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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让人产生遐想的作品，往往都有留白。而正是这种留白，让富有真切感情的人能够与巴赫的音乐产生巨大的共鸣。只是在节奏急速、略显浮躁的时代，我们往往觉得这种留白，以及巨大的篇幅让人感到厌烦。
两年前，祖父以93岁高龄去世。在余下的那个礼拜，我唯一愿意听进耳朵的音乐作品就是巴赫的《哥登堡变奏曲》。陪伴几乎三十年的亲人远去，坦白说我没有流下眼泪 ，却认真地思考了这离别背后的意义。其过程中，巴赫的音乐就如同涓涓细流那样，引领我梳理好自己的情感，带着我从过往好与不好的回忆中走回真实的生活。
写作这篇文章时正值清明，除了怀念祖父，我想起了曾经看过的英国电影《女王》，它讲述了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戴安娜王妃车祸过世后，迫于公众压力在媒体面前用更加直白的方式哀悼亡者。在二战炮火中长大的伊丽莎白二世坚信家人的离去，应该用更加坚韧、内敛和安抚的方式面对，更何况这是一件家庭私事。然而，当下是一个感情要外溢和宣泄的时代，镁光灯、狗仔队、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从来都需要表情丰富的大头脸孔去吸引眼球，无论是哀伤还是喜悦，参与者都要用夸张煽情的手法获取受众的共鸣。戴安娜故居门口挤满了哭泣的民众，而保守内敛的女王被媒体叱责冷傲无情，直到女王迫于首相的压力公开发表电视演讲以作表态。
与其说电影是一部公共事件的回放，还不如说是一次关于如何抒发情感和面对生死抉择的探讨。吊诡的是，女王冷若冰霜的表面下并非没有温情，而那些涕泗滂沱的人也不一定真的感到悲伤。从镁光灯下的公众人物，到学会使用朋友圈和微博的普通老百姓，为了表现悲伤而作出的嚎啕大哭，或者为了表达喜悦而作出的眨眼蹦跳，恐怕越来越有走向脸谱化的趋势。当下情感的表达方式似乎比以前更加外向，但是却掩埋了我们复杂和难以一笔过概括的真实情感。
就像我更加倾向于认同影片中英女王的态度那样，我认为个人感情的宣泄和对故人的追思，需是发自内心的，并且最后经历升华，超越离世事件本身。身边亲朋好友的突然离开，在经历过文化所需要营造的哭喊氛围之后，还能不能留下一些真挚而长久的情感，让我们与故人产生长久的纽带？
我相信，巴赫的音乐能够给我们这些現代人带来一点启发。
回顾古典音乐的历史，可以发现以死亡和葬礼为主题的作品还真不少。贝多芬《第七交响曲》第二乐章的葬礼进行曲庄重又肃穆，而马勒的《第五交响曲》第一乐章葬礼进行曲则更加显露出现代人的神经质和喧嚣。然而，如果论到一生中经历的亲人离世打击，生活在18世纪上半叶的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可以说绝对能够位列大部分作曲家的榜首。在孩提时代，巴赫就经历了双亲的亡故，尔后就是妹妹的离去，中年时妻子的死亡和晚年数个子女的夭折。中国人俗语中最不幸的“幼年丧父，中年丧妻，晚年丧子”他都一一经历了。
然而在那个巴洛克年代，作曲家甚少根据自己的个人情绪或者遭遇编写作品，他们为了生存，多数为教堂或者贵族君王谱曲。包括那部给后世人带来不少宁静与和谐的《哥登堡变奏曲》，其创作源头也是为了让一个贵族在深夜失眠时候能够有音乐相伴。在那位贵族的眼中，这部伟大作品的创作者只是一个为自己服务的下人，而这部变奏曲也只是一服具有分担失眠痛苦的药剂而已。300多年过去了，没多少人记得那位高高在上的贵族是谁，《哥登堡变奏曲》却成为不朽的作品。
