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术的起源，可追溯到距今六千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这个时期产生了彩绘陶器，继承陶器工艺传统演变发展来的是青铜器，青铜器与彩陶相比，反映了不同历史阶段艺术发展的新貌。但当时的工艺美术，如青铜器，只使用，不研究，没有出現美术理论。
　　中国美术理论是从春秋开始多起来，从春秋至汉代是第一个阶段。当时的美术被称为“诸子论美术”，而诸子本意不在美术，往往用美术作为例子说明或者笔与其美术观点。在美术创作上，汉代受书法理论的影响，追求形似动势。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古代美术理论发展的第二阶段。我国的山水画也兴起于这一时期，刘宋的宗炳和王微开辟了表现自然美的山水画理论的新领域。这一时期美术理论的大发展是建立在美术创作繁荣的基础上的。绘画脱离古拙简略的阶段，上升到精微描绘的阶段，是魏晋南北朝绘画普遍发展了一大步的表现。东晋的顾恺之是我国古代杰出的画家和理论家，他的画论主要是针对人物画和肖像画而发。顾恺之明确提出了传神的重要性，并把传神作为评画的第一个标准，他根据描绘对象客观所具有的或者应该具有的思想情感，论传神的得当与否，传为他的《洛神赋图》，里边所描绘的人物，衣带飘举，动态从容，洛神回眸的动态，生动地表现出不舍和依恋，画面营造出了浓烈的氛围。顾恺之的传神论与当时的时代风气有很大的关系，魏晋是一个动乱的年代，也是一个思想活跃的年代，人们的思想行为不再受传统的制约，每个人都显现出特立独行的性格，顾恺之重视传神这一点，也跟时代风气有很大的关系。南朝画家谢赫提出绘画六法，其中最重要的一法，名曰“气韵生动”，这一时代的绘画主要是肖像画和人物故事画，后来气韵生动的范围扩大到山水花鸟等各种题材的绘画。气韵就是顾恺之所说的神，谢赫自己也称气韵为神韵。
　　唐代繁荣强大的社会现实和当时采取的比较开明的政治、文化政策为文化艺术的发展开辟了道路。美术创作上，题材内容宽广，形势风格多样，人物画转向描绘世俗生活，妇女的形象也发生了变化，奉肌肥颊，胡装异服，有鲜明的时代感和较健康的审美观。盛唐时期评论绘画优劣的准则转变为抽象的“神、妙、能、逸”四格。张彦远在谈“画体”时，又立下了自然、神、妙、精、谨细五等。唐末五代之际山水画家荆浩提出“六要”与“二病”。“六要”显然是“六法”的继承与发展，荆浩把“六法”加以取舍，在“六法”的基础上做了创造性的发展。“六要”是气、韵、思、景、笔、墨。荆浩把六法中的气韵分开来讲，“气者，心随笔韵，取象不惑”，画家的思想统率用笔，描绘形象才能心有主见，取象不惑；“韵者，隐迹立形，备仪不俗”，要求笔迹为形象服务。荆浩还提出了“景”，景者，制度时因，搜妙创真，景的表现要符合四时节气，更要搜其妙，创其真。他所作的《匡庐图》画法皴染兼备，比魔剑表现出了删的雄伟气势，烟岚的深远飘渺。绘画作品的真与不真，是当时绘画品评优劣的标准。
　　到了宋代，反映社会生活的绘画开始衰落了，反映自然美的绘画开始兴盛起来。绘画品评的“四格”的格序也发生了变化。宋初，黄休复在《益州名画录》中将四格重新排序，把逸格提到了首位，转变为逸、神、妙、能。逸格是指不注重绘画的规矩，笔墨精炼，意趣出常的作品。宋代的绘画以萧散简远、闲和严静为主，代表人物有欧阳修、王安石和苏轼。苏轼在审美主客体的物意关系上，主张“游于物之外”，在绘画创作时，要现在形象之中得到物的“性情”，把物的特性融于自己的性情中，然后笔下流出的乃是自己的性情。如苏轼的《枯木竹石图》，米芾说道：“东坡借此写其胸中盘郁也。”
