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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岁的石炳铭常常往返于云南与台北之间。台北是他户籍所在地，而云南则是他的出生与求学地。他出身于云南拉祜族土司世家，亲眼见证并亲历了云南募乃土司最后的荣光与衰败。
这是一位儒雅而又睿智的长者，一生颇多传奇，都印刻在他异于常人的记忆力中。他现在的身份是台湾地区“中华救助总会”顾问。
“土司相当于印巴的酋长，有其权威性。在地方，因为少数民族那个时候没有多少人读书，不识字，而土司家受教育较多，所以更加受到尊敬。但并不是每家土司都是少数民族，也有少数汉人土司。清政府看他们有号召力，就利用他们来平定少数民族，然后出任土司。”2011年1月下旬，石炳铭在台北市罗斯福路一段7号“中华救助总会”的一间会客室内，用这样的表述，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开始了他的回忆之旅。
石炳铭的父亲石玉清，是清末民初滇南“沿边三老”之一，现在云南省双江县彭氏宗祠内，还留有当年政府颁给“沿边三老”的匾额。石玉清是著名的募乃土司，所谓“世袭贤官募乃土把总”。募乃是地名，位于现在的云南省澜沧江畔及以西部分地区。“我父亲的辖区都在澜沧，清朝时这里是抚夷镇边厅。石系当时有三家土司，都是同一家族的人。澜沧还曾有五六家汉人土司，但在我小的时候就只有两三家了，还没解放他们就没有权威了，有一些自然淘汰了。”石炳铭说。
俱往矣，而今回顾募乃土司的兴衰，于我们更多是在翻检一个旧世代的掌故，于石炳铭，却是一个尚未完结的充满爱与哀愁的生命体验。
鸦片、银矿与国际贸易
石玉清是拉祜族人，从父亲石庭子那里承袭了土司职位，算是募乃土司的第三代。募乃全境都是高山，海拔约1800米，属下的百姓九成以上都是可耕地很少的拉祜族弱势群体。石玉清共有11个孩子，6女5男，其中5男5女是石炳铭的母亲萧二娣所生。石炳铭是男孩中最小的一个。
“我家的情况有些不同，我祖父头脑开明，清末云贵总督衙门仿效日本，在昆明设立了新制学校，鼓励地方土司去读书。很多土司都舍不得让孩子去，认为送去那么远读书，是福是祸谁知道？我祖父让我父亲去了昆明。”石炳铭说，新制教育对父亲产生很大影响。当时抚夷镇边厅改为澜沧县，重新划分区、乡，石玉清开始出任区长（一个区约合三四个乡），后来区又缩减为乡，他转任乡长。
根据异地为官的原则，石玉清一年多半时间在外地，而石炳铭的几个哥哥后来也在昆明读书，整个募乃家族的经济就主要由石炳铭的母亲萧二娣掌管。
“从我记事起，家里主要依靠的是种鸦片。汉人不准种鸦片，但募乃旁边是阿佤族，非常凶悍，没有人敢管他们。我祖父、父亲和阿佤族交好，占了很多好处，官方也不想过多干涉。所以，鸦片我们有别人没有，赚了很多钱。”石炳铭说，阿佤族当时是半原始民族，生产的粮食不够吃，就种植鸦片换取粮食，维系生存。1915年前后，云南都督唐继尧曾派一个营去围剿阿佤族，结果全军覆灭，“我常听爸爸妈妈讲，这一个营的兵力穿着灰色制服，佩戴日式步枪，很整齐。结果营长和指挥官全部战死，以后就不再管他们（阿佤族）。”
说起鸦片，当时澜沧有大片土地种植罂粟花，所产鸦片品质在整个云南为最佳。石炳铭说，种植的鸦片，是当地百姓自己从印度引进推广。鸦片获利非常丰厚，“天天涨价”。甚至于当时的云南省政府也发鸦片财，由特货统运处供销鸦片。
