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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三大的河流，长江从青藏高原出发，干流自西向东横贯串起青海、西藏、四川、云南、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上海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于崇明岛以东注入东海。全长约6380千米，流域面积达180万平方公里，约占中国陆地总面积的18.8%。
1976年经过科学家的考察江源位于青藏高原唐古拉山脉北麓、海拔6621米的主峰各拉丹冬雪山的西南侧，从江源至当曲口（藏语“曲”即“河”）全长375公里的沱沱河即为长江正源。从高山积雪中流出的第一滴水，敲响了长江宏伟乐章的第一个音符，留下了长江万里征程的脚印。位于青藏高原腹地的长江与黄河、澜沧江三条江河的发源地，构成中国面积最大、海拔最高的天然湿地，素有“中华水塔”之称。
长江的上游穿过雪山冰川，从当曲口起至青海玉树县境内的巴圹河口叫做通天河。通天河全长815公里，水势平缓、河谷宽阔、日照充足、草滩密茂，且多沼泽，是长江流域重要畜牧区。
从巴圹河口至四川宜宾的岷江口，则变作金沙江，干流全长约2308公里，因产黄金而得名。该河段山高谷深，水流落差大，水流湍急。
在宜宾向下至入海口间的干流，才正式被称作长江，又以江西的湖口为界，以上为中游，以下至崇明岛东面的入海口为下游。
在中国这片广阔富饶的土地上，长江九曲回肠一行千里，自西向东跨越三级巨大的阶梯，呈现西高东低的格局。西部上游地区以藏东南高原、云贵高原、秦巴山区、武陵山区和四川盆地为主，地势起伏，山高坡陡。除四川盆地海拔相对较低外，其余地区海拔均在1000米以上。中部地区海拔多在50米之下，以洞庭湖平原、鄱阳湖平原、江汉平原为主，同时也分布着大别山、幕府山、雪峰山等山区，对平原形成天然的屏障。下游海拔一般在20米以下，以江淮平原为主体，南部分布有江淮丘陵、皖南山地、浙西山地等海拔较高地区。总体看来，流域内平原和盆地占17.7%，丘陵和山地占82.3%。
受经纬度差异、海拔差距和到海洋距离不同等因素影响，长江流域内自然生境具有极其明显的地带性。四川盆地-云贵高原以东区域以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和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区为主，气候温和湿润，日照充足，四季分明，雨热同季，多年平均降水量1000毫米以上。四川盆地以西、云南地区属低纬度高原山地气候区，全年气温较高，干湿季节鲜明，日照时间较长。中部、西部山地气候垂直变化显著，自谷底到山脊依次出现亚热带、暖温带、中温带、寒温带、亚寒带、寒带和永冻带。
生物宝库
长江汇聚了众多支流，并串起了我国四大淡水湖中的洞庭湖、鄱阳湖和太湖三大明珠，形成了以长江干流为主体，以汉江、嘉陵江、雅砻江、沅江、乌江等主要支流为补充，以鄱阳湖、洞庭湖、太湖等重要湖泊为节点的网络化水系格局，是货运量位居全球内河第一的黄金水道。
在全国已探明的130种矿产中，长江流域拥有110余种，各类矿产中有储量占全国80%以上的有钒、钛、汞、磷、萤石、芒硝、石棉等。全国11个大型锰矿、8大铜矿，长江流域分别占有5处、3处;流域内湖南、江西的钨矿，湖南的锑矿，湖北的磷矿均居全国之首。此外，长江年平均入海水量约9600亿立方米，占全国河流总入海水量的1/3以上。其水能蕴藏量多达2.68亿千瓦，可开发量占全国水能蕴藏量53%，主要分布于长江上游的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岷江、乌江、长江三峡段，以及中游的清江、沅江、汉江、赣江。
奔腾的长江如同一条纽带，由江源至河口连接起山地、高原、盆地、丘陵和平原多种复杂各异的地势地貌与重要独特的生态环境，孕育出多种多样的水生、陆生生物类型，拥有丰富的承南启北动植物区系。流域内分布着多个具有国际和全国意义的生物多样性资源分布中心，包括陕西秦岭太白山地区、川西高山峡谷地区、滇西高山峡谷地区、湘黔川鄂边境山地地区、川西北若尔盖湿地区域、两湖平原湿地区域等，其中国家级重要生态功能区20个，占全国重要生态功能区（50个）的40%。
作为地球上重要的天然物种基因库，长江及其流域拥有的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植物群落、物种，数量在中国七大流域中居于首位。长江流域有上千种物种，据不完全统计，哺乳动物超过280种、鸟类超过760种、两栖动物超过150种、爬行动物超过160种、鱼类超过370种，其中，如水杉、银杉、珙桐等孑遗植物及大熊猫、金丝猴、白鱀豚、扬子锷、朱缳等珍禽异兽皆属长江流域特有的古老珍稀物种。
