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端
　　二十年前，我还相当年轻，不穿大衣，在天寒地冻的圣彼得堡满城转悠，口袋里揣着一份伪造的证件。老实说，大衣我倒是有一件，但出于某些原则性的考虑我没穿它。我当时的财产就是几个短篇，它们篇幅短小，也写得很出格。我把这些小说带往多家编辑部，但是无人愿意读它们，如果说有人会扫上一眼，这些作品也定会在他心头引起一阵反作用。一家杂志的主编通过看门人递给我一个卢布，另一位主编谈到我的手稿，说它是满篇胡言乱语，不过他岳父开了一家米面铺，我可以到铺里做个伙计。我拒绝了，知道自己除了去找高尔基外再无其他出路。
　　当时彼得格勒有一家国际化的杂志，名叫“年鉴”，它创刊数月便已成为我国最好的月刊。它的主编是高尔基。我去铸币局大街见他时，心脏时跳时停。编辑部接待室里聚集了最为奇特、十分罕见的一群人：上流社会的女士和所谓的流浪汉、旧礼仪派教徒和举止另类的工人，还有隐藏身份的布尔什维克。
　　接待时间被安排在六点。六点整，房门打开，高尔基走进屋来，他的高挑、瘦削、活力、硕大的骨架，目光坚定的蓝色小眼睛，以及他身上那件略显肥大但很精致的外国西装，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说了：房门在六点整打开。他一生都信守这种精确，这是国王和年老、干练、自信的工人普遍具有的一种美德。
　　接待室里的来访者分作两类，一类带着手稿前来，一类在等待对其作品最终命运的裁决。
　　高尔基来到第二类来访者面前。他步态轻盈，无声无息，我还想说，他举止优雅。他手里拿着一沓笔记本，在一些本子上，他的批注甚至比作者的文字还要多。他专注而持久地与每一位作者交谈，十分专注地倾听对方。他坦率而又严厉地道出自己的观点，字斟句酌，很久以后，数年和数十年之后，我们才意识到这些话语的力量，到那时，这些话语在我们心中走过一段漫长而又必然的旅程之后，已成为生活的准则和方向。
　　与他熟悉的作者谈完话后，高尔基走近我们，收下手稿。他看了我一眼。我当时脸颊红润，身体微胖，蓄着胡须，是一位托尔斯泰主义者和社民党人的混合体，我没穿大衣，戴着一副用蜡线缠住眼镜腿的破眼镜。
　　这天是周二。高尔基拿起笔记本，对我说：
　　“周五过来听回复。”
　　这话在当时听起来有些非比寻常……通常，手稿要在编辑部躺上数月，更常见的是就此石沉大海。
　　我在周五返回，又遇见一些新面孔：与上次一样，他们中间既有公爵夫人也有旧礼仪派教徒，既有工人也有僧侣，既有海军军官也有中学生。高尔基走进房间，用转瞬即逝的目光扫了我一眼，但把我排在了最后。众人离去。只剩下我们两人，马克西姆·高尔基和我这个来自另外一个星球—一我们独一无二的马赛城（我不知道是否需要解释，我此处指的是敖德萨）的闯入者。高尔基唤我去他的办公间。他在办公间里所说的一番话，决定了我之后的命运。
　　“钉子可能很小，”他说，“也可能很大，像我手指这么大。”他把一个长长的、塑造得既强劲又温柔的手指伸到我眼前，“可敬的机灵鬼（他把重音放在字母0上1），作家的道路布满钉子，而且多数是大钉子。不得不赤脚走这条路，会流很多血，而且一年比一年流得多……您如果是個弱者，就会被收买，被出卖，您就会被索取，被催眠，您会枯萎，冒充花丛里的一棵树……一个诚实的人，一个诚实的文学家和革命者，则要走这样一条路，这是一种伟大的荣光，我祝福您，先生，踏上这条并不轻松的路……”
