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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茶馆》所反映的时代以及矛盾冲突
三幕话剧《茶馆》，通过在茶馆中活动的各色各样的人物，依次反映了三个时代长达50年的社会生活。在这50年间，社会上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但是作者并没有正面描写这些事件，而是选择北京城内一家老茶馆，通过它的变迁和在其中活动的各种各样人物生活的变化，从侧面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透露社会的变化。作者曾说：“茶馆是三教九流会面之处，可以容纳各式人物。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剧本紧紧围绕茶馆这一典型环境，让各类人物先后登场，写他们的言行举止，写他们怎样活着又是怎样死去，折射出那个黑暗腐朽的时代，反映了人们的悲惨遭遇和命运。《茶馆》中先后登场的有名有姓的人物有七十多个，他们各有自己的经历，各有自己的故事，汇成一个总的故事，就是那个时代的故事。
《茶馆》没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戏剧冲突。《茶馆》中出场的人物很多，但他们之间并没有正面冲突（个别局部的冲突例外），人物与茶馆的兴衰也没有直接关系。他们只是按照自己的人生轨迹生活着，而正直、善良的人们无法摆脱厄运，社会渣滓却横行霸道。作者把矛头直接指向那个旧时代，人物与人物之间的每一个大的或小的冲突都暗示了人物与时代之间的冲突。第二幕中，李三的抱怨、巡警的勒索、难民的央告，等等，都表现了帝国主义操纵的军阀混战给社会造成的混乱，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这就是剧本所要展示的人民与旧时代之间的特殊的矛盾冲突。这种看似“无事的悲剧”，实际上揭示的是社会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更能激起人们对旧时代的强烈憎恨。
二、《茶馆》的结构
在话剧创作中，《茶馆》的结构比较独特，被人称为“图卷戏”，或者叫卷轴式的平面结构。它没有一个统一的情节，也没有一个不可缺少的中心人物，只是像图画一样，将一个一个人物展览进去，把一个一个情节镶嵌进去。以第二幕为例。这一幕出场的人物有三十多个，有台词的近二十个。这些人物没有明显的主次之分，台词也不多，只是在诉说着自己的事情，在茶馆中一闪而过。比如崔久峰的出现，只是表现他理想破灭后的悲观失望，松二爷的出场也不过反映了他那类封建遗老的没落。即使是起着贯穿全剧作用的茶馆主人王利发，也不过是在与茶客的交往中表现着自己。剧中所有的人物，都只是大茶馆中的一个画面，把这些画面组织起来，便成了一幅画卷，随着剧情的发展逐步展开。除了人物，这一幕也没有统一的情节。人物虽多，但人物之间的联系都是单线的、小范围的，每个人的故事都很单一。即便是王利发的戏，很大一部分也是用来应付生意的，并不是他本人的戏。这样，一个一个小情节，一个一个小故事，像画面一样，汇集起来，便构成了《茶馆》这幅长长的画卷。
三、主要人物形象
王利发是裕泰茶馆的掌柜，也是贯穿全剧的人物。他从父亲手里继承了裕泰茶馆，也继承了他的处世哲学，即多说好话，多作揖。他胆小、自私，又精明、干练，善于应酬，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态度。但在黑暗的旧中国，尽管王利发善于应酬，善于经营，不断改良，却无法抵御各种反动势力的欺压，最终仍然没能逃脱破产的命运。王利发的悲剧，是旧中国广大市民命运的真实写照。
