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柳湜是我国现代史上优秀的政论家、新闻出版家和教育家。1921年前后结识了毛泽东、李维汉等湖南党组织的负责人。在毛泽东等人的影响之下，柳湜于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之后被迫害致死。1979年，教育部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追悼会，为柳湜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关键词：柳湜；新闻出版；教育；革命斗争
中图分类号：G61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編号：1671-864X（2016）10-0106-02
柳湜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是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奉献的一生。他的主要贡献有三；一是促进了中国新闻出版业的发展；二是为人民教育事业做出积极贡献；三是积极投身于革命斗争。
一、促进了新闻出版业的发展
柳湜参加革命之后最先从事的就是党的新闻出版工作。1934年党组织安排他到李维汉领导下的《申报》工作，任“读书指导部”主任，并主持《社会科学》栏的编辑工作。从此，开始了他的编辑生涯。不久，国民党当局下令查封了《申报》。他和李公朴、艾思奇、夏征农一起，另办《读书生活》半月刊。
1934至1940年，柳湜先后在上海、香港、汉口、重庆等地度过了7年编辑岁月，撰写了《怎样自学社会科学》，《街头讲话》，《社会相》、《如何生活》、《救亡的基本知讽》，《困难与文化》等小册子及其它文章共100多万字，得到进步青年的喜爱，也得到文化界的高度赞扬。例如，他撰写的《怎样自学社会科学》，李公朴把它收入自己主编的“自学丛书”，他撰写的《街头讲话》，得到邹韬奋的高度评价。柳湜的《街头讲话》与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一并在毛泽东所列书目中。柳湜从事编辑工作的同时，还积极开展抗日救亡的统一战线工作：和沈钧儒、李公朴、史良、杜重远等进步人士保持经常联系，并协助他们开展工作。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柳湜作为发起人之一，参与了该会的上层领导工作和芦沟桥事变以前的各种活动。在重庆，任生活书店总编辑时，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作为救国会的创始人之一，任救国会中央执行委员兼文化部负责人，和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史良等一起，为实现党的“坚持扰战，反对投降；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而斗争，在进步的文化界享有相当声誉，在广大进步青年中亦有相当影响。
这一时期，他出版过大量文章，用通俗的方式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鼓吹抗日救亡运动。他的文章都是以较小的篇幅介绍一些社会小人物的故事，从中揭示社会问题，对广大民众和青年进行思想启蒙教育。他为很多报刊和杂志写过文章，还撰写过有关科学知识的小短文以及政治和时事的小册子，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柳湜在我国文化界极有声誉，对共产党结识上层民主人士和文化工作者作出了出色的贡献。在《读书生活》担任主编期间，柳湜撰写了《如何生活》、《社会相》等栏目。他的文章打破了当时社会类文章的只注重发表新词汇的通病。他真正将文章内容写得丰富，言之有物，在普及社会科学方面做出了贡献。
二、为人民教育事业做出积极贡献
柳湜在1941年到延安后，历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厅长、冀中行署教育厅厅长等职。为了整顿陕甘宁边区的教育，柳湜在他主持制定的《1942年教育工作计划大纲》中规定，该年度边区教育的中心工作是：建立正规的教育制度；提高各级教育的质量，继续推行新文字，消灭文盲。其目的是要巩固边区教育的基础，把教育工作引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在这次整顿边区教育的过程中，大体上建立和健全了比较正规的教育制度和各项工作制度，对教育经费筹支办法也做出了规定，确定了各类学校的学制和课程。通过这次整顿，明显地提高了各级教育的质量。首先，是教员的质量提高了。其次，学习质量有所提高。再次，是学校的设备也比较齐全了。这次陕甘宁边区整顿教育的工作是在中共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的领导下进行的。柳湜作为教育厅厅长，他和广大教育工作者一起，战斗在整顿工作的第一线，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长期以来，柳湜在推动人民的文化教育事业发展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新中国成立之后，柳湜成为教育部高等师范司司长和主管师范工作的副部长。在任职期间，他夙兴夜寐，致力于改变新中国教育的落后现状。他多次深入到各地进行实地考察，并亲自指导、检查和督促教育事业的发展。在实地调研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先见之明和真知灼见的教育方法和思想。这些思想对研究新中国早期教育发展和教育理念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柳湜曾经这样表达他对教育工作的理解：“师范教育就好比工业中的重工业，机器中的工作母机，它是国家建设的根本，是全部教育工作的中心环节。”他曾把教育事业的发展比作工业的发展，而培养高素质教师队伍工作则是钢铁工业。钢铁工业是一切工业的基础，为其它工业提供加工原料；只有钢铁工业发展起来，才能源源不断的为其他工业提供原料，推动工业的整体发展。同样教育也是如此，只有师范教育发展起来，培养出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国家有了充足的教师队伍，就会推进基础教育的发展，基础教育的大发展会反过来促进教育水平的整体提高。更进一步会推动文化事业、国防建设以及工农业生产等等事业的发展。
