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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谦益（一五八二至一六六四）字受之，号牧斋，常熟人，是明末清初极重要的诗人、评论家、藏书家及历史学家，他交游广阔，著作等身，在江左是动见观瞻、众望所归的人物。在明代朝廷，他担任过高官，特别是弘光元年乙酉（一六四五）他在南都任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掌部事，加太子太保。可惜在清军南下的时候，他糊里糊涂地跟随当时总督京营戎政的赵之龙及大学士王铎迎降，这下子为他惹得千古骂名。后来史书上把他定名为“贰臣”，明代的遗民后代固然瞧不起他，连清代中叶后的学者也多视他为异类，不以正面对他。牧斋投靠清朝后，清廷对他还是相当礼遇，让他担任礼部右侍郎，管秘书院事，充明史副总裁，然而牧斋在清朝担任的官职很短，他丙戌正月授职，当年六月就引疾归，先后仅在任五个多月，但这五个多月的降清经历，却使得他在后来的历史上似乎永远抬不起头、翻不得身。
牧斋晚年与清廷的“反动派”接触频仍，这使得后世批评他的人变成两派：一派认为大节已亏的他一无是处；一派则对之十分同情，认为其实有不得已的苦衷，他后来与反清之士不断往来，足以说明其志节之所在。譬如黄宗羲在明亡后犹投身兴复事业，曾派手下冯京第乞师日本，未得，梨洲后亲访牧斋，商讨对策。张鸿为金鹤冲所写的《钱牧斋先生年谱》作序，序中为牧斋之变节辩护，说：“郑成功为先生（牧斋）门下士，海外消息，时通往来。时白茆江口，交通便捷。先生以外家顾氏之产，置红豆山庄，托迹啸咏，人不措意。实则密使往来，传达消息，招募志士调达军食，东南海上，恃为枢钥。否则吕用晦、黄太冲、归玄恭、邓起西、吴孟举及松江、嘉定诸遗老，志节贞介，若稍异趣，必至割席。何肯往来亲如家人兄弟乎？”这样辩解，当然稍嫌粗糙，而其中也有实情。吕、黄、归等人与他往来，并不能说赞同他以前的降清行动，也不表示他们理解他的权宜之计，他们与牧斋交往不辍，正可见清初诸儒宽博，对小节反不如后儒严切。郑成功十五岁时就执贽牧斋之门，当时成功还用本名郑森，牧斋为他取字大木，十余年后，成功起兵海上，是否曾与牧斋互通音信，并不可考，但牧斋随时关心郑氏的兴复举动，对这个弟子的所有行径，不但注意，而且为之投注极大同情确是事实，牧斋晚年的诗集《投笔集》就是其中的代表。
《投笔集》写作的年代是从己亥（一六五九）七月起至癸卯（一六六三）五月止，正好是牧斋七十八岁到八十二岁时的作品。一年后的甲辰（一六六四）五月，牧斋就死了，所以《投笔集》可说是他最后的诗集了。这本只分上下两卷的诗集，共收有七律一0八首，形式上完全是和杜少陵的《秋兴八首》，总共和了十三次，除了第一叠八首题名是《金陵秋兴八首次草堂韵》之外，后面每叠组诗都称《后秋兴八首之二》《之三》等，所以这十三叠诗，都可称作《后秋兴》。十三叠共有一0四首，加上牧斋在《后秋兴之十二》后加了题目是《吟罢自题长句拨闷》的二首，在《后秋兴之十三》后、全集结束前又加了题目为《癸卯中夏六日重题长句》的二首，全集就成一0八首了。
据沈曾植所写的《投笔集跋》说：“前二叠国姓攻金陵时作，后七叠皆为永明王作。中间三四五叠，作于国姓兵败后。情词隐约，似身在事中者。”因此说《投笔集》是为郑成功伐北而作并不为过。《年谱》己亥七十八岁条曰：“国姓有北伐之举，四月，师底宁波港。五月十八日，至崇明。……六月，取瓜州，镇江属邑皆下。……七月一日，先生闻焦山师旅败北兵，慨然有从戎之志，于是和杜甫《秋兴》而以《投笔》名其集。发摅指斥，一无鲠避。其志弥苦，而其词弥切矣。”癸卯为郑成功屡役失败，郁死东宁军中后一年，牧斋于《后秋兴》诗自注曰：“自壬寅（郑成功死年）七月，至癸卯五月，讹言繁兴，鼠忧泣血，感恸而作，犹冀其言之或诬也。”但乱相不止，兴复无望，《投笔集》亦于五月间终止矣。
