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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基于A股上市的制造业企业在2010—2019年的相关数据，分析了劳动力成本对于制造业企业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劳动力成本对于制造业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对于地处不同经济区域的制造业企业影响程度存在一定的差异。
[关键词] 劳动力成本；制造业；企业绩效
中图分类号：F2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722（2021）12-0051-03
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等诸多因素正推动全球制造业格局发生演变。对于我国制造业来说，虽然外部环境对企业提出了挑战，但这也为其未来的高质量发展带来了重要的机遇。由于资源和环境的约束，我国制造业的发展面临着“内忧”，其中劳动力要素成本的提升是其中需要思考研究的关键点。
（一）劳动力成本对制造业企业绩效的影响
笔者采用员工平均薪酬来衡量劳动力成本，在宏观环境中人口红利可以反映出我国劳动力的现实情况。参考现有学者的研究，采用总抚养比来衡量人口红利[1]。在2010—2019年间我国的总抚养比，从34.2%逐年上涨至41.56%，这反映了我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数的相对减少，进而导致了市场中劳动力成本的提升。同时，劳动力质量的不断提高在研究分析中也是不容忽视的。由于教育水平以及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势必也会对劳动力成本产生一定的影响。随着我国对于制造业企业提出转型升级的要求，为了应对国内外的竞争与挑战，各制造业企业也在思考和积极应对人口红利衰减下所带来的劳动力成本变化。一方面，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会使企业以技术和人力资本替代劳动和物质资本[2]。劳动力成本上升会对企业转型升级具有“倒逼”作用，生产要素中劳动力成本的提升会促使企业创新和提高研发水平，从而促进企业绩效的提高[3]。另一方面，员工薪酬的提高也会对生产效率、员工工作积极性产生影响，从而提高企业绩效。基于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H1：劳动力成本与制造业企业绩效间存在显著正向关系
（二）劳动力成本对制造业企业绩效的地区差异
影响我国经济发展质量的关键因素之一是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由于我国东中西部的发展基础和现实状况不同，所以对于办公地区不同的制造业企业，劳动力成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程度不同。笔者將我国根据经济区域划分为东中西部，东部为：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为：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为：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宁夏、新疆、广西、内蒙古、青海，探究其地区差异。面对人口红利不断衰减的背景，以及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状，我国存在着东部地区制造业向西部迁移的现象，即制造业企业会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区转移，以实现利益的更大化。基于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H2：劳动力成本对于我国不同地区的制造业企业绩效间存在差异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笔者选取2010—2019年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企业相关数据均来自于国泰安数据库。并按照以下原则剔除部分数据：1.剔除 ST、*ST类上市公司；2剔除相关变量信息不完整的数据；3.剔除相关变量存在异常值的样本。笔者通过Excel和Stata15软件对数据进行整理分析，并对所有连续变量上下两侧按照 1%水平进行 Winsorize缩尾处理，共得到2253家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共12487个样本观测值。
（二）变量选择与模型构建
笔者参考黄志忠等（2015年）对于企业绩效的指标衡量，采用净资产收益率（ROE）作为被解释变量来衡制造业企业绩效[4]。对于解释变量，即劳动力成本的衡量指标，现有学者（沈永健，2017年）将职工薪酬作为其表现形式[5]。笔者选择了下列控制变量：企业年龄、产权性质、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总资产周转率、营业收入增长率、董事会独立性、两职合一。同时控制了年度虚拟变量，所有变量具体定义如表1所示。
（一）劳动力成本对制造业企业绩效的全样本回归结果
笔者采用混合回归模型，多元回归结果见表2。表2中的第1列是对全样本的回归结果，劳动力成本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估计系数为0.013，说明劳动力成本对于制造业企业绩效的影响显著为正。H1假设得到验证。
（二）劳动力成本对制造业企业绩效的地区差异
按照上文对于经济区域的划分，将制造业企业办公地址所在地区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类，进行分组回归，回归结果分别列示于表2的第2、3、4列。可以得出劳动力成本对东中西部的制造业企业绩效均存在显著影响，其中东部和西部分别在1%的水平上显著，中部地区在5%的水平上显著。从相关回归系数以及显著水平上综合分析，西部地区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更能带来企业绩效的提高，H2假设得到验证。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上述结果的准确性，笔者采用替换被解释变量的方法来进行稳健性检验，将上述模型的被解释变量替换为总资产净利率（ROA），重新进行上述回归分析，实证结果基本保持不变。