除了鸦片，募乃土司领地内，还有一个很大的银厂。这座“募乃老银厂”，产量很大，是当时中国三大银厂之一，清乾隆时期最多员工有十几万人。不过，在石炳铭出生之前，这个银厂已被淘空，废弃在那里。“只剩下渣渣了，实际上也值钱，含有50%以上的铅，是战略物资。本来在土司领地，但完全自由买卖，谁有本事就拉去售卖。当时每天都有四五百匹驮马前来驮售，获利非常惊人。如果有商业头脑，把银厂管起来，收钱，收入将不得了。”
石炳铭的几个哥哥，外出读书陆续回来之后，也开始到缅甸、泰国等地从事国际贸易，贩卖进口来的洋货，也很赚钱，但收入总不及种植鸦片。
因为石炳铭的四哥在昆明读书时早逝，母亲为防意外，开始不准其外出念书，他升读中学的时间因此耽搁了四五年。这段时间，石炳铭主要跟随母亲做生意，生意范围包括鸦片和洋货，他负责记账。他们还开有制衣厂，制作的衣物卖给少数民族，也用衣物换取鸦片。
后来石炳铭去昆明读书，他的一个同乡朱云贵在学校被人殴打，他们70多个来自澜沧的同学为此打群架报复，事情搞大后，又不得不四处躲避，时间长达一个学年。那时石炳铭非常有钱，包下昆明景星街的一个滇菜馆，澜沧同学可随时前来就餐，时间长达半年。
三百挺机枪，民富土司强
募乃土司所辖区域实际并不大，石炳铭回忆，其中一块属地在竹塘乡——朱塘乡应为竹塘乡——有3000多户，一万余人，此外，还有大山乡等地，具体人数不详。据研究拉祜族和滇缅边疆历史的香港科技大学马健雄博士考证，募乃土司石玉清之所以成为“边陲三老”之一，不是因为他在王朝时代的显赫品级，而是因为石家三代人在清末至民国年间逐渐承担起来的“国家代理人”角色。这使他们能够游走于滇缅边疆的汉人、佤山、拉祜族和傣族之间，穿梭于族群政治关系中，承担起棘手的、非明非暗的鸦片贸易中间人身份。他们还能够代表澜沧地方势力与省政府和中央政府讨价还价。
“当时一般百姓都很尊重土司，土司让他们做什么，他们都会服从。”石炳铭说，有的土司比较凶恶，有的则很和善，石家土司对拉祜族算比较好的，“那时收门户钱（相当于人头税），有的土司收十元、八元，我家只收五角。”
石炳铭的说法也在云南学者方国瑜的《倮黑山旅行记》中得到证实：募乃土司石玉清是一位忠厚长者，深受人民爱戴，他很爱民，每户仅收门户钱五角，不许人民买卖土地，防止有钱的汉人兼并田地；放高利贷更不许可。
在石炳铭1926年出生之前，募乃并不平静。“从我曾祖父开始，一直打仗，或者配合政府，或者和政府打，很频繁。1920年以前，几乎天天在打仗。1918年，拉祜族造反，包围县政府，打死很多人，石家接到求援后去救人，很成功。现在当地人还大都晓得这件事，有民谣歌颂：风一层层雨一层，边民造反谦糯城。石家土司来解救，打死多少造反人。”石炳铭说。
石炳铭母亲嫁到石家时，鸦片还不值钱，因战乱而无时间经营的一家人，收入主要靠门户钱。等到石炳铭记事起，虽然石家土司的辖地还是那么大，但因为种鸦片，已经变得相当有钱。“别的土司开始‘改土归流’（改土司制为流官制，由中央政府委派），汉化了，由政府控制，但我家和阿佤族在一起，他们控制不到。别的土司也没有种鸦片的优势，募乃的百姓也因此很有钱，民富土司强。”
募乃石姓土司的实力，从其军火数量上即可看出。石炳铭说，1930年代后期到1940年代前期，他家就有两三百挺机枪，还有小口径迫击炮，都是用鸦片换来的。
募乃石家土司与附近阿佤族的关系，颇为微妙。1939年，附近阿佤族劫走了募乃一个露天“（鸦片）烟会”集市的数十头牲口。石炳铭的二哥石炳麟即带了9人前去营救。具有猎（割）头传统的阿佤族非常凶悍，但因没有现代军火设备，而被石炳麟击败。阿佤族为此向石炳麟求和，阿佤族酋长还让出生不久的儿子拜其为义父。
“如果我二哥有政治头脑，好好利用与阿佤族的关系，那不得了。可惜他少年得志，后来驻扎云南的中央军第五军军长邱清泉鼓励他占领班洪——一个很大的银厂，结果与阿佤族发生冲突。”石炳铭认为，与阿佤族发生冲突，是他二哥所犯的最大错误。