《投笔集》至少是因郑成功举事引发牧斋写作的动机，从而连续四年，将自己心中的块垒与期望，借和杜诗的方式书写出来，应是研究牧斋晚年思想的最重要资料。譬如己亥七月初一作的第一首是：
龙虎新军旧羽林，八公草木气森森。
楼船荡日三江涌，石马嘶风九域阴。
扫穴金陵还地肺，埋胡紫塞慰天心。
长干女唱平辽曲，万户秋声息捣砧。
这首是和老杜《秋兴八首》第一“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的那首。此诗首句“龙虎新军”指的是郑成功新成立的北伐新军，由于郑氏曾被南明隆武帝（即唐王）赐姓朱，封为御营中军都督，所以称郑所率之军一方面是新军，一方面也是“旧羽林”。八公山位于淝水之北，前秦苻坚攻晋，坚望八公山草木，以为皆是晋兵，后谢玄率领晋军大破秦军于淝水，便是歷史有名的“淝水之战”。颈联“扫穴金陵”当然是指郑军的目标为光复南京。地肺，也指南京，宋叶廷珪《海录碎事》曰：“金陵者，洞墟之膏腴，句曲之地肺。”注曰：“其地肥良，故曰膏腴；水至则浮，故曰地肺。”这首诗，是热切期待郑成功光复南京，进而有所远图，说牧斋《投笔集》是为反清而作，是无可怀疑的了。
钱牧斋一生并未到过台湾，连横编的《台湾诗乘》竟收牧斋《投笔集》诗二叠共十六首，曰：“延平出师北征，大江南北次第反正，军声大振。谦益闻报，和少陵秋兴诗以张之。已而留都不下，郑师败绩，复踵前韵以伤之。前后所作百数十首《投笔集》，吴中士夫家多相传写。夫谦益以一代宗匠，身事两朝，遭世诃责，然其眷怀故国，望断中兴，至发为歌诗，以纾其忧愤忠恳之志，其名虽败，其遇亦足悲矣！”可见连横对写《投笔集》的钱牧斋是高度同情的。
《投笔集》的第二首是：
杂虏横戈倒载斜，依然南斗是中华。
金银旧识秦淮气，云汉新通博望槎。
黑水游魂啼草地，白山新鬼哭胡笳。
十年老眼重磨洗，坐看江豚蹴浪花。
这首诗是和老杜《秋兴八首》的第二首，杜诗的首二句是“虁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钱诗的首句与颈联两句写清军狼狈的败象，二句“依然南斗是中华”，写在自己心中，南明仍是中华的正朔所在，颔联则写金陵自古就有金银王者气，而延平军深入三江，正如博望侯云汉初通，此后必将建立不朽功业。最后两句写自己期待此日已久，终于看到郑成功巨舰如江豚踏浪而来。 《投笔集》十分难读，当然它是一组“和诗”，必须先了解所和杜诗原先的用韵乃至用典，更困难的是牧斋写这组诗的时候，为了把自己千回百曲的心境写出，不得不托迹故事，所以全篇用典特多，而所用典故，更多属极为冷僻者。
牧斋虽有降清的事实，但清初人物对他还多所包容，往来不断，但自乾隆之后，牧斋书全面被禁，官修史书，令置《贰臣传》，文人学士对他的攻击挞伐，就日盛一日了，识者欲得牧斋文集不得。清末文网始弛，宣统二年（一九一0）邃汉斋排印牧斋全集，《初学集》附录载吴江凤昌氏的《校印牧斋全集缘起》中曰：“蒙叟（牧斋）为一代文宗，与梅村（吴伟业）、芝麓（龚鼎孳）相伯仲，而蒙叟其尤者也。著述宏富，流传海内，几于家置一编。至于今，吾人神往目想而不睹其集者久矣。盖板销于禁网，书亡于缴毁，江左士夫之家，所存亦仅……”又今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之《钱牧斋全集》，有《校刊例言》曰：“《投笔集》之名，不见于正集，仅见于遵王笺注本之目中。遵王笺注《有学集》诗目，《投笔集》编次在第十二卷，下注‘慎不敢钞’四字。”