　　应该承认，在我的一生中，没有比在《年鉴》编辑部度过的这几个小时更为重要的时刻了。走出编辑部，我完全丧失了肉体上的知觉。在零下三十度刺骨的蓝色严寒中，我梦呓着，沿着都城巨大的奢华长廊奔跑，这长廊一直通向遥远的暗淡天空，待我缓过神来，已经跑过了黑溪和新村……
　　过了大半夜，我才返回彼得堡，回到昨天刚刚租住的房间，房东是工程师的妻子，一位没什么阅历的年轻女人。她丈夫下班回家后，打量了一番我这个神秘莫测的南方人，便吩咐妻子收起过道里的大衣和套鞋，锁上我房间和厨房之间的门。
　　就这样，我回到自己的新住处。隔壁是过道，它失去了原本属于它的套鞋和披肩。喜悦在我内心沸腾，像奔涌的热气迫不及待地寻求出口。没什么可选择的。我站在过道里，莫名其妙地微笑着，然后出乎自己意料地猛然推开厨房的门。工程师和妻子正在喝茶。这么晚的时候看到我，他们脸色苍白，脑门处更是煞白。
　　“已经开始了。”工程师想到，已准备好以命搏命。
　　我向工程师那里迈了两步，说马克西姆·高尔基已答应发表我的小说。
　　工程师明白是他想错了，错把疯子当成了小偷，于是，他的脸白得更厉害了。
　　“我把我的小说读给你们听，”我说道，我坐下，把人家的茶杯挪到了自己跟前，“就是那些他答应发表的小说……”
　　我的作品内容简略，且明显不雅，这两方面不相上下。让善良的读者们感到幸运的是，其中部分作品未能面世。已发表的文字被从杂志上剪下来，作为把我告上法庭的罪证，我被起诉同时触犯两条法律，即企图颠覆现行体制罪和写作淫秽作品罪。对我的审判应在一九一七年三月进行，但为我抱不平的人在二月底站出来，焚烧了判决书，还同时点着了区法院大楼。
　　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当时住在克隆维尔克大街。我把自己写下的所有作品都带给他看，而我一天能写一个短篇（这个方式我后来不得不放弃，可是又落入了另一个极端）。高尔基全都读了，全都否了，但要求我继续写下去。最后，我们两人都累了，于是他用他那浑厚的男低音对我说：“很显然，先生，您什么事情都不确知，却很多猜想……您还是到人间去吧……”
　　于是，在第二天醒来时，我已成为一家尚未诞生的报纸的记者，口袋里揣着二百卢布旅费。这份报纸一直未能诞生，但旅费我却用得着。我的出差持续了七年，我走过很多路，见过很多战斗。七年之后我退伍了，再次尝试发表作品，并收到他的来信：“好吧，可以开始了……”
　　又一次，他的手伸向我，热情而又持久。他提出的要求就是：要持之以恒、竭尽所能地增多世上的必需之物和美好之物。他向数千位被他发现、受他提携的人提出过这一要求，又通过他们把这个要求传达给了整个人类。他对人类的创造充满激情，这激情举世罕见，无边无际，片刻也不曾减弱。当一个被他寄予厚望的人最终却颗粒无收，他会感到痛苦。当一粒火星最终燃成熊熊火焰，他会喜笑颜开，搓着双手，并向着世界、天空和大地眨眼睛…… 　　沙波斯一纳哈穆
　　早晨过去了，夜晚过去了——已经第五天。早晨过去了，夜晚过去了——已经第六天。在第六天，星期五的晚上，应该做祷告了；做完祷告后，戴着节日的风帽在小镇上溜一圈，还来得及回家吃晚饭。在家里，犹太人可以喝上一杯伏特加——无论上帝，无论塔木德，都不会禁止他喝上两杯——吃带馅的鱼和葡萄干馅饼。晚饭后他心情大好，给老婆讲故事，然后合上一只眼睛，张开嘴巴睡觉，他睡着了，加普卡却在厨房里听音乐—似乎小镇上来了一个瞎子小提琴家，站在窗子下演奏。