常四爷是旗人，在满清时吃皇粮。但是他对腐败的清王朝不满，对洋人更加痛恨。他正直，善良，敢作敢为，富于正义感。他不讳言他的不满，对抓过他的特务仍然很强硬，对正在发愁的王利发则雪中送炭。就是这样一个人，最后也穷困潦倒，绝望地喊出：“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这个形象代表了不甘受奴役的中國人，反映出旧中国人民的反抗情绪。
松二爷也是个旗人，心眼好，但胆小怕事，懒散而无能。清朝灭亡前，他游手好闲，整日喝茶玩鸟。清亡后，“铁杆庄稼”没有了，但他仍然留恋过去的生活，不愿自食其力。他宁愿自己挨饿，也不让鸟儿饿着，一提到鸟就有了精神，最后终于饿死。这是一个没有谋生能力的旗人的典型，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腐朽。
四、《茶馆》的语言特色
人物语言个性化是本剧的一大特色。老舍善于从人物的身份、思想、性格出发，让他们说出符合自己个性的语言。每个人物的语言都是自己的，表达着自己的思想，显示着自己的性格。如王利发谦恭、周到，善于与各种人物打交道，对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与他的掌柜身份非常吻合。常四爷豪爽耿直，带有闯荡江湖的侠气和饱经沧桑的沉重感。宋恩子、吴祥子狡诈奸猾，傲慢无礼，一看就是老牌的特务。刘麻子、唐铁嘴则满嘴流气，是典型的地痞无赖。出场的人物很多，台词有多有少，但都活灵活现，具有鲜明的个性。
幽默是本剧语言的又一特色。作者把对黑暗社会的讽刺、批判与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对祖国的热爱联系起来，在微笑中蕴含着严肃和悲哀，形成自己独特的幽默的风格。比如唐铁嘴夸耀自己如何抽“白面儿”时，表面看滑稽可笑，但仔细琢磨却又蕴含着深意：明明是受人侵害，却偏偏要自我炫耀，这是一种让人带泪的笑。又如王利发问报童“有不打仗的新闻没有”，听起来就像一句玩笑话，实际上却蕴含着对动荡时局的强烈不满，带着不易让人察觉的讽刺。这种幽默寓庄于谐，能给读者以回味和思考的余地。
浓郁的北京地方色彩在这个剧本中特别突出。简短的台词、儿化词语的运用、地道的北京方言等，使作品更具特色，也更真实。
三幕话剧《茶馆》，通过在茶馆中活动的各色各样的人物，依次反映了三个时代长达50年的社会生活。在这50年间，社会上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但是作者并没有正面描写这些事件，而是选择北京城内一家老茶馆，通过它的变迁和在其中活动的各种各样人物生活的变化，从侧面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透露社会的变化。作者曾说：“茶馆是三教九流会面之处，可以容纳各式人物。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剧本紧紧围绕茶馆这一典型环境，让各类人物先后登场，写他们的言行举止，写他们怎样活着又是怎样死去，折射出那个黑暗腐朽的时代，反映了人们的悲惨遭遇和命运。《茶馆》中先后登场的有名有姓的人物有七十多个，他们各有自己的经历，各有自己的故事，汇成一个总的故事，就是那个时代的故事。
《茶馆》没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戏剧冲突。《茶馆》中出场的人物很多，但他们之间并没有正面冲突（个别局部的冲突例外），人物与茶馆的兴衰也没有直接关系。他们只是按照自己的人生轨迹生活着，而正直、善良的人们无法摆脱厄运，社会渣滓却横行霸道。作者把矛头直接指向那个旧时代，人物与人物之间的每一个大的或小的冲突都暗示了人物与时代之间的冲突。第二幕中，李三的抱怨、巡警的勒索、难民的央告，等等，都表现了帝国主义操纵的军阀混战给社会造成的混乱，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这就是剧本所要展示的人民与旧时代之间的特殊的矛盾冲突。这种看似“无事的悲剧”，实际上揭示的是社会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更能激起人们对旧时代的强烈憎恨。
