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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安葬着彭相治，
她生于你们不会知道的山顶，
嫁到你们不会知道的宴田，
丈夫娶了她就离开了她，
去了你们都知道的南洋；
五十年代她去了香港，
但没有去南洋，因为
丈夫在那里已儿孙成群。
她有两个领养的儿子，
长子黄定富，次子黄定宝，
大媳妇杜秀英，二媳妇赖淑贞，
秀英生女黄雪莲、黄雪霞、
男黄灿然、女黄满霞，
淑贞生女黄丽华、黄香华、
男黄胜利、女黄满华。
这是黄灿然祖母的故事，是黄灿然的诗。
宴田、香港、泉州，祖母的情感迁徙，不似1940年代百万民众从大陆移居台湾那般大事件中的动荡和破碎，但隐于个人情感、家族情怀的记忆，同样让后代为历经之人嚼出冷暖，写下这样的文字。
黄灿然说，他在五六岁时，家人便为他申请赴港团聚。1978年十五岁时从泉州到香港，是“不情愿”的。因为从彼城到此城，不懂粤语不懂英文，逼仄的陌生感，加之他的命运原是同当年多数来港的移民者无异——团聚，但更多的是需要多一个人来合力谋生，改善家境，并没有考虑到黄灿然当时的升学问题。所以他一直在香港的制衣厂打工，至二十岁。
二十岁那年，黄灿然开始想自己的出路。他先是在一家英文夜校抱着《新英汉词典》从ABC学起，用两年时间补习完香港六年制的英语课程，然后到华侨学生补习学校补习，最后考入了广州暨南大学新闻系，也由此开始了他另外一段人生轨迹。
他说，“移民基本上就两种。一种是融入型，一种是排斥型。融入型不仅学习本地语言和生活方式，而且能把原本故乡的好东西也充分发挥出来。”黄灿然性格中很多品质源自于故鄉的生活，后来成家立业，融入香港，这座城市也成为了他的书写对象，比如《奇迹集》中的。有趣的是，写的是香港，但读者则多数是大陆的，“这看似很奇怪，但其实很自然。就像我写自己，我也是在写别人。那么，只要我写香港，我也是在写中国，写世界。”
《奇迹集》，是诗在写他
《奇迹集》是黄灿然个人的第四本诗集，收录了2006～2007年的作品，最初他用复印的形式装订成册赠送友人，不想却传阅开来，后来又以民刊《新诗》专辑形式出版，半年后便加印，今年始正式出版。《奇迹集》不同于《游泳池畔的冥想》（1985～1997年诗作）和《我的灵魂》（主体为1999～2005年诗作），这三本诗集更像是不同阶段的诗风蜕变。《游泳池畔的冥想》风格庞杂，且“比较阴郁和注重内心”；《我的灵魂》由这种抒情、主观和具象变为冷静客观的方式，《奇迹集》又继而把这种客观静默成了一场再贴近、深切不过的旁观，灵光一闪，瞬间打开了感性的深度、语言的维度，让世界豁然开朗，简朴自白的字句，在意境里游刃有余。这是“生命的原创力量冲破了诗歌的任何美学框框”。
《奇迹集》，即是一个奇迹。
最初，《奇迹集》的胚胎不过是一年前匆匆记录的半首诗，是一首未知诗歌的草稿，续写下去之后，发现那不是草稿不是胚胎，而是无法再修改的一首诗。对黄灿然来说，“它是突如其来的变化，身体和心灵都有无比巨大的能量，所以只能说是奇迹。原本会避开或需要精雕细刻的东西，全都一涌而上，全都带着诗歌的神奇电流，全变成诗。”黄灿然说，这一次是“诗在写我”，而非他在写诗。“我即是诗人，我的心即是诗心，我的灵魂即是诗魂。除此之外，我生活、翻译和创作，诗什么时候来，完全交由诗神来安排。”