　　所有犹太人都是这样活过来的。但每个犹太人——还不算格尔舍列。无怪乎他的名声传遍了整个奥斯特波利，传遍了整个别尔季切夫，传遍了整个维柳伊斯克。
　　格尔舍列六个星期五才放假一晚。其他的夜晚，他与家人坐在黑暗和寒冷中。孩子们在哭泣，老婆骂个不停。每个人都像鹅卵石一般沉重。格尔舍列则用诗歌作答。
　　有一次，有人讲起这样一件事儿——格尔舍列想摸得准，看得远。星期三他动身到集市，以便在星期五挣几个钱。哪儿有集市，哪儿就有地主。哪儿有地主，哪儿就有十个犹太人在转悠。十个犹太人挣不到三文钱。大家都想听格尔舍列讲笑话，然而到算账时，谁也不想回家了。
　　他空乏干瘪的肚子，有如吹奏的乐器。格尔舍列步履蹒跚地回家去了。
　　“你攒到什么了？”老婆问。
　　“我攒到去阴间的钱了，”他回答，“富人和穷人都答应给我钱。”
　　格尔舍列的老婆只有十个手指。她一只接一只地扳着手指。嗓子隆隆响，就像山里响起的霹雳。
　　“所有女人的老公都蛮像回事儿。我的老公只会用话儿来养老婆。上帝呀，让他过年时舌头、腿脚都不听使唤。”
　　“阿门。”格尔舍列回答说。
　　“家家窗子都灯火通明，就像家里点着了槭树。咱家的蜡烛细得像小火柴棍，只有烟，朝天空飞去。人人都烘了白面包，只有老公给我背来一捆湿木柴，就像洗过的辮子……”
　　格尔舍列不曾回话。首先，她正恼火之际，何必要火上加油？其次，她有理，怎能向好挑眼的老婆还以颜色？
　　片刻过去了，老婆不再嚷嚷。格尔舍列离开她，躺到床上，沉思起来。
　　“我该到博卢赫尔拉比那儿去一趟吗？”他问自己。
　　（大家都知道，博卢赫尔正患黑色忧郁症，对于他，不曾有比格尔舍列的话更有效的药物了。）
　　“我该到博卢赫尔拉比那儿去一趟吗？长老的仆人给我骨头，他们给自己肉。这话不错。肉比骨头好，骨头比空气好。我们到博卢赫尔那儿去一趟吧。”
　　格尔舍列爬起来套马。马儿严峻而忧郁地瞪了他一眼。
　　“好呀，格尔舍列，”它的眼睛说，“你昨天不给我燕麦吃，前天不给我燕麦吃，今天我啥也吃不上。要是你明天再不给我燕麦吃的话，我得想想自己该怎么过了。”
　　格尔舍列经受不住这种凝注的眼光，他垂下眼睛，用手抚摸着柔软的马嘴。然后长叹了一声，这下子马儿全明白了，他决定：“我这就徒步找博卢赫尔去。”
　　格尔舍列上路时，太阳高高地挂在天际。热辣辣的道路向前延伸着。白毛犍牛慢悠悠地拉着满载芳香干草的板车往前走。农夫们垂下双脚，坐在高高的大车上，不时挥动几下长鞭。天空蔚蓝，鞭子漆黑。 走了一会儿——五俄里——格尔舍列来到树林边。太阳将要西沉。天空燃起温柔的火光。光着脚的姑娘们从牧场赶母牛回家。母牛粉红色的奶子鼓囊囊地晃荡着。
　　在林子里，阒寂的朦胧，一阵凉意向格尔舍列袭来。绿叶丛低垂着，用扁平的手掌相互抚摸，在树顶上悄悄地窃语，兀自簌簌作声，颤抖不已。
　　格尔舍列不曾听到叶子发出的沙沙声，他的胃就像在波托茨基伯爵的舞会上，有一个偌大的乐队在鼓捣。他前面的路还长得很。轻淡的暮色从大地侧畔急急升起，在格尔舍列的头上聚拢，在大地上摇摇曳曳。天上点燃着凝然不动的灯笼。大地一片沉寂。
　　格尔舍列来到小酒店时，天已入黑。小窗里点着一盏灯。老板娘泽利达坐在暖烘烘的房间的小窗旁缝包布。她的肚子是这样的大，就像怀了三胞胎。格尔舍列向她嵌着一双蓝眼睛的红扑扑的小脸瞥了一眼，问一声好。