另外，针对学校组织机构混乱，权责不明的问题，柳湜也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法。新中国建立初期，我国各级院校建设缺乏经验，各级领导干部思维还停留在革命年代，没有及时转换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导致学校建设分工不明，领导作风粗暴，只重视革命理论，不重视科学技术等一系列情况。柳湜通过实地调研发现，各级教育工作者工作热情很高，但是工作方法不正确，导致“工作热情高，工作效率不高的问题”。此外，旧社会的封建思想在教育方面的残余仍然存在。柳湜认为，造成这一混乱状况的原因在于学校组织机构分工不明确，不合理，人员编制庞大。为了解决上述问题，他提出，学校要有适应教学工作的组织领导，组织机构要作相应调整，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也要作相应改变。管理工作一定规范化、制度化，各级领导要实现层层分工，明确各自的职责。 在教学方法方面，柳湜尖锐地批评了教师只要求学生“死记硬背”的记笔记，忽视了学习的客观规律，使得学生只知道书本知识而不会实践运用。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柳湜提出，要注意了解学生，了解学生学习效果，反对死背、死记，注意正确组织教学，学会正确运用各种教学形式，巩固学生知识，发挥学生的独立工作能力。柳湜关于教育方面思想和实践，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国脱离中国实际的、落后的教育制度。为我国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教育制度做出了突出贡献。
三、积极投身于革命斗争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柳湜在湖南早期共产党员、他的本家兄弟柳直荀等人的影响下，靠拢了共产党组织，在党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外文补习班担任了英语教师。他1924年赴北京半工半读。1927年返回湖南时适遇“马日”事变和“七一五”政变，面对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惨遭国民党新军阀逮捕和杀害的白色恐怖，柳湜由一个热情积极的爱国青年成长为自觉的共产主义战士，并于1928年初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柳湜入党后，被派到中共安徽省委秘书处工作。1928年8月，安徽省委机关因叛徒出卖被敌人破坏，柳湜被捕入狱。他在狱中被同狱的共产党员选为狱中党支部书记，领导狱友与敌人进行了英勇机智的斗争，并且组织大家学习马克思主义书籍，把敌人的牢房变成了革命者的学校，而他自己也利用这段岁月学习了马克思和列宁的主要著作。1933年4月柳湜出狱，遂赴上海参加了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的工作。不久，他与李公朴、艾思奇等主编《读书生活》月刊。在此基础上又创办了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了许多进步书刊。这期间，柳湜和上海文化界人士建立了广泛的联系，成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发起人之一。
抗日战争爆发后，柳湜被选为全国各界救国会中央执行委员，负责该会文化部的工作，在武汉主编《全民周刊》。1938年7月，他又和邹韬奋一起主编《全民抗战》。这个刊物在武汉失陷前夕迁往重庆继续出版，它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了大量的抗日救国的宣传鼓动工作。1940年11月，柳湜按照地下党组织的意见，摆脱国民党特务的监视离开重庆。年底到达延安，受到毛泽东的亲自接见。毛泽东在谈话中曾指示柳湜要到实际中去锻炼。但是后来考虑到统战工作的需要，组织上决定让柳湜不要公开共产党员的身份，而是以救国会中央执行委员和生活书店总编辑的名义做“民主人士”。
1941年7月中央研究院在延安成立后，过去和他在一起主编《读书生活》杂志的艾思奇担任了该院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他也被聘为这个室的特约研究员。在这里，柳湜和文化思想研究室的多位同志一起，除将延安出版的马列著作通读一遍外，还参加了对抗战以来敌、我方面文化思想的研究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他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但是，正当他以旺盛的精力为党工作的时候，1958年却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错划为“右派”。1979年，党中央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悼词说，柳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他忠于党、忠于人民，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热心培养干部，十分关心青少年的进步和成长。他大公无私，光明磊落，坚持真理，敢于斗争，实事求是，作风正派，艰苦朴素，平易近人。四十多年来，柳湜同志在党的领导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社会主义事业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显著的貢献。
参考文献：
