瓯海区位于浙南沿海地区的温州市近郊，地处瓯江之南、飞云江之北，属于河谷和海滨平原，是温瑞平原的组成部分，以地处瓯江、东海之滨而得名。2003年9月，当地村民在该区仙岩镇穗丰村一座海拔仅53.8米的名叫杨府山的小山顶上，为建造公园平整山顶土墩时，先后挖掘出一件青铜铙和一件青铜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温州市文物保护考古所、瓯海区文博馆接到报告后，立即赶往现场，根据出土物和现场情况判定其系一座西周时期墓葬，并立即进行了抢救性发掘。经发掘清理，又出土了青铜器和玉器等一大批精美文物，成为迄今为止浙江地区最为重要的一座西周时期出铜器和玉器墓葬。
　　
　　墓葬系平地掩埋，为典型的越地土墩墓形式
　　
　　清理结果表明，墓葬形制系一座平地掩埋的土墩墓，地面封土墩平面呈圆形，直径约15米。因村民在墩上开垦种植，墩顶已被夷为平地，现存封土高度仅1米左右。封土之西坡，有一部分被近现代墓扰乱破坏。
　　


　　封土堆积可分上下两层：上层封土厚0.5米，黄色土，质较松软，有大量的小块石夹杂其中；下层封土厚0.5米，沙性土中含有白膏泥之类的粘性土，色灰白，结构坚硬，土中夹有较多的大块石。上下层封土中均含有较多的陶片和石器，陶片主要是一些夹沙陶和硬陶，石器多为小型石锛和石镞，还出土了一件锥形玉饰。这些包含物的年代在新石器晚期至马桥文化时期，均早于墓葬，应系当时封土取自附近早期遗址所致。
　　墓底未见挖掘墓坑，也未作任何铺垫，直接在略作平整的地面上覆土掩埋，这种埋葬形式是商周时期江浙地区最为流行的吴越墓葬，是一种典型的土墩墓。墓底略呈由北向南的倾斜状。葬具和人骨已完全腐朽不存，仅在北端青铜簋附近残留少量红色漆皮。从墓底北高南低的地势和随葬品呈南北向一字形的分布状态分析，当时墓主人的头向应朝北面。
　　
　　出土随葬品全为青铜器和玉器，不见陶瓷器
　　
　　该墓随葬品共出土80件（组），呈南北向一字形排列分布。随葬品中不见陶瓷器，皆为青铜器和玉器，这在浙江已发掘的商周时期墓葬中是绝无仅有的。内有鼎、簋、铙等3件大型青铜礼乐器，还有3件青铜戈、3件青铜短剑、49件青铜矛和数十件青铜镞等兵器，以及十多件玦、镯、环形饰、柄形饰、龙形饰、蝉形饰、管形饰等玉饰品。出土时，青铜簋与鼎和2组箭镞均置于北端，体形硕大的青铜铙置于南端；而大批戈、矛、剑青铜兵器和玉饰品等小型器，皆置于中段偏南约2.6米长的范围内，清理时，此段底部普遍发现较多的因有机质腐朽后形成的灰黒土，推测此段应为原先棺椁的位置。
　　出土的青铜器中，作为礼器的鼎与簋和作为乐器的铙是最为重要的3件器物。青铜鼎胎壁较薄，锈蚀比较严重，表面纹饰多已脱落，保存稍差。外底留有明显的使用过的烟熏痕迹。出土的青铜簋保存相当完好，整体完整。更有意思的是，在簋之内底还饰有一只大龟纹。器物制作精美，纹饰丰富繁缛，实为不可多得的珍品。作为乐器的铙，是出土物中体形最大，也是最为重要的一件青铜器，出土时平放，体形硕大厚重，保存十分完好。此次出土的簋与铙，从器形到纹饰，都与1959年长兴上草楼出土者基本相同。
　　