邱清泉想以垦殖团名义进驻班洪开发，结果石炳麟和萧臣良组织的三百人武装部队，遭到当地阿佤族的抵抗，经过数月僵持，邱清泉放弃了原来的计划。后来解放时期，阿佤族也在关键时刻倒戈，给石炳麟等人致命的一击。
“如果二哥和阿佤族和平相处，他们会提供保护，别人轻易不敢动。结果却是，石炳麟部下有80%多是被阿佤族打死的，干部只逃了五个，其他人大都死了，受伤的人马上被割头。”
那场1950年发生在滇南阿佤山的战斗，持续了三天三夜。石炳铭说，石炳麟率领的三四千人军队，只剩下了四十几人。“我妈妈看不能打了，就交代我二哥：你们各逃生路。干部都分头逃了，石炳麟逃到泰北，妈妈萧二娣则带着剩下的人，向五六公里外的共军阵地缴械投降了。”
土司风云都已成灰
接受萧二娣等人投降的部队，是原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的保安第九团，不过此时他们已经“戴上了五角星，变成解放军了”。
萧二娣等人并未受到太多非难，解放军甚至还派人给她们骑骡马，把他们押送移交，关在县政府。此时，募乃石系三家土司，大半家破人亡。“所幸时任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颇有远见，下令不要对少数民族乱来，要宽大处理，效仿满清时候的政策，以怀柔为主，对上层土司优待。”石炳铭说，萧二娣是第一个被接到昆明的土司，住在国民政府原空军上校的别墅内，“不仅给房子住，生活上也给予照顾，给她团级待遇”。
萧二娣在与阿佤族及解放军激战时，石炳铭正在云南大学读文史系一年级。当时的信息条件，使他无法知晓家乡的一切。后来，他遇到一位从滇南回来的参加共产党的友人，告诉他云南全省就只剩募乃和耿马两地土司还在抵抗。“我想与母亲共生死。”石炳铭说，他去找系主任方国瑜办理休学手续，以“没钱了，回去弄点钱”的名义。
但当时战火四起，交通尚未恢复，石炳铭实际上无法回到募乃。待到1950年4月中，滇缅公路开放，他则和其他八人一起乘车去了缅甸，打算从缅甸折回募乃。此时陈赓的部队已经驻扎在昆明。
“从昆明到缅甸，一共九人，只有我一人活了下来，其他都死了。”提及往事，石炳铭不胜唏嘘。他们刚一进缅甸，就险些被关进了难民营。石炳铭谎称自己是当地少数民族。他讲拉祜族语言，没人听得懂，因此蒙混过关。他请移民官喝酒，并用英语说，自己曾经逃难到中国，现再度逃难过来，想回缅甸果敢邦的滚弄老家。移民官给他开了通行证，还派车送了他一程。
石炳铭很快得知二哥部队已瓦解，和母亲被俘的消息。当时云南耿马，还有不及3000人的效忠国民党部队，随着朝鲜战争不久后爆发，他们士气开始振作，美国人给他们提供补给，而国民党将领李弥也赶来缅泰北部收拾局面。
“当时中缅边境，有二三百万云南外逃人员，通通自谋生路。”在泰北待了数年后，石炳铭于1961年随部队撤回台湾。母亲已经断了消息，他不敢通信，因为知道这样只会给母亲增加麻烦。
石炳铭的父亲石玉清早在1936年就过世了。募乃土司世袭给石炳铭的长兄石炳钧。解放后石炳钧与母亲一起留在了大陆，同住昆明的还有石炳钧和石炳麟的七八个孩子，母亲萧二娣的娘家人等。“母亲受到优待，一直到文革前，所有的云南土司都在昆明受到优待。文革时就不管了，方家等几个大土司都跳楼自杀了。我母亲在文革前过世，我的侄子们都不准上大学。”石炳铭说。
世袭募乃土司的石炳钧，则在昆明的军政大学读了三年书。后来被派去策反李弥部下的二弟石炳麟，反被石炳麟拉了过去。1961年，他与五弟石炳铭一同回到台湾，在“共谍”的指控阴影中，度过了余生，1980年代初病逝。