　　“可以在你店里歇一歇吗？”
　　“坐吧。”
　　格尔舍列坐下了。他的鼻孔一张一张，浑如铁匠打铁时的风箱。炉子里火光熊熊。大锅里水汽腾腾，雪白的甜馅饺子溅满泡沫。一只油腻腻的母鸡在黄澄澄的汤里翻转。从烤炉传来一阵葡萄干馅饼的香味。 格尔舍列坐在长板凳上，就像生头胎的产妇在抽搐。他的脑子里随即产生了比所罗门王2的老婆还要多的主意。
　　房间里静悄悄，水汽腾腾，油腻腻的母鸡在黄澄澄的汤里翻转。
　　“您男人上哪儿去了，老板娘？”格尔舍列问。
　　“我男人上老爷家交租金去了。”老板娘不吭声了。她孩子般的眼睛鼓了起来，突然说：“我坐在这儿的窗子旁想，我想问您一个问题，犹太人先生。您想必到过世上很多地方，跟拉比们念过书，知道我们的生活。我从来没跟人念过书。告诉我，犹太人先生，沙波斯一纳哈穆快到了吗？”
　　“嗬，”格尔舍列想，“问得好。所有土豆都长在上帝的菜园子里。”
　　“我问您是因为，我男人应承我，只要沙波斯一纳哈穆到了，我们就去妈妈家做客。我给你买裙子，新假发，还到莫塔雷米拉比那儿，请他让我们生一个儿子，不生女儿，这一切，得沙波斯一纳哈穆来到时办。我想，这个人是从那个世界来的吧？”
　　“没错，老板娘，”格尔舍列答道，“是上帝亲自把这些话儿放到您嘴里的……咱们会有儿子和女儿。我就是沙波斯一纳哈穆，老板娘。” 包布从泽利达的膝盖上掉了下来。她站起来，小脑袋撞到横梁上，因为泽利达既高大又肥胖，既漂亮又年轻，她高高的乳房犹如填满谷物的两个袋子。蓝眼睛张开得像孩子似的。
　　“我就是沙波斯一纳哈穆，”格尔舍列确认说，“我已经走了一个多月了，老板娘，我来是要帮人的。这条路长得很——从天上到地下。我的靴子早穿破了。我给您捎来您家人的问候。” 　　“有佩夏姑姑的问候吗？”女人喊道，“有爸爸、有戈尔达姨姨的问候吗？您认识他们吗？”
　　“谁不认识他们？”格尔舍列答道，“我和他们聊天，就像眼下和您聊天一样。”
　　“他们在那儿过得好吗？”老板娘问，把哆嗦着的手指叠起搁在肚子上。
　　“过得很不好，”格尔舍列悲伤地说，“死人能过得怎样？那儿可没有舞会。”
　　老板娘的眼睛饱含着泪水。
　　“那儿冷，”格尔舍列继续说，“又冷又饿。他们像天使一样吃。在那个世界谁也不会有权利比天使吃得更多。天使该吃什么呢？他只喝一掬水，这就足够了。您在那儿一百年也看不见一杯伏特加……”
　　“可怜的爸爸……”老板娘吃了一惊，小声说。
　　“逾越节他可以拿到一个钵子。一块薄饼够他吃一整天的了。”
　　“可怜的佩夏姑姑。”老板娘打起颤来。
　　“我自己就是饿着肚子走来的，”格尔舍列耷拉着脑袋小声说，眼泪打鼻子淌到胡子里。“在那儿我说不上一句话，都说我跟他们是一伙……”
　　格尔舍列话儿还没说完。
　　老板娘迈开粗壮的双腿，急匆匆把碟子、钵子、杯子、瓶子塞到他手里。格尔舍列吃了起来，那会儿女人明白了，他确是从那世界来的人。
　　格尔舍列先是吃了拌着葱段、浇上透明脂油的碎肝末。然后喝了一杯工厂酿造的伏特加（酒里漂着几块橙子皮）。再而将松软的土豆和香喷喷的鲜鱼汤拌在一起吃鱼，他把半罐子红辣根倒在碟子边，这些辣根，足使五个身穿长上衣和额头留发的老爷们掉眼泪。
　　吃过鱼，格尔舍列便去应付跟着上桌的鸡，他用勺子喝了漂着油花的热汤。浸在融化了的脂油中的饺子，蹦进格尔舍列的嘴巴，就像兔子从猎人身旁跳出来。
