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批评报道容易惹上官司，这谁都知道。可谁能想到，写正面典型，却也当了被告，而且告状的人恰恰就是那个被宣传的典型呢?
　　光明日报记者叶辉就遇上了这么一件尴尬事。
　　那是１９８８年３月，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新楼落成之日，主管基建的副院长却自动辞职了。得到这个线索，叶辉断定，这里面绝对有新闻!他第一次去采访，接待他的人断然否认此事。医院内部提供线索的那个同志陪同他直接找到了辞职的副院长，原来，副院长正是第一次接待他的那个人!
　　
　　（请注意这第一个曲折）
　　
　　刚开始，副院长拒绝采访。但是， 当记者把外边的种种议论向他作了介绍，特别是说到有人猜测他辞职的原因是因为行贿受贿时，他的情绪立刻激动起来。一种急于洗刷自己的心理，使他滔滔不绝地谈了起来……
　　
　　（请注意这第二个曲折）
　　
　　原来，这个副院长是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干部。他对基建战线的种种不正之风特别反感。但是，他又正在主管基建。为了医院的大局，他不得不请客送礼，也不得不接受对方的请吃。虽然每次他都向纪委作了汇报，但自己的良心却在痛苦地呻吟。终于，新楼落成之后，他辞职了，他想用辞职换得一个灵魂的安宁。
　　叶辉当然懂得这个典型所具有的重大社会意义。但是，当他把写好的报道送给副院长审定的时候，副院长却提出，"最好不要见报，见报会得罪关系户"。
　　
　　（请注意这第三个曲折）
　　
　　哪个记者愿意放弃这么好的素材呢?何况又投入了那么多的劳动。在叶辉的坚持下，副院长同意了："这样吧，稿子留下来我修改。"副院长派人把改好的稿件送还记者的时候，还附了一封信："叶辉同志，报道改了不少，最主要的一点是：千千万万将真名隐去，否则，得罪了关系户，我将成为市一医院的千古罪人……"
　　
　　（请注意这第四个曲折）
　　
　　报道自然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当然，也引来了关系户对医院的种种刁难。记者几次向副院长询问有无刁难报复，要不要写后续报道，但均被告知：没有不良反馈。不必再写。谁知这是爆发前的沉默。当年５月，光明日报评选好新闻的时候，各位评委同时收到了那位副院长写来的告状信。信的口气很激烈：
　　"……在《光明日报好新闻推荐篇目》中有《新楼落成主管基建副院长辞职》这篇稿件。这又一次激起了我无比的愤恨。我就是这篇好新闻中提出辞职的副院长。我感到不能再沉默了，我要站出来说几句真话……"
　　信中还说，叶辉"昧着记者的良心"，"采用卑劣的手段"，"逼我就范"，"愚弄读者"。
　　
　　（请注意这第五个曲折）
　　
　　记者的一腔热血遭到了最卑劣的亵渎。叶辉气得浑身发抖。他给领导拿出了原始的采访笔记。拿出了副院长的亲笔修改稿（其中写不正之风最有力最精彩的一段就是他加上去的），拿出了副院长附的那封亲笔信……
　　原来，稿件见报后，副院长又当上了医院党委书记，又得和方方面面的关系户打交道。可这时关系户已不认账，说他"既要做婊子又想立牌坊"，并事事刁难，一会儿停水，一会儿断电，医生、病人怨声载道。他焦头烂额，无法应付。万般无奈之中，想把一切责任都推到记者身上……
　　事情全搞清楚了，那篇报道理所当然地评上了好新闻。
　　这个特殊的新闻事件当时就引起了新闻界的广泛关注。有的进行报道，有的进行评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主任甘惜分教授对此还专门进行了深入的剖析。
　　我们应该记住这个曲曲折折的故事。它告诉我们，记者有一点证据意识非常必要。社会风云变幻，事物纷繁复杂，记者被告上法庭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手中如果没有确凿证据，一旦被推上被告席就显得非常被动。反之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所谓证据，就是能够证实自己的报道真实的材料。有经验的记者，应该有点戒备之心。采访时绝不轻信传言和别人提供的现成的材料，而是亲临现场抓真凭实据；写作时靠事实说话，尽量避免主观判断和评价。即使文章已经发表，能作证据的各种第一手资料也要妥善保管，绝不轻易扔掉……
　　这种经验是很宝贵的。特别是对于那些大有作为的记者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