当年的人肯定没能想象到低三下四的宫廷乐师为贵族写下的曲目能够流芳百世，然而我们不能够说，巴赫的创作纯粹就是为了服务宫廷。无论是为教堂还是贵族创作，巴赫在很多作品中都注入了自己的符号，委婉地把自己的情感融入到作品的深处。
肯德里克作品里最触动灵魂的诗意，将说唱音乐带入一个全新的境界。
繁琐的宫廷礼仪和不可逾越的等级层次，反而让艺术中的情感有了一层更加内敛和拘谨的保护衣。早在18世纪早期英国的一本词典里，人们就如此直白地论述“宫廷礼节”背后的涵义：“宫廷是人们争相讨好权贵的舞台。要做到这点，人们必须极力展示自己要尽己所能为对方效劳。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愿意这样做，而宫廷礼仪则是替代品。通过宫廷礼仪，下人在表面上赢取对方起码信任的途径，就是作出随时为对方效劳的姿态。”不论褒贬，这本在1736年编成的词典还是道出了一层道理：有时候繁文缛节反而能够逃脱权力对个人的摆布和控制。
在那个倾向于明快又色调诱人的巴洛克时代，不仅建筑和绘画鲜艳奢华，很多同时期的音乐创作也让人感到愉悦舒畅。科莱利、维瓦尔第和韩德尔等几乎同时代的作曲家们都写下了众多无比畅快愉悦的作品，然而巴赫的诸多作品，无论世俗还是宗教，除了沿用当时的音乐语言之外，还有一种难以道出的真挚感情在里面。无论是《大提琴组曲》，还是《勃兰登堡变奏曲》，或者《马太受难曲》，细听之时都会有一种温煖的情感共鸣。
巴赫的权威专家，英国指挥家约翰·加德纳爵士曾经撰写过一本关于巴赫创作和生涯的书，其中他着力强调巴赫在面对至亲生命的逐一凋零时，拥有一种音乐创作上的力量，能把人们难以表达的情感表达出来。在我看来，我更加相信这种能力正是由死往生的那种豁达情怀，以及这种情怀激励下爆发的一种创造力。正如艺术史学家肯·克拉克爵士所言，18世纪是西方巴洛克艺术理念从建筑和绘画传入音乐创作领域的关键时期，而巴赫正是这股人文艺术创造力从建筑艺术注入音乐的一个最重要载体。只是这种满腔的创作欲，必须在当时那种贵族和教会礼节捆绑下释放而已。
且慢！创意和创造力，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概念。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英国文化理论家威廉·雷蒙斯曾经概叹“创意”（creative）一词古今截然不同的变化：“现在连写个商业文案也可以自称是创意了”。在巴赫甚至更早的年代，“创造力”和“创意”等概念只能留给宗教信仰中的神，俨然属于形而上的概念。然而到了今时今日，“creative”一词早已经搭上了各种形而下的商业行当：创意产业、创意部落、创意空间甚至创意地产……“创造力”和“创意”不断放下身段，自我标榜具有创造力的人，还有把“创造力”当作饭碗谋生的人也越来越多。情感成为了人们兜售各种产品所使用的廉价调味剂。我们的情感聝值，就好像我们的味蕾那样，越来越习惯辛辣和浓重的口味，浓艳的汤底完全遮盖了食材的真正品质。一个名人的死，可以延续燃烧多年，从中就不乏公关广告人精心策划的情感氛围操控。