当然，牧斋并不能预知未来自己书文被禁的事，但他在写作《投笔集》诗的时候，仍然很有瞻顾，这是有些事不得不藏身典故的原因。他在《有学集》诗注卷首序中云：“余年来篝灯校雠，厘正鱼豕。间有伤时者，轶其三四首，至秋兴十三和诗，直可追踪少陵，而伤时滋甚，亦并轶之，盖其慎也。”可见牧斋对自己的伤时之作，也是谨慎万分。
再加上牧斋对延平的军事行动，是否不仅是个旁观者，后人也有怀疑。如果参加了，此时牧斋已是年近八十的老翁，他到底能扮演或扮演了何种角色？当然他不可能直接参与军事行动，但早年就有他“海通”的传闻，他是否在浙闽“沿海”见过郑成功，向这个老学生面授机宜？他如参与，能做的大概仅止于此了，但即使如此，也因事过分隐晦而不得彰显，诗中必须“层层加密”。如果牧斋自始至终都没有参与过郑的北伐行动，那又为何将此诗集称作《投笔集》呢？此事当时就莫衷一是，当事人对之又十分敏感，处处隐讳，考证起来极为困难，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已详论，此处不赘。
牧斋虽然在重重隐讳的压力下写作，但字里行间，也免不了透露出对郑成功的期许，对恢复事业的盼望，前举二诗，实已见出。兹再举二诗说明。该组诗第十二叠写于壬寅年（一六六二），郑成功抗清早已失败，去年桂王永历已亡，韩王定武也只茍延残喘，等韩王已灭，南明就没有任何继续者，明代朱姓的一线香火也就完全消失了。这时牧斋的心境可以想象，他由起初的兴奋期待，到此刻的彻底失望。该诗自注云：“壬寅三月二十三日以后，大临无时，啜泣而作。”其一为：
滂沱老泪洒空林，谁和沧浪诉郁森。
总向沉灰论早晚，空于墨穴算晴阴。
皇天那有重开眼，上帝初无悔乱心。
何限朔南新旧鬼，九疑山下哭霜砧。
此诗二句中“沧浪”，指古诗《渔父歌》，诗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郭茂倩注曰：“清喻时明，可以振缨而仕。浊喻事乱，可以抗足而去。”九嶷山下，新旧鬼哭，指桂王已败，湘黔之间游勇，已被清军一一扫除。牧斋此处正如沧浪诗中所言，却不知该继续寄南明以希望，或者对兴复之计断然不再作非分之想。当然摆在眼前的事实，让人不得不承认复明无望，但故国之思在心中又无法割舍，遂作此如“皇天那有重开眼，上帝初无悔乱心”的牢骚之言。
此叠其三曰：
凌晨野哭抵斜晖，雨怨云愁老泪微。
有地只因闻浪吼，无天那得见霜飞。
廿年薪胆心犹在，三局楸枰算已违。
完卵破巢何限恨，衔泥梁燕正争肥。
这首诗写得比较浅白，但仍有典故在。李商隐《送崔珏往西川诗》：“一条霜浪吼巫峡，千里火云烧益州。”江淹《上建平王书》曰：“昔者贱臣扣心，飞霜击于燕地。”颔联两句谓地有浪吼，而天已消亡，我即使义愤填膺激起飞霜，天已无法使之击于燕地矣，“无天”即怨天无眼，不能在人间主持正义。《投笔集》后半段诗，多埋怨之词，而埋怨对象，又以上天为多。颈联由棋枰喻世局已全盘皆输，犹老杜“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之意，而末二句“完卵破巢何限恨，衔泥梁燕正争肥”，又承老杜“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衣马自轻肥”句来，牧斋《投笔集》的调子与笔意与杜诗无异，但经历之复杂、涉事之难言，起伏变化之大，纵横委曲之深，却过于杜诗多多。难怪陈寅恪说：“《投笔集》诸诗摹拟少陵，入其堂奥，自不待言。且此集牧斋诸诗中颇多军国之关键，为其所身预者，与少陵之诗仅为得诸远道传闻及追忆故国平居者有异。故就此点而论，《投笔》一集实为明清之诗史，较杜陵尤胜一筹，乃三百年来之绝大著作也。”