　　元代描写自然美的山水画，花鸟画兴起，这一时期的画家崇尚在绘画中表现意境，元画的变化是文人画长期发展变化的表现。我们很容易发现不同时期其绘画表现的不同，如范宽的《溪山行旅图》和倪瓒的《容膝斋图》，前者属于“得韵”的作品，后者属于“得性”的作品，前者是外在的、写实性的山水，而后者淡化写实性，所重不在外在山水，而在内在体验，前者重在表现人活动的场景，而后者则表现出一个无人之境。倪瓒提出“逸笔”与“逸气”理论，他的“逸笔”既有元画的共性，又有自己的个性，共性在于秀逸，个性在于他使用侧锋，意在着力与不着力之间。
　　明清时期，大部分以摹古为主，期间也萌生出很多具有浓烈的个人风格的画家。画家王履认识到生活是艺术的源泉，绘画描写形象离不开意，但意是要通过具体的形象来表达，他所作的《华山图序》，从中揭示出只有师造化才能冲出陈旧的条条框框，主张绘画以取“意”为上。提出“吾师心，心师目，目师华山”。明万历年间，董其昌等一些画家提出山水画的南北宗论，这是中国绘画史上第一次提出关于画派的理论。“文则南，硬则北”即是说北宗画用笔硬，如“马夏”的画作；而南宗画用笔柔软、悠淡，和硬相对。董其昌较推崇南宗，上海博物馆藏他的《山庄秋景图》，用柔润阔绰的线条勾写，加以水墨渲染，其精神状态也趋于柔，和南宋山水画的刚猛气势截然相反。元代的画作虽然皆很秀媚，但多是弱不禁风和迷离朦胧的精神状态，也反映了明末这个时代的精神状态。以王原祁为代表的绘画摹古思想，再清初画坛上占据统治地位，这股思想潮流的形成和影响是和王原祁的政治地位有很大关系的。王原祁的《仿大痴山水》，通作柔弱沉寂，缺乏生气，不敢有自己的创建，任何绘画一旦以临摹、仿古为主，势必会变得僵化、空虚，走向形式主义。清代时期也有许多画家敢于冲破传统，描绘自己的所思所感，所见所想。如恽南田、石涛、扬州八怪等。恽南田的思想容纳了宋以来文人画家的一些观点，提出“摄情”说，他的花卉法以没骨法为宗，用色彩表现对象。石涛同样在绘画上标新立异，提出“立一画之法”“我自用我法”。是套的创作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山川脱胎于予；二是予脱胎于山川。”其画作《搜尽奇峰打草稿》构图新奇，笔墨雄健纵恣，淋漓酣畅。他还提出了“笔墨当随时代”的观点。“扬州八怪”敢于突破前人的规范，艺术体现自己的思想情感，着重表现的是反映自然美的花鸟画。如金农的画作，常常是借物抒情，《墨梅图轴》是其代表作，画中有梅树老干一截，通贯画幅，以大笔铺枝，小笔勾瓣，淡墨挥写，浓墨点苔，显示出老梅凌寒的性格。
　　中国画审美趣味历经千百年，发生了极大的改变，从百工之事的淡漠到竞相出现的丰富的绘画理论，从写实到写意，每个时代的画家在前人的审美上既可以批判继承，又可以推陈出新，这是因为画家与其文化环境间的互动，这种互动的表现对绘画审美的变革产生及其后的发展都会有相当的影响。中国画审美趣味的演变，反映了中国绘画史的繁荣，正是有了这样的演变，才有了现今中国绘画的蓬勃发展。
　　作者简介：武丹丹，女，汉族，籍贯：山东菏泽人，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艺术学院，16级在读研究生，硕士学位，专业：美术，研究方向：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