凌晨坐巴士归家瞌睡的中年妇人，茶餐厅穿圆领运动衫的老伯，坐在公园长凳谈心的母女，不带任何注意的妻子的舅公，分了手在电梯重逢的男女，伴他登山的小狗……所有香港的风物、周遭的人情，由文字转述成诗歌语言，又犹如一幕幕电影胶卷中被剪下的镜头，那些视角是全景、远景、特写的，是冷静、细微的，那一摸头、一撑伞、一回眸，全是感动。“对世界对宇宙的终极思考角度常常会使你脱离个人情绪和个人生活视角，而从远处、高处看待你周围的事物，甚至你自身，甚至你的内心和灵魂。”“有些诗哪怕我自己重读，也要读好几遍才弄明白──奇怪吧，但确实是这样！包括有些长句都把我自己难倒了。所以说，《奇迹集》也是我以前的作品的深化，又是对自己的日常生活的深化或大幅度扩张。”
诗风一变再变的根由
史蒂文森说“诗歌的可贵性在于它是一种内在的暴力，为我们防御外在的暴力”，而黄灿然一直是个“清醒”的诗人。有人评价黄灿然的理性妨碍了他更进一步，但中国的诗歌或许也正少了黄灿然的这种理性和不浪漫。“理性是对人生和宇宙的认为，抽象的，在有了这个理性的世界观之后，放手放心让自己用身体去感受，开放给具体事物和现实带来的活力和能量，这便是感性了。” 《奇迹集》恰是黄灿然在早期对世界的理性理解和客观呈现后，放任自流的感性。当然，更直接的，是他多年生活、写作和阅读经验的一次聚集和喷发，尤其是他在经历了1998～2005年每年仅写十来首诗歌的极度克制之后，上天给的一个礼物，一个回报，是一个奇迹。
黄灿然最初从父辈的课本中接触到新诗。“那时什么书都读，或者说，见到文字就读，课本发下来就先读掉。因为山村里，没有什么读物。记忆中最深刻的，是跟一位也比较爱好文学的同学大谈散文中一些倒装句带来的快感，那种句尾是‘……如果……的话’的句子。其实已触到诗歌的重要因素了，那节奏。”
到了香港之后，黄灿然以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作为书单，广泛阅读新文学作品。（或许他当年打工的钱都用作购书，未能如愿贴补家用吧。）从鲁迅、沈从文、郭沫若、冯至、李广田、何其芳、丰子恺、朱自清、萧乾（黄灿然的大学毕业论文写的便是萧乾的欧战通讯），到刘以鬯、白先勇、黄春明、陈映真、王祯和等港台文学，以及卡夫卡、加缪、赫塞等外国现代派小说，甚至结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理论知识均涉猎阅读，在入暨南大学之前积累了文学修养。 入暨南大学之初，黄灿然认识了已毕业、在等待分配工作的沈宏非（当时名“沈宏菲”），沈宏非在当时已是颇具名气的诗人，并且在离校前创办了红土诗社，编印第一期《红土诗抄》。黄灿然经由沈宏非引荐，加入红土诗社。“这是我爱好文学和诗歌以来第一次见到诗人，觉得很神奇，于是就开始写诗了。”
