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接受美学的理论构想出发，作家——作品——读者三个层次中，评论不过是读者层次中的系列之一。读者对作品的反应是各各不同的，甚至褒贬不一，因为读者的生活阅历和对生活观察的角度以至审美观念不尽相同，因此议论之大相径庭是不免的，评论又何能例外。聪明的作家对待评论的态度是既重视，又并不以此为准绳，作家应该有自己的思考，正如读者对作品中所宣示的某种思维形态或艺术形态不尽同意一样。胸襟狭窄的作家常常斤斤计较于评论家的片言只语，为此耿耿于怀或者有厌恶之意，这种情绪看起来很认真其实是不认真的，因为评论家的意见未必就是定论，作品是需要比较久远的时间检验方能揭示其内在的审美价值。二十多年前讨论茹志鹃的小说，对她的艺术个性中如大海中飞溅起的一点浪花的柔美风格的评议，有人就大不以为然，力主茹志鹃应改变为那种时行的豪情横溢的风格才对。在那时的气候下，提倡那种单一格调的趋向并不奇怪，但作家能够顶住这一冲击而不易其志倒是很不容易的事。”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懂得甘苦得失的还是作家自己。狄德罗说过，“一部作品最严格的评判者应该是作者自己。他私自下过多少苦功啊，只有他自己才认识暗藏的缺点”(《狄德罗美学论文选》226页)。
　　我并非是说批评对于作家毫无裨益，只是说作家的良知不应为那些议论所左右，创作勇气应该表现于自己不能轻易舍弃的那个基点上。至于那种对作品哪怕很尖锐但十分有益的批评意见，则应该重视起来。但是我以为，当作品公诸于世以后出现的评论，除很少数的情形以外，对作品的影响力终究是有限的，很少看到哪个作家在看到评论家的意见后去重新修改他的作品，倒是在有些作品评论中对作家的气质、情致、观察生活的深度等等审美经验的剖析，那种宏观性的开说，对作家会发生长远的影响。
　　然而评论这门学问却是一个颇不容易攀登的领域，历来有影响的作家如群星灿烂般的众多，但数得上的批评家与之比拟实在少得不成比例。如今评论家的声誉似乎并不佳，有的文章的字里行间仿佛可以揣摩到某些切齿之声。不过事情总有根源的，长远以来是“左”的影响所造成，政治标准唯一代替了文学分析，而今此种流风虽在嬗变之中，但还并未根绝。好在理论批评中好的势头已经出现，例如注重于从整体把握的分析方法去研究文学，改变先前只以社会的历史的单一方法分析作品，宽广的思维空间使得文学评论的生命力旺盛起来，从社会生活的评判角度扩展到理解作品的内在意蕴，从思想史的角度分析深入到民族文化的共同心理素质的更深的层次，从作家、作品的精神气质和艺术个性联系到同时代作家的比较，并横向到世界文学的比较研究。无疑这些都是逐渐消除“左”的影响以后飞扬起的一股新鲜空气。评论的面貌在改变，人们对评论家的印象也在改变。
　　这种变化并非自今日始，多年来早就有人作着这种不小的努力。李子云这本《净化人的心灵》的集子便是一个例子。这个集子所收的文章，最早是一九七八年的，多数为一九八○年到一九八二年所写，现在集中起来一看，里面散布着一片清新的良知，内中几乎难以找到任何的说教，而出现的是同作家也同读者作着亲切的文学谈话，娓娓而谈中，表现了作者的那些中肯的和耐人寻味的见解。中国文人间的友谊，在传统上历来崇尚“以文会友”，凡有很好私交的，大都是在“重与细论文”的切磋研讨中建立起来的。李子云是一位女性的评论家，她评论的对象和交友以女作家为主，由于她对作家的经历、禀赋的深切理解，因而议论也就剀切入微。“知人论世”，既要熟悉作品，还要熟悉作家的气质、为人、经历，只有整体的把握方式，才能使得评论获得一种亲切、和谐、知心的心灵反响。