　　大馅饼发生了什么事儿，不须再提，既然格尔舍列已整整一年没见过大馅饼。
　　晚饭后，老板娘把托格尔舍列捎到那个世界的东西收拾停当——有给爸爸的，给戈尔达姨姨的，也有给佩夏姑姑的。她给父亲一件新的晨祷衣、一瓶樱桃浸酒、一罐马林果酱和烟荷包。给佩夏姑姑准备的是暖和的灰袜子。给戈尔达捎去的是新的假發、大梳子和祈祷书。除此以外，她还给了格尔舍列一双靴子、一个大圆面包、一包油渣和一枚银币。
　　“请代我问候，沙波斯一纳哈穆先生，代我问候大家，”她向背着沉重的包袱的格尔舍列道别，“要不您再待一会儿，我男人快回来了。”
　　“不了，”格尔舍列答道，“我得赶时间。难道您看不出来，我要见的不止您一个？”
　　在黑魆魆的林子里，树木入睡了，鸟儿入睡了，绿油油的叶子入睡了，拱卫着我们的发白的星星在天上打盹儿。
　　走了一俄里路，格尔舍列止住脚步喘个不停，他把背上的包袱扔下地，朝上面一坐，自己跟自己议论起来。
　　“你应该知道，格尔舍列，”他对自己说，“世上有许许多多的傻瓜。老板娘就是一个。她的男人也许是个聪明人，大拳头，厚腮，手拿一根长鞭子。要是他回家赶了过来，准会把你撵入林子里，那时……”
　　格尔舍列不费吹灰之力便找到了答案。他马上把包袱埋在地里，做了个记号，以便一下就能找到匿藏的地点。
　　之后他跑到林子的另一边，把衣服脱得一丝不挂，抱着树干，开始等着。等候的时间不算长。黎明时格尔舍列听到鞭子的噼啪声、咂嘴声，以及马蹄的嘚嘚声。这是老板追赶沙波斯一纳哈穆先生来了。
　　追上赤条条抱着树干的格尔舍列，老板让马儿止步，脸上露出一副修道士遇上魔鬼的傻样。
　　“您这是在干什么呀？”他结结巴巴地问。
　　“我是从那个世界来的，”格尔舍列沮丧地答道，“我遭抢了，我带去给博卢赫尔拉比的重要文件被人抢走了……”
　　“我知道是谁抢你，”老板吼了一声，“我还有账要跟他算。他走的是哪条路？”
　　“我不能说他走的是哪条路，”格尔舍列痛苦地说，“您愿意的话，把马借我，我一会儿就追上他。您在这儿等我，脱下衣服，站在树旁，扶着它，在我回来之前千万别离开。这棵树是圣树，我们的世界有许多东西就指望它呐…..”
　　格尔舍列看人不需要多少时间，他最关心什么一看就明白。从第一眼起，他就知道，男人并不比老婆聪明。 老板真的扒下了衣服，站到树旁。格尔舍列坐在板车上，飞驰而去。他挖出包袱，把它放到马车上，运到林子边。
　　格尔舍列把包袱扛上肩，把马弃置一旁，往通向圣徒博卢赫尔拉比家的路一直走去。
　　天亮了。鸟儿闭上眼睛在啁啾。老板的马蔫蔫地耷拉着脑袋拖着空车来到它撇下主人的地方。
　　他靠在树上等它，升起的阳光照着他光裸的身子。老板感到有点冷，只好不停地跺脚。
　　审 判
　　布朗沙尔夫人，六十一岁上下，她在意大利大街与前中校伊万·涅达钦邂逅。两人随即相爱了。在他俩的爱情中，肉欲多于理性。三个月后，中校携带着股票和布朗沙尔夫人委托他到和平大街请首饰匠估价的珠宝，潜逃了。
　　“暂时性精神病发作。”为布朗沙尔夫人看病的大夫诊断说。
　　缓过神来之后，老太太向儿媳妇认错。儿媳妇向警察局报案。涅达钦在蒙帕纳斯一个有莫斯科茨冈人卖唱的酒馆就擒。在监狱里，涅达钦脸色发黄，皮肤浮肿。法官在刑事法庭第十四审判室对他进行了审讯。法官首先审理的是汽车案，然后审理了因吃醋而杀死情人的十六岁的雷蒙·勒皮克。审完男孩之后接着审理中校。宪兵们把他推出去，有如当年人们把乌尔斯推到马戏团中的圆形演技场一样。在法院大厅里，身穿缝制得马马虎虎的夹克的法国人在相互叱骂，浓妆艳抹的女人顺从地用扇子扇着挂着泪痕的脸蛋。在他们面前——在高处，在共和国大理石国徽的下面，坐着一位红脸膛、蓄着高卢人胡须、身披托加、头戴帽子的男人。