长江同时也是重要的珍稀水生生物物种基因库，鱼类资源丰富。整个长江水系（包括湖泊）共分布鱼类378 种，约占全国淡水鱼类总数的 33%，居中国各江河鱼类资源之首，而且特有鱼类数量众多，约170 种，占长江鱼类种类数 42%。 目前长江流域内共建有各种类型、不同级别的自然保护区 827 个，保护区面积3583.9 万公顷，约占长江流域面积的19.9%，且保护区级别高，其中国家级占67.0%，省级占18.0%。长江也是中国最重要的水源涵养区域和生态屏障，按全国生态功能区划，全国重要水源涵养生态服务功能区（共17个）中，分布在长江经济带范围内共8个，占47.1%，包括秦巴山地、大别山、淮河源、南岭山地、东江源、若尔盖、三峡库区和丹江口水库库区等。
文明之源
作为母亲河，长江既有拥抱群山的深情婉约，又有穿越峡谷的气势滂沱，既有滋润平原的浩瀚开阔，又有涌入大海的辽远豪放。千万春秋，长江不知疲倦，不仅以自身精血养育万物，更浸润了源远流长、多样包容、绚丽多姿的文化与文明，代表了南部中国的物质与精神，在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历史上都占据重要的地位。
早在几百万年前，长江流域就分布着人类生长点和发源地。距今200万年前的巫山人与距今170 万年的元谋人，两者的化石分别出土于重庆巫山县与云南省元谋县，代表着中华大地上出现的最早的直立人，比北京猿人更为原始。
随着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等多学科交叉研究的不断推进，历史研究聚焦的镜头逐渐从黄河流域投向长江流域，人们开始以一种多元的文化价值观，重新审视和认识早期中国的文明和历史。经研究发现，在距今约5000年前甚至更早的时代，长江中游的江汉平原、下游三角洲地区已经出现了一批古代文明，它们主要以发达的稻作文明与渔耕文明为载体。
长江文化可分为巴蜀文化区、楚文化区和吴越文化区，与之相对应的是长江的上游、中游和下游的古代文化。
追及商周时期，巴蜀、楚和吴越三个文化区域的发展便与中原地区并驾齐驱、难分伯仲。巴蜀文化区发掘的广汉三星堆青铜文明、成都金沙文明;楚文化区的战国青铜文明;吴越区的江西新干大洋洲青铜文明等即是最佳佐证。到春秋战国时期，三个文化区的青铜冶炼、蚕丝纺织、造船及漆器等手工业已发展至相当高度。经济结构与政治体制也陆续有所改革、有所创造。而精神文化以楚文化区为代表，接连涌现出老子、庄子、屈子等东方的智慧之星。秦汉时期，巴蜀文化区发展处于领先地位，以词赋、黄老、律历、灾祥等巴蜀固有文化的基础上，出现了如落下闳、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物为代表。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动乱不定，吴越文化区则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局面，成为南朝的文化重心，其水平已达到或超过了同时期的中原文化。及至隋唐五代，巴蜀文化在绘画、文学、书法、音乐、舞蹈、科技等方面都产生了具有重要影响的代表人物或流派，其发展再次形成高潮。而随着大运河的开通和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吴越文化在唐中叶以后已成为全国最重要的文化区。两宋时期，巴蜀文化与吴越文化达到历史高峰，楚文化区也自秦汉后重新崛起，以岳麓书院为助推，“湖湘学统”成为一时之盛。明清时期的吴越文化达到鼎盛期，时有“东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之称，其水平在全国首屈一指，并延续至今，近代中国文化仍以吴越文化区为最盛。
千万年来，长江纽带将三个文化区连成一气，三个文化区由于得利于长江的串联、沟通，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与和合，孕育了整个中华民族灵魂。
纵观国内外历史，四大文明古国只有中国历经几千年历史动荡延续至今，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未曾中断的古代文明，究其原因就在于，早在起源阶段，中华文明已经取精用宏，兼收并蓄了黄河、长江两大流域各种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血脉精华，创造了以汉字、汉语为传播媒介的伟大的文化传统，交融和凝聚了丰厚的文明底蕴，从而为后来文明的发展与延续奠定了坚实的历史根基。
经济核心
长江横贯南国大地，凭借丰富的资源与良好的环境滋养了流域内充满活力的社会与经济，形成我国承东启西的重要经济纽带，其存在价值是无法复制的。
从社会经济的角度来看，长江流域自古以来农业经济发展条件就极为优越。尤其是长江下游地区耕地集中，土地肥沃，雨热同季，是中国最主要的农业生产基地与重要的“农业资源走廊”。