《投笔集》确是牧斋晚年最重要的诗作，这么大规模的组诗，表现时代的悲剧、个人的委屈，在中国诗歌历史上言，也是极重要的作品，这一点，民国之后的学者讨论已多。乾隆之后的诗人学者对牧斋的评论都是负面居多，批评的理由不出两个，一是牧斋晚年纳青楼女子柳如是为室，一是钱的“贰臣”经历。如袁枚在《题柳如是画像》诗中曰：“一朝九庙烟尘起，手握刀绳劝公死。百年此际盍归乎？万论从今都定矣。可惜尚书寿正长，丹青让与柳枝娘。”袁枚不齿牧斋之投降清朝，却对柳如是称道不已，可见节操问题，在讨论牧斋时，也确实不能回避。人们不禁要问，牧斋在《投笔集》中费了这么大的力气，是不是在为自己曾经降清而做回護辩解？
当然有可能，由于牧斋晚年与人书信，并不避言自己曾经“失节”之事，对此事也没有太大的追悔心情，而周围友朋如吕留良、黄宗羲、归庄都与他往来不辍，这些证明，至少在钱牧斋死前，他并没有背负那么坏的骂名。他曾一时降清，但后来又不打算降了，清初的自由空气与退隐后的逍遥生活，使他能够充分地做选择。他终于选择与他大部分的朋友与学生站在同一边，同情抗清甚至投身于兴复的事业，当然他已太老，不能参与军旅，但鼓吹中兴，为志士的存亡而喜悦、哀伤，为复明事业的起落跳跃或捶胸顿足，在这方面，他与一个热血青年并无二致。《投笔集》所表现的，其实就是一个有强烈活动力的、不死的诗人的灵魂。
多数人都有软弱的时候，因为软弱，坚强才有意义。文天祥被虏北廷，狱中啸傲，作《正气歌》以明志，终不屈成仁，成为历史的英雄。但谁料得当初天祥被絷大都，元世祖令王积翁劝降，天祥答曰：“国亡，吾分一死矣。傥缘宽假，得以黄冠归故乡，他日以方外备顾问，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国之大夫不可与图存，举其平生而尽弃之，将焉用我？”可见文天祥起初并不欲死，并答应元朝他日“以方外备顾问”，这段文字载在《宋史》本传中，当然可信，假如元世祖当时真的应许了文天祥，并授他顾问之职，天祥至少在名义上要背负“降元”的骂名了。
“时穷节乃见”，在时代的关口上最容易见出人的操守风骨，明清之际，当然是一个重要的关口，不幸牧斋于此表现得不尽理想，然而现代人已能用比较宽松的态度看这件事。《投笔集》表现出牧斋的志节与他生命中的更大气势，在这种凛然的气势之间，短短五个多月的仕清行径，反而像污点证明光洁般的，这种充满冲突矛盾且悬殊的起落跌宕之势，反而使牧斋的文学，尤其是诗，显出更惊人的对比效果。
（《钱牧斋全集》，钱谦益著，上海古籍出版社二00三年版）
牧斋晚年与清廷的“反动派”接触频仍，这使得后世批评他的人变成两派：一派认为大节已亏的他一无是处；一派则对之十分同情，认为其实有不得已的苦衷，他后来与反清之士不断往来，足以说明其志节之所在。譬如黄宗羲在明亡后犹投身兴复事业，曾派手下冯京第乞师日本，未得，梨洲后亲访牧斋，商讨对策。张鸿为金鹤冲所写的《钱牧斋先生年谱》作序，序中为牧斋之变节辩护，说：“郑成功为先生（牧斋）门下士，海外消息，时通往来。时白茆江口，交通便捷。先生以外家顾氏之产，置红豆山庄，托迹啸咏，人不措意。实则密使往来，传达消息，招募志士调达军食，东南海上，恃为枢钥。否则吕用晦、黄太冲、归玄恭、邓起西、吴孟举及松江、嘉定诸遗老，志节贞介，若稍异趣，必至割席。何肯往来亲如家人兄弟乎？”这样辩解，当然稍嫌粗糙，而其中也有实情。吕、黄、归等人与他往来，并不能说赞同他以前的降清行动，也不表示他们理解他的权宜之计，他们与牧斋交往不辍，正可见清初诸儒宽博，对小节反不如后儒严切。郑成功十五岁时就执贽牧斋之门，当时成功还用本名郑森，牧斋为他取字大木，十余年后，成功起兵海上，是否曾与牧斋互通音信，并不可考，但牧斋随时关心郑氏的兴复举动，对这个弟子的所有行径，不但注意，而且为之投注极大同情确是事实，牧斋晚年的诗集《投笔集》就是其中的代表。