　　“喂，涅达钦，”看见被告后他说，“喂，我的朋友。”一阵发音不清、又快又急的话儿倾泻到哆嗦着的中校身上。
　　“涅达钦出身贵族，”法官洪亮地说，“故而被记录在坦波夫省的牒谱之中，我的朋友……作为沙皇军队的军官，您与弗兰格尔一块儿流亡外国，在萨格勒布当警察……在国家的国境线与私人财产的问题上的分歧，”法官继续洪亮地说，他时而往罩衫外伸出漆皮鞋的鞋尖，时而又把鞋尖缩回去，“这个分歧，我的朋友，迫使您离开好客的南斯拉夫王国，而把视线转向巴黎……在巴黎……”说到这儿，法官向摆在眼前的案卷溜了一眼。“在巴黎，我的朋友，出租车司机考试成了您难以攻克的堡垒……您只好把不曾出庭的布朗沙尔太太省下的储蓄席卷而去……” 　　陌生人的话有如夏天的大雨洒向涅达钦。他既无力又茫然，低垂着双手，像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愁惨的畜生般耸立在人群之上。
　　“总之，”法官突然说，“我从自己的座位看见可敬的布朗沙尔夫人的儿媳了。” 低下脑袋，一个像塞进常礼服的鱼儿般没脖子的胖婆娘，低下头向证人的桌子跑去。她气喘吁吁，向天空举着粗短的双手，开始列举从布朗沙尔夫人那儿偷去的股票的名称。
　　“谢谢您，夫人。”法官打断了她的话，朝坐在法庭左边一个高贵而脸颊凹陷的瘦个子点了点头。
　　公证人稍稍站起身，含含糊糊挤出几句话，复又坐下，把圆形翻袖口里的双手紧紧交叉着。继公证人讲话的是律师，一个人籍法国的基辅犹太人。他像和谁争吵似的怿障然，纵谈着俄国军官的殉难地。讲的是结结巴巴谁也听不懂的法文，唾沫星儿四溅，临到末了，讲的倒成了犹太语。法官沉默片刻，木无表情地瞪着律师，蓦地朝右边一个披着托加、戴着帽子的老头儿点点头，继而又朝另一边，即左边同样装束的老头儿点点头。
　　“十年，我的朋友。”法官简短地说，他朝涅达钦点点头，匆匆把秘书交来的新案卷抓到手。
　　涅达钦纹丝不动地危立着。他灰色的眼睛不停地眨巴，窄小的额头汗津津的。
　　“判了你十年，”宪兵在背后说，“一切都完了，老头儿。”他一声不吭地用拳头把犯人轻轻推出门口。
　　灵感
　　我正昏昏欲睡又心里窝火之际，米什卡来了，说要给我念他写的小说。“锁上门。”他说，从衣兜里掏出一瓶酒。
　　“今天晚上算我的。我把小说写完了。在我看来——它货真价实。喝一杯，朋友。”
　　米什卡的脸发白，汗津津的。
　　“傻瓜才会说天底下没幸福，”他说，“幸福，这就是灵感。我昨天写了一宿，竟不曾发现天亮了。之后到城里溜了一圈。城里的早晨真美：玫瑰宁静，人迹杳然。一切透亮，白天变得凛冽、虚幻而温柔。喝一杯，朋友。我的感觉没错——这篇小说将是我一生的转折点。”米什卡给自己斟上一杯，干了。他的手指哆嗦了一下。他的手很美——纤细，白皙，滑溜，指头儿尖尖的。
　　“你知道——我要让这篇小说有个好归宿，”他继续6待考，英译《巴别尔全集》译为“有如人们当年把狗熊推到马戏团中的圆形演技场一样”，供参考。——译者注说，“谁都会要它，眼下出的尽是些脏东西。总而言之，人情难却。他们答应我了。苏霍金会安排一切……”