在经济与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长江流域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创新活力。从南宋开始，长江从文化和经济上开始崛起，将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引入了更高的境界。明清时期长江流域得到进一步开发与发展，率先形成了新的生产关系与组织方式，江南的一些手工部门出现了资本性质的生产关系，即雇佣关系。例如在丝织业中心的苏州和杭州，机户雇佣机工;在棉纺织业中心的松江，生产商雇佣居民，藉此产生了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萌芽。
近代以来，长江沿线城镇在与西方工业文明的交汇碰撞中，成为我国早期工业化的先行地区，是中国现代工业的发源地。
新中国成立以来，长江流域地区引起了各方面高度重视与广泛关注，在水电开发、工业布局、交通建设、市场一体化等诸多方面进行探索与发展，成为开拓创新的“试验田”。
“一五”期间长江中上游成为我国经济建设投资的重点之一，并在随后“三线”建设期间达到高峰，川、黔、鄂、湘等省建立了大批钢铁、机械、汽车、采矿等基础工业。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安徽凤阳小岗村率先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创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的“第一次飞跃”。
而改革开放以后，长江下游成为工业布局与发展的重点，苏南地区作为我国农村工业化最早最快和最典型地区之一，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以农村工业为引擎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全面繁荣，其经验被概括为“苏南模式”，被誉为“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 特别是九十年代浦东开发实施以后，长三角地区成为工业发展的重中之重。
而近年来，随着长三角资源环境压力逐步增大、产业发展面临转型升级，基础工业又呈现逐步向中上游转移。长江沿江地区是中国重要的基础工业走廊”，形成以宝钢、马钢、武钢、重钢、攀钢为代表的钢铁工业带，以上海大众、宁波吉利、苏州金龙、芜湖奇瑞、武汉东风、重庆长安为代表的汽车工业带，以长三角为主“沿江铺开”的石化工业带。同时，沿江地区也是以高新技术产业、生物医药及生态环保产业为核心的高新技术产业带，长江俨然成为蒸腾澎湃的经济之河。
长江三角洲地区则凭借较好的经济基础与科技文化教育实力，自改革开放以来大力推进对外开放，利用外资发展经济，至九十年代以浦东开发为标志，全区进入外向型经济的高速发展阶段，综合实力得到极大提升。浙江则在改革开放的历史大背景下，发展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个体私营经济，形成独具地方特色的“浙江模式”，为市场经济中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在地方政府层面如何有机结合提供了成功范例。而在区域一体化合作上，长江流域地区也有着创新性的尝试与成果，建立了长江流域开发管理机构，出台了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在跨江发展、飞地经济、港口整合、通关一体化等区域合作机制方面均有所突破。经过几千年的开发建设，长江流域发展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内河产业带”，已成为我国农业、工业、商业、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等方面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更是建立起了东起上海，西至云南的长江经济带。据国家统计局2013年公布的数据，长江经济带所覆盖的11个省市区GDP总量接近26万亿元，占全国GDP总量的41.2%。
2014年，国家发布了“国务院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长江经济带的发展终被提上日程，上升为国家战略。作为中国独一无二的资源，长江的开发要从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来考虑，充分利用长江“黄金水道”的区位优势，最大化提升交通、资源、产业、人力和市场优势，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让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