正是我们今天24小时都被浸泡在这种味道浓郁、不断翻滚的情感酱汤里，巴赫的音乐理念反而恰恰承载了跨时代和地域的文化精神。是的，巴赫在世时，作为宫廷乐师不得不面对贵族低三下四，然而繁文缛节表面下的拘谨，却在今天花花绿绿的世界中反衬出一种和谐。实际上，巴赫的音乐作品在过去100年中，越来越显示出重要的地位。
如何演绎巴赫？
但是，音乐演奏中一个比较重要的议题，是选取什么样的乐器和什么样的音乐语言去演奏巴赫的音乐。就好像莎士比亚和其他文化巨匠的作品那样，每个时期对这些“核心作品”的解读都有所不同。
在19世纪，门德尔松等德国浪漫主义作曲家和指挥家用非常具有浪漫主义特色的语言去演绎巴赫。在1950年代之后，西方有一股回归巴赫同时代乐器演绎的思潮，也就是所谓的“本真主义”演奏。好像尼克劳斯·哈农库特这种带有强烈历史观感的著名指挥家，试图挖出巴赫当年的同时期乐器，以巴赫同时期的方式挖掘属于巴赫的精神世界。對于哈农库特来说，现代乐器演奏巴赫固然毫不费力，但是正是与巴赫同时期的乐器演奏同样的作品，演奏的难度加大了，音乐的涵义却更加丰富了。
在吸收本真主义演绎方式后，东方音乐家对巴赫音乐也有非常值得参考的观点。比如中央音乐学院教授盛源，就被认为是演绎巴赫音乐最好的中国钢琴家之一，他曾经把多部巴赫的专著翻译成汉语引进国内出版。在前不久一次公开课上，他摆出一台羽管键琴和一台现代钢琴，向听众展示两种乐器演奏巴赫的《法国组曲》片段。所谓羽管键琴，是与巴赫同时代的乐器，从类似吉他的弹拨乐器鲁特琴发展而来，也算是最早期的键盘乐器。
与羽管键琴相比，19世纪以来发展成型的现代钢琴不仅拥有更加巨大的音量，音阶也更加宽广。两者根本性不同的一点，是现代钢琴是一种敲击发生的乐器，因此能够显示出力度的对比;而羽管键琴无论演奏时力度变化如何，不管是轻轻一摁，还是用力猛压，由于其音响是通过拨弦产生，因此出来的音量总是不变。
我当时也在盛源的公开课上，看到他在羽管键琴上演奏一段旋律，又在现代钢琴上演奏出同样一段旋律。羽管键琴上的音符力度均衡，拨弦发出的声音清脆精致;现代钢琴上发出的声音更加浑厚圆润，音色更加饱满。如果说前者是一台精巧的巴洛克音乐盒的话，那么后者就如同一台富有歌唱性的钢铁机器。一台钢琴可以瞬间变成一头张牙舞爪的猛兽，又能够化为一汪静水，而羽管键琴却像一个行走站立都循规蹈矩的淑女，踱着同样节奏的脚步，貌似闲庭若步，永远安安静静地发出那种细微的颗粒音符。
现代钢琴的巴赫演奏是20世纪初曲目移植的结果，而要真正了解巴赫所处的时空，则需要认真倾听羽管键琴的演奏。“巴洛克时期的人并不是没有情感，而是巴洛克时期的感情表达方式是内敛的。”盛源这样认为。就好像中国古代水墨画那样，无论是山水画还是骏马图，其画面无需完全填满，却往往在最精彩的地方着墨，传达出独特的神韵。
最让人产生遐想的作品，往往都有留白。而正是这种留白，让富有真切感情的人能够与巴赫的音乐产生巨大的共鸣。只是在节奏急速、略显浮躁的时代，我们往往觉得这种留白，以及巨大的篇幅让人感到厌烦。当然，以我们今天的标准衡量，我们在发挥自己“创造力”的时候，无需再好像巴赫那样要面对教廷和贵族毕恭毕敬;然而，这并不代表我们今天的创作并不面临霸权。
实际上，商业成为了我们今天创作不得不考虑、甚至最终必须屈服的一种主导势力。只是在巴赫时期，要发挥自己的作曲天赋又要顾及柴米油盐，作曲家不得不在贵族和宫廷等机构中担当一定职能，而好像羽管键琴那样中规中矩的音乐语言，往往是个人情感自由的最好掩护色;恰恰相反，到了今天，为了在商业上获得生存的机会，我们不得不用尽全力展示自己的情绪，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的喜怒哀乐。但是，那些哭哭啼啼所营造的气氛始终有一天烟消云散，只有恬静中的热烈，让人觉得永远深刻。