[1]叶嘉新.柳湜的街头讲话及其他[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108。
[2]原教育部副部长柳湜同志追悼会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1979年6月22日。
关键词：柳湜；新闻出版；教育；革命斗争
中图分类号：G61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編号：1671-864X（2016）10-0106-02
柳湜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是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奉献的一生。他的主要贡献有三；一是促进了中国新闻出版业的发展；二是为人民教育事业做出积极贡献；三是积极投身于革命斗争。
一、促进了新闻出版业的发展
柳湜参加革命之后最先从事的就是党的新闻出版工作。1934年党组织安排他到李维汉领导下的《申报》工作，任“读书指导部”主任，并主持《社会科学》栏的编辑工作。从此，开始了他的编辑生涯。不久，国民党当局下令查封了《申报》。他和李公朴、艾思奇、夏征农一起，另办《读书生活》半月刊。
1934至1940年，柳湜先后在上海、香港、汉口、重庆等地度过了7年编辑岁月，撰写了《怎样自学社会科学》，《街头讲话》，《社会相》、《如何生活》、《救亡的基本知讽》，《困难与文化》等小册子及其它文章共100多万字，得到进步青年的喜爱，也得到文化界的高度赞扬。例如，他撰写的《怎样自学社会科学》，李公朴把它收入自己主编的“自学丛书”，他撰写的《街头讲话》，得到邹韬奋的高度评价。柳湜的《街头讲话》与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一并在毛泽东所列书目中。柳湜从事编辑工作的同时，还积极开展抗日救亡的统一战线工作：和沈钧儒、李公朴、史良、杜重远等进步人士保持经常联系，并协助他们开展工作。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柳湜作为发起人之一，参与了该会的上层领导工作和芦沟桥事变以前的各种活动。在重庆，任生活书店总编辑时，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作为救国会的创始人之一，任救国会中央执行委员兼文化部负责人，和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史良等一起，为实现党的“坚持扰战，反对投降；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而斗争，在进步的文化界享有相当声誉，在广大进步青年中亦有相当影响。
这一时期，他出版过大量文章，用通俗的方式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鼓吹抗日救亡运动。他的文章都是以较小的篇幅介绍一些社会小人物的故事，从中揭示社会问题，对广大民众和青年进行思想启蒙教育。他为很多报刊和杂志写过文章，还撰写过有关科学知识的小短文以及政治和时事的小册子，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柳湜在我国文化界极有声誉，对共产党结识上层民主人士和文化工作者作出了出色的贡献。在《读书生活》担任主编期间，柳湜撰写了《如何生活》、《社会相》等栏目。他的文章打破了当时社会类文章的只注重发表新词汇的通病。他真正将文章内容写得丰富，言之有物，在普及社会科学方面做出了贡献。
二、为人民教育事业做出积极贡献
柳湜在1941年到延安后，历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厅长、冀中行署教育厅厅长等职。为了整顿陕甘宁边区的教育，柳湜在他主持制定的《1942年教育工作计划大纲》中规定，该年度边区教育的中心工作是：建立正规的教育制度；提高各级教育的质量，继续推行新文字，消灭文盲。其目的是要巩固边区教育的基础，把教育工作引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在这次整顿边区教育的过程中，大体上建立和健全了比较正规的教育制度和各项工作制度，对教育经费筹支办法也做出了规定，确定了各类学校的学制和课程。通过这次整顿，明显地提高了各级教育的质量。首先，是教员的质量提高了。其次，学习质量有所提高。再次，是学校的设备也比较齐全了。这次陕甘宁边区整顿教育的工作是在中共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的领导下进行的。柳湜作为教育厅厅长，他和广大教育工作者一起，战斗在整顿工作的第一线，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长期以来，柳湜在推动人民的文化教育事业发展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新中国成立之后，柳湜成为教育部高等师范司司长和主管师范工作的副部长。在任职期间，他夙兴夜寐，致力于改变新中国教育的落后现状。他多次深入到各地进行实地考察，并亲自指导、检查和督促教育事业的发展。在实地调研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先见之明和真知灼见的教育方法和思想。这些思想对研究新中国早期教育发展和教育理念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柳湜曾经这样表达他对教育工作的理解：“师范教育就好比工业中的重工业，机器中的工作母机，它是国家建设的根本，是全部教育工作的中心环节。”他曾把教育事业的发展比作工业的发展，而培养高素质教师队伍工作则是钢铁工业。钢铁工业是一切工业的基础，为其它工业提供加工原料；只有钢铁工业发展起来，才能源源不断的为其他工业提供原料，推动工业的整体发展。同样教育也是如此，只有师范教育发展起来，培养出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国家有了充足的教师队伍，就会推进基础教育的发展，基础教育的大发展会反过来促进教育水平的整体提高。更进一步会推动文化事业、国防建设以及工农业生产等等事业的发展。