黄灿然说，诗歌语言不唯有意识地训练，还须有意识地扩大视野和营养源，包括西方各大语系和各大传统诗歌。他真正的诗歌阅读也是由此开始，徐志摩、穆旦、戴望舒、戴天、古苍梧、痖弦、郑愁予、方思等诗人作品，包括后来大量阅读、翻译了里尔克、聂鲁达、卡瓦菲斯等外国诗作。想来，黄灿然的早期诗作呈现出的庞杂丰富的意象，正是源于此。所以如果读者只是喜欢少数的外国诗人，喜欢卡瓦菲斯的会觉得黄灿然的诗歌像卡瓦菲斯，只喜欢惠特曼的会觉得他像惠特曼，布莱希特、叶芝、辛波斯卡、莱奥帕尔迪，甚至杜甫等古典诗歌，也在黄灿然的诗作中有迹可循。“但如果你的阅读范围像我这么广，你就不会特别觉得我与这些诗人和书有特别亲密的关系。相反，你可能会觉得我跟他们完全不同，放在中国的语境内则可能非常独特。这有点像西方人看东方人或东方人看西方人，好像不管来自东方或西方哪一个地区的，都是一样的，但如果你在任何一方生活久了，就能有很好的判断力。”所以，对于他来说，“从未想过摆脱谁的影响，反而是想尽量摆脱自己对自己的影响”，这是他从《十年诗集》、《世界的隐喻》到《游泳池畔的冥想》、《我的灵魂》，风格一变再变的原由。
黄灿然大学毕业回港后，没有去做文学编辑，怕那样的工作消耗太多的精力；没有做专职文人，因为文人习气大概是他无法忍受的。他一如既往地在《大公报》做着国际新闻的翻译工作，每日晚七时去上班，凌晨归家，枯燥、有节奏地生活，如他在《翻译》写的那个翻译员朱伯添。当然除了写诗，黄灿然也翻译了《关于他人的痛苦》、《论摄影》、《羞耻》、《卡瓦菲斯诗集》，出版评论集《必要的角度》等。
宗教、音乐与诗歌，是慰籍
但诗风的改变，不仅仅是因为黄灿然早前同诗歌保持距离，保持对写作的克制，这一定另有什么契机促使了这样的转变吧？我宁愿这样相信。真正的诗人不总是那个从地狱带回消息的人，九死一生？或许是人生行走到某个阶段的领悟，或是因为黄灿然透过那一场病痛在自己身上寻找到一个真正的诗人，抑或是因为在三十岁那年开始看《圣经》。
“《奇迹集》写作那三年，尤其是第一年，是一种与世界的神奇交流，如同宗教上顿悟的喜悦和随之而来的能量充沛。真的像恋爱。后来便慢慢消退了。生活又恢复常态，但那经验一直留在记忆中，甚至成为灵魂的一部分，并且永远改变了我。如同以前生病，也是永远改变了我。现在看着这些景物，知道它们曾经与我心灵是融为一体的，多渴望再重新有这种感觉啊。而这与病不同，病是你永远不再想回去了。”原来诗歌曝光了他当时的写作状态，《奇迹集》有着明显的宗教意味，尤其是佛教的禅味。“影响我诗歌和生命最大的不是诗人或作家，而是佛陀和耶稣。”黄灿然说，生命中很多不解之谜和苦困，除了在文学之外，只能在宗教中寻找，寻求安慰和裨益。很多人是在遇到黑暗、困苦的时期开始信教，黄灿然并未信仰某一宗教，但是1989年开始，他开始读佛经和《圣经》，也在这个时期读杜甫——另一个人们困难时期所需要的人物。
又或是因为音乐对他的影响？
黄灿然说他自己学什么都晚。二十岁开始学英语，三十岁之后写评论，三十五岁才学会游泳，四十岁之后才开始听古典音乐。虽然他从小热爱音乐，流行音乐、民谣、爵士乐、摇滚乐无所不听，甚至算得上是香港最早一批听侯德健的乐迷之一，在香港尚未发行侯德健的唱片时，托祖母去台湾请当地人买来录音带。他最早发表的一篇文章，写的便是侯德健。但是，九十年代黄灿然基本不再听任何音乐，只专心写作和翻译。“直到大约2002年前后才开始听古典音乐，那碰巧也是因为波兰诗人亚当·扎加耶夫斯基。他的诗和散文里经常提到音乐，尤其是巴赫和马勒。后来我偶然买到一张巴赫，便热烈地着迷于古典音乐。先是听巴赫、莫扎特、贝多芬等，听了几年之后才听马勒。馬勒很难听得进去，非常困难，但听进去就不得了，他是所有交响乐作曲家中最伟大的。”黄灿然说若让他选两位最伟大的作曲家，一位便是马勒，另一位是巴赫。若是选十大交响曲，前面九支便是马勒的。