两年前，祖父以93岁高龄去世。在余下的那个礼拜，我唯一愿意听进耳朵的音乐作品就是巴赫的《哥登堡变奏曲》。陪伴几乎三十年的亲人远去，坦白说我没有流下眼泪 ，却认真地思考了这离别背后的意义。其过程中，巴赫的音乐就如同涓涓细流那样，引领我梳理好自己的情感，带着我从过往好与不好的回忆中走回真实的生活。
写作这篇文章时正值清明，除了怀念祖父，我想起了曾经看过的英国电影《女王》，它讲述了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戴安娜王妃车祸过世后，迫于公众压力在媒体面前用更加直白的方式哀悼亡者。在二战炮火中长大的伊丽莎白二世坚信家人的离去，应该用更加坚韧、内敛和安抚的方式面对，更何况这是一件家庭私事。然而，当下是一个感情要外溢和宣泄的时代，镁光灯、狗仔队、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从来都需要表情丰富的大头脸孔去吸引眼球，无论是哀伤还是喜悦，参与者都要用夸张煽情的手法获取受众的共鸣。戴安娜故居门口挤满了哭泣的民众，而保守内敛的女王被媒体叱责冷傲无情，直到女王迫于首相的压力公开发表电视演讲以作表态。
与其说电影是一部公共事件的回放，还不如说是一次关于如何抒发情感和面对生死抉择的探讨。吊诡的是，女王冷若冰霜的表面下并非没有温情，而那些涕泗滂沱的人也不一定真的感到悲伤。从镁光灯下的公众人物，到学会使用朋友圈和微博的普通老百姓，为了表现悲伤而作出的嚎啕大哭，或者为了表达喜悦而作出的眨眼蹦跳，恐怕越来越有走向脸谱化的趋势。当下情感的表达方式似乎比以前更加外向，但是却掩埋了我们复杂和难以一笔过概括的真实情感。
就像我更加倾向于认同影片中英女王的态度那样，我认为个人感情的宣泄和对故人的追思，需是发自内心的，并且最后经历升华，超越离世事件本身。身边亲朋好友的突然离开，在经历过文化所需要营造的哭喊氛围之后，还能不能留下一些真挚而长久的情感，让我们与故人产生长久的纽带？
我相信，巴赫的音乐能够给我们这些現代人带来一点启发。
宫廷乐长背后的炽热感情
回顾古典音乐的历史，可以发现以死亡和葬礼为主题的作品还真不少。贝多芬《第七交响曲》第二乐章的葬礼进行曲庄重又肃穆，而马勒的《第五交响曲》第一乐章葬礼进行曲则更加显露出现代人的神经质和喧嚣。然而，如果论到一生中经历的亲人离世打击，生活在18世纪上半叶的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可以说绝对能够位列大部分作曲家的榜首。在孩提时代，巴赫就经历了双亲的亡故，尔后就是妹妹的离去，中年时妻子的死亡和晚年数个子女的夭折。中国人俗语中最不幸的“幼年丧父，中年丧妻，晚年丧子”他都一一经历了。
然而在那个巴洛克年代，作曲家甚少根据自己的个人情绪或者遭遇编写作品，他们为了生存，多数为教堂或者贵族君王谱曲。包括那部给后世人带来不少宁静与和谐的《哥登堡变奏曲》，其创作源头也是为了让一个贵族在深夜失眠时候能够有音乐相伴。在那位贵族的眼中，这部伟大作品的创作者只是一个为自己服务的下人，而这部变奏曲也只是一服具有分担失眠痛苦的药剂而已。300多年过去了，没多少人记得那位高高在上的贵族是谁，《哥登堡变奏曲》却成为不朽的作品。
繁文缛节下的委婉