实证结果验证了H1假设，即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于制造业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人口红利衰减的背景下，劳动力成本不断提升，制造业企业面临的转型升级，需要更高质量的劳动力资源。正是基于宏观背景的不断变化，制造业企业加速调整自身结构、技术和人力资源等要素，从而对于企业绩效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笔者在H1的分析基础上，进一步按照制造业企业办公地所在省份，对分别地处东部、中部、西部的制造业企业进行分组回归。实证结果表明，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劳动力成本均对制造业企业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地区差异还是存在的。虽然我国东部制造业企业发展较早也较为完善，东部制造业企业的环境优势更为显著，发展也较中部和西部相比更为成熟。但由于目前我国对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视，近年来，中西部也在迅猛发展中，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也从侧面反映出我国扶贫脱贫和大力开发西部地区经济潜力的宏观状况。西部劳动力市场因为当地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人员工资的不断提升，从而激发出更高的积极性。一些主要依靠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制造业企业也在大环境的驱使下发生迁移，使得西部的劳动力成本对于制造业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优势较中部和东部更为显著。
[1]蔡昉.如何开启第二次人口红利？[J].国际经济评论，2020（02）：9-24+4.
[2]逯进，刘璐，郭志仪.中国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机制——基于协同效应和中介效应的实证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18（03）：15-25+126.
[3]任志成，戴翔.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出口企业转型升级的倒逼作用——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15（01）：48-58+127.
[4]黄志忠，薛清梅，宿黎.女性董事、CEO变更与公司业绩——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J].经济评论，2015（06）：132-143.
[5]沈永建，范从来，陈冬华，刘俊.显性契约、职工维权与劳动力成本上升：《劳动合同法》的作用[J].中国工业经济，2017（02）：117-135.
[关键词] 劳动力成本；制造业；企业绩效
中图分类号：F2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722（2021）12-0051-03
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等诸多因素正推动全球制造业格局发生演变。对于我国制造业来说，虽然外部环境对企业提出了挑战，但这也为其未来的高质量发展带来了重要的机遇。由于资源和环境的约束，我国制造业的发展面临着“内忧”，其中劳动力要素成本的提升是其中需要思考研究的关键点。
一、研究假设的提出
（一）劳动力成本对制造业企业绩效的影响
笔者采用员工平均薪酬来衡量劳动力成本，在宏观环境中人口红利可以反映出我国劳动力的现实情况。参考现有学者的研究，采用总抚养比来衡量人口红利[1]。在2010—2019年间我国的总抚养比，从34.2%逐年上涨至41.56%，这反映了我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数的相对减少，进而导致了市场中劳动力成本的提升。同时，劳动力质量的不断提高在研究分析中也是不容忽视的。由于教育水平以及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势必也会对劳动力成本产生一定的影响。随着我国对于制造业企业提出转型升级的要求，为了应对国内外的竞争与挑战，各制造业企业也在思考和积极应对人口红利衰减下所带来的劳动力成本变化。一方面，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会使企业以技术和人力资本替代劳动和物质资本[2]。劳动力成本上升会对企业转型升级具有“倒逼”作用，生产要素中劳动力成本的提升会促使企业创新和提高研发水平，从而促进企业绩效的提高[3]。另一方面，员工薪酬的提高也会对生产效率、员工工作积极性产生影响，从而提高企业绩效。基于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H1：劳动力成本与制造业企业绩效间存在显著正向关系
（二）劳动力成本对制造业企业绩效的地区差异