《奇迹集》的扉页，写着“献给古斯塔夫·马勒”，诗集分成五个乐章，以“颂歌”结尾。在黄灿然看来，诗歌与音乐的艺术境界，音乐最高。“这不只是我的看法，马勒也有同样看法，而马勒是非常喜欢文学和诗歌的。没有音乐就没有诗，如同没有画面就没有诗一样。如果把诗结合音乐和画面，以及本身的文字来看，诗歌真是非常迷人和可能性非常多的。”
宗教、音乐与诗歌，抵达生命深处的，不过是慰籍。“对人生终极意义的不倦探追，具体下来就是安慰力量。当然这安慰是非常广和复杂的，例如写痛苦可带来安慰，写忧愁可带来安慰，写快乐可带来安慰。因为安慰本身是多向的，例如仅仅是提供参照和启示，也是莫大安慰。但还不仅如此。音乐中有诗歌，如同诗歌中有音乐。宗教中也有音乐和诗歌，如同诗歌和音乐中有宗教。宗教靠什么来传播？那是美妙的文字中的音乐，还有那用文字表达出来的音乐，也即宗教音乐。巴赫和马勒音乐中的宗教性也是非常浓烈的。”
所以，在这样一个时代，这样一个冰冷的都市，黄灿然用他温润、灵性的诗歌，寻到外物和内心的接点，将那些隐匿的细节放大，细听人心的共鸣。即便是那些很少读诗的朋友，不正是被《奇迹集》打动，纷纷跑来黄灿然的诗歌朗诵会？广州方所那个八岁的小女孩，上海民生美术馆那个白发苍苍的老奶奶，她们在被这样的诗句感动时，最先被打动的，定然是光明、是善、是慈悲、是恩泽，盖过了这个世间残酷、冷漠的真相，甚至是那些无处寻的悲伤。
在中环地铁站，一对老夫妻
用普通话问我去东涌怎么走，
我温顺地一一几乎是孝敬地——
陪他们走了十分钟，给他们带路。
他们一定以为遇到了一个好人。
而我只是因为悲伤。
她生于你们不会知道的山顶，
嫁到你们不会知道的宴田，
丈夫娶了她就离开了她，
去了你们都知道的南洋；
五十年代她去了香港，
但没有去南洋，因为
丈夫在那里已儿孙成群。
她有两个领养的儿子，
长子黄定富，次子黄定宝，
大媳妇杜秀英，二媳妇赖淑贞，
秀英生女黄雪莲、黄雪霞、
男黄灿然、女黄满霞，
淑贞生女黄丽华、黄香华、
男黄胜利、女黄满华。
这是黄灿然祖母的故事，是黄灿然的诗。
宴田、香港、泉州，祖母的情感迁徙，不似1940年代百万民众从大陆移居台湾那般大事件中的动荡和破碎，但隐于个人情感、家族情怀的记忆，同样让后代为历经之人嚼出冷暖，写下这样的文字。
黄灿然说，他在五六岁时，家人便为他申请赴港团聚。1978年十五岁时从泉州到香港，是“不情愿”的。因为从彼城到此城，不懂粤语不懂英文，逼仄的陌生感，加之他的命运原是同当年多数来港的移民者无异——团聚，但更多的是需要多一个人来合力谋生，改善家境，并没有考虑到黄灿然当时的升学问题。所以他一直在香港的制衣厂打工，至二十岁。
二十岁那年，黄灿然开始想自己的出路。他先是在一家英文夜校抱着《新英汉词典》从ABC学起，用两年时间补习完香港六年制的英语课程，然后到华侨学生补习学校补习，最后考入了广州暨南大学新闻系，也由此开始了他另外一段人生轨迹。
他说，“移民基本上就两种。一种是融入型，一种是排斥型。融入型不仅学习本地语言和生活方式，而且能把原本故乡的好东西也充分发挥出来。”黄灿然性格中很多品质源自于故鄉的生活，后来成家立业，融入香港，这座城市也成为了他的书写对象，比如《奇迹集》中的。有趣的是，写的是香港，但读者则多数是大陆的，“这看似很奇怪，但其实很自然。就像我写自己，我也是在写别人。那么，只要我写香港，我也是在写中国，写世界。”