　　其他出土的青铜器还有短剑和戈各3件，矛49件，箭镞几十件。其中短剑最为精致。3件短剑中有2件相向叠压在一起，两剑之中夹有一件环形饰。出土时，茎上凸箍和剑格上均镶嵌有大量绿松石片，极为精美。可惜三剑均朽烂比较严重，整体保存很差，残损较多。矛在出土的青铜器中数量最多，个体大小略有差异，但基本形状是矛身横断面呈扁菱形，有宽血槽，骹部无鼻钮，端口齐平。除个别在矛身血槽处铸有纹饰外，基本素面无纹。出土时，矛的銎内大部分留有尚未完全朽烂的木柲痕迹。饶有趣味的是，有43件矛集中堆叠在一起，其堆叠形状呈比较整齐的三角形状，矛头均指北，即与头向一致，说明这个形状是当时有意摆放的。
　　与青铜器共存出土的十多件玉器也比较精美，形式多样，有镯、玦、龙形饰、蝉形饰、柄形饰、喇叭形饰、管形饰、圈状饰和绿松石串饰等。5件玉镯形状较为特殊，均在一侧切有一个缺口，形成玦形镯，而且有3件外壁中心一圈有凸出的圆脊。这种状如玦形和有圆凸脊的玉镯，都为其他地区所罕见，具有强烈的地方特色。其他的8件玉饰件，虽造型别致，形状各异，但除一件柄形饰外，其余7件都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特点：中心均有纵向贯通的较大圆孔，在内壁的同一侧，两端往往可见明显而很不规整的凹痕。此凹痕应是经长期摩擦所致，是一种明显的穿挂痕迹，由此可以判定，这些饰品均应为穿挂物。另一件柄形饰，中心虽无纵向贯通的圆孔，但两个端面也分别有一个斜穿至同一正面的小孔，可见此件当也亦为穿挂物无疑。这些饰品均分散于棺椁位置内由头部往足部约1.6米长的范围内，如将这8件饰品联系起来，即可形成一个长圆形的分布圈。因此，尽管这些玉部件中没有发现常作为佩饰主体的玉璜，各件之间间隔空缺的距离内也没有发现可用于相互串连的小珠或小管，但我们仍然有理由推测，这8件玉饰品原先很可能是由一条主线串连起来的一个整体，很可能是一件简单的组玉佩。穿挂时，可能是在中心孔内用较粗主线相互串连的同时，又各自另有细线间隔固定于主线上，并将组玉佩套于颈部，垂挂在胸前。组玉佩在陕西张家坡西周墓地、河南三门峡西周虢国墓地和陕西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等西周大型墓葬中均有较多发现。颇有启发的是，我们在陕西张家坡58号墓出土的一件组玉佩上，看到了与本墓两件管形饰极为相似的部件，这就大大增加了我们这一推测的可能性。
　　从出土器物的情况分析，这是一座西周中期的土墩墓，其墓主人可能是一位统兵打仗的军事首领，具有很高的身份与地位。
　　


　　
　　青铜礼乐器和玉器的出土意义重大
　　
　　大批青铜器的发现是这座土墩墓发掘最为重要的收获。 浙江地区通过正式考古发掘的商周时期墓葬，有青铜器出土者寥寥无几。迄今为止，浙江地区经考古发掘的土墩墓已达上百座，其中也不乏规模宏大者，但出土青铜器的仅台州黄岩小人尖一例。因此，本次瓯海土墩墓中大批完整青铜器的发现出土，无疑是浙江地区土墩墓发掘中一次十分重要的发现，也是土墩墓发掘的一次重大突破，堪称迄今为止浙江地区最为重要的一座西周时期墓葬。这批青铜器中，不但有鼎、簋、铙等大件礼器和乐器，而且又有戈、矛、剑、镞等大批兵器，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青铜器组合关系。青铜铙和簋在我省虽曾有出土，但明确是墓葬出土者，此为首例，意义更非一般。因此，瓯海土墩墓这批青铜礼乐器与兵器的发现，不但填补了浙江土墩墓不出青铜器的空白，而且对于进一步研究浙江越地土墩墓的埋葬制度与埋葬习俗、研究越地青铜器的地方特点和组合关系等等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与青铜器共存的一批玉器的出土，是本次瓯海土墩墓发现的又一个重要收获。迄今为止，浙江土墩墓中出土玉器者也屈指可数，十分稀少。本次瓯海土墩墓出土的玉器，是浙江土墩墓中出土玉器数量最多、形式最为丰富的一例。这些玉器表现出比较强烈的地方特点，如玉镯外缘的圆凸脊，在中原和其它地区是没有的。玉镯`的一侧切有一个缺口，状如玦形，在中原地区也未曾见到，南方地区也很少发现。它们的出土，对于探索研究越系玉器的加工技术、器形与纹饰特点以及它们与其他地区玉器的关系等问题，无疑是提供了一批重要的新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