影响我国经济发展质量的关键因素之一是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由于我国东中西部的发展基础和现实状况不同，所以对于办公地区不同的制造业企业，劳动力成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程度不同。笔者將我国根据经济区域划分为东中西部，东部为：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为：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为：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宁夏、新疆、广西、内蒙古、青海，探究其地区差异。面对人口红利不断衰减的背景，以及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状，我国存在着东部地区制造业向西部迁移的现象，即制造业企业会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区转移，以实现利益的更大化。基于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H2：劳动力成本对于我国不同地区的制造业企业绩效间存在差异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笔者选取2010—2019年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企业相关数据均来自于国泰安数据库。并按照以下原则剔除部分数据：1.剔除 ST、*ST类上市公司；2剔除相关变量信息不完整的数据；3.剔除相关变量存在异常值的样本。笔者通过Excel和Stata15软件对数据进行整理分析，并对所有连续变量上下两侧按照 1%水平进行 Winsorize缩尾处理，共得到2253家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共12487个样本观测值。
（二）变量选择与模型构建
笔者参考黄志忠等（2015年）对于企业绩效的指标衡量，采用净资产收益率（ROE）作为被解释变量来衡制造业企业绩效[4]。对于解释变量，即劳动力成本的衡量指标，现有学者（沈永健，2017年）将职工薪酬作为其表现形式[5]。笔者选择了下列控制变量：企业年龄、产权性质、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总资产周转率、营业收入增长率、董事会独立性、两职合一。同时控制了年度虚拟变量，所有变量具体定义如表1所示。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劳动力成本对制造业企业绩效的全样本回归结果
笔者采用混合回归模型，多元回归结果见表2。表2中的第1列是对全样本的回归结果，劳动力成本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估计系数为0.013，说明劳动力成本对于制造业企业绩效的影响显著为正。H1假设得到验证。
（二）劳动力成本对制造业企业绩效的地区差异
按照上文对于经济区域的划分，将制造业企业办公地址所在地区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类，进行分组回归，回归结果分别列示于表2的第2、3、4列。可以得出劳动力成本对东中西部的制造业企业绩效均存在显著影响，其中东部和西部分别在1%的水平上显著，中部地区在5%的水平上显著。从相关回归系数以及显著水平上综合分析，西部地区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更能带来企业绩效的提高，H2假设得到验证。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上述结果的准确性，笔者采用替换被解释变量的方法来进行稳健性检验，将上述模型的被解释变量替换为总资产净利率（ROA），重新进行上述回归分析，实证结果基本保持不变。
四、结论
实证结果验证了H1假设，即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于制造业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人口红利衰减的背景下，劳动力成本不断提升，制造业企业面临的转型升级，需要更高质量的劳动力资源。正是基于宏观背景的不断变化，制造业企业加速调整自身结构、技术和人力资源等要素，从而对于企业绩效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笔者在H1的分析基础上，进一步按照制造业企业办公地所在省份，对分别地处东部、中部、西部的制造业企业进行分组回归。实证结果表明，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劳动力成本均对制造业企业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地区差异还是存在的。虽然我国东部制造业企业发展较早也较为完善，东部制造业企业的环境优势更为显著，发展也较中部和西部相比更为成熟。但由于目前我国对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视，近年来，中西部也在迅猛发展中，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也从侧面反映出我国扶贫脱贫和大力开发西部地区经济潜力的宏观状况。西部劳动力市场因为当地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人员工资的不断提升，从而激发出更高的积极性。一些主要依靠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制造业企业也在大环境的驱使下发生迁移，使得西部的劳动力成本对于制造业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优势较中部和东部更为显著。
参考文献：
[1]蔡昉.如何开启第二次人口红利？[J].国际经济评论，2020（02）：9-24+4.
[2]逯进，刘璐，郭志仪.中国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机制——基于协同效应和中介效应的实证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18（03）：15-25+126.
[3]任志成，戴翔.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出口企业转型升级的倒逼作用——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15（01）：48-58+127.
[4]黄志忠，薛清梅，宿黎.女性董事、CEO变更与公司业绩——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J].经济评论，2015（06）：132-143.
[5]沈永建，范从来，陈冬华，刘俊.显性契约、职工维权与劳动力成本上升：《劳动合同法》的作用[J].中国工业经济，2017（02）：117-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