦得维杰夫在《让历史来审判》一书中叙述了斯大林时期苏共官僚主义化的情况:“一些不太坚定的共产党员有了权之后,开始滥用自己的地位,在他们的行为中开始出现和共产党员格格不入的一些特征:高傲起来,侵蚀劳动人民的利益,出现官僚主义——这些人开始成为骑在人民头上的、首先追求自己个人利益的官吏。”前苏共中央书记利加乔夫在《在克里姆林宫和老广场》一书中写道:“勃列日涅夫之前直到戈尔巴乔夫,都使用了一个不称职的、恭维强者而欺辱弱者,攫取勋章、贪图列宁奖金和稿费、骗取博士论文和参加卫国战争证明、滥用大权的中央总务部长戈柳倍克。这个人是专门为领导人贪图享受而孜孜不倦的。”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更是形成了中央与地方上下庇护共谋利益的集团,而这个集团与群众越来越远。
三、权贵集团的阶级性辨析
要弄清权贵集团真正的性质就要从阶级阶层分析方法入手。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革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在其著作中并没有直接表述过阶级的具体定义,但从他的许多有关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阶级划分有着明确的规定:阶级是在一定的经济关系的基础上形成的,阶级划分的根源不在分配过程而在生产过程;生产资料的占有不同是阶级划分的最根本基础;一个人的阶级归属和阶级地位客观上是由他在生产过程中所处的地位和这个地位所提供的生产资料的占有所决定的。可见,马克思、恩格斯是从经济原因出发探讨阶级问题,在他们看来,决定人们阶级归属的,第一是生产关系标准——看人们在社会中所处的经济地位以及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第二是政治归属标准,看其在整个社会中,是站在何种阶级立场上,代表哪个阶级说话。首次明确提出阶级概念的是列宁,他于1919年在《伟大的创举》一书中写道:“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德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他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在这里,列宁明确指出了划分阶级的标准:首先是人们同生产资料的关系,其次是人们在社会劳动组织中的作用以及领取财富的方式。
由此可见,不管是马克思还是列宁都是从经济方面入手,把阶级的划分同生产资料联系起来。其实,列宁的叙述正是对马克思阶级理论的具体化。生产关系是人类社会中最基本的关系,而马克思主义正是从这方面着手的,他把人们同生产资料的关系和人们在社会中的经济地位作为划分阶级的主要标准,因此是客观、公正、合理的。所以在分析这个权贵集团的时候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
苏联的权贵集团处在上层地位,对国家权力和生产资料具有领导和支配权。综上可知,这一集团因为手中的权力而享有种种特权。而在他们充分沉浸在由特权组成的“安乐窝”里的时候,他们也同时彻底脱离了人民群众,成为完全凌驾于人民头上的“贵族”。在广大人民看来,作为无产阶级的自己并不是国家的主人,真正的主人是这些权贵集团。所以,他们在苏联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已经不属于无产阶级了。而这一集团的上层和中层掌握着国家的各级党政权力,基层又掌握着企业的经营和管理权。掌握权力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把权力当作为自己谋私利的工具。这些权贵集团虽然表面上不能直接占有生产资料,但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来营造便利条件为自己攫取利益。他们把权力当作“资本”,以此来进行资本的积累。而这种“权力资本”是无形的、抽象的,比起资本家赤裸裸的剥削,它更具有隐蔽性和虚伪性。而在对财富的分配方面则更是明显地高于一般民众。国际共运史上的“巴黎公社”实际上已经在财富的分配方面做出了典范,它规定:政府官员的最高工资不得超过熟练工人的水平;政府官员的物质待遇应由最高苏维埃制定条例公布,由人民群众通过社会舆论和新闻媒体依法有效进行监督,以实际保证“社会公仆”不会变成“社会主人”。但事实上,仅“钱袋制”一项,他们就得到高与自己工资许多倍的不用缴税的钱,这些都是不劳而获的。他们虽然在社会劳动中起组织和领导作用,领取高于一般工人的工资是合理的,因为平等不是“平均主义”,但在本身工资就高于工人的前提下却又有额外非常可观的“津贴”,而且是秘密地给予。这样就违背了巴黎公社开创的“社会公仆”的两大原则,也破坏了社会主义的公平原则,会拉大收入差距,导致贫富两极分化。而这些财富正是由广大的劳动人民创造的,因此这些权贵集团不劳而获地占有了劳动人民的劳动。所以,从领取财富的方式来看,他们也已经不属于无产阶级了。
四、结论
通过用马克思阶级理论对苏联权贵集团的分析,他们通过“权力资本”对生产资料进行变相的占有和支配,而达到为自己谋利益的目的,又通过秘密“钱袋制”无偿占有广大劳动人民的劳动。显然,他们早已经脱离了无产阶级的队伍,而成为骑在人民头上的、享受特权的、作威作福的“贵族老爷”了,更进一步说,他们已经成为有产者阶层,是不折不扣的官僚资产阶级。也正是他们——党政军官僚高薪特权集团,成为了葬送社会主义的掘墓人,苏共领导人乃是这个官僚高薪特权集团的总代表。
(作者单位:广东商学院资源与环境学院)
【参考文献】
1、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来自上层德革命——苏联体制德终结[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2、赫•史密斯.苏维埃新贵们是如何生活的[M].香港朝阳出版社,1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