《投笔集》写作的年代是从己亥（一六五九）七月起至癸卯（一六六三）五月止，正好是牧斋七十八岁到八十二岁时的作品。一年后的甲辰（一六六四）五月，牧斋就死了，所以《投笔集》可说是他最后的诗集了。这本只分上下两卷的诗集，共收有七律一0八首，形式上完全是和杜少陵的《秋兴八首》，总共和了十三次，除了第一叠八首题名是《金陵秋兴八首次草堂韵》之外，后面每叠组诗都称《后秋兴八首之二》《之三》等，所以这十三叠诗，都可称作《后秋兴》。十三叠共有一0四首，加上牧斋在《后秋兴之十二》后加了题目是《吟罢自题长句拨闷》的二首，在《后秋兴之十三》后、全集结束前又加了题目为《癸卯中夏六日重题长句》的二首，全集就成一0八首了。
据沈曾植所写的《投笔集跋》说：“前二叠国姓攻金陵时作，后七叠皆为永明王作。中间三四五叠，作于国姓兵败后。情词隐约，似身在事中者。”因此说《投笔集》是为郑成功伐北而作并不为过。《年谱》己亥七十八岁条曰：“国姓有北伐之举，四月，师底宁波港。五月十八日，至崇明。……六月，取瓜州，镇江属邑皆下。……七月一日，先生闻焦山师旅败北兵，慨然有从戎之志，于是和杜甫《秋兴》而以《投笔》名其集。发摅指斥，一无鲠避。其志弥苦，而其词弥切矣。”癸卯为郑成功屡役失败，郁死东宁军中后一年，牧斋于《后秋兴》诗自注曰：“自壬寅（郑成功死年）七月，至癸卯五月，讹言繁兴，鼠忧泣血，感恸而作，犹冀其言之或诬也。”但乱相不止，兴复无望，《投笔集》亦于五月间终止矣。
《投笔集》至少是因郑成功举事引发牧斋写作的动机，从而连续四年，将自己心中的块垒与期望，借和杜诗的方式书写出来，应是研究牧斋晚年思想的最重要资料。譬如己亥七月初一作的第一首是：
龙虎新军旧羽林，八公草木气森森。
楼船荡日三江涌，石马嘶风九域阴。
扫穴金陵还地肺，埋胡紫塞慰天心。
长干女唱平辽曲，万户秋声息捣砧。
这首是和老杜《秋兴八首》第一“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的那首。此诗首句“龙虎新军”指的是郑成功新成立的北伐新军，由于郑氏曾被南明隆武帝（即唐王）赐姓朱，封为御营中军都督，所以称郑所率之军一方面是新军，一方面也是“旧羽林”。八公山位于淝水之北，前秦苻坚攻晋，坚望八公山草木，以为皆是晋兵，后谢玄率领晋军大破秦军于淝水，便是歷史有名的“淝水之战”。颈联“扫穴金陵”当然是指郑军的目标为光复南京。地肺，也指南京，宋叶廷珪《海录碎事》曰：“金陵者，洞墟之膏腴，句曲之地肺。”注曰：“其地肥良，故曰膏腴；水至则浮，故曰地肺。”这首诗，是热切期待郑成功光复南京，进而有所远图，说牧斋《投笔集》是为反清而作，是无可怀疑的了。
钱牧斋一生并未到过台湾，连横编的《台湾诗乘》竟收牧斋《投笔集》诗二叠共十六首，曰：“延平出师北征，大江南北次第反正，军声大振。谦益闻报，和少陵秋兴诗以张之。已而留都不下，郑师败绩，复踵前韵以伤之。前后所作百数十首《投笔集》，吴中士夫家多相传写。夫谦益以一代宗匠，身事两朝，遭世诃责，然其眷怀故国，望断中兴，至发为歌诗，以纾其忧愤忠恳之志，其名虽败，其遇亦足悲矣！”可见连横对写《投笔集》的钱牧斋是高度同情的。
《投笔集》的第二首是：
杂虏横戈倒载斜，依然南斗是中华。
金银旧识秦淮气，云汉新通博望槎。
黑水游魂啼草地，白山新鬼哭胡笳。
十年老眼重磨洗，坐看江豚蹴浪花。
这首诗是和老杜《秋兴八首》的第二首，杜诗的首二句是“虁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钱诗的首句与颈联两句写清军狼狈的败象，二句“依然南斗是中华”，写在自己心中，南明仍是中华的正朔所在，颔联则写金陵自古就有金银王者气，而延平军深入三江，正如博望侯云汉初通，此后必将建立不朽功业。最后两句写自己期待此日已久，终于看到郑成功巨舰如江豚踏浪而来。 《投笔集》十分难读，当然它是一组“和诗”，必须先了解所和杜诗原先的用韵乃至用典，更困难的是牧斋写这组诗的时候，为了把自己千回百曲的心境写出，不得不托迹故事，所以全篇用典特多，而所用典故，更多属极为冷僻者。