石炳铭现常奔波于两岸，在云南一住就是几个月。过往的风云都已成云烟，云南最后的募乃土司的故事，早在数十年前已经完结。
这是一位儒雅而又睿智的长者，一生颇多传奇，都印刻在他异于常人的记忆力中。他现在的身份是台湾地区“中华救助总会”顾问。
“土司相当于印巴的酋长，有其权威性。在地方，因为少数民族那个时候没有多少人读书，不识字，而土司家受教育较多，所以更加受到尊敬。但并不是每家土司都是少数民族，也有少数汉人土司。清政府看他们有号召力，就利用他们来平定少数民族，然后出任土司。”2011年1月下旬，石炳铭在台北市罗斯福路一段7号“中华救助总会”的一间会客室内，用这样的表述，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开始了他的回忆之旅。
石炳铭的父亲石玉清，是清末民初滇南“沿边三老”之一，现在云南省双江县彭氏宗祠内，还留有当年政府颁给“沿边三老”的匾额。石玉清是著名的募乃土司，所谓“世袭贤官募乃土把总”。募乃是地名，位于现在的云南省澜沧江畔及以西部分地区。“我父亲的辖区都在澜沧，清朝时这里是抚夷镇边厅。石系当时有三家土司，都是同一家族的人。澜沧还曾有五六家汉人土司，但在我小的时候就只有两三家了，还没解放他们就没有权威了，有一些自然淘汰了。”石炳铭说。
俱往矣，而今回顾募乃土司的兴衰，于我们更多是在翻检一个旧世代的掌故，于石炳铭，却是一个尚未完结的充满爱与哀愁的生命体验。
鸦片、银矿与国际贸易
石玉清是拉祜族人，从父亲石庭子那里承袭了土司职位，算是募乃土司的第三代。募乃全境都是高山，海拔约1800米，属下的百姓九成以上都是可耕地很少的拉祜族弱势群体。石玉清共有11个孩子，6女5男，其中5男5女是石炳铭的母亲萧二娣所生。石炳铭是男孩中最小的一个。
“我家的情况有些不同，我祖父头脑开明，清末云贵总督衙门仿效日本，在昆明设立了新制学校，鼓励地方土司去读书。很多土司都舍不得让孩子去，认为送去那么远读书，是福是祸谁知道？我祖父让我父亲去了昆明。”石炳铭说，新制教育对父亲产生很大影响。当时抚夷镇边厅改为澜沧县，重新划分区、乡，石玉清开始出任区长（一个区约合三四个乡），后来区又缩减为乡，他转任乡长。
根据异地为官的原则，石玉清一年多半时间在外地，而石炳铭的几个哥哥后来也在昆明读书，整个募乃家族的经济就主要由石炳铭的母亲萧二娣掌管。
“从我记事起，家里主要依靠的是种鸦片。汉人不准种鸦片，但募乃旁边是阿佤族，非常凶悍，没有人敢管他们。我祖父、父亲和阿佤族交好，占了很多好处，官方也不想过多干涉。所以，鸦片我们有别人没有，赚了很多钱。”石炳铭说，阿佤族当时是半原始民族，生产的粮食不够吃，就种植鸦片换取粮食，维系生存。1915年前后，云南都督唐继尧曾派一个营去围剿阿佤族，结果全军覆灭，“我常听爸爸妈妈讲，这一个营的兵力穿着灰色制服，佩戴日式步枪，很整齐。结果营长和指挥官全部战死，以后就不再管他们（阿佤族）。”
说起鸦片，当时澜沧有大片土地种植罂粟花，所产鸦片品质在整个云南为最佳。石炳铭说，种植的鸦片，是当地百姓自己从印度引进推广。鸦片获利非常丰厚，“天天涨价”。甚至于当时的云南省政府也发鸦片财，由特货统运处供销鸦片。
除了鸦片，募乃土司领地内，还有一个很大的银厂。这座“募乃老银厂”，产量很大，是当时中国三大银厂之一，清乾隆时期最多员工有十几万人。不过，在石炳铭出生之前，这个银厂已被淘空，废弃在那里。“只剩下渣渣了，实际上也值钱，含有50%以上的铅，是战略物资。本来在土司领地，但完全自由买卖，谁有本事就拉去售卖。当时每天都有四五百匹驮马前来驮售，获利非常惊人。如果有商业头脑，把银厂管起来，收钱，收入将不得了。”
