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的信心所系,已经从短期的经济复苏转向中长期的金融安全和结构完善
　　
　　
　　深秋寒意袭人,但经济已愈发和暖。国家统计局10月22日公布,三季度GDP同比增长8.9%,新闻发言人李晓超称“全年‘保八’毫无悬念”。这与《财经》此前对20多位经济学家的调查结果相吻合。中国经济强劲复苏已成共识。
　　
　　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反弹态势也趋于明朗。主要经济体的企业库存水平与销售状况更趋匹配,企业盈利状况有所改善,企业家信心与消费信心都逐渐恢复,大宗商品交易日趋活跃,全球股市强劲反弹。种种迹象表明,随着一年中主要节日的来临,居民消费将有力带动四季度国际贸易增长。对于复苏,我们不应过度乐观,但不妨大胆断言,世界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
　　
　　当前在分析国内外经济形势及中国相应对策时,许多讨论集中在一些迫在眉睫的问题上,如反弹是否可持续、来年信贷规模、刺激政策的退出时机等。这固然非常重要,但要想获得正解,还需要一种更宏大的视野,需要以调整和改革的思维选择未来发展目标与路径。特别是在近期保增长无忧、通胀预期较温和的时候,中国正面对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难得机会之窗。本周国务院常务会议将“调整经济结构”置于“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管理好通胀预期”之间,其政策微调的意味就值得关注。
　　
　　应当看到,在本轮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中,中国经济率先扭转困局,亦可望领先于其他国家步入新一轮上行周期。然而,纵观海外诸经济体现状,原先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外部基础已严重损毁,在可见的将来,不可能恢复如初。由此,长期停留在口头或纸面的结构调整战略,已经到了非落实不可的时刻。“后危机时代”的国内、国际经济环境,客观上会推动中国的制度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也有益于中国经济长远发展,可谓既有客观需要,又有现实可能。
　　
　　未来全球增长需要新动力,中国被寄予厚望。美国等发达国家将延续“去杠杆化”进程,储蓄率逐步回升,消费比例逐渐回落,发达市场主导的全球供需将下降到较低均衡水平。世界经济若要保持稳定持续增长,迫切需要新兴经济体成为拉动国际贸易的增长动力。
　　
　　在此背景下,中国因其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加速,储蓄率较高,国内市场潜力巨大,因而地位空前提高。中国在享受全球化红利的同时,也应对深化全球化进程有所作为。这就要求中国在未来全球经济再平衡过程中,主动发挥作用,调整内部经济结构,以适应变化中的国际分工重组。
　　
　　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也需要中国的擘划与襄助。不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导致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原因。在应对危机过程中,各国达成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共识,中国的分量也日益加重。国际舆论普遍认为,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提高中国份额和投票权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也离不开中国的参与。同样重要的是,中国在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同时,理应优先改革国内宏观管理体制和金融制度。
　　
　　当然,朝向可持续发展的结构转型,首先是中国自身的利益所在。目前经济发展的内外部环境,有助于这一转型的加快推进。基于投资和资源消耗的传统增长方式已经难以为继,寄望危机结束后国内外需求会重新消化那些过剩而落后的产能,是完全不现实的。惟有通过改革制度、政策等内生因素,来改善增长函数中的技术变量,才能走上新型工业化道路。在这里,围绕打破垄断、开放民间投资、鼓励消费、刺激内需的政策安排与制度改革,可谓百端待举。
　　
　　在加速结构调整的同时,中国也应加快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正因中国在未来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重任在肩,人民币汇率问题也会日益融入国际因素。特别是在美元弱势格局下,人民币升值压力陡增,在经济全面复苏后,这一问题或将再次成为全球焦点。因而,适时加快汇率形成制度改革,既是中国勇于担当的体现,也可倒逼内部结构调整。从长远看,汇率制度改革正是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基础。
　　
　　经济稳定增长需要市场信心,而当前的信心所系,已经从短期的经济复苏转向中长期的金融安全和结构完善。“保八”无悬念固然可喜,然而,只有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与调整经济结构结合起来,顺应全球变革趋势,着眼长远目标,走出真正可持续发展之路,如此增长才能不再令人忧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