当年的人肯定没能想象到低三下四的宫廷乐师为贵族写下的曲目能够流芳百世，然而我们不能够说，巴赫的创作纯粹就是为了服务宫廷。无论是为教堂还是贵族创作，巴赫在很多作品中都注入了自己的符号，委婉地把自己的情感融入到作品的深处。
繁琐的宫廷礼仪和不可逾越的等级层次，反而让艺术中的情感有了一层更加内敛和拘谨的保护衣。早在18世纪早期英国的一本词典里，人们就如此直白地论述“宫廷礼节”背后的涵义：“宫廷是人们争相讨好权贵的舞台。要做到这点，人们必须极力展示自己要尽己所能为对方效劳。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愿意这样做，而宫廷礼仪则是替代品。通过宫廷礼仪，下人在表面上赢取对方起码信任的途径，就是作出随时为对方效劳的姿态。”不论褒贬，这本在1736年编成的词典还是道出了一层道理：有时候繁文缛节反而能够逃脱权力对个人的摆布和控制。
在那个倾向于明快又色调诱人的巴洛克时代，不仅建筑和绘画鲜艳奢华，很多同时期的音乐创作也让人感到愉悦舒畅。科莱利、维瓦尔第和韩德尔等几乎同时代的作曲家们都写下了众多无比畅快愉悦的作品，然而巴赫的诸多作品，无论世俗还是宗教，除了沿用当时的音乐语言之外，还有一种难以道出的真挚感情在里面。无论是《大提琴组曲》，还是《勃兰登堡变奏曲》，或者《马太受难曲》，细听之时都会有一种温煖的情感共鸣。
巴赫的权威专家，英国指挥家约翰·加德纳爵士曾经撰写过一本关于巴赫创作和生涯的书，其中他着力强调巴赫在面对至亲生命的逐一凋零时，拥有一种音乐创作上的力量，能把人们难以表达的情感表达出来。在我看来，我更加相信这种能力正是由死往生的那种豁达情怀，以及这种情怀激励下爆发的一种创造力。正如艺术史学家肯·克拉克爵士所言，18世纪是西方巴洛克艺术理念从建筑和绘画传入音乐创作领域的关键时期，而巴赫正是这股人文艺术创造力从建筑艺术注入音乐的一个最重要载体。只是这种满腔的创作欲，必须在当时那种贵族和教会礼节捆绑下释放而已。
创造力来自哪里
且慢！创意和创造力，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概念。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英国文化理论家威廉·雷蒙斯曾经概叹“创意”（creative）一词古今截然不同的变化：“现在连写个商业文案也可以自称是创意了”。在巴赫甚至更早的年代，“创造力”和“创意”等概念只能留给宗教信仰中的神，俨然属于形而上的概念。然而到了今时今日，“creative”一词早已经搭上了各种形而下的商业行当：创意产业、创意部落、创意空间甚至创意地产……“创造力”和“创意”不断放下身段，自我标榜具有创造力的人，还有把“创造力”当作饭碗谋生的人也越来越多。情感成为了人们兜售各种产品所使用的廉价调味剂。我们的情感聝值，就好像我们的味蕾那样，越来越习惯辛辣和浓重的口味，浓艳的汤底完全遮盖了食材的真正品质。一个名人的死，可以延续燃烧多年，从中就不乏公关广告人精心策划的情感氛围操控。
正是我们今天24小时都被浸泡在这种味道浓郁、不断翻滚的情感酱汤里，巴赫的音乐理念反而恰恰承载了跨时代和地域的文化精神。是的，巴赫在世时，作为宫廷乐师不得不面对贵族低三下四，然而繁文缛节表面下的拘谨，却在今天花花绿绿的世界中反衬出一种和谐。实际上，巴赫的音乐作品在过去100年中，越来越显示出重要的地位。
如何演绎巴赫？