1976年经过科学家的考察江源位于青藏高原唐古拉山脉北麓、海拔6621米的主峰各拉丹冬雪山的西南侧，从江源至当曲口（藏语“曲”即“河”）全长375公里的沱沱河即为长江正源。从高山积雪中流出的第一滴水，敲响了长江宏伟乐章的第一个音符，留下了长江万里征程的脚印。位于青藏高原腹地的长江与黄河、澜沧江三条江河的发源地，构成中国面积最大、海拔最高的天然湿地，素有“中华水塔”之称。
长江的上游穿过雪山冰川，从当曲口起至青海玉树县境内的巴圹河口叫做通天河。通天河全长815公里，水势平缓、河谷宽阔、日照充足、草滩密茂，且多沼泽，是长江流域重要畜牧区。
从巴圹河口至四川宜宾的岷江口，则变作金沙江，干流全长约2308公里，因产黄金而得名。该河段山高谷深，水流落差大，水流湍急。
在宜宾向下至入海口间的干流，才正式被称作长江，又以江西的湖口为界，以上为中游，以下至崇明岛东面的入海口为下游。
在中国这片广阔富饶的土地上，长江九曲回肠一行千里，自西向东跨越三级巨大的阶梯，呈现西高东低的格局。西部上游地区以藏东南高原、云贵高原、秦巴山区、武陵山区和四川盆地为主，地势起伏，山高坡陡。除四川盆地海拔相对较低外，其余地区海拔均在1000米以上。中部地区海拔多在50米之下，以洞庭湖平原、鄱阳湖平原、江汉平原为主，同时也分布着大别山、幕府山、雪峰山等山区，对平原形成天然的屏障。下游海拔一般在20米以下，以江淮平原为主体，南部分布有江淮丘陵、皖南山地、浙西山地等海拔较高地区。总体看来，流域内平原和盆地占17.7%，丘陵和山地占82.3%。
受经纬度差异、海拔差距和到海洋距离不同等因素影响，长江流域内自然生境具有极其明显的地带性。四川盆地-云贵高原以东区域以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和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区为主，气候温和湿润，日照充足，四季分明，雨热同季，多年平均降水量1000毫米以上。四川盆地以西、云南地区属低纬度高原山地气候区，全年气温较高，干湿季节鲜明，日照时间较长。中部、西部山地气候垂直变化显著，自谷底到山脊依次出现亚热带、暖温带、中温带、寒温带、亚寒带、寒带和永冻带。
生物宝库
长江汇聚了众多支流，并串起了我国四大淡水湖中的洞庭湖、鄱阳湖和太湖三大明珠，形成了以长江干流为主体，以汉江、嘉陵江、雅砻江、沅江、乌江等主要支流为补充，以鄱阳湖、洞庭湖、太湖等重要湖泊为节点的网络化水系格局，是货运量位居全球内河第一的黄金水道。
在全国已探明的130种矿产中，长江流域拥有110余种，各类矿产中有储量占全国80%以上的有钒、钛、汞、磷、萤石、芒硝、石棉等。全国11个大型锰矿、8大铜矿，长江流域分别占有5处、3处;流域内湖南、江西的钨矿，湖南的锑矿，湖北的磷矿均居全国之首。此外，长江年平均入海水量约9600亿立方米，占全国河流总入海水量的1/3以上。其水能蕴藏量多达2.68亿千瓦，可开发量占全国水能蕴藏量53%，主要分布于长江上游的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岷江、乌江、长江三峡段，以及中游的清江、沅江、汉江、赣江。
奔腾的长江如同一条纽带，由江源至河口连接起山地、高原、盆地、丘陵和平原多种复杂各异的地势地貌与重要独特的生态环境，孕育出多种多样的水生、陆生生物类型，拥有丰富的承南启北动植物区系。流域内分布着多个具有国际和全国意义的生物多样性资源分布中心，包括陕西秦岭太白山地区、川西高山峡谷地区、滇西高山峡谷地区、湘黔川鄂边境山地地区、川西北若尔盖湿地区域、两湖平原湿地区域等，其中国家级重要生态功能区20个，占全国重要生态功能区（50个）的40%。
作为地球上重要的天然物种基因库，长江及其流域拥有的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植物群落、物种，数量在中国七大流域中居于首位。长江流域有上千种物种，据不完全统计，哺乳动物超过280种、鸟类超过760种、两栖动物超过150种、爬行动物超过160种、鱼类超过370种，其中，如水杉、银杉、珙桐等孑遗植物及大熊猫、金丝猴、白鱀豚、扬子锷、朱缳等珍禽异兽皆属长江流域特有的古老珍稀物种。