石炳铭的几个哥哥，外出读书陆续回来之后，也开始到缅甸、泰国等地从事国际贸易，贩卖进口来的洋货，也很赚钱，但收入总不及种植鸦片。
因为石炳铭的四哥在昆明读书时早逝，母亲为防意外，开始不准其外出念书，他升读中学的时间因此耽搁了四五年。这段时间，石炳铭主要跟随母亲做生意，生意范围包括鸦片和洋货，他负责记账。他们还开有制衣厂，制作的衣物卖给少数民族，也用衣物换取鸦片。
后来石炳铭去昆明读书，他的一个同乡朱云贵在学校被人殴打，他们70多个来自澜沧的同学为此打群架报复，事情搞大后，又不得不四处躲避，时间长达一个学年。那时石炳铭非常有钱，包下昆明景星街的一个滇菜馆，澜沧同学可随时前来就餐，时间长达半年。
三百挺机枪，民富土司强
募乃土司所辖区域实际并不大，石炳铭回忆，其中一块属地在竹塘乡——朱塘乡应为竹塘乡——有3000多户，一万余人，此外，还有大山乡等地，具体人数不详。据研究拉祜族和滇缅边疆历史的香港科技大学马健雄博士考证，募乃土司石玉清之所以成为“边陲三老”之一，不是因为他在王朝时代的显赫品级，而是因为石家三代人在清末至民国年间逐渐承担起来的“国家代理人”角色。这使他们能够游走于滇缅边疆的汉人、佤山、拉祜族和傣族之间，穿梭于族群政治关系中，承担起棘手的、非明非暗的鸦片贸易中间人身份。他们还能够代表澜沧地方势力与省政府和中央政府讨价还价。
“当时一般百姓都很尊重土司，土司让他们做什么，他们都会服从。”石炳铭说，有的土司比较凶恶，有的则很和善，石家土司对拉祜族算比较好的，“那时收门户钱（相当于人头税），有的土司收十元、八元，我家只收五角。”
石炳铭的说法也在云南学者方国瑜的《倮黑山旅行记》中得到证实：募乃土司石玉清是一位忠厚长者，深受人民爱戴，他很爱民，每户仅收门户钱五角，不许人民买卖土地，防止有钱的汉人兼并田地；放高利贷更不许可。
在石炳铭1926年出生之前，募乃并不平静。“从我曾祖父开始，一直打仗，或者配合政府，或者和政府打，很频繁。1920年以前，几乎天天在打仗。1918年，拉祜族造反，包围县政府，打死很多人，石家接到求援后去救人，很成功。现在当地人还大都晓得这件事，有民谣歌颂：风一层层雨一层，边民造反谦糯城。石家土司来解救，打死多少造反人。”石炳铭说。
石炳铭母亲嫁到石家时，鸦片还不值钱，因战乱而无时间经营的一家人，收入主要靠门户钱。等到石炳铭记事起，虽然石家土司的辖地还是那么大，但因为种鸦片，已经变得相当有钱。“别的土司开始‘改土归流’（改土司制为流官制，由中央政府委派），汉化了，由政府控制，但我家和阿佤族在一起，他们控制不到。别的土司也没有种鸦片的优势，募乃的百姓也因此很有钱，民富土司强。”
募乃石姓土司的实力，从其军火数量上即可看出。石炳铭说，1930年代后期到1940年代前期，他家就有两三百挺机枪，还有小口径迫击炮，都是用鸦片换来的。
募乃石家土司与附近阿佤族的关系，颇为微妙。1939年，附近阿佤族劫走了募乃一个露天“（鸦片）烟会”集市的数十头牲口。石炳铭的二哥石炳麟即带了9人前去营救。具有猎（割）头传统的阿佤族非常凶悍，但因没有现代军火设备，而被石炳麟击败。阿佤族为此向石炳麟求和，阿佤族酋长还让出生不久的儿子拜其为义父。
“如果我二哥有政治头脑，好好利用与阿佤族的关系，那不得了。可惜他少年得志，后来驻扎云南的中央军第五军军长邱清泉鼓励他占领班洪——一个很大的银厂，结果与阿佤族发生冲突。”石炳铭认为，与阿佤族发生冲突，是他二哥所犯的最大错误。
邱清泉想以垦殖团名义进驻班洪开发，结果石炳麟和萧臣良组织的三百人武装部队，遭到当地阿佤族的抵抗，经过数月僵持，邱清泉放弃了原来的计划。后来解放时期，阿佤族也在关键时刻倒戈，给石炳麟等人致命的一击。