二、《茶馆》的结构
在话剧创作中，《茶馆》的结构比较独特，被人称为“图卷戏”，或者叫卷轴式的平面结构。它没有一个统一的情节，也没有一个不可缺少的中心人物，只是像图画一样，将一个一个人物展览进去，把一个一个情节镶嵌进去。以第二幕为例。这一幕出场的人物有三十多个，有台词的近二十个。这些人物没有明显的主次之分，台词也不多，只是在诉说着自己的事情，在茶馆中一闪而过。比如崔久峰的出现，只是表现他理想破灭后的悲观失望，松二爷的出场也不过反映了他那类封建遗老的没落。即使是起着贯穿全剧作用的茶馆主人王利发，也不过是在与茶客的交往中表现着自己。剧中所有的人物，都只是大茶馆中的一个画面，把这些画面组织起来，便成了一幅画卷，随着剧情的发展逐步展开。除了人物，这一幕也没有统一的情节。人物虽多，但人物之间的联系都是单线的、小范围的，每个人的故事都很单一。即便是王利发的戏，很大一部分也是用来应付生意的，并不是他本人的戏。这样，一个一个小情节，一个一个小故事，像画面一样，汇集起来，便构成了《茶馆》这幅长长的画卷。
三、主要人物形象
王利发是裕泰茶馆的掌柜，也是贯穿全剧的人物。他从父亲手里继承了裕泰茶馆，也继承了他的处世哲学，即多说好话，多作揖。他胆小、自私，又精明、干练，善于应酬，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态度。但在黑暗的旧中国，尽管王利发善于应酬，善于经营，不断改良，却无法抵御各种反动势力的欺压，最终仍然没能逃脱破产的命运。王利发的悲剧，是旧中国广大市民命运的真实写照。
常四爷是旗人，在满清时吃皇粮。但是他对腐败的清王朝不满，对洋人更加痛恨。他正直，善良，敢作敢为，富于正义感。他不讳言他的不满，对抓过他的特务仍然很强硬，对正在发愁的王利发则雪中送炭。就是这样一个人，最后也穷困潦倒，绝望地喊出：“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这个形象代表了不甘受奴役的中國人，反映出旧中国人民的反抗情绪。
松二爷也是个旗人，心眼好，但胆小怕事，懒散而无能。清朝灭亡前，他游手好闲，整日喝茶玩鸟。清亡后，“铁杆庄稼”没有了，但他仍然留恋过去的生活，不愿自食其力。他宁愿自己挨饿，也不让鸟儿饿着，一提到鸟就有了精神，最后终于饿死。这是一个没有谋生能力的旗人的典型，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腐朽。
四、《茶馆》的语言特色
人物语言个性化是本剧的一大特色。老舍善于从人物的身份、思想、性格出发，让他们说出符合自己个性的语言。每个人物的语言都是自己的，表达着自己的思想，显示着自己的性格。如王利发谦恭、周到，善于与各种人物打交道，对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与他的掌柜身份非常吻合。常四爷豪爽耿直，带有闯荡江湖的侠气和饱经沧桑的沉重感。宋恩子、吴祥子狡诈奸猾，傲慢无礼，一看就是老牌的特务。刘麻子、唐铁嘴则满嘴流气，是典型的地痞无赖。出场的人物很多，台词有多有少，但都活灵活现，具有鲜明的个性。
幽默是本剧语言的又一特色。作者把对黑暗社会的讽刺、批判与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对祖国的热爱联系起来，在微笑中蕴含着严肃和悲哀，形成自己独特的幽默的风格。比如唐铁嘴夸耀自己如何抽“白面儿”时，表面看滑稽可笑，但仔细琢磨却又蕴含着深意：明明是受人侵害，却偏偏要自我炫耀，这是一种让人带泪的笑。又如王利发问报童“有不打仗的新闻没有”，听起来就像一句玩笑话，实际上却蕴含着对动荡时局的强烈不满，带着不易让人察觉的讽刺。这种幽默寓庄于谐，能给读者以回味和思考的余地。
浓郁的北京地方色彩在这个剧本中特别突出。简短的台词、儿化词语的运用、地道的北京方言等，使作品更具特色，也更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