但是，音乐演奏中一个比较重要的议题，是选取什么样的乐器和什么样的音乐语言去演奏巴赫的音乐。就好像莎士比亚和其他文化巨匠的作品那样，每个时期对这些“核心作品”的解读都有所不同。
在19世纪，门德尔松等德国浪漫主义作曲家和指挥家用非常具有浪漫主义特色的语言去演绎巴赫。在1950年代之后，西方有一股回归巴赫同时代乐器演绎的思潮，也就是所谓的“本真主义”演奏。好像尼克劳斯·哈农库特这种带有强烈历史观感的著名指挥家，试图挖出巴赫当年的同时期乐器，以巴赫同时期的方式挖掘属于巴赫的精神世界。對于哈农库特来说，现代乐器演奏巴赫固然毫不费力，但是正是与巴赫同时期的乐器演奏同样的作品，演奏的难度加大了，音乐的涵义却更加丰富了。
在吸收本真主义演绎方式后，东方音乐家对巴赫音乐也有非常值得参考的观点。比如中央音乐学院教授盛源，就被认为是演绎巴赫音乐最好的中国钢琴家之一，他曾经把多部巴赫的专著翻译成汉语引进国内出版。在前不久一次公开课上，他摆出一台羽管键琴和一台现代钢琴，向听众展示两种乐器演奏巴赫的《法国组曲》片段。所谓羽管键琴，是与巴赫同时代的乐器，从类似吉他的弹拨乐器鲁特琴发展而来，也算是最早期的键盘乐器。
与羽管键琴相比，19世纪以来发展成型的现代钢琴不仅拥有更加巨大的音量，音阶也更加宽广。两者根本性不同的一点，是现代钢琴是一种敲击发生的乐器，因此能够显示出力度的对比;而羽管键琴无论演奏时力度变化如何，不管是轻轻一摁，还是用力猛压，由于其音响是通过拨弦产生，因此出来的音量总是不变。
我当时也在盛源的公开课上，看到他在羽管键琴上演奏一段旋律，又在现代钢琴上演奏出同样一段旋律。羽管键琴上的音符力度均衡，拨弦发出的声音清脆精致;现代钢琴上发出的声音更加浑厚圆润，音色更加饱满。如果说前者是一台精巧的巴洛克音乐盒的话，那么后者就如同一台富有歌唱性的钢铁机器。一台钢琴可以瞬间变成一头张牙舞爪的猛兽，又能够化为一汪静水，而羽管键琴却像一个行走站立都循规蹈矩的淑女，踱着同样节奏的脚步，貌似闲庭若步，永远安安静静地发出那种细微的颗粒音符。
现代钢琴的巴赫演奏是20世纪初曲目移植的结果，而要真正了解巴赫所处的时空，则需要认真倾听羽管键琴的演奏。“巴洛克时期的人并不是没有情感，而是巴洛克时期的感情表达方式是内敛的。”盛源这样认为。就好像中国古代水墨画那样，无论是山水画还是骏马图，其画面无需完全填满，却往往在最精彩的地方着墨，传达出独特的神韵。
留白与共鸣
最让人产生遐想的作品，往往都有留白。而正是这种留白，让富有真切感情的人能够与巴赫的音乐产生巨大的共鸣。只是在节奏急速、略显浮躁的时代，我们往往觉得这种留白，以及巨大的篇幅让人感到厌烦。当然，以我们今天的标准衡量，我们在发挥自己“创造力”的时候，无需再好像巴赫那样要面对教廷和贵族毕恭毕敬;然而，这并不代表我们今天的创作并不面临霸权。
实际上，商业成为了我们今天创作不得不考虑、甚至最终必须屈服的一种主导势力。只是在巴赫时期，要发挥自己的作曲天赋又要顾及柴米油盐，作曲家不得不在贵族和宫廷等机构中担当一定职能，而好像羽管键琴那样中规中矩的音乐语言，往往是个人情感自由的最好掩护色;恰恰相反，到了今天，为了在商业上获得生存的机会，我们不得不用尽全力展示自己的情绪，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的喜怒哀乐。但是，那些哭哭啼啼所营造的气氛始终有一天烟消云散，只有恬静中的热烈，让人觉得永远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