“如果二哥和阿佤族和平相处，他们会提供保护，别人轻易不敢动。结果却是，石炳麟部下有80%多是被阿佤族打死的，干部只逃了五个，其他人大都死了，受伤的人马上被割头。”
那场1950年发生在滇南阿佤山的战斗，持续了三天三夜。石炳铭说，石炳麟率领的三四千人军队，只剩下了四十几人。“我妈妈看不能打了，就交代我二哥：你们各逃生路。干部都分头逃了，石炳麟逃到泰北，妈妈萧二娣则带着剩下的人，向五六公里外的共军阵地缴械投降了。”
土司风云都已成灰
接受萧二娣等人投降的部队，是原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的保安第九团，不过此时他们已经“戴上了五角星，变成解放军了”。
萧二娣等人并未受到太多非难，解放军甚至还派人给她们骑骡马，把他们押送移交，关在县政府。此时，募乃石系三家土司，大半家破人亡。“所幸时任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颇有远见，下令不要对少数民族乱来，要宽大处理，效仿满清时候的政策，以怀柔为主，对上层土司优待。”石炳铭说，萧二娣是第一个被接到昆明的土司，住在国民政府原空军上校的别墅内，“不仅给房子住，生活上也给予照顾，给她团级待遇”。
萧二娣在与阿佤族及解放军激战时，石炳铭正在云南大学读文史系一年级。当时的信息条件，使他无法知晓家乡的一切。后来，他遇到一位从滇南回来的参加共产党的友人，告诉他云南全省就只剩募乃和耿马两地土司还在抵抗。“我想与母亲共生死。”石炳铭说，他去找系主任方国瑜办理休学手续，以“没钱了，回去弄点钱”的名义。
但当时战火四起，交通尚未恢复，石炳铭实际上无法回到募乃。待到1950年4月中，滇缅公路开放，他则和其他八人一起乘车去了缅甸，打算从缅甸折回募乃。此时陈赓的部队已经驻扎在昆明。
“从昆明到缅甸，一共九人，只有我一人活了下来，其他都死了。”提及往事，石炳铭不胜唏嘘。他们刚一进缅甸，就险些被关进了难民营。石炳铭谎称自己是当地少数民族。他讲拉祜族语言，没人听得懂，因此蒙混过关。他请移民官喝酒，并用英语说，自己曾经逃难到中国，现再度逃难过来，想回缅甸果敢邦的滚弄老家。移民官给他开了通行证，还派车送了他一程。
石炳铭很快得知二哥部队已瓦解，和母亲被俘的消息。当时云南耿马，还有不及3000人的效忠国民党部队，随着朝鲜战争不久后爆发，他们士气开始振作，美国人给他们提供补给，而国民党将领李弥也赶来缅泰北部收拾局面。
“当时中缅边境，有二三百万云南外逃人员，通通自谋生路。”在泰北待了数年后，石炳铭于1961年随部队撤回台湾。母亲已经断了消息，他不敢通信，因为知道这样只会给母亲增加麻烦。
石炳铭的父亲石玉清早在1936年就过世了。募乃土司世袭给石炳铭的长兄石炳钧。解放后石炳钧与母亲一起留在了大陆，同住昆明的还有石炳钧和石炳麟的七八个孩子，母亲萧二娣的娘家人等。“母亲受到优待，一直到文革前，所有的云南土司都在昆明受到优待。文革时就不管了，方家等几个大土司都跳楼自杀了。我母亲在文革前过世，我的侄子们都不准上大学。”石炳铭说。
世袭募乃土司的石炳钧，则在昆明的军政大学读了三年书。后来被派去策反李弥部下的二弟石炳麟，反被石炳麟拉了过去。1961年，他与五弟石炳铭一同回到台湾，在“共谍”的指控阴影中，度过了余生，1980年代初病逝。
石炳铭现常奔波于两岸，在云南一住就是几个月。过往的风云都已成云烟，云南最后的募乃土司的故事，早在数十年前已经完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