《奇迹集》，是诗在写他
《奇迹集》是黄灿然个人的第四本诗集，收录了2006～2007年的作品，最初他用复印的形式装订成册赠送友人，不想却传阅开来，后来又以民刊《新诗》专辑形式出版，半年后便加印，今年始正式出版。《奇迹集》不同于《游泳池畔的冥想》（1985～1997年诗作）和《我的灵魂》（主体为1999～2005年诗作），这三本诗集更像是不同阶段的诗风蜕变。《游泳池畔的冥想》风格庞杂，且“比较阴郁和注重内心”；《我的灵魂》由这种抒情、主观和具象变为冷静客观的方式，《奇迹集》又继而把这种客观静默成了一场再贴近、深切不过的旁观，灵光一闪，瞬间打开了感性的深度、语言的维度，让世界豁然开朗，简朴自白的字句，在意境里游刃有余。这是“生命的原创力量冲破了诗歌的任何美学框框”。
《奇迹集》，即是一个奇迹。
最初，《奇迹集》的胚胎不过是一年前匆匆记录的半首诗，是一首未知诗歌的草稿，续写下去之后，发现那不是草稿不是胚胎，而是无法再修改的一首诗。对黄灿然来说，“它是突如其来的变化，身体和心灵都有无比巨大的能量，所以只能说是奇迹。原本会避开或需要精雕细刻的东西，全都一涌而上，全都带着诗歌的神奇电流，全变成诗。”黄灿然说，这一次是“诗在写我”，而非他在写诗。“我即是诗人，我的心即是诗心，我的灵魂即是诗魂。除此之外，我生活、翻译和创作，诗什么时候来，完全交由诗神来安排。”
凌晨坐巴士归家瞌睡的中年妇人，茶餐厅穿圆领运动衫的老伯，坐在公园长凳谈心的母女，不带任何注意的妻子的舅公，分了手在电梯重逢的男女，伴他登山的小狗……所有香港的风物、周遭的人情，由文字转述成诗歌语言，又犹如一幕幕电影胶卷中被剪下的镜头，那些视角是全景、远景、特写的，是冷静、细微的，那一摸头、一撑伞、一回眸，全是感动。“对世界对宇宙的终极思考角度常常会使你脱离个人情绪和个人生活视角，而从远处、高处看待你周围的事物，甚至你自身，甚至你的内心和灵魂。”“有些诗哪怕我自己重读，也要读好几遍才弄明白──奇怪吧，但确实是这样！包括有些长句都把我自己难倒了。所以说，《奇迹集》也是我以前的作品的深化，又是对自己的日常生活的深化或大幅度扩张。”
诗风一变再变的根由
史蒂文森说“诗歌的可贵性在于它是一种内在的暴力，为我们防御外在的暴力”，而黄灿然一直是个“清醒”的诗人。有人评价黄灿然的理性妨碍了他更进一步，但中国的诗歌或许也正少了黄灿然的这种理性和不浪漫。“理性是对人生和宇宙的认为，抽象的，在有了这个理性的世界观之后，放手放心让自己用身体去感受，开放给具体事物和现实带来的活力和能量，这便是感性了。” 《奇迹集》恰是黄灿然在早期对世界的理性理解和客观呈现后，放任自流的感性。当然，更直接的，是他多年生活、写作和阅读经验的一次聚集和喷发，尤其是他在经历了1998～2005年每年仅写十来首诗歌的极度克制之后，上天给的一个礼物，一个回报，是一个奇迹。
黄灿然最初从父辈的课本中接触到新诗。“那时什么书都读，或者说，见到文字就读，课本发下来就先读掉。因为山村里，没有什么读物。记忆中最深刻的，是跟一位也比较爱好文学的同学大谈散文中一些倒装句带来的快感，那种句尾是‘……如果……的话’的句子。其实已触到诗歌的重要因素了，那节奏。”
