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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一个人类不愿面对却又无法回避的问题。富勒曾这样论述战争与人类的关系：“从人类的最早记录起，到现在的时代为止，战争一直是他们生活中居于支配地位的因素。”战争是人类文明的双刃剑，它在摧毁人类文明遗产的同时，也在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战争留给人类的最直接的财富，在物质层面应当是军事技术，而在精神层面则是战争理论，它们产生的目的在于“克敌制胜”，但当它们从军事领域扩展到其他领域时，却又实实在在地造福于人类。“总体战”思想便是前人从战争中总结出来，并对后世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精神财富。
“总体战”的基本内涵强调战争的整体性，尤其强调战争与人民大众、民族精神、经济实力的关系。“总体战”作为一种现代战争理论，其在19世纪出现并在20世纪30年代由鲁登道夫总结形成系统化理论主要有三大原因：
其一，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提供了制度基础。民族国家形成之前，欧洲普遍实行骑士制与雇佣兵制。军人的服役义务是基于封建义务以及金钱雇佣关系，而且对服兵役者有财产限制，要求自备武器，这也剥夺大多数人的兵役权，可以说服兵役甚至属于一种特权，这就决定了军队的规模不可能很大。此外，为钱而战的雇佣军也是极不可靠的，尽管他们可能有更加职业化的军事技能，但他们缺少奋战到底的勇气，甚至存在为了金钱而随时倒戈的危险。而当民族国家出现后，尤其是在法国大革命后，随着普遍义务兵役制的实行与推广，服兵役成为了公民义务，军队规模得到了极大的扩充。同时，义务兵能够在“保家卫国”的民族精神的感召下，能够忍受更大的伤亡与战争压力，战争的规模与烈度大大加强。战争的性质也由过去的“骑士的战争”、“王朝战争”向“全民族战争”、“总体战”转型。
其二，工业革命后科技与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尤其是在军事技术领域取得的重大突破提供了物质基础。在工业革命之前，由于经济水平的限制，各国军队的武器装备与后勤体系是极不完善的，也不具备快速机动的能力，无法在更广大的地域作战，这也从物质层面限制了军队与战争的规模。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科技水平与生产力的提高使得武器装备的种类与数量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更重要的是标准化的生产大大方便了军队的后勤管理。轮船与铁路的应用，使军队的动员与机动能力有了空前的提升。而有线电报与无线电技术的出现，使得远距离指挥协调部队作战成为可能。在1866年的普奥战争中，老毛奇便利用铁路运输线实现了军队内线的战略机动，并且通过先进的电报技术实现了统一指挥，只用七周便击败奥地利。军事领域的技术革新，更加直观地改变了战争的面貌。机枪与管退式火炮的出现，使得火力密度大幅提高；蒸汽动力军舰的出现，使得大洋成为一个更加重要的战场；最重要的是飞机出现，大大模糊了前线与后方的区分，战争由平面走向立体，后方的居民也被卷入战争之中。这一切都在呼唤新的战争理论的。
其三，前人的战争实践与理论总结提供了经验基础。任何一种理论都是对前人理论的继承和发展，科学地说，“总体战”理论也不应属于鲁登道夫个人所有，而是集前人军事思想之大成。關于“总体战”的实践早已有之，美国独立战争中大陆军的“全民皆兵”特征便模糊了职业军队与民兵的界限，而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第一场现代意义的“总体战”应当是美国的南北战争。在南北战争中，北方将领威廉·谢尔曼所发动的“向海洋进军”便具有典型的总体战特征。正如谢尔曼所言的那样：“我们不仅是在和敌对军队作战，而且是在和敌对人民作战。我们必须使他们不分老幼、无论贫富都感到战争的以及有组织军队的无形力量。”
因此，当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来临之际，“总体战”思想无论是从制度层面与物质层面，亦或是从战争实践与理论准备的角度出发，都可谓是呼之欲出，而一战则正是这一理论诞生的催化剂。一战前乃至一战前期，“速决战”思想在整个欧洲大行其道。但是，一战残酷的战争现实让“速决战美梦”破产了。铁丝网、机枪、速射炮这些工业革命的产物使得进攻方都对敌方的坚固防线束手无策，战争双方不得不陷入比拼消耗的“堑壕战泥潭”，将整个国家、民族、人民都卷入战争漩涡的“全面战争”。鲁登道夫的“总体战”思想便试图通过对一战经验教训的总结与反思，找出破解“堑壕战泥潭”的理论方法。
正如钮先钟所言的那样，严格说来，论述鲁登道夫的《总体战》一书不能算是真正的学术著作。因为书中带有鲁登道夫过多的个人主观色彩，观点也往往十分偏激。鲁登道夫不仅有着强烈的种族主义思想，而且极端反对民主，甚至反对一切文人政治家，强调政治应当为军事服务。但如果，我们从纯理论的角度出发，我们却无法否认，至少在当时，他把握住了战争日趋“总体化”的发展趋势。今天，随着核武器的诞生与集体安全机制的约束，似乎“总体战”早已被“局部战争”、“有限战争”所取代，但谁也无法断言“局部战争”不会演变为“国民拼命”的“总体战”。而且，“总体战”思想中关于战争与社会的各方面联系日趋紧密的观点以及民族团结精神与战争的关系理论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随着现代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现代与未来的战争可能在看不见硝烟的任何一个领域展开，它可能是政治、经济、外交、科技、心理、文化等任何一个领域的较量，而不再仅仅是战场上真刀真枪的较量，也许这也是“总体战”的另一种新的表现形式。
【参考文献】
[1] 陈海宏、杜晓德：《“三光政策”的发明者——威廉·特库姆塞·谢尔曼》，载《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1卷第5期。