　　“米什卡，”我说，“你把小说再看一遍，这上面完全没有涂改……”
　　“没关系，你知道，回到家大家净笑话我，谁笑在最后，谁笑得最好。你知道，我不吭声。过了一年，他们都上我这儿来了……”酒瓶已差不多见底。
　　“别喝了，米什卡……”
　　“我需要刺激，”他说，“昨儿晚上我抽了四十支烟卷……”他掏出本子，本子很厚很厚。 我想——是否请他把本子留下。但稍后我打量起他青筋毕露的苍白的额头，歪到一边的可怜巴巴地晃动着的领带，说：“喏，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你以后写自传时，别忘了……”
　　米什卡咧嘴一笑。
　　“你这坏蛋，”他说，“你根本不重视咱们的友谊。”
　　我坐得舒服一点。米什卡俯下身看本子。房间既安静又昏暗。
　　“在这篇小说中，”米什卡说，“我想添上新作品所应有的朦胧的思想、细腻、半明暗和暗示……我非常非常讨厌我们生活中的粗鄙……”
　　“前言到此为止，”我回答说，“读吧……”他开始朗诵。我凝神倾听着。这样做很不容易。小说平庸而乏味。办事员爱上了舞蹈家，老在她窗下徘徊。她离开了。办事员病了一场，因为他被爱情的幻想蒙蔽了。
　　很快我就听不下去了。这篇小说语言乏味、陈旧，像削平的小木头般平整，从中啥也看不见——无论是办事员还是他。
　　我望着米什卡。他的眼睛燃烧着。手指揉着熄了的烟卷。他的脸——迟钝而瘦削，被多余的材料不快地缩短了。肥大而撅起的鼻子，鼓起的暗红色的嘴巴，一切被充满了创作和坚定喜悦的狂热所必然巩固起来的力量缓缓地照亮了。
　　他长时間令人难受地朗读，读毕，便笨拙地合上本子，望着我……
　　“你看，米什卡，”我缓缓地说，“你看，应该这样想……你的构思很新颖，很细腻……但你看，还得加加工……就是说，还得捋捋顺……”
　　“这部作品我精心创作了三年，”米什卡答道，“当然有粗糙的地方，但总体来说……”
　　他意识到什么。他的嘴巴哆嗦着，弓着背下死劲抽烟。
　　“米什卡，”我又说，“你写的是好作品，但你的技巧还太嫩，这需要多练习。鬼知道你在发什么疯……”
　　米什卡转过来，望着我，他的眼睛像孩子——温柔、发光、幸福。
　　“我们上街去，”他说，“走吧，我憋得慌……”街道黑魃魃地悄无声息。
　　米什卡紧捏着我的手说： “我准确无误地感到——我是个天才。父亲让我去工作，我才懒得理他。秋天，到彼得格勒去。苏霍金会安排一切。”他默然，接着又点了一支烟，悄悄地说：“有时我感到令我痛苦不堪的灵感。那会儿我知道要干点事了——我像需要的那样干。我睡不好，老做噩梦，如堕愁城。我要躺上三个小时才能入睡。早上头疼欲裂，人变得迟钝而可怕，我只能晚上写，那时没人打搅，那时安静，那时灵魂在燃烧。陀思妥耶夫斯基老是在晚上写，他在这段时间灌下一茶炊的茶，而我有烟……你知道，天花板下烟雾腾腾。”
　　我们来到米什卡家。路灯照着他的脸。那冲动、干热、发黄、幸福的脸。
　　“我们会成功的，见鬼，”他用力握着我的手说，“在彼得格勒谁都会出人头地。”
　　“米什卡，”我说，“你还是应当工作。”
　　“萨什卡，朋友，”他答道，坚毅而带保护性地一笑，“我精明得很，我知道我需要知道的，不要操心，我不会长躺在桂冠上。明儿来，咱们再想想。”
　　我们分手了。我回到家，感到很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