到了香港之后，黄灿然以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作为书单，广泛阅读新文学作品。（或许他当年打工的钱都用作购书，未能如愿贴补家用吧。）从鲁迅、沈从文、郭沫若、冯至、李广田、何其芳、丰子恺、朱自清、萧乾（黄灿然的大学毕业论文写的便是萧乾的欧战通讯），到刘以鬯、白先勇、黄春明、陈映真、王祯和等港台文学，以及卡夫卡、加缪、赫塞等外国现代派小说，甚至结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理论知识均涉猎阅读，在入暨南大学之前积累了文学修养。 入暨南大学之初，黄灿然认识了已毕业、在等待分配工作的沈宏非（当时名“沈宏菲”），沈宏非在当时已是颇具名气的诗人，并且在离校前创办了红土诗社，编印第一期《红土诗抄》。黄灿然经由沈宏非引荐，加入红土诗社。“这是我爱好文学和诗歌以来第一次见到诗人，觉得很神奇，于是就开始写诗了。”
黄灿然说，诗歌语言不唯有意识地训练，还须有意识地扩大视野和营养源，包括西方各大语系和各大传统诗歌。他真正的诗歌阅读也是由此开始，徐志摩、穆旦、戴望舒、戴天、古苍梧、痖弦、郑愁予、方思等诗人作品，包括后来大量阅读、翻译了里尔克、聂鲁达、卡瓦菲斯等外国诗作。想来，黄灿然的早期诗作呈现出的庞杂丰富的意象，正是源于此。所以如果读者只是喜欢少数的外国诗人，喜欢卡瓦菲斯的会觉得黄灿然的诗歌像卡瓦菲斯，只喜欢惠特曼的会觉得他像惠特曼，布莱希特、叶芝、辛波斯卡、莱奥帕尔迪，甚至杜甫等古典诗歌，也在黄灿然的诗作中有迹可循。“但如果你的阅读范围像我这么广，你就不会特别觉得我与这些诗人和书有特别亲密的关系。相反，你可能会觉得我跟他们完全不同，放在中国的语境内则可能非常独特。这有点像西方人看东方人或东方人看西方人，好像不管来自东方或西方哪一个地区的，都是一样的，但如果你在任何一方生活久了，就能有很好的判断力。”所以，对于他来说，“从未想过摆脱谁的影响，反而是想尽量摆脱自己对自己的影响”，这是他从《十年诗集》、《世界的隐喻》到《游泳池畔的冥想》、《我的灵魂》，风格一变再变的原由。
黄灿然大学毕业回港后，没有去做文学编辑，怕那样的工作消耗太多的精力；没有做专职文人，因为文人习气大概是他无法忍受的。他一如既往地在《大公报》做着国际新闻的翻译工作，每日晚七时去上班，凌晨归家，枯燥、有节奏地生活，如他在《翻译》写的那个翻译员朱伯添。当然除了写诗，黄灿然也翻译了《关于他人的痛苦》、《论摄影》、《羞耻》、《卡瓦菲斯诗集》，出版评论集《必要的角度》等。
宗教、音乐与诗歌，是慰籍
但诗风的改变，不仅仅是因为黄灿然早前同诗歌保持距离，保持对写作的克制，这一定另有什么契机促使了这样的转变吧？我宁愿这样相信。真正的诗人不总是那个从地狱带回消息的人，九死一生？或许是人生行走到某个阶段的领悟，或是因为黄灿然透过那一场病痛在自己身上寻找到一个真正的诗人，抑或是因为在三十岁那年开始看《圣经》。