长江同时也是重要的珍稀水生生物物种基因库，鱼类资源丰富。整个长江水系（包括湖泊）共分布鱼类378 种，约占全国淡水鱼类总数的 33%，居中国各江河鱼类资源之首，而且特有鱼类数量众多，约170 种，占长江鱼类种类数 42%。 目前长江流域内共建有各种类型、不同级别的自然保护区 827 个，保护区面积3583.9 万公顷，约占长江流域面积的19.9%，且保护区级别高，其中国家级占67.0%，省级占18.0%。长江也是中国最重要的水源涵养区域和生态屏障，按全国生态功能区划，全国重要水源涵养生态服务功能区（共17个）中，分布在长江经济带范围内共8个，占47.1%，包括秦巴山地、大别山、淮河源、南岭山地、东江源、若尔盖、三峡库区和丹江口水库库区等。
文明之源
作为母亲河，长江既有拥抱群山的深情婉约，又有穿越峡谷的气势滂沱，既有滋润平原的浩瀚开阔，又有涌入大海的辽远豪放。千万春秋，长江不知疲倦，不仅以自身精血养育万物，更浸润了源远流长、多样包容、绚丽多姿的文化与文明，代表了南部中国的物质与精神，在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历史上都占据重要的地位。
早在几百万年前，长江流域就分布着人类生长点和发源地。距今200万年前的巫山人与距今170 万年的元谋人，两者的化石分别出土于重庆巫山县与云南省元谋县，代表着中华大地上出现的最早的直立人，比北京猿人更为原始。
随着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等多学科交叉研究的不断推进，历史研究聚焦的镜头逐渐从黄河流域投向长江流域，人们开始以一种多元的文化价值观，重新审视和认识早期中国的文明和历史。经研究发现，在距今约5000年前甚至更早的时代，长江中游的江汉平原、下游三角洲地区已经出现了一批古代文明，它们主要以发达的稻作文明与渔耕文明为载体。
长江文化可分为巴蜀文化区、楚文化区和吴越文化区，与之相对应的是长江的上游、中游和下游的古代文化。
追及商周时期，巴蜀、楚和吴越三个文化区域的发展便与中原地区并驾齐驱、难分伯仲。巴蜀文化区发掘的广汉三星堆青铜文明、成都金沙文明;楚文化区的战国青铜文明;吴越区的江西新干大洋洲青铜文明等即是最佳佐证。到春秋战国时期，三个文化区的青铜冶炼、蚕丝纺织、造船及漆器等手工业已发展至相当高度。经济结构与政治体制也陆续有所改革、有所创造。而精神文化以楚文化区为代表，接连涌现出老子、庄子、屈子等东方的智慧之星。秦汉时期，巴蜀文化区发展处于领先地位，以词赋、黄老、律历、灾祥等巴蜀固有文化的基础上，出现了如落下闳、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物为代表。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动乱不定，吴越文化区则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局面，成为南朝的文化重心，其水平已达到或超过了同时期的中原文化。及至隋唐五代，巴蜀文化在绘画、文学、书法、音乐、舞蹈、科技等方面都产生了具有重要影响的代表人物或流派，其发展再次形成高潮。而随着大运河的开通和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吴越文化在唐中叶以后已成为全国最重要的文化区。两宋时期，巴蜀文化与吴越文化达到历史高峰，楚文化区也自秦汉后重新崛起，以岳麓书院为助推，“湖湘学统”成为一时之盛。明清时期的吴越文化达到鼎盛期，时有“东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之称，其水平在全国首屈一指，并延续至今，近代中国文化仍以吴越文化区为最盛。
千万年来，长江纽带将三个文化区连成一气，三个文化区由于得利于长江的串联、沟通，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与和合，孕育了整个中华民族灵魂。
纵观国内外历史，四大文明古国只有中国历经几千年历史动荡延续至今，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未曾中断的古代文明，究其原因就在于，早在起源阶段，中华文明已经取精用宏，兼收并蓄了黄河、长江两大流域各种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血脉精华，创造了以汉字、汉语为传播媒介的伟大的文化传统，交融和凝聚了丰厚的文明底蕴，从而为后来文明的发展与延续奠定了坚实的历史根基。
经济核心
长江横贯南国大地，凭借丰富的资源与良好的环境滋养了流域内充满活力的社会与经济，形成我国承东启西的重要经济纽带，其存在价值是无法复制的。
从社会经济的角度来看，长江流域自古以来农业经济发展条件就极为优越。尤其是长江下游地区耕地集中，土地肥沃，雨热同季，是中国最主要的农业生产基地与重要的“农业资源走廊”。