　　我常觉得对文艺作品的宽容之心的难求，而评论家的思维方式中某种单一的要求往往会给作品带来过多的损伤。我并非主张宽容是可以无边际的，可以掩饰错误或为错误辩白，可以丧失思想原则等等，而要旨所在恰恰是在寻求作家认识生活和思考生活的由来的那种宽容精神。作家写作品的成就常为人们所赞许，作品中出现的失误又常为人们所不容，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事。社会效果是社会主义生活中不容忽视的一项准则，文艺作品必须与人民心灵有益。但是作家在认识和表现社会生活中的视觉和思考力进入到某种复杂的思维状态时，失误的情形还难免会发生。我们既然不能再满足那种游弋于生活平面状态的令人乏味的作品，既然赞同作家主体的追求力去开掘和表现变幻万端的生活现象是艺术形态的深化，那么文学作品中失误现象的存在就应该视作是一种逻辑发展的定律。在这里，批评家的任务是采取金刚怒目式的呵斥态度，还是选择那种善意、关怀、疏导和循循善诱之法，我把后者看作是一种宽容精神，但这丝毫不意味着对失误本身有什么宽容之意，错误是必须批评的，而宽容精神却充满着深切的理解。诤友之间的切磋，不可缺少的是彼此的深切理解，思想交锋和精神交流只有在深切理解和可以分析的基点上得到深化。说教与说理，呵斥与引导，其分界线常在有无这样的精神状态。我以为，评论家应具有的风度，是那种新型的风度。
　　前几年在批评界评论《在同一地平线上》的时候，空气是严峻的，而李子云的《她提出了什么问题》的文章，给严峻的空气注入了一点溶解剂。文章并没有为作者辩解，却是在解剖作者观察和理解生活的思维层次。她指出作品所揭示的“如何才能做到男女双方在事业发展上权利平等的问题”是具有崭新意义的社会问题，对这篇当时众所侧目的作品，敢于从中去觅取隐藏着的亮度，不能不看作是一种独到之见。同时又指出作品描写的失真，“使得问题变了调，使一个很有现实意义的问题改变了性质”。这样的批评，对作家既给予了合理的评价，又生发着应有的憬悟之心；于读者说，令人心悦诚服的批评才是公正的批评。
　　批评家对作家的深知，作家对批评家的由衷的信服，此种相知，将为文学与批评的发展带来莫大的裨益。真正的相知，是建立在相互尊重、坦率相见的基础上的。尊重而不回避坦率，坦率而不损害尊严，人间真正的友情也应以此为准绳，何况作家与评论家之间的交往言谈，还有公诸于世的复杂的一面，更需要注意及此。李子云对作家的短长几乎是直言的，对张欣莘，对王安忆，对张抗抗都莫不如此，集子中的评论文章就足资佐证。我感触较深的，是她对茹志鹃的一段议论，她肯定茹志鹃熟悉的是什么，也不讳言茹志鹃不熟悉的是什么。小说《儿女情》中田井对儿子的不理解不懂，感到惶恐，评论认为“也是茹志鹃的惶恐。我觉得她的惶惑主要在于没有深入这类青年的内心世界”，“她还不够了解他们，不够了解今天这类有抱负有志气的青年的思想面貌，”因而茹志鹃有的作品“显得从意念出发，人物形象有些概念化，内心世界不够丰满。”对作品的分析我并不完全同意，但是说到茹志鹃对青年一代不够了解这一点却是真实的，因而是坦率的。“代沟”之说，不管你承认与否，它是存在的，它并非完全不能沟通，但要到达真正的了解却并不容易。天下的许多事是勉强不来的，但是补救之法也还是有，那就是增进了解，作家不了解人就写不起作品来，老作家要了解年青一代的心情，正如青年人也应不怀固定的看法去了解老一代的人一样。我所以说对这一点感到深切，是李子云揭开这个底而能直言不讳，说的自然不止是茹志鹃的作品，因而对今天不论是新老作家都有值得思索的好处。
　　李子云这个结集中对其他的作家都有着颇多精辟的见解，有的评介文章已经说了很多，无须赘述。我只是在她文章的批评风度上感到有些新意，不禁兴之所至，略写数语，以为介绍。《净化人的心灵》是集子的书名，我认为这本书对批评界的空气，倒也起了一些净化作用的。
　　
　　(《净化人的心灵)，李子云著，三联书店一九八四年二月第一版，0.84元)