牧斋虽有降清的事实，但清初人物对他还多所包容，往来不断，但自乾隆之后，牧斋书全面被禁，官修史书，令置《贰臣传》，文人学士对他的攻击挞伐，就日盛一日了，识者欲得牧斋文集不得。清末文网始弛，宣统二年（一九一0）邃汉斋排印牧斋全集，《初学集》附录载吴江凤昌氏的《校印牧斋全集缘起》中曰：“蒙叟（牧斋）为一代文宗，与梅村（吴伟业）、芝麓（龚鼎孳）相伯仲，而蒙叟其尤者也。著述宏富，流传海内，几于家置一编。至于今，吾人神往目想而不睹其集者久矣。盖板销于禁网，书亡于缴毁，江左士夫之家，所存亦仅……”又今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之《钱牧斋全集》，有《校刊例言》曰：“《投笔集》之名，不见于正集，仅见于遵王笺注本之目中。遵王笺注《有学集》诗目，《投笔集》编次在第十二卷，下注‘慎不敢钞’四字。”
当然，牧斋并不能预知未来自己书文被禁的事，但他在写作《投笔集》诗的时候，仍然很有瞻顾，这是有些事不得不藏身典故的原因。他在《有学集》诗注卷首序中云：“余年来篝灯校雠，厘正鱼豕。间有伤时者，轶其三四首，至秋兴十三和诗，直可追踪少陵，而伤时滋甚，亦并轶之，盖其慎也。”可见牧斋对自己的伤时之作，也是谨慎万分。
再加上牧斋对延平的军事行动，是否不仅是个旁观者，后人也有怀疑。如果参加了，此时牧斋已是年近八十的老翁，他到底能扮演或扮演了何种角色？当然他不可能直接参与军事行动，但早年就有他“海通”的传闻，他是否在浙闽“沿海”见过郑成功，向这个老学生面授机宜？他如参与，能做的大概仅止于此了，但即使如此，也因事过分隐晦而不得彰显，诗中必须“层层加密”。如果牧斋自始至终都没有参与过郑的北伐行动，那又为何将此诗集称作《投笔集》呢？此事当时就莫衷一是，当事人对之又十分敏感，处处隐讳，考证起来极为困难，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已详论，此处不赘。
牧斋虽然在重重隐讳的压力下写作，但字里行间，也免不了透露出对郑成功的期许，对恢复事业的盼望，前举二诗，实已见出。兹再举二诗说明。该组诗第十二叠写于壬寅年（一六六二），郑成功抗清早已失败，去年桂王永历已亡，韩王定武也只茍延残喘，等韩王已灭，南明就没有任何继续者，明代朱姓的一线香火也就完全消失了。这时牧斋的心境可以想象，他由起初的兴奋期待，到此刻的彻底失望。该诗自注云：“壬寅三月二十三日以后，大临无时，啜泣而作。”其一为：
滂沱老泪洒空林，谁和沧浪诉郁森。
总向沉灰论早晚，空于墨穴算晴阴。
皇天那有重开眼，上帝初无悔乱心。
何限朔南新旧鬼，九疑山下哭霜砧。
此诗二句中“沧浪”，指古诗《渔父歌》，诗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郭茂倩注曰：“清喻时明，可以振缨而仕。浊喻事乱，可以抗足而去。”九嶷山下，新旧鬼哭，指桂王已败，湘黔之间游勇，已被清军一一扫除。牧斋此处正如沧浪诗中所言，却不知该继续寄南明以希望，或者对兴复之计断然不再作非分之想。当然摆在眼前的事实，让人不得不承认复明无望，但故国之思在心中又无法割舍，遂作此如“皇天那有重开眼，上帝初无悔乱心”的牢骚之言。
此叠其三曰：
凌晨野哭抵斜晖，雨怨云愁老泪微。
有地只因闻浪吼，无天那得见霜飞。
廿年薪胆心犹在，三局楸枰算已违。
完卵破巢何限恨，衔泥梁燕正争肥。