另外，针对学校组织机构混乱，权责不明的问题，柳湜也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法。新中国建立初期，我国各级院校建设缺乏经验，各级领导干部思维还停留在革命年代，没有及时转换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导致学校建设分工不明，领导作风粗暴，只重视革命理论，不重视科学技术等一系列情况。柳湜通过实地调研发现，各级教育工作者工作热情很高，但是工作方法不正确，导致“工作热情高，工作效率不高的问题”。此外，旧社会的封建思想在教育方面的残余仍然存在。柳湜认为，造成这一混乱状况的原因在于学校组织机构分工不明确，不合理，人员编制庞大。为了解决上述问题，他提出，学校要有适应教学工作的组织领导，组织机构要作相应调整，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也要作相应改变。管理工作一定规范化、制度化，各级领导要实现层层分工，明确各自的职责。 在教学方法方面，柳湜尖锐地批评了教师只要求学生“死记硬背”的记笔记，忽视了学习的客观规律，使得学生只知道书本知识而不会实践运用。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柳湜提出，要注意了解学生，了解学生学习效果，反对死背、死记，注意正确组织教学，学会正确运用各种教学形式，巩固学生知识，发挥学生的独立工作能力。柳湜关于教育方面思想和实践，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国脱离中国实际的、落后的教育制度。为我国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教育制度做出了突出贡献。
三、积极投身于革命斗争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柳湜在湖南早期共产党员、他的本家兄弟柳直荀等人的影响下，靠拢了共产党组织，在党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外文补习班担任了英语教师。他1924年赴北京半工半读。1927年返回湖南时适遇“马日”事变和“七一五”政变，面对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惨遭国民党新军阀逮捕和杀害的白色恐怖，柳湜由一个热情积极的爱国青年成长为自觉的共产主义战士，并于1928年初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柳湜入党后，被派到中共安徽省委秘书处工作。1928年8月，安徽省委机关因叛徒出卖被敌人破坏，柳湜被捕入狱。他在狱中被同狱的共产党员选为狱中党支部书记，领导狱友与敌人进行了英勇机智的斗争，并且组织大家学习马克思主义书籍，把敌人的牢房变成了革命者的学校，而他自己也利用这段岁月学习了马克思和列宁的主要著作。1933年4月柳湜出狱，遂赴上海参加了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的工作。不久，他与李公朴、艾思奇等主编《读书生活》月刊。在此基础上又创办了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了许多进步书刊。这期间，柳湜和上海文化界人士建立了广泛的联系，成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发起人之一。
抗日战争爆发后，柳湜被选为全国各界救国会中央执行委员，负责该会文化部的工作，在武汉主编《全民周刊》。1938年7月，他又和邹韬奋一起主编《全民抗战》。这个刊物在武汉失陷前夕迁往重庆继续出版，它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了大量的抗日救国的宣传鼓动工作。1940年11月，柳湜按照地下党组织的意见，摆脱国民党特务的监视离开重庆。年底到达延安，受到毛泽东的亲自接见。毛泽东在谈话中曾指示柳湜要到实际中去锻炼。但是后来考虑到统战工作的需要，组织上决定让柳湜不要公开共产党员的身份，而是以救国会中央执行委员和生活书店总编辑的名义做“民主人士”。
1941年7月中央研究院在延安成立后，过去和他在一起主编《读书生活》杂志的艾思奇担任了该院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他也被聘为这个室的特约研究员。在这里，柳湜和文化思想研究室的多位同志一起，除将延安出版的马列著作通读一遍外，还参加了对抗战以来敌、我方面文化思想的研究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他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但是，正当他以旺盛的精力为党工作的时候，1958年却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错划为“右派”。1979年，党中央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悼词说，柳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他忠于党、忠于人民，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热心培养干部，十分关心青少年的进步和成长。他大公无私，光明磊落，坚持真理，敢于斗争，实事求是，作风正派，艰苦朴素，平易近人。四十多年来，柳湜同志在党的领导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社会主义事业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显著的貢献。
参考文献：
[1]叶嘉新.柳湜的街头讲话及其他[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108。
[2]原教育部副部长柳湜同志追悼会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1979年6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