[2] 戴耀先：《诉诸总体战的神灵：鲁登道夫〈总体战〉浅说》，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3] 富勒·J·F·C：《西洋世界军事史》，钮先钟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4] 鲁登道夫：《总体战》，戴光耀译，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
[5] 钮先钟：《西方战略思想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总体战”的基本内涵强调战争的整体性，尤其强调战争与人民大众、民族精神、经济实力的关系。“总体战”作为一种现代战争理论，其在19世纪出现并在20世纪30年代由鲁登道夫总结形成系统化理论主要有三大原因：
其一，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提供了制度基础。民族国家形成之前，欧洲普遍实行骑士制与雇佣兵制。军人的服役义务是基于封建义务以及金钱雇佣关系，而且对服兵役者有财产限制，要求自备武器，这也剥夺大多数人的兵役权，可以说服兵役甚至属于一种特权，这就决定了军队的规模不可能很大。此外，为钱而战的雇佣军也是极不可靠的，尽管他们可能有更加职业化的军事技能，但他们缺少奋战到底的勇气，甚至存在为了金钱而随时倒戈的危险。而当民族国家出现后，尤其是在法国大革命后，随着普遍义务兵役制的实行与推广，服兵役成为了公民义务，军队规模得到了极大的扩充。同时，义务兵能够在“保家卫国”的民族精神的感召下，能够忍受更大的伤亡与战争压力，战争的规模与烈度大大加强。战争的性质也由过去的“骑士的战争”、“王朝战争”向“全民族战争”、“总体战”转型。
其二，工业革命后科技与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尤其是在军事技术领域取得的重大突破提供了物质基础。在工业革命之前，由于经济水平的限制，各国军队的武器装备与后勤体系是极不完善的，也不具备快速机动的能力，无法在更广大的地域作战，这也从物质层面限制了军队与战争的规模。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科技水平与生产力的提高使得武器装备的种类与数量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更重要的是标准化的生产大大方便了军队的后勤管理。轮船与铁路的应用，使军队的动员与机动能力有了空前的提升。而有线电报与无线电技术的出现，使得远距离指挥协调部队作战成为可能。在1866年的普奥战争中，老毛奇便利用铁路运输线实现了军队内线的战略机动，并且通过先进的电报技术实现了统一指挥，只用七周便击败奥地利。军事领域的技术革新，更加直观地改变了战争的面貌。机枪与管退式火炮的出现，使得火力密度大幅提高；蒸汽动力军舰的出现，使得大洋成为一个更加重要的战场；最重要的是飞机出现，大大模糊了前线与后方的区分，战争由平面走向立体，后方的居民也被卷入战争之中。这一切都在呼唤新的战争理论的。
其三，前人的战争实践与理论总结提供了经验基础。任何一种理论都是对前人理论的继承和发展，科学地说，“总体战”理论也不应属于鲁登道夫个人所有，而是集前人军事思想之大成。關于“总体战”的实践早已有之，美国独立战争中大陆军的“全民皆兵”特征便模糊了职业军队与民兵的界限，而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第一场现代意义的“总体战”应当是美国的南北战争。在南北战争中，北方将领威廉·谢尔曼所发动的“向海洋进军”便具有典型的总体战特征。正如谢尔曼所言的那样：“我们不仅是在和敌对军队作战，而且是在和敌对人民作战。我们必须使他们不分老幼、无论贫富都感到战争的以及有组织军队的无形力量。”
因此，当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来临之际，“总体战”思想无论是从制度层面与物质层面，亦或是从战争实践与理论准备的角度出发，都可谓是呼之欲出，而一战则正是这一理论诞生的催化剂。一战前乃至一战前期，“速决战”思想在整个欧洲大行其道。但是，一战残酷的战争现实让“速决战美梦”破产了。铁丝网、机枪、速射炮这些工业革命的产物使得进攻方都对敌方的坚固防线束手无策，战争双方不得不陷入比拼消耗的“堑壕战泥潭”，将整个国家、民族、人民都卷入战争漩涡的“全面战争”。鲁登道夫的“总体战”思想便试图通过对一战经验教训的总结与反思，找出破解“堑壕战泥潭”的理论方法。
正如钮先钟所言的那样，严格说来，论述鲁登道夫的《总体战》一书不能算是真正的学术著作。因为书中带有鲁登道夫过多的个人主观色彩，观点也往往十分偏激。鲁登道夫不仅有着强烈的种族主义思想，而且极端反对民主，甚至反对一切文人政治家，强调政治应当为军事服务。但如果，我们从纯理论的角度出发，我们却无法否认，至少在当时，他把握住了战争日趋“总体化”的发展趋势。今天，随着核武器的诞生与集体安全机制的约束，似乎“总体战”早已被“局部战争”、“有限战争”所取代，但谁也无法断言“局部战争”不会演变为“国民拼命”的“总体战”。而且，“总体战”思想中关于战争与社会的各方面联系日趋紧密的观点以及民族团结精神与战争的关系理论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随着现代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现代与未来的战争可能在看不见硝烟的任何一个领域展开，它可能是政治、经济、外交、科技、心理、文化等任何一个领域的较量，而不再仅仅是战场上真刀真枪的较量，也许这也是“总体战”的另一种新的表现形式。
【参考文献】
[1] 陈海宏、杜晓德：《“三光政策”的发明者——威廉·特库姆塞·谢尔曼》，载《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1卷第5期。
[2] 戴耀先：《诉诸总体战的神灵：鲁登道夫〈总体战〉浅说》，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3] 富勒·J·F·C：《西洋世界军事史》，钮先钟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4] 鲁登道夫：《总体战》，戴光耀译，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
[5] 钮先钟：《西方战略思想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