在经济与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长江流域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创新活力。从南宋开始，长江从文化和经济上开始崛起，将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引入了更高的境界。明清时期长江流域得到进一步开发与发展，率先形成了新的生产关系与组织方式，江南的一些手工部门出现了资本性质的生产关系，即雇佣关系。例如在丝织业中心的苏州和杭州，机户雇佣机工;在棉纺织业中心的松江，生产商雇佣居民，藉此产生了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萌芽。
近代以来，长江沿线城镇在与西方工业文明的交汇碰撞中，成为我国早期工业化的先行地区，是中国现代工业的发源地。
新中国成立以来，长江流域地区引起了各方面高度重视与广泛关注，在水电开发、工业布局、交通建设、市场一体化等诸多方面进行探索与发展，成为开拓创新的“试验田”。
“一五”期间长江中上游成为我国经济建设投资的重点之一，并在随后“三线”建设期间达到高峰，川、黔、鄂、湘等省建立了大批钢铁、机械、汽车、采矿等基础工业。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安徽凤阳小岗村率先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创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的“第一次飞跃”。
而改革开放以后，长江下游成为工业布局与发展的重点，苏南地区作为我国农村工业化最早最快和最典型地区之一，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以农村工业为引擎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全面繁荣，其经验被概括为“苏南模式”，被誉为“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 特别是九十年代浦东开发实施以后，长三角地区成为工业发展的重中之重。
而近年来，随着长三角资源环境压力逐步增大、产业发展面临转型升级，基础工业又呈现逐步向中上游转移。长江沿江地区是中国重要的基础工业走廊”，形成以宝钢、马钢、武钢、重钢、攀钢为代表的钢铁工业带，以上海大众、宁波吉利、苏州金龙、芜湖奇瑞、武汉东风、重庆长安为代表的汽车工业带，以长三角为主“沿江铺开”的石化工业带。同时，沿江地区也是以高新技术产业、生物医药及生态环保产业为核心的高新技术产业带，长江俨然成为蒸腾澎湃的经济之河。
长江三角洲地区则凭借较好的经济基础与科技文化教育实力，自改革开放以来大力推进对外开放，利用外资发展经济，至九十年代以浦东开发为标志，全区进入外向型经济的高速发展阶段，综合实力得到极大提升。浙江则在改革开放的历史大背景下，发展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个体私营经济，形成独具地方特色的“浙江模式”，为市场经济中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在地方政府层面如何有机结合提供了成功范例。而在区域一体化合作上，长江流域地区也有着创新性的尝试与成果，建立了长江流域开发管理机构，出台了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在跨江发展、飞地经济、港口整合、通关一体化等区域合作机制方面均有所突破。经过几千年的开发建设，长江流域发展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内河产业带”，已成为我国农业、工业、商业、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等方面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更是建立起了东起上海，西至云南的长江经济带。据国家统计局2013年公布的数据，长江经济带所覆盖的11个省市区GDP总量接近26万亿元，占全国GDP总量的41.2%。
2014年，国家发布了“国务院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长江经济带的发展终被提上日程，上升为国家战略。作为中国独一无二的资源，长江的开发要从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来考虑，充分利用长江“黄金水道”的区位优势，最大化提升交通、资源、产业、人力和市场优势，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让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