“《奇迹集》写作那三年，尤其是第一年，是一种与世界的神奇交流，如同宗教上顿悟的喜悦和随之而来的能量充沛。真的像恋爱。后来便慢慢消退了。生活又恢复常态，但那经验一直留在记忆中，甚至成为灵魂的一部分，并且永远改变了我。如同以前生病，也是永远改变了我。现在看着这些景物，知道它们曾经与我心灵是融为一体的，多渴望再重新有这种感觉啊。而这与病不同，病是你永远不再想回去了。”原来诗歌曝光了他当时的写作状态，《奇迹集》有着明显的宗教意味，尤其是佛教的禅味。“影响我诗歌和生命最大的不是诗人或作家，而是佛陀和耶稣。”黄灿然说，生命中很多不解之谜和苦困，除了在文学之外，只能在宗教中寻找，寻求安慰和裨益。很多人是在遇到黑暗、困苦的时期开始信教，黄灿然并未信仰某一宗教，但是1989年开始，他开始读佛经和《圣经》，也在这个时期读杜甫——另一个人们困难时期所需要的人物。
又或是因为音乐对他的影响？
黄灿然说他自己学什么都晚。二十岁开始学英语，三十岁之后写评论，三十五岁才学会游泳，四十岁之后才开始听古典音乐。虽然他从小热爱音乐，流行音乐、民谣、爵士乐、摇滚乐无所不听，甚至算得上是香港最早一批听侯德健的乐迷之一，在香港尚未发行侯德健的唱片时，托祖母去台湾请当地人买来录音带。他最早发表的一篇文章，写的便是侯德健。但是，九十年代黄灿然基本不再听任何音乐，只专心写作和翻译。“直到大约2002年前后才开始听古典音乐，那碰巧也是因为波兰诗人亚当·扎加耶夫斯基。他的诗和散文里经常提到音乐，尤其是巴赫和马勒。后来我偶然买到一张巴赫，便热烈地着迷于古典音乐。先是听巴赫、莫扎特、贝多芬等，听了几年之后才听马勒。馬勒很难听得进去，非常困难，但听进去就不得了，他是所有交响乐作曲家中最伟大的。”黄灿然说若让他选两位最伟大的作曲家，一位便是马勒，另一位是巴赫。若是选十大交响曲，前面九支便是马勒的。
《奇迹集》的扉页，写着“献给古斯塔夫·马勒”，诗集分成五个乐章，以“颂歌”结尾。在黄灿然看来，诗歌与音乐的艺术境界，音乐最高。“这不只是我的看法，马勒也有同样看法，而马勒是非常喜欢文学和诗歌的。没有音乐就没有诗，如同没有画面就没有诗一样。如果把诗结合音乐和画面，以及本身的文字来看，诗歌真是非常迷人和可能性非常多的。”
宗教、音乐与诗歌，抵达生命深处的，不过是慰籍。“对人生终极意义的不倦探追，具体下来就是安慰力量。当然这安慰是非常广和复杂的，例如写痛苦可带来安慰，写忧愁可带来安慰，写快乐可带来安慰。因为安慰本身是多向的，例如仅仅是提供参照和启示，也是莫大安慰。但还不仅如此。音乐中有诗歌，如同诗歌中有音乐。宗教中也有音乐和诗歌，如同诗歌和音乐中有宗教。宗教靠什么来传播？那是美妙的文字中的音乐，还有那用文字表达出来的音乐，也即宗教音乐。巴赫和马勒音乐中的宗教性也是非常浓烈的。”
所以，在这样一个时代，这样一个冰冷的都市，黄灿然用他温润、灵性的诗歌，寻到外物和内心的接点，将那些隐匿的细节放大，细听人心的共鸣。即便是那些很少读诗的朋友，不正是被《奇迹集》打动，纷纷跑来黄灿然的诗歌朗诵会？广州方所那个八岁的小女孩，上海民生美术馆那个白发苍苍的老奶奶，她们在被这样的诗句感动时，最先被打动的，定然是光明、是善、是慈悲、是恩泽，盖过了这个世间残酷、冷漠的真相，甚至是那些无处寻的悲伤。
在中环地铁站，一对老夫妻
用普通话问我去东涌怎么走，
我温顺地一一几乎是孝敬地——
陪他们走了十分钟，给他们带路。
他们一定以为遇到了一个好人。
而我只是因为悲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