这首诗写得比较浅白，但仍有典故在。李商隐《送崔珏往西川诗》：“一条霜浪吼巫峡，千里火云烧益州。”江淹《上建平王书》曰：“昔者贱臣扣心，飞霜击于燕地。”颔联两句谓地有浪吼，而天已消亡，我即使义愤填膺激起飞霜，天已无法使之击于燕地矣，“无天”即怨天无眼，不能在人间主持正义。《投笔集》后半段诗，多埋怨之词，而埋怨对象，又以上天为多。颈联由棋枰喻世局已全盘皆输，犹老杜“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之意，而末二句“完卵破巢何限恨，衔泥梁燕正争肥”，又承老杜“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衣马自轻肥”句来，牧斋《投笔集》的调子与笔意与杜诗无异，但经历之复杂、涉事之难言，起伏变化之大，纵横委曲之深，却过于杜诗多多。难怪陈寅恪说：“《投笔集》诸诗摹拟少陵，入其堂奥，自不待言。且此集牧斋诸诗中颇多军国之关键，为其所身预者，与少陵之诗仅为得诸远道传闻及追忆故国平居者有异。故就此点而论，《投笔》一集实为明清之诗史，较杜陵尤胜一筹，乃三百年来之绝大著作也。”
《投笔集》确是牧斋晚年最重要的诗作，这么大规模的组诗，表现时代的悲剧、个人的委屈，在中国诗歌历史上言，也是极重要的作品，这一点，民国之后的学者讨论已多。乾隆之后的诗人学者对牧斋的评论都是负面居多，批评的理由不出两个，一是牧斋晚年纳青楼女子柳如是为室，一是钱的“贰臣”经历。如袁枚在《题柳如是画像》诗中曰：“一朝九庙烟尘起，手握刀绳劝公死。百年此际盍归乎？万论从今都定矣。可惜尚书寿正长，丹青让与柳枝娘。”袁枚不齿牧斋之投降清朝，却对柳如是称道不已，可见节操问题，在讨论牧斋时，也确实不能回避。人们不禁要问，牧斋在《投笔集》中费了这么大的力气，是不是在为自己曾经降清而做回護辩解？
当然有可能，由于牧斋晚年与人书信，并不避言自己曾经“失节”之事，对此事也没有太大的追悔心情，而周围友朋如吕留良、黄宗羲、归庄都与他往来不辍，这些证明，至少在钱牧斋死前，他并没有背负那么坏的骂名。他曾一时降清，但后来又不打算降了，清初的自由空气与退隐后的逍遥生活，使他能够充分地做选择。他终于选择与他大部分的朋友与学生站在同一边，同情抗清甚至投身于兴复的事业，当然他已太老，不能参与军旅，但鼓吹中兴，为志士的存亡而喜悦、哀伤，为复明事业的起落跳跃或捶胸顿足，在这方面，他与一个热血青年并无二致。《投笔集》所表现的，其实就是一个有强烈活动力的、不死的诗人的灵魂。
多数人都有软弱的时候，因为软弱，坚强才有意义。文天祥被虏北廷，狱中啸傲，作《正气歌》以明志，终不屈成仁，成为历史的英雄。但谁料得当初天祥被絷大都，元世祖令王积翁劝降，天祥答曰：“国亡，吾分一死矣。傥缘宽假，得以黄冠归故乡，他日以方外备顾问，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国之大夫不可与图存，举其平生而尽弃之，将焉用我？”可见文天祥起初并不欲死，并答应元朝他日“以方外备顾问”，这段文字载在《宋史》本传中，当然可信，假如元世祖当时真的应许了文天祥，并授他顾问之职，天祥至少在名义上要背负“降元”的骂名了。
“时穷节乃见”，在时代的关口上最容易见出人的操守风骨，明清之际，当然是一个重要的关口，不幸牧斋于此表现得不尽理想，然而现代人已能用比较宽松的态度看这件事。《投笔集》表现出牧斋的志节与他生命中的更大气势，在这种凛然的气势之间，短短五个多月的仕清行径，反而像污点证明光洁般的，这种充满冲突矛盾且悬殊的起落跌宕之势，反而使牧斋的文学，尤其是诗，显出更惊人的对比效果。
（《钱牧斋全集》，钱谦益著，上海古籍出版社二00三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